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當?shù)貢r間10月7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秘魯作家馬里奧?略薩，他成為28年拉美獲此殊榮的作家。100多年來，文學獎的評委們近乎一意孤行地堅持著自己的“標準”，甚至不惜直面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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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1：追求理想主義與不漏掉大師，哪個更重要？
在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中，他寫道，諾貝爾文學獎應頒發(fā)給“在文學界創(chuàng)作出帶有理想傾向的出色作品”的作家。 在瑞典原文里，“idealisk”含有“理想主義”的意思。 在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首次頒發(fā)后的20世紀頭20年里，瑞典文學院 幾近刻板地遵循著“指向理想主義”的標準，諾貝爾文學獎的首名獲獎者、法國詩人普呂多姆，正是因作品含有大量理想主義描寫而獲獎。
此后100多年，瑞典文學院據(jù)此標準把獎項授予來自世界各地的106名作家，卻有幾位重要的大師被排除在外。1901年至1912年，瑞典文學院評委們對理想主義的保守解讀盛行，帶有浪漫色彩、語言精致的理想主義風格才是他們所倡導的。在當時采用的甄選標準下，列夫·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和亨利·易卜生等作家的提名均沒通過。日漸累積的爭議促使文學院重新詮釋理想主義，更多關注權力下個人命運的作品進入候選名單，但卻引發(fā)了另一個問題：文學獎的評選出現(xiàn)了“政治化”傾向。
諾貝爾在遺囑里表明，諾獎將一分為五，其中一份獎勵給“在文學界創(chuàng)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爭議2：諾貝爾文學獎是歐洲人專屬，還是屬于全世界？
人們對諾貝爾文學獎最猛烈的攻擊之一，是它的嚴重“歐洲化”傾向。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長恩達爾就公開指責過，文學獎的評判標準過于歐洲化。 作為一項針對全球作家的獎項，過去20年內(nèi)將獎項授予13位歐洲作家， 歷史上有多達6位本國籍（瑞典）的作家被授予此殊榮，比整個亞洲的得主人數(shù)都多。有批評者指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始終沒能獲獎，與評委里來對俄羅斯文化反感也有關系。面對頻繁的批評，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似乎并不擔心，“翻譯跟不上”幾乎已成為他們回應指責最常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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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3：“道德力量”能否超越文學價值而成為獲獎理由？
與評獎“歐洲化”的指責相比，如何在文學價值和作品題材之間取舍，可能是更讓評委們頭疼的問題?？v觀諾貝爾文學獎歷屆公布的獲獎陳述便能發(fā)現(xiàn)，早期的得主大多因“文字細膩”、“描寫生動”、“開創(chuàng)新的寫作手法”等理由獲獎，到20世紀中下葉，作品的題材和寫作背景則開始越來越被看中。前蘇聯(lián)作家索爾仁尼琴在1970年的獲獎就曾引起爭議。他的作品以揭露現(xiàn)實著稱，卻與獎項一貫倡導的文學風格不相稱。批評者質(zhì)疑，獲獎理由中提到的“道德力量”，到底是否足以讓索爾仁尼琴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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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博物館的墻上寫著這么一句話：“那些已被證明的事物，從前曾經(jīng)只存在于人們的想像之中”。
爭議4：個人經(jīng)歷是不是文學獎評選應該考慮的因素之一？
當略薩被宣布為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時，委員會對他的獲獎原因描述是“對權力結構制圖學般的細膩描述和他對個人的抵制、反抗和挫敗形象的尖銳刻畫”。但獎項揭曉后，還是讓很多秘魯政客還是吃了一驚：那個主張“激進主義”不被民眾買賬、競選總統(tǒng)失敗的政治家，還能成諾獎得主？
略薩似乎不以為然，他曾表示，“我不是一個（優(yōu)秀的）政治家，卻可以是個（出色的）作家”；他還透露，與其歐洲同行相比，評委會在對他審核時有點過于強調(diào)他要負擔的社會責任了。個人經(jīng)歷在文學獎評獎時是否被過分考慮，也是學界對獎項的重要爭議。有人認為，如果一名作家劣跡斑斑，作品再好也不能讓他得獎。但這一次，瑞典文學院顯然和略薩站到了一邊，他們似乎有意要說明：文學成就，根本不必與個人行為掛鉤。《衛(wèi)報》的一篇評論就對此稱贊不已，稱委員會的決定將有利于“他的小說回到其應有的（中心）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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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薩認為自己是個糟糕的政治家，但若沒有那段經(jīng)歷，他也許就寫不出來足以讓他獲獎的那些作品。
爭議5：維持獨立價值觀的美好“愿望”真能實現(xiàn)嗎？
盡管沒有成文的條條框框，諾貝爾文學獎多年評獎展現(xiàn)出來的“標準”，已足夠讓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瑞典文學院對獨立的價值觀的推崇，以及對文學作品“不為社會政治和現(xiàn)實所綁架”的倡導，就獲得廣泛肯定。 這也是為什么，代表現(xiàn)代日本文學兩極的川端康成（傳統(tǒng)文學代表）和大江健三郎（戰(zhàn)后文學代表）能先后獲獎，《靜靜的頓河》（有“農(nóng)民作家”之稱的蘇聯(lián)作家肖洛霍夫代表作）和《日瓦戈醫(yī)生》（蘇聯(lián)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代表作）兩步作品都能獲得評委的好評。爭議不是沒有。保證獨立和不受政治干擾有技術難度。多數(shù)好的作品或產(chǎn)生于特殊的歷史背景、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事件，絕對的獨立幾乎不存在。政治意向不一的評委，照樣可能對“獨立”作出有所偏頗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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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6：批評權威的“魔鬼”能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嗎？
今年早些時候，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去世時，不少人依然覺得，他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事實匪夷所思。1998年獲獎時，人們對他的定義是：一個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故意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著干的“魔鬼”，一個作品不被本國文化部歡迎的作家。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卻不這么認為。他們指出，薩拉馬戈非凡的想象力和難能可貴的同情心，使其作品能夠向讀者呈現(xiàn)復雜卻真實的世界。作為無地農(nóng)民的后代，薩拉馬戈在數(shù)部作品中講述了貧苦的人如何通過奮斗走出困境的故事；他把貧民比喻為螞蟻，并最終戰(zhàn)勝象征地主和秘密警察的昆蟲。在這個“不受歡迎”的作家身上，諾貝爾文學獎卻似乎看到了某種人性光輝。
作為共產(chǎn)主義信徒和窮人利益的維護者，若澤·薩拉馬戈的身份讓他與身邊的主流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既讓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出最不可思議的獲獎者，也讓很多被世界認可的作家與獎項擦身而過。 評選的標準自然難以統(tǒng)一，對這個獎項的爭議也許永遠無法停止。但對于能推動文學和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的詮釋，自然是諾獎凌駕于其他具體標準之上更值得追求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