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成：寧波幫與洋涇浜[圖][講稿]
3月10日，2007年“天一講堂?市民大課堂”的開堂第一講在市圖書館拉開了
帷幕，寧波市作協(xié)副主席、海外寧波人研究會常務(wù)副會長王耀成先生為寧波市民送上了一堂
題為《寧波幫與洋涇浜》精彩講座。
講座中，王耀成先生主要從“洋涇浜英語”這個語言現(xiàn)象入手，用剝繭抽絲的手法，層
層深入，圍繞“什么是‘洋涇浜’”、“誰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以及“ ‘洋涇浜’給寧波幫
帶來了什么”三個層次，從一個側(cè)面揭示了寧波幫成功的奧秘，可謂“所入者小，所見者深
”。王耀成在講座中指出，由英文單詞加上中國語法構(gòu)成，以及用寧波方言來注音是“洋涇
浜英語”最大的特點。他認為，“洋涇浜英語”為寧波人創(chuàng)造，因為《英話注解》是最早發(fā)
現(xiàn)的洋涇浜英語讀本，其6位作者均為寧波人且均用寧波方言注解；并且當時攻擊“洋涇浜”
英語的作品中，有不少也直接指向?qū)幉ㄈ诉@一點也可以從一個側(cè)面說明洋涇浜英語與寧波人
的淵源。談及“洋涇浜”對寧波幫的影響，王耀成認為，“洋涇浜”英語一方面便于寧波人
從洋行與洋商直接打交道做生意，另一方面也為寧波人成為買辦創(chuàng)造了條件。最后，王耀成
總結(jié)說：“是寧波幫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而‘洋涇浜’也成就了寧波幫”。
整個講座，王耀成以其廣博的知識，于解剖事理中穿插許多有趣故事，使聽眾聽來生動
有趣，同時，解說中涉及的寧波方言，也引起了在場不少老寧波市民的共鳴。
（寧波文化網(wǎng)/2007-3-12/文匯/文 文櫻/攝
）
簡介：
王耀成，市作協(xié)副主席、海外寧波人研究會常務(wù)副會長。從1970年開始文藝創(chuàng)作以來，
已出版小說、散文、報告文學、人物傳記及電視記錄片等作品10余部，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譯
成英文向國外發(fā)行。他還長期致力于寧波商貿(mào)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其新著《石庫門的主人——一個商幫的文化背影》一問世便獲得不俗的反響，被評論家稱
為“從歷史和文化的層面對寧波幫作出新的解讀的第一人”。
講稿：
寧波幫與洋涇浜
主講：王耀成
開場白：寧波幫因何致富？
我先給大家介紹幾個寧波幫代表人物。
（分別出現(xiàn)劉鴻生、黃楚九、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及五個華董的圖片），然后重點介紹
：
葉澄衷（1840-1899），名成忠，浙江鎮(zhèn)海莊市鎮(zhèn)人。讀過半年私塾，14歲到上海學生意
，身價積資800萬銀兩，人稱“五金大王”。長期擔任美孚石油的中國總代理，人稱“火油董
事”。清末狀元張謇曾說：清咸同以來東南以富著稱，“而能以風義自樹立于當時者”，在
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光墉、寧波的葉澄衷和南潯的劉鏞。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字葆三，浙江定海（舊屬寧波府）人。半文盲。13歲到
上海學生意。英商平和洋行買辦。上海外灘附近，有一條不足一百米的不起眼的小路溪口路
，當年，它曾被命名為朱葆三路。
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字洽卿，浙江慈溪人。讀過3年“雨書”，15歲到上海
學生意。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荷蘭銀行買辦，上海航運巨頭、當時我國規(guī)模最大的民
營航運家。寧波旅滬同鄉(xiāng)會所在的西藏路，被命名為“虞洽卿路”。
我們從這三個人身上，可以看到幾個共同的特點：
一、出身貧寒，文化不高，很小到上海學生意。
二、做過洋行買辦。
這兩個特點，就構(gòu)成了一些的懸念，也隱藏著寧波幫成功的奧秘所在。換句話說，當年
葉、朱、虞他們，一沒資本，二沒文化，三沒背景，打工仔一個，甚至他們還不如現(xiàn)在到寧
波來打工的人，憑什么在20來年的時間里，搖身一變，成為聞人、大佬、巨富？
現(xiàn)在，我們就來一層一層揭示其中的奧秘。
我們先來注意一下他們的第二個特點：都做過買辦？
我們在寧波幫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寧波幫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做過買辦。幾乎所
有取得成功的寧波幫都做過買辦。我在2004年的文化論壇開始準備的講題《獨特的歷史機遇
造就的獨特商幫》，講的就是寧波幫與洋行買辦的關(guān)系。我認為，正是通過做買辦這個途徑
，寧波幫完成了一個接軌兩個積累：
一個接軌：與世界接軌
兩個積累：原始資本的積累，現(xiàn)代商業(yè)經(jīng)驗的積累
買辦這個名字曾經(jīng)很臭、很反動，所謂“洋奴買辦”。但對買辦要具體分析。因為民族
資產(chǎn)階級很多是從買辦轉(zhuǎn)化過來的，寧波幫就是這樣。
買辦這個角色，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代理人，就是高級白領(lǐng)。但是我們說到寧波幫買
辦的時候，這里又存在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說，一個文盲或者半文盲怎么能當上買辦？現(xiàn)
在一個大學生，一個研究生都不一定能當上外國大公司的白領(lǐng)，一個文盲、半文盲怎么能當
上買辦？因為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語言問題，一個從浙東鄉(xiāng)下出去的寧波打工仔
，他怎么和洋行和洋人溝通？我手頭有一盤很珍貴的磁帶，這是北侖顧氏航運家族的老祖宗
顧宗瑞先生在60年代初特意錄下來留給后人的。顧宗瑞先生20世紀初到上海，創(chuàng)辦了泰昌祥
報關(guān)行和泰昌祥輪船公司，發(fā)展成一個龐大的航運家族。他在錄音中說自己：中國書讀得很
少，外國書一句都沒讀過，就學了一點洋涇浜……
顧宗瑞先生在這里透露了一個秘密。寧波幫憑什么和外國洋行、洋人打交道？怎樣和外
國做外貿(mào)生意？靠的就是洋涇浜，也就洋涇浜英語。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正題：
寧波幫與洋涇浜
現(xiàn)在，我講第一個問題：
什么是“洋涇浜”？
首先，洋涇浜是一條河，一條消失了90年的小河，它是黃浦江的一條支流。我們來看兩
張照片：
（展示圖片：曾經(jīng)是英法租界界河的洋涇浜、1916年填沒后成了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
）
洋涇浜它原先是一條河，現(xiàn)在黃浦江隧道的走向便是舊洋涇浜的河道。它后來被填沒了
，成了一條路，就是現(xiàn)在的延安東路。
其次，洋涇浜又是一條界河，是從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也是東方和西方
的界河。河的這邊是“華界”，河的那邊是“夷場”，洋涇浜也就有了“租界”、“洋場”
的意思，甚至當時上海道與租界簽訂的法律協(xié)定也多以“洋涇浜”命名，稱之為《洋涇浜XX
章程》——就這樣，洋涇浜從一條河、一個地理名詞走入了歷史，走入了中國的半殖
民地史，走入了中西交往史。
最后，洋涇浜的河道沒有了，租界也沒有了，有一種東西卻留下來了：那就是“洋涇浜
英語”。所以我們說，洋涇浜從最初的一條真正的河演變成一條東西方的界河，最后成為了
語言之河。我們今天講的洋涇浜是一種語言，就是洋涇浜英語，在日常話語中，就簡稱“洋
涇浜”。
那么，洋涇浜為什么會從一條真正的河變成英語之河呢？
現(xiàn)在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近代中國和外國語言交往的歷史。
我們知道，中國在明清以后實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海禁，既禁止外國人來，也禁止中國
人下海和外國人交往。但是，這種人為的禁止是禁止不住的。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以后，早
就看中了中國的市場。而外國的先進技術(shù)和新穎的商品，也必定要吸引中國人。比如，洋布
比土布細體而且便宜，洋油燈比菜油燈明亮而且方便，你朝廷和政府不允許通商，民間就偷
偷的做。比如寧波和舟山交界的雙嶼港，就曾經(jīng)是一個非常熱鬧的走私基地。
語言是人際交往最基本的工具。那么，我們來設(shè)想一下：西方的商船和商人突然闖進了
中國，他們根本不懂中國話；同樣，中國的商人既聽不懂、也不會說咿哩哇啦的外國話，那
么他們怎么辦、怎么溝通？
于是一種特別的語言就應(yīng)時而生了。我們說，“兩點之間直線最短”，（插入迪斯尼公
園例子）其實兩個人之間的交流也是這樣。當講不同語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之間
為了要交流，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彼此借用對方的一些單詞，使用對方能理解的語法，來實現(xiàn)
最起碼的也是很有限交談。在這樣的交談中，就產(chǎn)生了一種“混合語”。據(jù)學者的研究，這
種“混合語”并不僅僅發(fā)生在中國和西方商人之間，而是兩種或多種語言接觸中必定要產(chǎn)生
的普遍現(xiàn)象，譬如俄國與挪威之間就因貿(mào)易關(guān)系而出現(xiàn)過，日本和西方之間也曾借用了這種
“混合語”。
西方人為這種“混合語”起了個名字：
Pidgin English ，或Chinese Pigeon English。
中國人則按照字音譯為“皮欽”，或“別琴”。
這就是所謂“皮欽語”，或“別琴英語”的來由。晚清常州人楊勛在他的《別琴竹枝詞
并序》中說：
“‘別琴’ 二字肇于華人，用以作貿(mào)易、事端二義。英人取之，以為杜撰英語之別名，
蓋極言其鄙俚也。”
又因為pidgin與pigeon（鴿子）的發(fā)音相同，于是又有人把它稱為“鴿子英語”。
根據(jù)中國與西方對外貿(mào)易交往的歷史進程，中國最早出現(xiàn)的Pidgin語應(yīng)該是“澳門葡語
”——澳門商人用當?shù)胤窖愿脑斓钠咸蜒勒Z。
順著Pidgin語的發(fā)生發(fā)展的源流，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和中外貿(mào)易史相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葡萄
牙是西方各國中最早與中國發(fā)生貿(mào)易關(guān)系的國家，特別在1557年據(jù)有澳門這一立足點后，葡
萄牙更是擁有了比西方其他國家遠為優(yōu)越的地位并且一直維持到18世紀以后，于是“澳門葡
語”便應(yīng)時而生了。隨著1637年6月英國海軍上校約翰?威德爾率領(lǐng)四艘武裝商船
第一次闖入中國海面，并悍然駛?cè)胫榻冢酥饾u取代了葡萄牙在中國的貿(mào)易地位。清
朝政府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封閉其它海港，只準在廣州一處通商，并由政府特許的
“十三行”商人統(tǒng)一經(jīng)理外商來華貿(mào)易事宜，這就是一口通商時代。隨著一口通商時代的到
來，廣州成了中國的貿(mào)易中心，于是以廣州方言改造的“廣州英語”就產(chǎn)生了。以后，鴉片
戰(zhàn)爭改變了中國的開放格局，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上海取代廣州迅速成為中國的貿(mào)易
中心，伴隨著這一系列變化，一個現(xiàn)代商幫——寧波商幫正式登場了。而伴隨著它的粉墨登
場，一種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新的語言出現(xiàn)了——，它就是“洋涇浜英語”。從“澳門葡語
”到“廣州英語”到“洋涇浜英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一張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路線圖
，也間接地觸摸到了三、四百年的中外貿(mào)易史。
現(xiàn)在，我們來概括一下：
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路線圖：
“澳門葡語”→“廣州英語”→“洋涇浜英語”
與這個路線圖對應(yīng)的是：
中國與西方三、四百年貿(mào)易史
澳門時期→一口通商時期→五口通商時期
現(xiàn)在我們還是回到“洋涇浜英語”上來。
對“洋涇浜英語”，臺灣的李敖下過一個簡單的定義：
Pigeon-English也叫Pidgin-English，就是洋涇浜英文，洋涇浜是上海附近的一個地方
，最早跟英國人做生意的中國人，說英文說不好，自己用中文的意思造出不通的英文，就叫
洋涇浜英文。
——《獄中給女兒的信選刊三十七》
但李敖這個定義是不夠準確、不夠完整的。他沒有注意到“洋涇浜英語”一個最突出的
特點——“洋涇浜英語”是以寧波方言為基礎(chǔ)的，因此它和寧波人就產(chǎn)生了極大的關(guān)系。
那么，“洋涇浜英語”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Pidgin語呢？
清末文人姚公鶴先生在《上海閑話》一書中說：“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
文法出之也?！毙扃嬖凇肚灏揞愨n》中也說“洋涇浜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我國文法出之
也……洋涇浜話為不中不西之特別話”。
特別在哪里？說簡單些，就是英語單詞加漢語語法拼湊而成，比方說，一個中國商人與
一個外國商人相遇了，不免要寒暄幾句，說“長時間不見你了”，用洋涇浜英語來說，就是
：
“Long time no see you”
長 時間 沒 看見 你
我們以為正宗的老外聽了，那感覺大概就像我們在電影里聽日本鬼子說漢語“你的，八
路的，死了死了的，有？”差不多。因為正確的譯法，應(yīng)該是：
Do no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如果拆開來看英文句子和翻譯成漢語的單詞，應(yīng)該是這樣一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
Do no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不 看見 你 于 一個長 時間
這樣一對照，就不難看出，洋涇浜英語用的是按中國話“字對字”地轉(zhuǎn)成英語單詞組成
句子的方法。顯然，這種辦法對中國人說英語是最方便，也是最大眾化、最適宜于文化不高
甚至沒有文化的商人、洋行里的雜役、飯店里的西崽、巡捕房里的巡捕、商店里的伙計、洋
人家里雇的仆人、保姆以至黃包車夫等在沒有條件正規(guī)學習英語的情況下，用來對付外國人
，作為謀生的手段。
因此，“字對字”地轉(zhuǎn)成英語的方法，是洋涇浜英語的第一大特點?；蛘呶覀兛梢粤谐?div style="height:15px;">
這樣一個公式來表示：
漢語語法 + 英語單詞 = 洋涇浜英語
除此之外，洋涇浜英語還有其他什么特點？
用寧波方言注音來學記單詞、學說英語句子，
這是洋涇浜英語的第二大特點。這個辦法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其好處是易學
易記，探究起來倒是蠻符合“形象記憶法”和“快樂教育法”的。比如，一首很經(jīng)典的洋涇
浜歌謠是這樣的：
來是“康姆（come）”去是“狗(go)”，
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
一塊洋錢“混淘籮”（one dollar），
廿四塊洋鈿“吞的福(twenty for)”；
外國輪船“水底磨”（steamer），
如此如此“沙咸魚沙”（So and so）；
真嶄實貨“佛立谷”(fully good)，
洋行買辦“講白拿”(comprador)；
“翹梯翹梯(tea)”請吃茶，
“雪堂雪堂(sit down)”請儂坐；
烘山芋叫“撲鐵禿”(potato)，
跑街先生“殺老夫”(shroff)；
“麥克麥克”(mark)鈔票多，
“畢的生司”(empty cents)當票多；
紅頭阿三“開潑度”（Keep door），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爺要“發(fā)茶”(father)娘“賣茶”(mother)，
丈人阿伯“發(fā)音落”(father in law)
……
這個段子寧波人和上海人幾乎人人皆知，特別是用地道的寧波話說起來，真?zhèn)€是音韻鏗
鏘、繪聲繪色，而且過耳不忘，難怪上海灘的滑稽戲演員常要拿來作為笑料段子。
用方言來注音，其實倒也不是寧波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前面講過澳門葡語和廣州英語也都是
這樣做的，只不過前者用的是澳門方言，后者用的是廣州方言。被范文瀾先生譽為“睜眼看
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期間也曾努力學習英語，他用的也是方言注音的方法。
林則徐的一個幕僚陳德培在《洋事雜錄》這本書中，就記載了林則徐用漢字注音學習英語的
事，如“正月”注音為“占玉華利”（January）十二月注音為“地心罷”(December)又如1
到12數(shù)目字,林則徐分別注音為
“溫、都、地厘、和、輝、昔士、西問、噎、年、顛、林、打拉”。
洋涇浜英語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必須用寧波話來講。比如，前面說的那首洋涇浜歌謠，
就必須用寧波方言來念，如果用普通話或者其他地方的話，那就讀不準了，甚至連與寧波話
很接近的上海話來念都不行，必須用寧波話。
盡管洋涇浜英語完全不符合英文語法，但洋人居然能聽懂。有兩則笑話這樣說：
外國主人回家，看見玻璃窗打碎了，便問仆人緣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涇浜”回答：
“ins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喵喵喵，glass（玻璃）克郎當！
洋主人一聽就樂了，原來是貓抓老鼠闖的禍。
還有一則，是說洋行老板讓中國司機到大光明電影院買電影票，司機空手而歸，指手劃
腳地告訴老板：
“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ee，tomorrow see，same see！
”
洋行老板也聽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還是那個影片！
由于洋涇浜英語易讀易記，又形象又風趣，所以它一產(chǎn)生就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成為
中國人學英語的一條捷徑。有人甚至在一部小說里寫到了賈寶玉也學起了洋涇浜。
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一本署名“老少年”撰的四十回《新石頭記》，其中第十
二回中寫道：
寶玉自到了上海，會了吳伯惠，一見如故，事事都請教他，又請他教英文。伯惠叫他買
《士啤令卜》來讀，說這個是啟蒙的書。寶玉買來看了，伯惠教了一遍，寶玉說：“這個不
行，這就和咱們的《三字經(jīng)》、《神童詩》一般，從小念書的人才用得他著。我們此刻這么
學起來，要費多少時候！必得有一部有漢文注解的才便當捷速，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
查字的。我看那個《無師自通英錄》便好?！辈莸溃骸澳莻€不好?！庇谑怯纸趟I《英字
入門》、《華英字典》。寶玉買了，求伯惠教起來。每日自家分開工課：上半天看買來的譯
本書，下半天讀英文……因此學的飛快
“怡紅公子”居然學起了英語，這當然是小說里寫的噱頭，但也說明了洋涇浜英語影響
之大。
洋涇浜這么管用，那么是誰發(fā)明的呢？
誰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
下面我就來講第二個問題：誰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
本來，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洋涇浜英語產(chǎn)生已經(jīng)160多年了，誰搞得清，是誰
最先發(fā)明的？這就像問：誰創(chuàng)造了漢語，誰創(chuàng)造了文字一樣困難。誰創(chuàng)造了語言？魯迅說是
一群哼約吭約抬木頭的人發(fā)明的，所以他說他自己是哼約吭約派。這意思是說，語言不是哪
一個人發(fā)明的，是勞動人民在勞動過程中共同發(fā)明的。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中國的文字是一個
叫蒼頡的人發(fā)明的。但這同樣也是很可懷疑的。到底有沒有過蒼頡這個人，一個人怎么能發(fā)
明文字？
20世紀20年代，偶然在一個中藥店里發(fā)現(xiàn)了一些帶有古怪筆畫的牛的肩胛骨，后來研究
出來那是甲骨文，就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這就為中國文字的發(fā)明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同樣
，洋涇浜英語也是一樣，由于民間的一個偶然的發(fā)現(xiàn)，給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證據(jù)
。
2004年初秋，媒體報道了溫嶺業(yè)余收藏家沈裕民收藏到一本線裝木刻版《英話注解》，
引起了人們莫大的好奇，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原來，這是一本一百多年前的洋涇浜英語
讀本。在看到這個消息后，我立刻與報道這個消息的溫嶺日報記者黃曉慧聯(lián)系，這位熱心的
記者馬上給我發(fā)來了這本書的10張照片，這些就是發(fā)來的照片：
（插入《英話注解》圖片：分類目錄一、分類目錄二、天文地理、辛丑版序與凡例）
根據(jù)這些照片和其他材料，我對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jié)果令人驚喜。隨著謎底一步步
揭開，洋涇浜的發(fā)明人終于真相大白。根據(jù)這些實物材料，我有充分的證據(jù)說，是寧波人，
或者說是寧波幫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
下面是幾個根據(jù)：
第一，《英話注解》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洋涇浜英語讀本。
這個結(jié)論不是我做出的，而是復旦大學教授周振鶴和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薛理勇做出
的。周教授說，用方言來注音的英語讀本，“今天能看到的這類書，最早的一種是用寧波話
標音的《英話注解》，是數(shù)名寧波人合作編寫，并集資刊刻的。該書我在國內(nèi)未發(fā)現(xiàn)，但在
日本友人處有一冊，據(jù)說也僅見此一冊?！毖碛孪壬鷦t斷言：“這本《英話注解》不僅是
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標音、上海出版的第一種洋涇浜語手冊，對研究洋涇浜語有重要作用，還
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英語會話手冊”。
目前已經(jīng)被發(fā)現(xiàn)的《英話注解》，有五、六個版本。
如有周振鶴在日本看到的是光緒辛巳年(1881) 掃葉山房的重刻本，他認為“初版今已不
可得”。但初版本還是出現(xiàn)了，在2000年上海希爾頓飯店舉行的“朵云軒秋季拍賣會”上，
一本封面上印有“咸豐庚申年鐫，守拙軒藏版”的《英話注解》引起了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專
家的注意，這就是初版本。
（插入：上海歷史館藏本封面與凡例、辛丑版澤夫附識）
這本殘破的線裝書最后終于以3000元人民幣為上海歷史博物館拍得。2004年9月，在浙江
溫嶺民間收藏家沈裕民處又發(fā)現(xiàn)了一本《英話注解》，這個版本與周振鶴在早稻田看到的一
樣，都是重刻本，是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歲在辛丑）“上海北市棋盤街文淵山房書莊
發(fā)兌，滬城周月記書局代影照印”的。
除了上述3個版本，還有一個“光緒丙戌年（1886）上海棋盤街著昌堂所刻”的重刻本。
從1860年初版到1901年的40年間，《英話注解》一版再版，說明它非常受歡迎，也許就像前
些年人們爭購《許國璋英語》一樣洛陽紙貴。即使如中山大學何義雄教授所說“洋涇浜英語
在19世紀后期乃至20世紀初葉仍在上海大行其道”的保守說法來看，1901年的版本也不見得
是最后一個版本，而從初版以來也不會就是目前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4個版本。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
薛理勇在拍得《英話注解》的初版本后說，這“是目前所知的孤本”，但我從國內(nèi)某拍賣行
的“古籍善本（拍賣行情）”中也看到了它的蹤影：“英話注解，紙本線裝一冊，清咸豐十
年刻本，30×17.5cm”。由此可見，即使年代最遠的《英話注解》的初版本，目前存世
也不止一本。據(jù)此可以斷言：一定還有其他的版本冥冥之中在某處藏著，說不定什么時候自
己就會走出來。
（插入：簡青版彩版《英話注解》封面，簡青版灰版英話注解）
但無論如何，《英話注解》的重現(xiàn)，已經(jīng)引起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和評價。吳義雄教授
認為，《英話注解》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已預(yù)告了著名的洋涇浜英語的誕生”
。周振鶴教授認為，“今天能看到的這類書，最早的一種是用寧波話標音的《英語注解》”
，因為至今未發(fā)現(xiàn)“有比《英話注解》更早的英語教材。說不定正是寧波人最先打破了粵人
通事的一統(tǒng)天下”。薛理勇研究員則認為“這本《英話注解》不僅是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標音
、上海出版的第一種洋涇浜語手冊，對研究洋涇浜語有重要作用，還是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
英語會話手冊”。他還說，寧波方言雖然與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寧波官話與上海
官話的發(fā)音逐漸靠近，尤其與單個字的讀音又靠得很近，所以，當寧波人用寧波方言注音《
英話注解》刊行后，也成了上海人或旅滬的其他地方人學習英語的主要教科書，而且，早期
在上海從事商業(yè)的人中，寧波人又占了相當?shù)谋壤?，寧波人對上?！鬀茕赫Z’的發(fā)展所起
的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事實上，《英話注解》在當年也是一經(jīng)刊行即膾炙人口。光緒辛丑版和辛巳版均有一段
“附識”，即相當于再版前言或者后記云：
（插入：再版說明2）
英話注解一書，久已膾炙人口，厥后續(xù)出英字指南、英語集全、英字入門等書，八□（
此字不清，闕如）四夷，于語言文字可謂搜羅大備，抉盡精微，誠為學者必不可少之書也。
“附識”中提到的《英字指南》、《英語集全》、《英字入門》等書，都是在《英話注
解》之后“續(xù)出”的。
第二，《英話注解》的6位作者都是寧波人，《英話注解》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屬于寧波人。
從學者的評價中，我們不但知道了《英話注解》對洋涇浜英語的重大影響，而且實際上
已經(jīng)涉及到了寧波人對洋涇浜英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所起到了獨特的作用?，F(xiàn)在，我們來看看《
英話注解》作者、這6個寧波人的情況。
從“序”中，我們知道《英話注解》的作者和出版者共有6人，他們是：馮澤夫，張寶楚
、馮對山、尹紫芳、鄭久也和姜敦五。6人中，馮澤夫又名馮祖憲，是“第一作者”，慈城望
族馮氏后人。慈城是慈溪故縣城，所以說他是慈溪人也不錯。馮氏為慈城千年望族，馮氏一
門就出了56個進士，而且亦儒亦商，人財兩旺，有“馮半城”之說。馮澤夫是晚清上海錢業(yè)
界領(lǐng)袖。光緒15年，在一幫寧紹人士發(fā)起下，集資建造上海的北市錢業(yè)會館作為北市錢業(yè)集
會的場所，馮澤夫參與其中并擔任北市錢業(yè)會館的董事。金融為百業(yè)之首，馮澤夫在寧波幫
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上海工商社團志?第一篇會館公所》中，我們在馮澤夫的
名字前還看到了另一個作者張寶楚的名字，原來他也是一個錢業(yè)領(lǐng)袖，他和馮一樣都曾經(jīng)擔
任過北市錢業(yè)會館的董事。至于尹紫芳、鄭久也和姜敦五3人，馮澤夫的“序”中有這樣一段
話：“初通之際，通事者仍系粵人居多，邇年以來，兩江所屬府縣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
芳、鄭久也、姜敦五諸君而已”。據(jù)此，可以確知他們是寧波幫商人中僅有的幾個“通事”
即翻譯，而且可能是僅次于穆炳元、楊坊之后的早期通事，可惜時代久遠，他們的具體情況
我們就不知道了。6個人中只有馮對山我們還一無所知，但可以推斷，他也必定是一個寧波幫
商人。
既然學者公認，迄今為止沒有發(fā)現(xiàn)“有比《英話注解》更早的英語教材”，《英話注解
》是“上海出版的第一部‘洋涇浜語’讀本”，“成了上海人或旅滬達到其他地方人學習英
語的主要教科書”，就像當年寧波人和其他與廣州人做生意的商人把“廣州英語”當作教科
書一樣，那么我們說“洋涇浜語”是寧波幫的首創(chuàng)應(yīng)該可以成立。盡管如周振動鶴教授所說
，《英話注解》“并非獨創(chuàng)之著作”，但“洋涇浜英語”畢竟不同于“廣州英語”，相對于
“廣州英語”來講，“洋涇浜英語”也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至于曹驤的《英字入門
》把寧波話注音改成上海話，則也可以說是《英話注解》的一種變異；何況上海話在相當大
的程度上是來源于寧波話，這也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中山大學吳義雄教授說，《英話注解
》的出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已預(yù)告了著名的洋涇浜英語的誕生”。但按照通常的規(guī)
律，語言應(yīng)該產(chǎn)生在文字之先。盡管我們可以說，1860年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
因為在這一年，以馮澤夫為首的6個寧波商人出版了一部以寧波話注音的英語讀本。但我推斷
，在此之前，說不定就已經(jīng)有寧波出身的跑街、商販、水手、西崽、廚師在洋涇浜河兩岸在
用帶有濃重寧波口音的洋涇浜語和洋人打交道了。比如，17歲的葉澄衷就是搖著小舢板在黃
浦江上開始和洋人打交道的。而馮澤夫等人正是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或者從中受到啟發(fā)，編撰
出版了《英話注解》。所以，洋涇浜英語最早的發(fā)明人，很可能是那些經(jīng)常與洋人打交道的
水手、小商小販，以及在外國人家里當傭人的下層寧波人。但是不管怎么說，寧波人與洋涇
浜語的關(guān)系如此之深是事實，以至“即使英國人在上海，最好還是學上海人講洋涇浜語（在
當年的上海灘，正宗的英語反而行不通，英國人也只好入鄉(xiāng)隨俗了）”，而“上海的洋涇浜
語必須用寧波方言來念，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如書名所示，這是一本學習英語的工具書，它的最大特點是用“勾章鄉(xiāng)音”即寧
波話注音來學習英語。如將“afternoon”（下午）注音為“矮夫脫儂”，將 “what（什么
）”注音為“歪脫”，這些注音如用普通話讀起來就相去甚遠，但用地道的寧波話讀來就八
九不離十了。凡是與方言關(guān)系密切的東西，比如戲曲等，它的地方性是很明顯的。比如，京
韻大鼓，就是京腔京韻，屬于北京人的；天津快板，就是天津人的；山東快書，就是山東人
的；黃梅戲，就是安徽人的誰也搶不去；同樣，我們也可以說，以寧波方言為基礎(chǔ)的洋涇浜
英語，只能是寧波人的。
（插入：二三字語）
第四，從另外一個側(cè)面，比如從譏笑或者針砭洋涇浜英語的人那里，如1873年，《申報
》分4次刊登了常州人楊勛針砭洋涇浜英語的“別琴竹枝詞”百首，可以看出他攻擊的目標就
是寧波人。楊勛是上海廣方言館學生，是中國最早一批由正規(guī)外語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外語人才
?！皸钍弦驗橛H灸林樂知等西洋人的耳提面命，故英語頗稱純正，亦因而深知洋涇浜英語的
弊竇，故作此別琴竹枝詞，針砭其病”。
他在百首“別琴竹枝詞”中，多次提到寧波人。如：
之二
算帳先呼押克康，對而(銀兩)大辣(洋錢)即銀洋。辛工(寧〔波〕人呼為身工)概說為儔
四(無薪水束修之別)，是否何人蝦勃郎。
1)account,2)tael，dollar；3)jobs(?)；4)who belong(或作blong)；belong是洋涇浜
英語使用最頻繁的詞之一，相當于to be的作用；
又如：
之三十八
粵音使者即西追，書載寧波人共知。一切跑樓奧弗四，絲茶流子盡琶遺。
3)office；4)boy；
既然作者在詞中多處提到寧波，正說明寧波人與洋涇浜關(guān)系之密切。
那么，馮澤夫等6個寧波人為什么要出錢又出力來編撰出版這本《英話注解》呢？
我們知道，早在一口通商時期、亦即廣州十三行時期，就有大批寧波人在廣州做外貿(mào)生
意。不過那時侯做的外貿(mào)是間接貿(mào)易，或者說是轉(zhuǎn)口貿(mào)易，這從馮澤夫?qū)懹谙特S十年（1860
）《英話注解》的序言中便可知道：“竊維中外通商，始于乾隆年間，廣東之香港斯時皆用
粵人為通事，以通其言語，即我?guī)蜆I(yè)廣號者，均與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國之商情也。” 鴉片
戰(zhàn)爭后，“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貿(mào)易日盛，而以上海為大宗”。上海既已成為新
的貿(mào)易中心，大批原來與十三行做生意的寧波人便從廣州和其他口岸來到上海。同時，因為
寧波到上海比原先到廣州要近得多了，于是更多的寧波人涌到上海?！肚灏揞惓芬舱f：“
寧波瀕海，開通較早，來滬亦最先?！痹谶@些人中，有隨英國商人而來的寧波幫中最早的通
事兼買辦穆炳元和楊坊，有我們熟悉的老面孔，寧波幫的“開山祖”嚴信厚，還有葉澄衷、
朱葆三，以及晚些時候的虞洽卿。這數(shù)路寧波人馬在上海匯合了，以“僑寓之數(shù)幾占全埠人
口之半”的優(yōu)勢，取代了廣幫商人的地位。
但是問題也隨之發(fā)生，那就是語言問題。馮澤夫感嘆說：
（插入：上海歷史館藏本序言1、2、3、4）
“茲奉諭旨，準于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語不通，雖善于經(jīng)營者，
未免齟齬。吾邑籍于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習學，然亟欲習學英話者，亦苦無門可入耳。
”
門路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向廣東人學習?！俺跬ㄖH，通事者仍系粵人居多”，你想自
己學習英國話嗎？那就得向廣州人學，因為廣州人發(fā)明了廣州英語。但是粵語難學，用廣州
話注音的廣州英語同樣難學。正如馮澤夫所說“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系廣音，好學者
仍無把握”，怎么辦？已經(jīng)在上海灘上崛起并且日益強大的寧波幫，當然是不甘久居人下的
。于是，馮澤夫
會商寶楚張君、對山馮君、紫芳尹君、久也鄭君、敦五姜君等，匯資著《英話注解》一書，
注以勾章鄉(xiāng)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于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
方言已具大略。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之一助云爾。
馮澤夫等6人匯資出版《英話注解》是1860年，也就是距上海開埠的第18個年頭。馮澤夫
等人匯資出版《英話注解》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提供給寧波人學習洋涇浜英語，就像紹興人
寫了很多官場學的書，供他們的子弟學習做師爺一樣。
所以我的結(jié)論：
寧波人，或者是寧波幫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
現(xiàn)在我們來講最后一個問題：
“洋涇浜”給寧波幫帶來了什么？
既然洋涇浜英語是寧波人創(chuàng)造的，那么寧波幫當然也是洋涇浜英語的最大受益者。寧波
人是上海開埠后最先到來、也是數(shù)量最多的移民，這些沒有文化的普通寧波人從事著各行各
業(yè)的工作，他們靠自己的聰明能干、吃苦耐勞站住了腳跟，而洋涇浜英語無疑使他們在十里
洋場獲得了更多謀生的機會，我們現(xiàn)在還能從上了年紀的寧波人口中不時漏出幾句洋涇浜話
，即是明證。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說：“如果查一查當時上海一批老板、聞
人的發(fā)跡史，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不少人是靠‘洋涇浜’起家的。他們即使成了顯赫一時的百萬富
翁、千萬富翁，說的還是‘洋涇浜’?！边@話用在寧波幫商人身上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身為
寧波幫錢業(yè)領(lǐng)袖的馮澤夫，對《英話注解》的編撰動機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是書也，或亦
吾邑懋遷之一助云爾?！笔裁匆馑寄兀宽w就是貿(mào)遷，經(jīng)商、做生意，就是說：我們編這本
書啊，或許對我們家鄉(xiāng)人做生意會有幫助。《英話注解》既然專門為寧波人用寧波話注音，
寧波幫商人自然是它的最大讀者群和受益者。
我們再來看看當時的實際情況：
1860年《英話注解》問世之時，我們現(xiàn)在耳熟能詳?shù)膶幉◣痛砣宋镏?，嚴信?3歲、
葉澄衷20歲、張尊三15歲、朱葆三12歲，吳錦堂5歲，宋煒臣、虞洽卿要在6、7年后才出生。
以此推斷，嚴信厚、葉澄衷應(yīng)是《英話注解》6位作者的同輩人，也就是寧波幫從傳統(tǒng)商人向
近代商幫轉(zhuǎn)化的那一代人。這一代人的共同特點是文化不高，屬于文盲或者半文盲，根本沒
有機會接受正規(guī)教育，更談不上正規(guī)的英語教學，包括6位作者中的3位通事在內(nèi)。因為中國
最早的正規(guī)外語學校同文館到1862年才創(chuàng)立，其時他們的《英話注解》已經(jīng)出版2年了，他們
的英語想必是從《英話》之類的書中學習的廣州英語。據(jù)筆者考查，20世紀之前出生的寧波
幫著名人物，除了劉鴻生讀過一年圣約翰大學外，沒有一個受過中等以上教育；20世紀20年
代之前出生的寧波幫中，也只有何兆豐、李達三、金如新等極少數(shù)從圣約翰、滬江、復旦等
大學畢業(yè)，其余均靠自學或同鄉(xiāng)會、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夜校。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寧波幫
的外語主要靠從《英話注解》等書中學來的洋涇浜英語。
舉一個實例：朱葆三初到上海，看到上海是個十里洋場，華洋雜處，洋行勢力很大，倘
若會幾句洋涇浜英語，與洋人做買賣大有益處。于是，他萌生了學英語的念頭，但去夜校補
習英語每月須付學費3元，單憑自己那點微薄的月規(guī)錢是不夠的。抱有強烈求知欲望的他發(fā)現(xiàn)
鄰近一家店鋪有個學徒在夜校補習英語，便將每月省下的五角月規(guī)錢給那個學徒權(quán)充“學費
”,間接地從他那里學會了一些英語。
朱葆三雖然學會了洋涇浜英語，但是他有一個脾氣，有一次，朱來到黃浦灘英國領(lǐng)事館
，為南京路等處攤販反對租界苛捐雜稅交涉。英領(lǐng)事急步到大門迎候：“Please！”朱面無
表情，領(lǐng)事改用中文說：“請！”朱才步入。
總而言之，寧波幫從洋涇浜英語中得到了極大的益處，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便于從洋行與洋商直接打交道做生意。如馮澤夫所言：“言語不通，雖善于經(jīng)營者
，未免齟齬”，而通過中間商或者通事，受盤剝、排擠和欺騙在所難免。二是為成為買辦創(chuàng)
作了條件。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幾乎所有的寧波幫大民族資本家，都通過當買辦完成了資本
的原始積累和從事對外貿(mào)易的知識積累。
現(xiàn)在的人已經(jīng)很難想象，一批文盲半文盲怎樣成為密切與洋人打交道的買辦？答案是：
如果沒有洋涇浜英語，沒有其他辦法！
“上海的歷史應(yīng)當用洋涇浜英語來寫”，這是上世紀初上海灘的一位外國記者的一句感
嘆。那么，我們說 “近代寧波幫的歷史應(yīng)當用洋涇浜英語來寫”，想來大體不會錯。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
是寧波幫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而洋涇浜又成就了寧波幫。
寧波幫創(chuàng)造了“洋涇浜”，同時也是“洋涇浜”的最大受益者
最后，我還要講一個問題，就算是我今天演講的尾聲吧：
尾聲：洋涇浜這條語言之河將流向何方？
我的簡單回答是：
“洋涇浜”將引發(fā)一場“話語革命”
洋涇浜語畢竟不是正規(guī)英語，它的缺點也是很明顯的。所以，它一方面受到商人和其他
勞動人民的歡迎，另一方面，也受到那些受過洋人正規(guī)英文教育的人，半開玩笑半調(diào)侃地出
來針砭它的弊端。
在洋涇浜英語產(chǎn)生好多年后，清朝政府終于認識到學習英語的重要，于是在北京開設(shè)同
文館，在上海開設(shè)廣方言館，相當于今天的外語學院。但官方對洋涇浜英語還是那樣一副不
屑一顧的鄙夷態(tài)度，如上海設(shè)立廣方言館、需要選聘教習時，李鴻章一開始就把會英語的“
廣東、寧波商伙子弟”排除掉。他認為他們不僅“資性蠢愚，心術(shù)卑鄙”而且“其僅通洋語
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所以該館在
開創(chuàng)時期，最后聘請的是洋教士。
總而言之，洋涇浜英語由于出生貧賤，歷來遭人嘲笑，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著名
的英語權(quán)威許國璋先生，生前就曾撰文指出：“侮辱性的‘洋涇浜’這一術(shù)語已遭人厭惡，
而無意中還在使用它的人則被視為冬烘”。王蒙先生在他的大作《我的人生哲學》中，說到
“我也不止聽一個懂某一門外語而口語不好的人講過：‘我們是中國人嘛，我們講英語就是
帶中國味兒的嘛，非學得那么像外國人干什么？’甚至還有人堂而皇之地寫文章，說是將來
中國國際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講洋涇浜式英語，全世界就會風行洋涇浜式英語
。天啊，幸虧中國現(xiàn)在還不是頭號大國，已經(jīng)開始計劃用洋涇浜式英語一統(tǒng)天下了，是不是
還要用大清國的朝儀或者‘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匯報一統(tǒng)天下呢？”
也許王蒙這樣說有他的道理，但是一提到洋涇浜英語，王先生就燒起了一把無名火，這
毫無道理。試問，洋涇浜英語與“大清國的朝儀或者‘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匯報”有什么關(guān)
系？王先生完全用不著揮舞起“洋涇浜式英語一統(tǒng)天下”的堂吉珂德式的長槍與風車作戰(zhàn)！
別忘記，在舊上海的社會下層人中，洋涇浜語是他們謀生的工具，好比衣食父母。所以我贊
成范敬宜先生所說：“從歷史上看，‘洋涇浜英語’也曾在對外交往中起過一定的作用。一
百多年前，上海開埠之初，除了上過洋學校、留過洋的少數(shù)知識分子外，多數(shù)中國人都沒有
受過正規(guī)的英語教育。跟外國人打交道或為外國人辦事的人，只能用‘洋涇浜英語’作為交
流工具?！?div style="height:15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