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郁達夫深受陶淵明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其作品中多次出現陶淵明的名字，以及與陶淵明有關的詩文、字句，而且表現在文人氣節(jié)、心性向往與生活情趣上。雖然相隔千余年，但在對“世外桃源”的追求上，郁達夫和陶淵明是同頻共振的。
關鍵詞：郁達夫；陶淵明；世外桃源
郁達夫的作品中多次出現陶淵明的名字，以及與陶淵明有關的詩文、字句，具體來說有：
1、詩歌。《〈不知〉二首》：“不知彭澤門前菊，開到黃花第幾枝？”《自述詩十八首·其四》：“家在嚴陵灘下住，秦時風物晉山川。”《自述詩十八首·其八》：“左家嬌女字蓮仙，費我閑情賦百篇。”《客感寄某兩首》：“陶潛痛哭談燕俠，莊舄哀歌激楚聲。”《遷杭有感》：“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青島雜事詩十首·其六》：“握手凄然傷老大，垂髫我尚記當年。”《趙龍文錄于右任并已作詩題扇貽余，姑就原詩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詩兩首·其二》：“門前幾點冬青樹，便算桃源洞里春。”
2、詞?！稖p字木蘭花·寄劉大杰》：“紛紛人世，我愛陶潛天下士。”
3、小說?！冻翜S》中寫到“桃花源”、《遲桂花》中寫到“歸去來辭”。
4、日記。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日記中寫到“陶潛”。
5、文論。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農民文藝的提倡》中寫到“陶淵明”。
6、散文。《還鄉(xiāng)記》中寫到“桃花源”和“捕魚者‘今是何世’、”《還鄉(xiāng)后記》中寫到“五柳先生”、《移家瑣記》中寫到“世外的桃源”、《花塢》中寫到“世外桃源”、《龍門山路》寫到“武陵漁父”和“世外的桃源”、《杭江小歷紀程》中寫到“世外桃源”等。
已不需要再舉更多的例子，從以上幾處足可以看出郁達夫是受陶淵明影響的。雖然郁達夫和陶淵明的生活時代相隔一千多年，但兩人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大致有以下幾點：
1、年幼喪父。陶淵明八歲父親去世，郁達夫三歲父親去世，都生長于寡母撫孤型的家庭。
2、生活貧困。陶淵明出生于沒落的封建仕宦家庭，過著貧苦的生活。他在《有會而作》一詩中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在《自祭文》中說：“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飄屢罄，絺绤冬陳”。而郁達夫更是受盡金錢的壓迫。“予輩月費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購書籍，則膳金無出；以之買器具，則宿費難支。”[1]“我的錢，已經花完了。”[2]“不借這一筆款，恐將維持不到家里匯錢來的日子。”[3]兩人生活的拮據可見一斑。
3、都經歷了三次婚姻。陶淵明首任妻子因難產而死，第二任妻子因癆病離世，第三任夫人姓翟，年齡比他小一輪。郁達夫的第一次婚姻由母親包辦，一九二零年與孫荃結婚。第二次屬于自由戀愛，一九二八年與杭州美女王映霞結婚。第三次婚姻，經朋友介紹，一九四三年與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從總體上來說，陶淵明和郁達夫的婚姻都是經歷過不幸的。
4、第一個孩子都早夭了。陶淵明的第一任妻子臨盆難產，大人小孩都送了命。郁達夫和孫荃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結婚，其子龍兒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因腦膜炎夭折。
5、求“真”。陶淵明的一生是執(zhí)著求“真”的一生，陶詩的最大特點就是一個“真”字。元好問說他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4]郁達夫同樣求“真”，他認為“藝術的價值，完全在一真字上”[5]。
6、愛好飲酒。陶淵明不但嗜酒，而且將酒作為一個審美意象納入詩中，涉及到酒的詩篇占其全部存詩的三分之一左右。郁達夫同樣嗜酒如命，在其日記、小說、詩歌等作品中涉及到酒的比比皆是。陶淵明寫過《止酒》，郁達夫也表示“以后當戒絕飲酒”[6]，但事過之后依然照飲如故。
當然，陶淵明和郁達夫還有其他的相似之處，其中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追求是比較突出的一點。義熙元年十一月，陶淵明辭去彭澤令，歸隱田園，住在園田居，自此開始了后半生的隱逸生活。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郁達夫舉家移居杭州，住在大學路浙江省圖書館附近的場官弄六十八號，自此開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算得上是真正隱居的生活。兩人的歸隱有什么相似之處呢？本文擬從以下三點展開論述：
一、歸隱的動機：現實混亂、內心向往。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軍閥混戰(zhàn)，宗室內部爭斗激烈。陶淵明的家鄉(xiāng)一帶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常常是斗爭的主戰(zhàn)場。時值晉宋易代之際，陶淵明可謂一生都處于亂世當中。陶淵明從29歲[7]（393年）到41歲（405年）的十三年中，曾先后擔任過江州祭酒、桓玄都督府記室參軍、鎮(zhèn)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彭澤令。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稱自己做官是迫于生計，“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家里孩子多，沒有存糧，生活無以為繼。同時，由于當時爭戰(zhàn)之事，他也不愿意去遠方出差行役，而“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所以就擔任了彭澤令。至于辭官，陶淵明說他做彭澤令后的不長時間，便“眷然有歸與之情”，“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他認為自己過去的出仕都是為了滿足口腹，而非出于本心。沈約和蕭統(tǒng)也都認為“親老家貧”，為貧而仕是他做官的原因。在前幾次的出仕中他也表示過“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當然，不可否認，生活上的貧困是他做官的一個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就是他希望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陶淵明出身名門之后，自曾祖父陶侃以降陶氏家族代代為官，他深受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熏陶。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官至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追贈大司馬。陶淵明在《命子·其五》中以“功遂辭歸，臨寵不忒”表達了對曾祖父的崇敬。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他贊祖父為人正直。陶淵明的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他贊父親心胸豁達。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對他有重要影響。孟嘉是社會名儒，征西大將軍桓溫的僚佐，很受桓溫的器重，他對陶淵明寄以厚望。孟嘉家中藏書甚多，為陶淵明提供了良好的閱讀條件，在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同時學習到了儒家的經典著作。正所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他在《榮木》中寫道：“先師遺訓，余豈云墜。”這里的“先師”即指的孔子。他在《雜詩》中回憶他少年時代的志向時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在《命子》中贊美了包括自己祖輩在內的一些功勛昭著的賢臣，其用意一方面在于教育孩子，一方面也表現出他希望出現賢臣輔佐明君的政治局面，將來可以做一個正直有為的官吏。但陶淵明畢竟是正直耿介的士人，當他真正踏入官場之時，卻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黑暗，覺得與利欲熏心、毫無操守的仕途小人為伍，與心志相違，這就致使他數次辭官。至于辭彭澤令，據沈約《宋書·隱逸傳》和蕭統(tǒng)《陶淵明傳》記載是因督郵之事而辭官，《歸去來兮辭》中講的是因程氏妹的去世而辭官，但不管是哪一種原因，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他之所以八十多天后便辭官，其根源在于他對黑暗現實的不滿，使他最終意識到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無望，導致他和官場徹底決裂，以擺脫失望的現實給他帶來的羈絆。這無疑和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是相符的，而“督郵之事”和“程氏妹的去世”自然成了他辭官的一種托辭，或者說給予他給一個辭官的機會，心性、志趣、操守使然。
郁達夫選擇逃離斗爭的漩渦和陶淵明隱居在深層次上的原因是相近的。郁達夫認為，“官猶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當然是沒有什么的。”[8]“官者，人盡其責之謂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對社會，對國家有點貢獻，不貪污，不敲吸民間的膏脂，這是正當的官，像這種官，也大可做得。”[9]在《為已與為人》中他寫道：“我們求學問，一面原是為了想增進自己的德業(yè)，一面原也是為想服務于社會人類?？鬃右苍f過，‘學而優(yōu)則仕’，仕是為社會國家，當無疑義。”又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愛人是愛及于人，易使是易為人用的意思。所以我們的為學目的，當然第一是在修己，同時第二也是在為人服役；不過此地所說的為人，并非如孔子所譏諷的只圖夸耀于人，求知于人的那種虛浮淺薄的欲望而已，是實實在在為國家社會人類服役的意思。”可見，郁達夫是具有入世理想的。
對于郁達夫的遷杭之舉，除了經濟、兒童教育、落葉歸根（主要指王映霞）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郁達夫因發(fā)表《廣州事情》一文，既得罪了國民黨當局，又受到創(chuàng)造社同人的指責。一九二七年八月郁達夫退出創(chuàng)造社，一九二九年十月郁達夫被列入安徽省教育廳“赤化分子”名單，一九三零年三月郁達夫被列入浙江省教育廳“墮落分子”名單，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他被左聯除名，一九三二年四月他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不久即被國民黨查禁……可見，郁達夫遷杭之前，不僅受到國民黨軍政當局的迫害和白色恐怖的威脅，還受到左翼文化陣營的排擠，這些因素無疑對郁達夫做出遷杭的決定都有影響。但郁達夫內心對洋場生活的厭惡和對“田園都市”生活的向往無疑起著更大作用。“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得走十幾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10]郁達夫的隱居傾向其實早已存在，在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讀唐詩偶成》中他寫道：“生年十八九，亦作時世裝。而今英氣盡，謙抑讓人強。但覺幽居樂，千里來窮鄉(xiāng)。讀書適我性，野徑自回翔。日與山水親，漸與世相忘。古人如可及，巢許共行藏。”表達了隱居遁世的心愿。在郁達夫心目中，水波不興的西子湖畔或許可以成為躲避現實斗爭的安靜港灣，這是他的心之所向。
二、歸隱所求的生活：世外桃源、田園牧歌。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官歸隱之時與上流社會決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很大篇幅描寫了他脫離官場之后的喜悅心情，想象歸隱田園后的無限歡樂，表現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他把對世俗的憤懣轉化為對恬淡生活的向往。他在《感士不遇賦·序》中說：“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jié)，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于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說明當純樸的世風漸消、虛偽之風漸起的時候，在這樣的社會上繼續(xù)堅持操守也是徒勞。腐敗的現實狀況使正直之士不得不隱居。“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正是由于官場的黑暗，當他脫離這個污濁之地、歸返田園之時，他才覺得格外興奮與舒暢。“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隱處的一切都顯得真實、自然、親切，而作者越是贊美這種寧靜閑適的生活，就越是反襯出官場的污濁和對黑暗現實的厭倦。也正是對世俗的不滿，他才懷著極大的興趣描寫田園的可愛，表現田園生活的樂趣。《歸田園居》五首，寫出了“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的田園景致與詩人的喜悅心情；寫出了陶淵明與農民“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交往中的純真與“帶月荷鋤歸”的勞動詩意。辭官歸隱后的愉快心情和鄉(xiāng)居樂趣，對田園生活的熱愛,都溢于言表。
《桃花源記》作于424年，描繪了陶淵明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與生活：在政治上沒有壓迫者；在經濟上沒有剝削；人人都勞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會風氣淳樸，沒有互相傾軋，爭名逐利的行為；人們都過著幸福愉悅的生活，“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這是陶淵明歷經坎坷，觀察社會種種弊端后所勾畫出的一個平等、快樂、安逸的理想國，在這里人的性情可以得到自由實現和發(fā)展，人可以擺脫各種束縛與羈絆。它是如此美好，所以當描寫漁人進入桃花源時，陶淵明著力寫它的難于發(fā)現，意在說明這是一個與現實社會迥異的境域：外界的人們遭受饑餓寒冷，而桃花源中的人們豐衣足食；外界的人們在戰(zhàn)亂的死亡線上掙扎，而桃花源中的人們安定悠閑。理想的桃花源同現實社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從而造成了對渾濁現實的否定。而最后以找不到桃花源做結，一是表明自己與世隔絕的思想，二是暗示這么美好的地方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為現在中不存在，所以更加渴求它的出現。
世外桃源的生活景致也是郁達夫苦苦追求的。郁達夫認為，既有現代化的生活設備，又具有鄉(xiāng)村景象的“田園都市”是最理想的居所。“方才知道朝市而今雖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決不是世外的桃源。”[11]這是郁達夫遷杭之后的感受，那么很顯然在遷杭之前，郁達夫認為有山有水、風景秀美、交通便利、文化深厚的杭州是可以“吸一口新鮮空氣”[12]的“田園都市”，是可以過得上世外桃源生活的理想去處，所以他要“逃出上海，遷住杭州”[13]。早在一九一八年的《自述詩十八首》中他就寫道：“家在嚴陵灘下住，秦時風物晉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錦，來往春江有釣船。”“秦時風物晉山川”一句，即化用《桃花源記》“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以言隱者之居，贊嚴灘風物之美。在一九三二年的《遲桂花》中，描寫到翁則生家的客廳布置時他寫道：“琳瑯滿目，掛在那里的東西，果然是件件精致，不象是鄉(xiāng)下人家的俗惡的客廳。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陳豪寫的一堂‘歸去來辭’的屏條。”之所以覺得“歸去來辭”的屏條有趣，實際上是希冀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所致，流露了他渴望擺脫時事紛擾、渴求田園生活樂趣的心理。
郁達夫歸隱后的生活追求，明顯受到了陶淵明的影響。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的《杭江小歷紀程》一文中寫道：“所謂劉龍坪者，是五泄山中的一區(qū)特異的世外桃源。”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減字木蘭花·寄劉大杰》中寫道：“秋風老矣。正是江州司馬淚。病酒傷時，休誦當時感事詩。紛紛人世，我愛陶潛天下士。舊夢如煙，潦倒西湖一釣船。”郁達夫稱陶潛為“天下士”，意在稱贊他能不戀富貴，脫離濁惡的官場。而“西湖釣船”，則表明自己的隱居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花塢》中寫道：“一到花塢，就覺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樣子了。”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的《龍門山路》中寫道：“這龍門山坑的一個村子，真是外人不識，村人不知，武陵漁父，也不曾到過的一座世外的桃源。”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趙龍文錄于右任并已作詩題扇貽余，姑就原詩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詩兩首》其二中寫道：“昨日東周今日秦，池魚那復辨庚辛。門前幾點冬青樹，便算桃源洞里春。”“桃園洞”即《桃花源記》中描寫的一個與世隔絕的理想世界。可見，郁達夫對“世外桃源”的向往確實達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
三、歸隱后的矛盾心理：看似悠然、心有所牽。
就在陶淵明感到田園生活充滿樂趣的同時，他也表露出了內心的苦悶與矛盾。“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這種感慨實際上透視出了他對于早年政治理想和抱負沒有實現的遺憾心理。“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把無可奈何的心境表現得更加清晰。雖然帶有幾分消極的情緒，但也是一種變相對抗黑暗現實的辦法。雖說“富貴非吾愿”，但他對貧富生活的抉擇也有過矛盾。他寫道：“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14]“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15]。他自嘆道：“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16]以至于生活窮困到“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17]的地步。但生活的窘迫并沒有改變他的初衷。陶淵明歸隱之時41歲，在《飲酒》和《雜詩八首》等詩中表現了他對人生正值壯年卻光陰蹉跎的內心沖突。“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18]“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19]同時，隱居的孤獨寂寞也表露于筆端：“知音茍不賞，已矣何所悲。”[20]“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21]
歸田之后的陶淵明也并沒有完全忘情于政治與現實?！妒鼍啤方衣读藙⒃⒑У鄣恼嫦嗉捌渲圃旃У凵平K的騙局，表明自己是晉之遺民的立場,預言劉宋政權必將短命?！稊M古九首》是針對劉裕殺安帝、立恭帝一事而作，寄托了陶淵明對晉朝的懷念和對劉裕的憤慨。在《桃花源記》中，漁人在桃花源中村人的詢問下，把外界的情況一一詳細地講給他們聽，村中的人聽了都感到十分驚訝。這驚訝一方面表現了對于處于亂世中的人們的同情，另一方面為外界的人們沒有找到理想的樂土表示惋惜。
郁達夫也同樣存在這種矛盾心理。移居杭州的初期，他心境上也充滿著摩擦與斗爭。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遷杭有感》中寫道：“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xiāng)魚。范雎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武陵漁”，即《桃花源記》中的“武陵漁人”，在此代稱隱者，反映了他當時的寂寞心情。“進來生活為左右所夾，頗覺煩悶，精神軀體都不能自由，創(chuàng)作生活，怕將從此告終矣！”[22]雖然他也曾有過離開杭州的想法，“午前又去漫步了半天，想做東西，終不能動筆，當決計離開杭州。”[23]魯迅也曾寫七律《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十分懇切的對他進行規(guī)勸，但他并沒有離開杭州，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應當時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赴閩任省政府參議，他在杭州居住了近三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的主要活動是游山玩水、建造風雨茅廬，同時寫了許多游記、隨筆。他于閑散安逸的生活中，尋覓著自己向往的“世外桃源”。
“在他感到報國無門，一腔熱血不被人們理解的時候，有牢騷、有抱怨、有嘆息、有軟弱、有徬徨、有感傷、有沉醉于愛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懷抱中的幻想。”[24]“滿腔郁憤，無處發(fā)泄；只好把對現實懷著的不滿的心思，和對社會感到的熱烈的反抗”[25]寄托于山水之間，從建筑茅廬的精疲力竭中得到安慰，于消閑文學里獲取樂趣。正所謂“因為對現實感到了不滿，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懷中。”[26]避開了日益尖銳的斗爭鋒芒，醉心于“世外桃源”的郁達夫看似變成了一個與世無爭的逍遙者，這種消極避世的生活也確實使他意志消沉許多，但愛國主義的火苗并未泯滅，隨著抗日救亡形勢的逐漸高漲他對時事的關注程度愈加強烈。他寫道：“農村覆滅，國脈也斷了，敵國外患，還不算在內；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沒有一個比中國人更吃苦的。”[27]“雨聲不絕，頗為下農民憂”[28]“象這樣一個和平的冬日清晨，誰又想得北五省在謀獨立，日兵在山海關整郡，而各闊人又都在向外國的大銀行里存他們的幾萬萬的私款呢！”[29]在散文《寂寞的春朝》中寫道：“一冊一冊的翻閱下去，覺得中國的現狀，同南宋當時，實在還是一樣。外患的迭來，朝廷的蒙昧，百姓的無智，志士的悲哽，在這中華民國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確也沒有什么絕大的差別。”在《過富春江》中對日寇占據祖國大好河山表示憤慨，他賦詩道：“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國殤。偶向西臺臺畔過，苔痕猶似淚淋浪。”詩后附言說：“雙十節(jié)盡在目前，我想將這句話狗屁話詩來應景，把它當做國慶日的哀辭，倒也使得。”可見，雖然郁達夫徘徊于山水之間，但他并未完全忘情于戰(zhàn)斗，他依然牽掛著國家的命運、斗爭的形勢和民眾的生活。而這些又和郁達夫的工農觀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此不予展開。
郁達夫的好友劉海粟說：“達夫無意作詩人，講到他的文學成就，我認為詩詞第一，散文第二，小說第三，評論文章第四。……為了暢而不滑，外秀內渾，他還認真研究過阮籍、嵇康、陶淵明、謝朓、鮑照的著作。”[30]其實，郁達夫不僅僅研究了他們的著作，像陶淵明那“世外桃源”式的文人氣節(jié)、心性向往與生活情趣，更是深刻地影響了郁達夫的人生態(tài)度與創(chuàng)作。特別是隱居的這段時間，更是對他后半生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雖然相隔千余年，但在對“世外桃源”的追求上，郁達夫和陶淵明無疑是同頻共振的。
注釋：
[1] 郁達夫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日記。
[2] 郁達夫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日記。
[3] 郁達夫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日記。
[4] 元好問：《論詩絕句》。
[5] 郁達夫：《藝術與國家》。
[6]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日記。（郁達夫直到后來在蘇門答臘時，因怕貪杯誤事，曾長期戒酒。）
[7] 陶淵明的卒年,在顏延之《陶徵士誄》中有明確的記載，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關于其享年，《陶徵士誄》只說“春秋若干”，而無明確記載。學術界有七八種說法，沈約在《宋書·隱逸傳》說：“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有三”，即其生于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365年），在此也采用沈約的看法。
[8] 郁達夫：《高樓小說·說我的做了官》。
[9] 郁達夫：《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10] 郁達夫：《移家瑣記》。
[11] 郁達夫：《移家瑣記》。
[12] 郁達夫：《移家瑣記》。
[13] 郁達夫：《記耀春之殤》。
[14]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一。
[15]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三。
[16] 陶淵明：《與殷晉安別》。
[17]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三。
[18] 陶淵明：《雜詩八首》其二。
[19] 陶淵明：《飲酒》其十五。
[20]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其一。
[21] 陶淵明：《雜詩八首》其二。
[22] 郁達夫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記。
[23] 郁達夫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日記。
[24] 劉海粟：《漫論郁達夫》。
[25] 郁達夫：《文學上的階級斗爭》。
[26] 郁達夫：《懺余獨白》。
[27] 郁達夫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日記。
[28] 郁達夫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記。
[29] 郁達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記。
[30] 劉海粟：《漫論郁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