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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戰(zhàn)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從事名利論辯為主要學術活動,被后人稱為名家。名是分配制的一種,當時社會體制不健全,事實、價值常常概念不清,則稱為“辯者”、“察士”或“刑(形)名家”。
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名家是專研“名利”關系的學問與學術派別,由于社會思想多元化很難達到統(tǒng)一的概念,這是產(chǎn)生了名家的好辯說理的論證,和邏輯學的思惟方式;在春秋時代最有貢獻名家代表貢獻,惠施、公孫龍。
名家派系極為廣泛論證也非常明晰,因為社會的發(fā)展、變遷過程中含有混淆辯證的矛盾觀念。名家是中華淵源流長的脈承流派。
“名家”是古代人稱之名流之家,是一種尊稱以及一種充分的肯定,掌握某種專門學識或有豐富實踐經(jīng)驗及從事某種專門活動的人。名家是學者的尊稱,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
名家學派
在先秦時期,并無“名家”的稱呼,先秦諸子的著作當中多半稱其為辯者。到了漢代始見名家之稱。著名的如胡適認為:“家家皆有名學,所以沒有什么名家,不過墨家的后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面,研究的比較高深一些罷了。不料到了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之流……凡有他們不能懂的學說都稱為‘名家’……。”
關于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于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于辨別名位之事,成為后代名家的來源,另有一說認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
先秦名學到了秦統(tǒng)一六國后就難以發(fā)展,秦帝國建立以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tǒng)治,秦始皇禁止私學,只能以吏為師;到了漢代,又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在中央集權政府的統(tǒng)治下,名辯之學難以發(fā)展,名家也隨之衰落。今天的名家文化被隱藏于市井的零星名學派系。名家在歷史長河中把名學三承到現(xiàn)在,從脈承創(chuàng)建萌芽于春秋末期,在東周春秋亂世中傳承下來,后來時代發(fā)展成就名門、名族、名望等學派,名家主體依附在權威的政治主張與思想邏輯傳播中,僅限于為權威者研究統(tǒng)治對象的歸宿問題,從文化到管理在社會中無孔不入,為后名家的思想主要設定到名利中,以后各派精汲瑰寶差異路演就差異很大。
春秋末,鄭國大夫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劉向序《鄧析書》)為名家先驅(qū)。戰(zhàn)國時名家人物有尹文、田巴、桓團等人,但不是主要代表。
足以代表名家的有兩位,一位是惠施(約公元前370年—前310年),戰(zhàn)國時期的宋國人,與莊子同一時代,并且兩人既是好友又是論敵。
莊周在《莊子》一書中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惠子是學問淵博的學者。惠施是合同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惠施提出“合同異”,視事物之間的差異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把事物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和同一性絕對化,否定差異的界限。合同異派用以論證自己觀點的主要命題在《莊子-天下〉篇中記載。
另一位是公孫龍(約公元前325—前250年),趙國人。生平事跡不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太史公認為,公孫龍是孔子的弟子,字子石,楚人或衛(wèi)人。公孫龍是離堅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公孫龍?zhí)岢觥半x堅白”,注意到事物的“名”、“實”之間的差異。這一派認為之屋是互相獨立而不同的,即使同一事物中的各種屬性也是可以分離看待的。這種觀點否定事物、概念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抹煞事物、概念之間的同一性。其著名論題是“白馬非馬”和“堅白石工”,典型的代表了這一派把事物、概念之間差別絕對化的傾向。
惠子其作已失, 《漢書·藝文志》有《惠子》一篇也失?,F(xiàn)僅有只字片語散見于《莊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等書。公孫龍有14篇著作留世,但在唐時已散失了一大半,如今可能只《公孫龍子》一書。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為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于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
接著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nèi)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nèi)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里,語言不再只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對象。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系,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jīng)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zhí),并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
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于描述事實、感覺、性質(zhì)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拼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語言的呈現(xiàn)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xiàn)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
名家思想著名代表人物公孫龍的思想總的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其提出的關于事物名和實之間的關系的觀點,體現(xiàn)了名家已經(jīng)想把事物進行分類。不可否認他們這樣的分類方法是不具有科學性的,和現(xiàn)代邏輯思維是不符合的。
但是,中國古人對于事物外延的思考體現(xiàn)了中國古人的哲學智慧。關于其用白馬非馬論證名實關系的時候,這是中國古代非常經(jīng)典的哲學命題。
同樣的,我們不可以用現(xiàn)在的邏輯思維體系去考察其對錯與否,而應該為古人豐富的哲學智慧而驚嘆。在其提出間離白的思想的時候,更加表明,名家思想對于事物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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