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學會教育基本理論專業(yè)委員會第九屆年會上作了題為《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與中國教育學研究》的發(fā)言（因為學校的期刊網上不去，所以沒能找到原文，但網上有主要觀點的總結），引發(fā)了與會代表的熱議。東北師大的朱成科在《教育理論與實踐》06年第9期發(fā)表了一篇“論作為教育本體論的教育哲學——兼論“反本質主義”教育觀點的時代困境”，提出不同看法。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因而論述比當時在年會上的意見更全面深刻。
這個問題的討論，我認為折射出了中國教育理論界基本哲學觀點的變化，也反映了這種變化是受到西方近現代哲學思想變化影響的結果。
長期以來，中國教育理論界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盡管改革開放二十年，西方哲學思潮也或多或少沖擊著中國的教育理論界，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地位并沒有受到動搖，這一點從關于教育本質討論的二十多年的歷史中可見一斑。《教育基本理論之研究》這本書中總結的1978~1995年的討論，可以看出無論是“上層建筑說”還是“生產力說”、無論是“社會活動實踐說”還是“特殊范疇說”、無論是“生產實踐說”還是“精神實踐說”、無論是“社會化說”還是“個性化說”、無論是“培養(yǎng)人說”還是“傳遞說”無一不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身影。而1996年以后的文章，也未能有超出前述論點的新思維，特別是在哲學出基礎上尤其明顯。
這一歷史現象的原因可能很復雜，但我想，或許與我們對教育的認識有一定關系。盡管當前不再提教育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但這一思想卻依然對教育實踐存留著重要的影響，我們總是認為教育是一個與意識形態(tài)密切相關的社會活動領域，因此，對其理論根源特別是哲學思想的探討并不具有充分的自由度。這恐怕是長期以來，教育理論界關于教育本質的探討始終未能突破以往窠臼的原因之一吧。
而石中英教授作為教育哲學領域的著名學者，開始嘗試擺脫這樣的束縛，其努力及影響必然會在中國教育基本理論的研究史上留下印跡。然而，也正因為是一種新的嘗試，其理論的成熟度還遠不夠，看法也不無偏頗。
西方近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從理性主義向非理性主義的轉向（在我看來，理性主義、本質主義在基本的哲學觀點上是一致的）。理性主義可以說是經驗主義的發(fā)展巔峰，其哲學根基受到笛卡爾“主客對立”二元哲學的影響，把世界看作是獨立于主體存在的“自在之物”，因此，物質運動是有規(guī)律的，是與主體的意志、情感無關的“鐵律”。主體要把握世界，就必須找到世界的客觀規(guī)律，建構對客觀世界運動規(guī)律的理論體系。而培根則為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論。理性主義的杰出代表就是科學研究，在理性主義者看來，事物都是具有本質的，而達到本質的方法就是不斷對事物進行細分和分析。理性主義伴隨著科學的發(fā)展，逐步深入到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核心，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大多數人所推崇。
然而，理性主義并不能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科學的昌明、技術的發(fā)展并不能解救世俗生靈的痛苦，精神的愉悅并沒有隨著物質的豐富而提升，所以，人們開始反思甚至懷疑自己堅信不疑的信條是否真的那么可靠，非理性主義（反本質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逐步成為一種新的哲學思潮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非理性主義反對理性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環(huán)境與人是密切相關的，人是生活在環(huán)境之中的，考察環(huán)境必須考慮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否則，物質世界就沒有任何意義。再加上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系統(tǒng)科學，也動搖了經典自然科學的哲學基礎，所以，非理性主義的影響開始蔓延、泛濫。非理性主義者不關注“本質”的問題，甚至認為那是一個偽命題，他們也不追求統(tǒng)一的客觀規(guī)律，而強調不同情境下不同主體之間的理解、對話。所謂后現代等等觀點，也大體如此。
而發(fā)生在中國教育理論界的這一次討論，就體現出西方哲學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包括西方哲學思潮變化帶來的影響。教育哲學的基礎之一就是哲學，基礎發(fā)生變化，教育哲學自身發(fā)生變化自然也不難理解。
關鍵是，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我的看法是，對于當下的中國，我們應該對二者都保持適度的接受，但采納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在處理現實問題的時候，更多地依靠理性主義，同時也需要清楚地認識到理性主義的局限性，要容忍和允許非理性主義的存在。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理性主義適合解決現實問題、短期利益問題，非理性主義可能對未來的問題、長遠利益更有價值。
相比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更多地還是一種思潮，是一種“理想主義”，它更多地在于“解構”而非“建構”。它對理性主義的批判的確深刻，然而，非理性主義在建構一個理想世界方面卻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在批判“理性危機”的同時又容易導致“非理性危機”，在拒斥“形而上學”的同時又不得不通過“形而上學”來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毛主席說過，“我們不僅要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更要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在這一點上，非理性主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我們不可“非理性”過了頭，否則，容易落入“相對主義”的危險，也容易造成一個徹底“混沌”的世界。
特別是在中國，尤其要小心。西方發(fā)達國家，科學的理性精神已經深入文化的核心，所以他們已經習慣了精確，習慣了機械的生活方式。而剛剛開始現代化進程的中國，樸素的混沌思想仍然還占據著民族文化和民眾生活的核心，我們仍然喜歡模糊和“中庸”，理性主義并沒有成為我們思維的習慣。因此，對于經歷過理性主義洗禮的西方哲學，是到了該反思理性主義的時候了，而對于尚未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的古老東方文化，是否需要如此急迫和如此徹底地反對理性主義呢？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根本還不具備反對理性主義的條件呢？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應該首先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作為更高級的社會形態(tài)，需要建立在高度發(fā)達的物質文明基礎之上，這一點對我們又有什么啟發(fā)呢？中國幾千年的農民運動來看，也證明了這一點。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每一次農民運動都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但始終都實現不了那樣的理想，原因何在？就在于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還沒有達到這種理想實現所需要的程度。如今我們對待非理性主義的興起，是否也可從中學到一些什么呢？
當然，我們已經知道理性主義的缺點，就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重走西方理性主義發(fā)展的道路。但歷史的進程雖可以縮短，卻也可以跨越嗎？
由此來反思中國的教育哲學，究竟應該如何轉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