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深圳特區(qū)報
1927年的6月2日時年50歲的王國維自沉為國學史留下了最具悲劇色彩的“謎案”。為紀念一代大師，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用近30年搜集資料，歷時14年精心整理，力求 為馳譽中外的學術大師王國維“樹碑立傳”，由浙江教育出版社與廣東教育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日前正式面世。當皇皇20卷套書放在我們面前時，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作為現(xiàn)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在文史哲、藝術、教育等諸多領域都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同時又是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等20世紀新興學科的奠基者之一，其成就至今仍影響重大。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為填補王氏學術研究“沒有一部名副其實的全集”這一空白，經(jīng)30年的資料搜集，歷時14年精心整理，終于完成這部800多萬字的巨作。
經(jīng)王國維后人王亮的指引，記者日前在滬輾轉找到了該書副主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逢祥先生，并接受采訪。胡教授如數(shù)家珍地講述了全集編撰的日日夜夜，并稱：這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一套王氏全集，不但收錄了很多未刊稿，還根據(jù)新資料和有關研究成果對已刊著述作了訂補，其學術價值毋庸置疑，它將推動王國維國內外研究更深入地進行。
1927年6月2日，大師王國維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他把博大精深的成就留在了人間。然而，在很長時間內沒有一部名副其實的王氏全集。
胡逢祥告訴說，王國維逝世后，海內外陸續(xù)出版過一些他的著作，上世紀50年代之前最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羅振玉編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和趙萬里編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之后規(guī)模較大的則有1968年臺北文華書局版的《王觀堂先生全集》和1976年臺北大通書局版的《王國維先生全集》，后者為目前已出版的王氏著作匯編中規(guī)模最大者，字數(shù)當在300萬左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王氏遺著未有編入。
陳寅恪稱王國維是“開拓學術之區(qū)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連從不輕易贊許他人的魯迅，也稱道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郭沫若則將魯迅和王國維兩人相提并論，“我要再說一遍，兩位都是我所欽佩的，他們的影響都會永垂不朽”。王國維的大批著述，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寶典，而且早已走向世界學術之林。但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他的著作卻未得到全面匯集出版。這種學術研究與文獻收集整理相對滯后的狀況引起了學界的關注。1978年，在著名學者吳澤教授的倡議和主持下，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學史研究室(后改為中國史學研究所)的教師開始全面搜集王國維的文獻資料并著手編纂《王國維全集》。1984年，中華書局先行出版了全集《書信》卷。但此后，因受經(jīng)費等因素的困擾，編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滯。1996年，謝維揚教授出任史學所所長，該項目在原上海市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組長王元化先生的關心支持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資助下，重新啟動，并被列入該社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項目。十余年來，在華東師大史學所的組織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等單位與個人的通力合作下，全體編校人員按照新的體例和目標，在喧囂的塵世中甘于寂寞，繼續(xù)廣泛搜集資料，潛心編校，終得不負學術界厚望，將新編《全集》貢獻于讀者之前。
新編《王國維全集》共20卷，其中19卷收入王氏各類著作56種，譯作21種。較大通本全集多收著作類14種；譯作類19種；單篇文、跋40余篇，短跋80余則。加上第20卷附錄(收錄王氏親友、學生等對其回憶，及其講課筆記和《王國維著譯年表》等)，總字數(shù)約為844萬，較大通本陡增500萬字。著名古籍版本目錄學家、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先生生前為全集題寫書名，王元化為之作序。今天當新編《全集》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時，這項“工程”已歷經(jīng)了32年。
年幼時曾隨父母入住清華南園的王元化，當年玩耍的地方正是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等人伏案的所在。他可能也未曾想到，70多年后他會擔任了這部《王國維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正是在他悉心關懷和指導下，全集重新運轉。主編房鑫亮教授回顧十多年前的開拓歷程，念念不忘王先生的教誨：“王元化先生對《全集》收錄內容的看法頗有獨到之處。有一次他對我們說，以前的人沒有論文，多是批注、跋文。這些東西反映了他們的學術觀點，其實就是論文，而且言簡意賅。他要求我們留心這些材料。我們原來只決定收一些跋文，批注之類的文字比較瑣碎，做起來有困難，尚未決定如何處理。他的話引起了我們的重視?！?/p>
《王國維全集》的編纂過程，首先是一個對現(xiàn)存王氏遺著全面搜索和清理的過程。胡逢祥解釋道，按第一次編委會定下的“求全，存真”的原則，編纂人員對全國各相關圖書館和學術單位以及私人收藏的王氏遺作或書信手稿幾乎進行了地毯式的查訪，除京滬兩地圖書館外，還查閱了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圖書館、旅順博物館、浙江省圖書館、嘉興市博物館和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臺北“中央圖書館”，以及北大、清華、吉大等大學圖書館的相關館藏，甚至沒放過文物拍賣會上浮出的王氏書信手札等。在此基礎上，對獲得的全部文獻進行了仔細鑒別，規(guī)定須在全集收入的每種論著前以題解的方式，對其文本的來龍去脈作出可靠的說明。
所以，在文獻的甄錄上，可以說，新編《王國維全集》始終堅持了嚴格的標準，其字數(shù)雖高達800多萬，取材卻比大通本更顯嚴謹。通過考證和查核，剔除了舊編中的非王氏作品或雖是而并無內容之作。而對少數(shù)雖有人懷疑卻有新證據(jù)表明確為王氏所作者，則仍予收入。為提高點校質量，新編工作始終堅持兩條：
一是凡王著中引文，都須查明其確切出處并找到原書對勘，而不是單純地以不同版本的王著作對勘，這樣做雖然工作量極大，卻可以有效減少點校錯誤，并全面厘清王著征引的史源情況。二是凡能找到王著手稿或原始清抄本者，皆須以之與底本對校。這樣在“求全”的同時又保證了材料的真。
以這次出版《王國維全集》為契機，結合近年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和研究新成果，上月底有關方面已在華東師范大學和王國維故里海寧兩地舉辦學術研討會，研討王國維在各學術領域的成就、治學方法的時代特征和意義。
這次新編《王國維全集》收錄的王著較大通本等舊全集要多出數(shù)十種，其中，除譯作外，較值得注意的有：王國維書信、日記、讀書札記、古籍短跋批語和其他未刊稿等。
胡逢祥認為，以書信和其他材料相比照，有助于我們了解王氏思想前后的變化軌跡。這些文獻的發(fā)掘和編集出版，必將對王國維及其學術研究形成新的動力和思索。
如在中西學的看法方面，王國維前期曾確信唯西學可救中國。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經(jīng)過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其思想?yún)s日益傾向文化保守主義。在學術與政治關系的認識方面，王國維前后也有一些變化。中國古代學術，素有注重“經(jīng)世致用”的深厚傳統(tǒng)，這種情況，雖有其積極的一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學術對政治的依附關系，因而在20世紀初年，即受到了王國維的質疑?？梢哉f，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倡導非功利主義學術觀的人之一。但辛亥革命以后，他卻一改前說，開始強調起學術和政治道德的關系來。有些地方甚至又在肯定先前所反對的東西。這應當說是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現(xiàn)象。
王氏一生的學術主攻，大致經(jīng)歷了從哲學、美學，到文學，再到史學的幾次大轉變。過去對此的解釋，主要依據(jù)王氏本人所作的《三十自序》(見原載1907年《教育世界》)和羅振玉的《海寧王忠愨公傳》，較多從個性或辛亥鼎革對其思想的刺激上著眼。但目前提供的許多材料卻啟示我們，王國維學術幾次轉向的內在理路，可從另一個更深的層次，即從王氏對現(xiàn)代學術發(fā)展趨勢的把握上去理解其自覺追求的治學道路。
清末以前的中外學術交往基本上是不平等交流，即西學的單向輸入，而真正的雙向交流始于羅振玉、柯劭(文加心)、王國維等人，尤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身處清末民初史料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兼具精通數(shù)門外語、諳熟西方哲學、與處于學術前沿的中外一流學者密切交流的優(yōu)勢，因而在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等眾多新學術領域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這次在整理《全集》的過程中，搜集到王國維與羅振玉、沈曾植、柯劭(文加心)、張爾田、吳昌綬、容庚、內藤湖南、神田信暢、鈴木虎雄等數(shù)十名中外學人來往書信和日記、檔案等材料，其中不少內容突破陳說，可讓我們找到王國維如何與中外學人切磋，從而取得重建古史、創(chuàng)立眾多新學科的成就的原因。據(jù)此材料還可以擴展研究的對象，或合并研究，那其學術價值更大。
胡逢祥最后欣喜地告訴記者，自趙萬里先生《王靜安先生年譜》對王氏著述作進行系統(tǒng)編年后，各家續(xù)編年譜或年表對此迭有修補，但仍存在一些問題。而這次全集在編纂的過程中，利用手頭掌握的大量書信和手稿，為王氏著述的寫作過程和確切年代提供了依據(jù)，基本上解決了其所有著述的編年問題。同時，由于整個編纂過程集中了許多手稿等原始材料，經(jīng)過仔細對比和系統(tǒng)考證，對過去閱讀王氏作品中的一些疑惑和誤解，基本作了全面澄清。
《王國維全集》副主編胡逢祥簡介
1978年考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吳澤教授攻讀史學史專業(yè)，1981年畢業(yè)留華東師大中國史學研究所任教，現(xiàn)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文化史、歷史文獻學等教學與研究，先后主持教育部和上海市有關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多項社科規(guī)劃項目。著有《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與張文建合作)、《中國近代史學家》(與李遠濤合作)、《社會變革與文化傳統(tǒng) 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研究》，并參與主編《中國學術名著大辭典》(任史學分科主編)、《南朝五史辭典》、《中國歷代宰相大辭典》(均為副主編)等多部大型文史專業(yè)工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