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主要有兩種傳統(tǒng)的人生價值觀，一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主流價值觀，一是以道家為代表的非主流價值觀。前者以社會為指向，強調(diào)的是對他人、社會與國家的貢獻，而主要依據(jù)是功業(yè)；后者以個人為指向，強調(diào)的是個體的人格價值。而確立道家人生觀的主要是老子與莊子，比較而言，莊子的影響更大一些。
莊子的價值觀就其核心而言，是否定社會價值，突出個人價值。由于莊子認為當時的社會是一片“昏上亂相”，混亂、黑暗到了極點，所以他否定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也否定個人的功業(yè)，認為人的價值的體現(xiàn)是個體的自由、適性。
首先對于人生是否有用的問題，他就給出了與主流價值觀截然不同的看法。大體說來，莊子論人生有用還是無用有以下幾層意思：一是有用不如無用，二是無用方是大用，三是人應(yīng)處于有用與無用之間。
在莊子看來，看似無用的東西卻能得以保全，有用的東西到頭來反而害了自己，因此不如無用。
一個姓石的木匠在曲轅見到一棵大至百圍，高達數(shù)十仞的櫟社樹，可因它“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成為無用的“散木”，然而也因為它“無所可用”，所以“能若是之壽”；如果它有用的話，早就被人們砍了。
商丘也有一棵大樹，“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粏F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也因它無所可用，所以沒有遭受砍伐的厄運。
有一個叫支離疏的人，長得奇丑無比，而且殘缺不全，是一個對社會毫無用處的人，可就因為這樣，他才“足以養(yǎng)其身，終其天年”。
由以上三個例子莊子得出結(jié)論，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保ā度碎g世》）
莊子認為有些看似無用的東西，實則有大用。譬如：惠子對莊子說，有一棵大樗樹，樹干臃腫不合繩墨的要求，小枝彎曲不合規(guī)矩，就象莊子的話語一樣“大而無用，眾所同去”，可莊子卻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你說它沒用，卻正因為無用，它才不被斧頭所砍，不被外力侵害，不受任何困苦。這就是它的大用。（《逍遙游》）
莊子常常講些大而無當?shù)脑?，他的論辯對手惠施經(jīng)常譏笑他“子言無用?！鼻f子反駁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施不得不承認：“的確沒用。”（《外物》）意思是說你要懂得無用，我才可以跟你講有用。譬如天地那樣大，可人只要一個立足之地就夠了，人死之后埋到地下，人也就沒用了。
不過，對于有用還是無用的問題，莊子有時也陷入矛盾之中。
一次，莊子行走在山中，看到一棵大樹，砍樹的人站在邊上卻不去砍它，莊子問這是為什么，伐木人回答說因為它沒有什么用處，莊子由此感嘆說：“這棵樹因為它沒用，因此它得以終其天年?！笨傻搅说诙欤f子住宿在一戶人家，為了招待莊子，這戶人家將兩只鵝中不會叫的一只殺了。于是弟子問莊子：“昨天山中的一棵大樹，因做不了材料得享天年；今天主人家有兩只鵝，那只不會叫的被殺了招待我們：先生，你碰上這種情況該怎么辦？”莊子只好自我解嘲似地笑著說：“我將處在有用與沒用之間。不過，有用與沒用之間，有點似是而非，處理起來很麻煩。如果能順應(yīng)道德浮游于世上就不一樣了：既沒有人稱贊你，也沒有人毀謗你，有時象龍，有時象蛇，適應(yīng)自然而變化，而不專象那一種；一時浮游太空，一時落于地面，以融和世界為量度，浮游于萬物產(chǎn)生時的渾沌狀態(tài)；融于萬物之中，而不被外物所限制，那又何至于受到牽累呢？”（《山木》）顯然，莊子在?；^：先是說要處于材與不材之間，后面卻說最好的辦法是融于萬物之中，那就可以隨物而化了。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點，明君賢相是令人向往的政治理想，特別是三皇五帝更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他們有功于國家，有功于百姓，受到當時與后來人們的愛戴?？稍谇f子眼里，正是堯、舜、禹這些受到儒家所極力推崇的古代圣明之君把世道搞壞了，他們的那套仁義、禮樂改變了人的本性，也破壞了社會的和諧。
莊子在《胠篋》中說：“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zhí)煜轮シ?，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guī)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他把堯、舜、禹這些儒家推崇備至的“圣人”比作是殘割天下的利器，認為只有“絕圣棄智”，才能禁絕強盜，社會才能返樸歸真，呈現(xiàn)太平景象。
他在《天運》中借老聃之口對子貢說：“我告訴你，人們都說三皇五帝治好了天下，實際上正是他們搞亂了天下。對上有悖于日月之明，對下有愧于山川的精華，中間則破壞了四季的時序，使得萬物不能安于它們的性命。他們還自以為是圣人，真是無恥！”
他在《繕性》中更直指燧人氏以下一代不如一代：“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nóng)、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梟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后去性而從于心?！苯Y(jié)論是：“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越往后走世道越衰。
他還在《盜跖》中借盜跖之口痛斥堯、舜、湯、武等為“亂人之徒”，說：“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后世絕滅……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后，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span>
莊子認為真正的圣人應(yīng)該是“無為而無不為”。他在《至樂》中說：“天無為以之清，地?zé)o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试惶斓?zé)o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既然歷史上不存在圣明之君，那么自然也不存在賢明之臣了，因此莊子明確反對“用賢”說。
他在《天地》篇中直接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备凇缎鞜o鬼》篇中直指“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span>
基于賢士無用的觀點，莊子對歷史上的忠臣賢士統(tǒng)統(tǒng)予以否定。他在《盜跖》篇中例舉了許多忠臣賢士，可到頭來這些人都因忠貞賢能而罹禍：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死后不得下葬；鮑焦抗直，最終抱木而死；申徒嘉直諫不聽，結(jié)果負石投河；介子推割股以食文公，最后卻抱木焚死；商臣比干、吳臣伍子胥無限忠于君王，可到頭來卻是“子胥沉江”，“比干剖心”，“卒為天下笑”。結(jié)論是：“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干，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span>
不僅明君、賢臣無用，毫無價值，就連支撐明君、賢臣的知識、才能、禮法也都是無用之物，所以莊子主張“絕圣棄智”，認為圣人是天下大亂的根源，一切文明舉措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在《盜跖》篇中提出了一種極端的觀點，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圣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quán)衡以稱之，則并與權(quán)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span>
既然圣人是賊，賢士無用，一切文明舉措不僅多余，而且有害，那么人類自然應(yīng)該回歸到結(jié)繩記事的蒙昧?xí)r代去，讓人類回歸自然，無所用心，天下也就太平了。
基于這一認識，所以莊子主張人應(yīng)“適性”，一切任其自然，反對一切扭曲人性的舉措，所以“小國寡民”的社會最為理想，吳越建德之國最適合人性。如果人能做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保ā度碎g世》）象嬰兒一樣無知無欲，忘物忘我，那就是至德之性了。
他在《馬蹄》中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在莊子心目中，只有與禽獸同居，與萬物同族，無知無欲，才能恢復(fù)人的素樸之性，那才是“至德之世”。
正因莊子強調(diào)“適性”，所以他對有損人性的任何行為都是反對的。為此，他不愿為官，認為做官不自由，束縛了人性；不愿意參與任何社會事務(wù)，認為那樣會損傷人性。他寧肯生活在“無何有之鄉(xiāng)里”，也不愿與世人為伍。
莊子強調(diào)尊重人的個性，保持獨立的人格精神，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為了個體的“適性”、自由，就放棄人的社會責(zé)任，拒絕和反對參與社會事務(wù)，并進而否定人類在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那也是極其錯誤的。
（本文于2011年1月29日發(fā)表于中財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