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史記貨殖列傳》，但見從春秋末期到西漢中期大約300年間，是“布衣匹夫之人”走上歷史的前臺，創(chuàng)造商品經濟興旺活躍的偉大時代。
當時的社會情景，我們今天仍可以從司馬遷的筆下獲知：舉國上下，無論是天子，還是農、工、商、賈、畜長，或是軍壯戰(zhàn)士、間巷少年、趙女鄭姬、游閑公子，以及弋射漁獵之徒，搏戲馳逐斗雞走狗之輩，乃至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舞文棄墨之史，普天之下所有社會人等，為了利益蜂擁而至樂此不彼，為了利益各奔東西勞累奔波，史稱“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這是一幅郡國富民，利用手中的巨大資貨，狂熱地撲向流通領域，逐利成為巨富的引人注目的畫卷。時有經營農業(yè)、畜牧業(yè)、工礦業(yè)、山澤開發(fā)業(yè)者，以其勢力和財貨集大商人、手工業(yè)作坊主、高利貸者于一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商人直接支配生產”，“商業(yè)支配產業(yè)”（見《資本論》第三卷413、408頁）來描述市場經濟興起的那樣一種狀況，最早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發(fā)生。一部《貨殖列傳》，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經濟發(fā)展高潮的史詩，一部全國吏民士庶熙來攘往求富的創(chuàng)業(yè)史。
當代中國人至今念念不忘“陶朱事業(yè)，端木生涯”的故事。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范蠡，吳越爭霸時，范蠡為越國大將軍。吳國被滅后，范蠡功成身退，經商致富，被稱為陶朱公。據(jù)說范蠡離開越國時還帶走了那位傳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遙快活。端木指的是端木賜，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是孔子的杰出弟子，性格活潑，而且才思敏捷、利口巧辭，曾經商于曹、魯兩國間，富至千金，是一個典型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才。我曾閱讀多種記載子貢的史書。惜墨如金的司馬遷在煌煌巨著《史記》中，記載亞圣孟子僅用215個字，而寫子貢卻用了5000字，足見這位大史學家對子貢推崇之深。值得尋味的是，人們今天想起子貢，既是贊頌子貢精通六藝的才學和能言善辯的風采，更多的把他當作中華儒商的始祖，“跨國企業(yè)”的掌門人來頂禮膜拜。不過，司馬遷記載的一則寡婦創(chuàng)業(yè)致富的故事，讓人感覺更親近更具有榜樣的力量。 清，本是她的姓名。因她早年喪夫成為寡婦，出生巴郡，故稱巴寡婦清。原來，寡婦清所在的家鄉(xiāng)地下埋藏著豐富的朱砂（歷史稱丹砂）礦。早在她的祖輩一代，便發(fā)現(xiàn)了朱砂，并將朱砂冶煉提取水銀銷售。經過幾代人的辛勤經營，積累了不少財富。她的丈夫英年早逝后，面對地方封建勢力的世俗偏見和族人的覬覦、侵犯，寡婦清毅然維護、繼承了采砂煉丹的祖?zhèn)鲗崢I(yè)。由于她有膽有識，精明能干，經營有方，善于應對，使她經營的采砂煉丹實業(yè)搞得紅火興旺，積累的財富不可數(shù)計，終于成為聞名天下的巨商富戶，寡婦清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實業(yè)家，比南宋著名紡織家黃道婆早一千四百年。
在這里，司馬遷揭示的是一種平民創(chuàng)業(yè)的觀念。《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道出他寫《貨殖列傳》的動機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意思是說，《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都是一些商人、工礦業(yè)者，除了齊太公望、管子（仲）、越王勾踐、魏李克不計外，有計然、范蠡、子貢、白圭、猜頓、郭縱、巴寡婦清、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周人師氏、關中的田薔、田蘭、栗氏、杜氏等，共16人;還有兼營商業(yè)者烏氏傈、刀間（刀，或作刁）等2人;另有高利貸者無鹽氏1人，還有農業(yè)主、畜牧業(yè)主，烏氏倮、宣曲任氏、橋姚，這些人在創(chuàng)業(yè)致富的過程中，遵紀守法經營，沒有借助于政治勢力，沒有妨害百姓，應該表揚，世人也可以借鑒，可以模仿。司馬遷，是在中國歷史上，肯定平民創(chuàng)業(yè)的第一人。
司馬遷肯定平民創(chuàng)業(yè)，是基于他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司馬遷承認人在經濟生活中利已性，以人性好利作為經濟發(fā)展動力，提出“善者因之”說，這是獻給中國人的偉大觀念。 “善者因之”，是說人沒有不求富足的，政府應順應自然規(guī)律與經濟規(guī)律，不能強加干涉，讓其正常發(fā)展，促其經濟繁榮，增多財富，是可以裕民的。人性假定是亞當斯密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經濟學的大廈就建筑在這塊基石之上。返觀中國，老子“至治之極”的理想社會為什么在神農時代之后就消失了？就因為它對人性的假定，不符合真實的人性。
司馬遷說：《詩經》、《書經》上所述虞夏以來，人們的耳目都要極盡音樂美色的享受，口里要窮盡肉類的美味，身體安于舒適享樂，而心中夸耀權勢才干的光榮，這是享樂的欲望。其欲如水，無止休息。司馬遷深刻地揭示出人的性情在于求富，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一種“不召自來，不求而自出”，合乎“自然之驗”的普遍規(guī)律。司馬遷認識到，人類為滿足耳、目、口、心的欲望而追求則富，是一種“漸（侵浸）民久矣”的社會心里，所以主張順應人們的追逐富裕的本能，讓能人辦企業(yè)、干事業(yè)，百姓創(chuàng)家業(yè)（“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提出自由競爭的貨殖主張，引導人們逐利之性到發(fā)展社會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的軌道上來。啟示人們通過自由競爭促進貨殖活動，實現(xiàn)富國富家。在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里，春秋以來從事正常貨殖活動致富的大貨殖家的事業(yè)，完全可以與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者并舉，可以尊之為“賢人”，享受“素封”，載之于史冊，著望后人效仿他們那樣去求富逐利。另外，司馬遷還對求富者的社會貢獻進行排名，希望無“爵邑奉祿”的農、工、商、虞之民，在從事貨殖活動的自由競爭中，勞動致富。在我看來，司馬遷的經濟人性論，不啻為近代西方經濟學的先聲。
《 貨殖列傳》的時代，是一個需要富人、產生富人和民間資本競逆發(fā)的時代，以至于直到如今的時代，人們還向往那個社會經濟生活比較放任的“文景之治”，憧憬地談論“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由此聯(lián)想到，梁啟超讀在讀《貨殖列傳》后評價說:“與西士所論，有若合符，茍昌明其義而申理其業(yè)，中國商業(yè)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沒，致可悼也”。讀《貨殖列傳》，品梁任公之言，我不禁扼腕長嘆。西漢初年，尊從黃老之術，“立俗施事”、“因循為用”、“無為”而治，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yè)，國家富足。可惜，中國經濟沒有能夠順著司馬遷增民創(chuàng)業(yè)思想的勢頭繼續(xù)發(fā)展下來，中國與資本主義失之交臂，未能趁著春秋以來良好的機遇走上資本主義，
【原文】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yè)，而秦陽以蓋一洲。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yè)也，而恒發(fā)致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yè)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y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譯文】
精打細算，勤奮勞作，是發(fā)財致富的正道，但是真正富起來的人必須用奇術才能取勝。
種田務農是笨拙出力的行業(yè)，但是秦陽卻靠它成為一州的首富。挖墳掘墓是違法的勾當，而田叔卻靠它發(fā)了家。賭博是一種及其險惡的行徑，可是恒發(fā)卻靠它致富發(fā)家。行走叫賣是男人卑賤的行當，但雍樂卻依靠此發(fā)財成了大富。販賣油脂是恥辱的行當，然而雍仁卻靠它爭得千金。買水漿是一種小本買賣，而可氏卻靠它賺了幾千萬錢。磨刀是小手藝，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家里的錢財富可敵國。賣胃脯小吃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營生，而濁氏靠它富到車馬成行，農田千畝。給馬治病是淺薄的技藝，而張理以此富至鳴鐘鼎食，家里顧的打工的有幾百人。這都是由于誠心誠意，用心專一，堅持始終如一的干下去所以才能發(fā)財致富。
由此看來，致富沒有固定的行業(yè)，而財貨也沒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夠聚集財貨，不肖之徒會破才敗家。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官員，巨萬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享樂。難道這就是所說的“素封”嗎？不是的。（是靠自己努力奮斗的）
（注；素封—沒有自己的努力奮斗，靠先人的俸祿吃喝玩樂日子很富有的人。）
【評析】
一、 文章運用了氣勢滂潑的排比句，用字簡潔，惜墨如金。全文一氣呵成，讀之如高流水,洶涌澎湃，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莊嚴肅穆的美感。
二、 所舉事例切近人們的日常生活，都是來之實踐的發(fā)家致富的典型事例，這就更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可信度。
三、 這里所舉發(fā)財事例旨在說明一種道理，無論做什么事情 只要“誠心誠意，用心專一”才能做出成績，絕不是提倡為了發(fā)財去干那種損人利己的勾當。在讀此文時務比清醒。
四， 雖然作者是在幾百年前寫了這篇論文，但對于今天的人們的生活任有值得借鑒的意義。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那么，有著五千年歷史傳承的中國文化，是否洞悉了“經濟”之道，指明了一條人生的致富之路。帶著這樣的思考與視角，筆者翻開了中國經典名著《史記》中的《貨殖列傳》篇，仔細研讀后，茅塞頓開，深為我國古人的思想智慧所折服。 《貨殖列傳》告訴我們什么?通讀全文、取其精髓，在思想層面可以概括為八個大字：時勢、取予、巧奇、誠壹。這八個字說明白了經濟的內在規(guī)律，揭示了經綸濟世的大智慧，待下面為您詳細解讀。 時勢 時勢觀，反映了我國古人看待世間萬物，其中當然也包括人們經濟活動的大視野、大視角，一切事物都在變化，隨時間而變化、隨環(huán)境而變化，因此就有了對“時勢”的審視，也只有在特定的時間、環(huán)境、前提條件下，對人、事，物進行價值判斷才有意義。 《貨殖列傳》中，關于時勢與經濟之間關系的論述有三處之多； “時用則知物”——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 論《史記·貨殖列傳》對漢賦的借鑒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關鍵詞:貨殖列傳 辭賦化 簡論 摘要:《史記》是我國古代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開創(chuàng)了為經濟立傳的先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闡明了他的經濟觀點,在承認人的趨利本性的基礎上,主張國家應順應經濟規(guī)律,農、工、商、虞四業(yè)并重,市場自由貿易,這樣才能民富國強,促進社會的發(fā)展。他支持人民經商致富,認為仁義道德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論”。
關鍵詞:司馬遷 《史記•貨殖列傳》 經濟思想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傾畢生精力寫成了一部巨著——《史記》,完成了父親的遺愿,盡了史家之職責,了卻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理想?！妒酚洝纷鳛橐徊堪倏迫珪降募o傳通史,奠定了史學有獨立地位的基礎,同時還做出了許多創(chuàng)舉。其中,《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開創(chuàng)了經濟列傳,證明司馬遷已經意識到經濟發(fā)展狀況對社會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這在當時“重農抑商”的政治環(huán)境中,不能不說他不但具有史家實錄的精神,而且還有大無畏的精神,言別人不敢言之言,做別人不敢做之事。研究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對今天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基礎——對人的趨利本性的認識和肯定
司馬遷主張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既要盡物之性,還要盡人之性。他的自由經濟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規(guī)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順應人和物本性的內容。司馬遷所謂的對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們的趨利本性為基礎的,他能為致富者立傳就已經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他認為,人們對利益財富的追求是一種天性,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學而與生俱來的。正所謂“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1]因此,他列舉了多方面的事實證明人具有趨利的自然本性。“賢人深謀于廊廟,……歸于富厚也。……壯士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出不遠千里,……奔富厚也。悠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弛逐,斗雞走狗,……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2]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3]它不但肯定了人的趨利本性,還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4]他說這些人“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奸”,而是“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5]他們不做官,不殺人越貨,根據(jù)市場經濟形勢的變化即時應對,獲取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這就是為什么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提出的經濟思想在今天我們看來依然先進,就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本性和經濟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
對物性的理解。司馬遷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6]他還引用管仲的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明白“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7]這就是說,由于財富,編戶的貧民,對比自己財富多十倍的人就要屈服,對多百倍的就要害怕,對多千倍的就要受他役使,對多萬倍的就要做他的奴隸,這是事情的道理。糧食充實,人民才知道禮節(jié);衣食足夠,人民才知道什么是榮譽,什么是恥辱。禮節(jié)是產生于富有之時,而消失于貧乏之時。所以貴族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魚兒自然就產生;山岳深了,野獸自然就棲息;人富有了,仁義自然就歸附。富人得了勢,名聲就越顯赫;失了勢,門客離去,就不快樂了。說明財富占有情況決定奴役別人或受人奴役,禮節(jié)道德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在兩千年前,并且西漢初年就已經頒布賤商令的情況下,司馬遷能朦朧地認識到這一點,體現(xiàn)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二、司馬遷看重商業(yè),主張四業(yè)并重,順應經濟規(guī)律
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他看重貨殖,強調農虞工商四業(yè)并重,缺一不可,只是自然分工的不同,是社會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貨殖列傳》和《平準書》中?！敦浿沉袀鳌芬晕木皶r繁榮的社會經濟為背景,描述了漢初經濟的上升景象,肯定商人的歷史作用,鼓勵發(fā)財致富?！镀綔蕰穭t概述了漢武帝時期經濟的滑坡趨勢,諷刺當時的“重農抑商”經濟政策。兩種背景,反襯對照,形成鮮明的對比,生動地描述了漢初至漢武帝時代西漢經濟的形勢變化,表達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史觀。在漢代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司馬遷在考察各地情況之后,意識到商業(yè)必然興起的歷史發(fā)展之勢。他認為,中國人民喜好的、人們奉生送死的物質生活資料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們不可能直接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資料,肯定了商人的橋梁作用。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認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而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把這四者看作是衣食之源,肯定了農、虞、工、商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同作用,農、工、虞乃生產之本,但如果沒有商的流通,將裹足不前。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用大量篇幅描寫了各地物產和商業(yè)流通情況,并指出商業(yè)流通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意義,這四者只是社會的自然分工不同,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
社會生產的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的,國家應當為人民致富創(chuàng)造條件。司馬遷引用了計然的這么一段話,“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8]司馬遷認為這段話講了一些商品經濟規(guī)律和經濟政策。第一,經商如同打仗要懂得戰(zhàn)爭和戰(zhàn)備的關系一樣,必須明了商品和時間的關系。掌握二者關系,就掌握了經商之道。第二,要了解年成的好壞,提早做好物質準備。第三,把握好糧食價格,合理調整物價,既不損害農民又不損害工商,價格合理,市場興旺。第四,要懂得商品貯存的道理,一定要貯存好的易藏易售商品,不要屯積易腐敗、腐蝕貨物以求高價。第五,根據(jù)市場價格高低的辯證關系,決定貨物的拋售與囤積。第六,要搞好貨幣流通。這實際上講了時間和商品的關系,商品價格,貨物貯存原理及貨幣規(guī)律等問題。范蠡運用計然這些經濟理論使越國“修之十年,國富”,報了吳王夫差滅國之恥,“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從司馬遷引用計然的話和列舉范蠡以末業(yè)興越的例子,可以看出司馬遷發(fā)展商業(yè)、繁榮經濟推動社會發(fā)展的觀點。另外,白圭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做法,也是對經濟規(guī)律的尊重和運用。 三、市場對經濟活動有自發(fā)的調節(jié)功能,主張自由貿易
司馬遷認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懼欲者也。”他承認一切正當?shù)那蟾恍袨槎际翘旖浀亓x的。人民生存,就要消費,這是自然規(guī)律。由于各地風物之差異,人們又有不同的分工。那些中國人民喜好的“謠俗被服飲食送死之具”,各行各業(yè)的人會“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也?”[9]意思是各行各業(yè)的人都從事他們的專長,竭盡他們的力量,去求得他們的欲望。所以物價賤時,人人要買,這就是漲價昂貴的征兆;物價貴時,人人不買,就是跌價賤落的征兆,這都是自然調節(jié)的。人人勸勉他們的職業(yè),愉快他們的工作,好像水往低處流,日夜沒停止的時候。不必去征召,他們就會自個兒工作;不必去請求,他們就會出產貨品。以上一切,不都符合“道”和自然應驗嗎?因此,基于這樣一個思想,司馬遷主張自由貿易,自由貿易順應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自然規(guī)律,司馬遷看重商業(yè)正說明了這一點。
這在競爭中,必然優(yōu)勝劣汰,即“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司馬遷認為這種現(xiàn)象也是正常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即使貧富兩極懸殊,出現(xiàn)以富役貧,也是不足怪的。在司馬遷眼中,貧賤是可羞的。“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10]意思是,如果沒有像山巖隱者的真正清高品行,而卻長久貧賤,愛談仁義,這真是羞恥的事。對于這種社會現(xiàn)象,他主張貧富自然演變,政府應當不予不奪,希望人們能夠通過勞動和才能達到致富的目的。嚴格地講,司馬遷的“富利”觀其實是“義利”觀。他并不輕看意識形態(tài)對經濟活動的制約作用,也十分贊成以儒家之禮義給人們以教化。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就會發(fā)憤,發(fā)憤無度就會有爭斗。是故先王“制禮義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11]他反對“奸富”,認為“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2]明確排除那些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的行為,對這些人主張在教化不能奏效時,應當輔之以刑罰的手段。基于這樣的認識和主張,司馬遷還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經濟政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13]的建議。最好的方法是順其自然發(fā)展,其次順勢引導到好的方向,再其次是教訓他們,又其次是用壓制的手段使行為齊一,最下等的方法是用武力奪取他們的需求。這些觀點和主張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精華,也是他對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經濟學說的重大貢獻,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
通讀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它是記述古代商賈經商致富影響社會生活的一篇文章,文章以肯定人的趨利本性為基礎,闡發(fā)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有其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所以,我們應該順應經濟規(guī)律,農、工、商、虞不可偏廢,市場自身有其調節(jié)功能,政府應“善者引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站在“中國人民”的角度肯定了“素封”的正當性、合理性。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解釋他為什么要寫《史記•貨殖列傳》時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14]贊揚了那些憑著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創(chuàng)業(yè)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專為他們立傳。研究司馬遷的這些經濟觀點和主張,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注釋:
[1][2][6][10][12](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5.
[3][4][8](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2.
[5](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7.
[7][9][13](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1.
[11](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122.
[14](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69.
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2](漢)司馬遷,白話史記:白話全譯本[M]成都: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
[3]朱宗宙,商道中“勢”的認知、“術”的運用和“責”的歸宿[J].揚州大學學報,2008,12(6):30-34.
[4] 陳小赤,略論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先進性[J].理論導刊,2008,2:116-117.
[5]張友彬,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J].文史博覽,2008,5:12-13.
[6] 張俊,論司馬遷的因俗變遷經濟觀及現(xiàn)代價值[J].上海經濟研究,2008,2:106-112.
摘 要:人們關注《史記•貨殖列傳》,往往多著眼于它的思想內容,而對它的文學性往往視而不見。實際上,它是一篇明顯帶有賦體文學色彩的史傳散文,內容之豐富,文字之多彩,結構之恢弘,體現(xiàn)出了漢大賦的鋪張揚厲的審美特征。 漢賦與《史記》是盛漢時代文壇上的兩支奇葩,二者雖然體裁不同,但在時代的氣質上它們有共通之處。魯迅先生在其《漢文學史綱要》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之文學性在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漢大賦善于體豐繁之物、言闊大之志的形式美特征同樣在《史記》中也得到體現(xiàn)。比如在寫實中融入藝術想象,并渾然一體;在藝術結構上均求大、求全、求奇,以“雄深大”為美;“諷諫”、“譏刺”均融入作品中等等。西漢賦體文學的成熟,標志著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辭賦的藝術風尚,必然使包括《史記》在內的漢代散文受到感染而藝術化。
《史記•貨殖列傳》其實是一篇文學性相當突出的作品,對漢大賦的借鑒尤為明顯。但縱觀歷年以來《貨殖列傳》的研究論文,人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于疑難詞語的考釋、體例歸屬、地理學、經濟思想、倫理思想等方面,文學分析非常之少。實際上,在筆者看來,《貨殖列傳》是借助賦體文學的手法寫就的,具有明顯的辭賦化傾向,不妨把它看做一篇散文大賦。
一、借鑒漢賦的結構形式
漢大賦多以問答、對話的方式來結構成篇,一般采用首、尾議論,多用散文;中間主體部分鋪敘張揚,文辭浩蕩,多用韻文的形式來鋪開。如,司馬相如《子虛賦》,第一段由子虛與烏有先生交談引入,正文部分子虛極盡夸耀云夢風物和楚王田獵的盛況,最后是烏有先生聽后闡發(fā)議論?！渡狭仲x》則從亡是公與子虛、烏有對話引入,主體部分把楚王事?lián)Q為漢天子事,結尾以“解酒罷獵”進行諷勸,其實兩賦的基本結構都是一樣的。《貨殖列傳》雖然沒有采用問答式,但在結構安排基本上也是采用了漢賦通常的構架。文章開頭部分,引用老子“至治之極……至老死不相往來”發(fā)端,接下來是“太史公曰”闡述貨殖之由,通體議論。文章主體部分,內容分兩大部分,前半紀“富國、富家”,敘漢代以前貨殖事;后半寫“本富、末富、奸富”,序漢代以后事。末尾一段總結貨殖利弊,發(fā)意味深長之慨:“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有譏諷世事之意,恰如儲欣評說:“《貨殖傳》,太史公發(fā)憤之所為作也?！镀綔蕰穼ＷI主上,《貨殖》則譏一世矣!”{1}就很近漢賦“曲終奏雅”、“勸百諷一”的模式。
二、借鑒大賦的表現(xiàn)手法
漢賦以體物敘事、夸張鋪陳為主。如《子虛賦》為了描寫云夢澤的宏偉壯麗,則以“其中、其東、其西、其南、其北”為五大綱,將高山、園圃、平原、廣澤、流水、森林來平攤其空間,寫盡云夢九百里的宏闊景象;又以“其山、其土、其石、其高燥、其埤濕、其中、其上、其下”等許多綱目寫盡九百里云夢的物產。物產之豐富,田獵之盛況,大肆鋪陳渲染了一番。而《上林賦》寫漢天子的上林苑更是極盡夸張之能事,簡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貨殖列傳》進入傳記主體部分時,第一段(即全文的第三段)就明顯借鑒了漢賦的寫作方法:
夫山西饒材、竹、谷、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 、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 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
分別寫了山西、山東、江南、龍門和碣石北的物產,與《子虛賦》寫云夢澤的那一段如出一轍。后面寫關中、三河、三楚的物產,也是學習了賦體文學的鋪陳手法。如此一來,四方物產,頓時匯聚眼前,真是琳瑯滿目,顯奇呈異,令人目不暇接,俯拾即是。清學者高塘評說:“乃鋪敘貨殖之地,為本傳衍局。統(tǒng)天下土田之沃瘠,物產之盈縮,俗尚之奢儉,風氣之厚薄;以及形勢險夷,戶口多寡,無不該括其中,可作一部地理總志讀。”{2}然后寫貨殖之人,漢代以前列舉計然、范蠡、子貢、白圭、倚頓、郭縱、烏氏倮、寡婦清等八位貨殖之人。漢代以后則羅列各地具有代表性的貨殖之人:蜀之卓氏、臨邛之程鄭、宛之孔氏、魯之曹邴氏、齊之刁間、周之師史、宣曲之任氏、塞之橋姚、長安之無鹽氏、關中之田嗇等十位。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謀求貨殖之利,真乃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古代商人的經營謀利手段和謀略,歷歷在目,不僅是一部高度濃縮的經商史,也為我們展示了古代一幅幅光怪陸離的經商生活畫卷。賦體文學求大、求全、求奇在史傳散文中得到很好的體現(xiàn)。
三、借鑒大賦語言風格
漢賦繁辭華句,博采儷文,炫奇斗艷,鏤金錯采?！敦浿沉袀鳌穬热萆婕吧舷鹿沤?、東西南北,包含有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漢賦辭采競繁的特征正好被司馬遷拿來鋪寫千頭萬緒、內容紛繁的貨殖史。如文章的第三段寫四方物產(見上文段引文),敘述四方物產如數(shù)家珍,地域與物產頗為詳盡,用詞之豐富給人以鮮明的印象。再如,計然向越王勾踐論述謀取貨殖之利的一段高論:
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計然的精通貨殖經營謀略,他的經營高論被司馬遷描寫得理質詞美,不僅體現(xiàn)出散文語言長短錯落、行云流水之美;其中的“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等句式又有賦體文學語言整齊對仗之美。
文章中涉及的貨殖之代表人物多達十八人,他們情況不同,在結構上除了做詳略、取舍的精心安排以外,如何把人物的貨殖求利的特點突出,又能避免行文的呆板,語言和詞匯的靈活、巧妙的運用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而詞匯的運用則是辭賦家們的拿手好戲。司馬遷學習大賦語言表達,司馬遷在《史記》中無疑中進行了非常成功的實踐,《貨殖列傳》則是一個成果縮影。對漢代以前的八個貨殖經營重要人物,高 說得很清楚:“其次置八人,分合詳略,參錯變化。讀計然一段,可悟盈虛消長之理。讀白圭一段,可知精專誠壹之功。計然乃強國報仇之策,范蠡亦功成身退之舉,子貢乃圣門高弟,雖有貨殖,亦偶出緒余耳,均非本色。至白圭乃正常家數(shù),其論貨殖作用,此段尤切。”{3}漢朝十位貨殖能人,他們或治鐵業(yè),或貰貸求利,或廣收奴虜,或貨通郡國,或儲粟居奇,或多畜馬牛,或廣擴田產等等,司馬遷既借鑒了漢賦鋪陳排比的手法突出他們聚集財富的傳奇經歷,又巧妙地運用散文詳略交錯的優(yōu)點,使行文變化多端,搖曳生姿。
四、司馬遷對賦體文學的接受和重視
司馬遷所生活的西漢時代,漢大賦與漢帝國的鼎盛互相表里,漢大賦以其鴻篇巨制表現(xiàn)了博大的社會意識和民族強盛的時代氣象,漢大賦成為大氣磅礴的時代和聲。漢賦乘著時代之風氣,遂成為“一代之文字”。司馬遷生逢其時,不能不受其影響。當時的漢賦大家司馬相如比司馬遷年長三十四歲,司馬相如約于公元前139年創(chuàng)作完成《上林賦》,其時司馬遷約十六歲,正在京都讀書。司馬相如死后十幾年,司馬遷當了大史令,司馬相如及大賦文風對司馬遷寫作《史記》不能不產生影響。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司馬相如列傳》,成為第一個給賦家立傳的人,可見其對司馬相如的敬重。另外,司馬遷本身也是一個辭賦家,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司馬遷有賦8篇,但目前僅有《悲士不遇賦》見載于《藝文類聚》卷三十。由此可見,《貨殖列傳》明顯帶有了漢大賦的印記,那是太史公借鑒漢賦創(chuàng)作經驗用于寫史的結果。
西漢時代的大氣派,反映在文化和文學上那就是恢弘的氣勢?！敦浿沉袀鳌穼h代的經濟生活的描寫,使我們看到了漢代鼎盛時期社會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生產經營狀況。司馬遷借助漢賦手法對當時的經濟生活進行精彩的描繪,達到非常廣博的境界,他以“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氣魄,恰似漢賦作家所追求的是那種對宇宙萬象無所不包,“欲人不能加”的博大之美。同時,漢賦豐富的文辭表達,為司馬遷用于寫史,使一篇經濟專業(yè)文章形成了“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的繁富風格,增強了文章的文學意味,擴大了它作為史傳散文的表現(xiàn)張力,加強了文章的可讀性。
作者簡介:韋暉,古代文學碩士,河池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漢魏南北朝文學。
?、賰π馈妒酚涍x》,見引[清]高 《史記鈔》卷四。
?、冖?見[清]高 《史記鈔》卷四。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M].中華書局,2006.
[2] 高.《史記鈔》[M].廣郡永邑培元堂楊氏刊本,乾隆五十三年。
[3] 龔克昌.《漢賦研究》[M].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
[4] 曹明剛.《賦學概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班 固.《漢書》[M].中華書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