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25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內稱“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為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中間名號雖有更迭，但宗旨主義未嘗變離，期望此次改組能“去惡留良”，而“吾黨奮斗之成功，將系乎此”。這一宣言事實上將國民黨改組的復雜曲折的歷史背景與改組的良好政治期望都充分表達了出來。此次改組，是國民黨發(fā)展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正式黨務改革，是其在發(fā)展過程中屢遇挫折后的黨務革新。
1923年10月25日,國民黨召開改組預備會議。
要了解國民黨的組織嬗變進程，不得不從同盟會談起。1924年，謝彬在其《民國政黨史》中就強調：同盟會是“今日國民黨系之元祖”。這一評論一針見血地道破了二者的內在密切聯系。
早在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就創(chuàng)立了興中會。然而，興中會成員組織性較弱，戰(zhàn)斗力不強，具有許多會黨色彩，難以擔當大任。于是，1904年，孫中山由美國到達英國倫敦，準備在歐洲創(chuàng)建革命團體。1905年，孫中山將留學的先進分子們集合在一起，組建了歐洲最早的革命團體，這就是日后被稱為“歐洲同盟會”的組織，可謂是同盟會的最早起源。同年7月下旬，孫中山離歐到日，準備在東京籌建同盟會。其時，留日學生受民族危機的激發(fā)，已先后自主成立過多個革命團體，他們革命激情高揚，組建革命政黨的條件已經成熟。孫中山的到來，很快就實現了其目標。
在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的介紹下，孫中山與華興會領袖黃興在神樂坂的鳳樂飯店進行了見面。見面會談中，孫中山力陳革命必須團結力量，而黃興等人“莫不深以為然”，雙方一邊喝酒，一邊熱烈地討論著革命聯合事宜。隨后，孫中山又與宋教仁 、陳天華等會面。當時的留日學生對組建全國性的革命政黨，普遍表示非常的歡迎。于是，經過孫中山密集的與黃興、宋教仁、程家檉等人會談協商，策劃、籌組工作順利進行著。7月29日，“同盟會預備會”在程家檉家中召開。孫中山提出，應將會名定為“中國革命黨”；但黃興等人則認為，這一名稱不利于黨員的活動。最后經過討論，決定將籌建的組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在東京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同盟會章程，選舉產生了執(zhí)行、司法、評議各部成員 ，并推舉出了各省分會的負責人。同盟會成立，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fā)展。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民社、統一黨、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等黨派合并成立共和黨，試圖與同盟會相抗衡。政治形勢的如此演變，同盟會進行改組的必要性加強。1912年7月16日，中國同盟會召開全體大會，討論擴黨與會務發(fā)展問題。其間，有人提出“改定名稱，組織完全政黨”，但大多數黨員對此強烈反對，認為同盟會如果改名，將會造成黨心動搖、勢力分散的嚴重后果。
7月21日，中國同盟會本部舉行夏季會員大會，雖然大部分會員仍然強烈反對組織改名，但對擴黨計劃卻持支持態(tài)度。經過選舉，主張改組的宋教仁、孫毓筠、張耀曾分別當選總務、財政、政事三部主任干事。隨后，宋教仁等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等反復商議合并事宜。8月10日，同盟會本部召開職員會，討論與他黨合并事宜。會上，總務部干事宋教仁宣讀了孫中山、黃興提議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合并為國民黨的來電，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11日，中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舉行合并籌備會，推選宋教仁為臨時主席。各方達成協議：同意合并后的黨名為國民黨；黨的宗旨是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黨的綱領是保持政治統一，發(fā)展地方自治，勵行種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國際和平；黨的組織采用理事制，推選一人為理事長。13日，同盟會召開職員會議，“全體贊成”合并事宜；同日，同盟會與相關各黨派聯合發(fā)表《國民黨宣言》，正式宣布合并為國民黨；孫中山與黃興也在同日聯名通電中國同盟會海內外各支部，宣布對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及其所訂之綱領“深為贊成”，表示將同盟會“改為政黨”是政治形勢演變下的一舉兩得之事。最終，參與合并組建國民黨的除同盟會外，還有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與共和實進會、蒙藏聯合會等5個黨派。9月2日，國民黨理事會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
孫中山曾言，“國民黨為同盟會之產兒，同盟會為革命黨之元素，其精神主義乃始終一貫”。此時的國民黨雖由六黨合并而成，但仍保持了同盟會的政治理念與傳統。國民黨成立之后，就積極參與民國政治，并在民國首屆國會選舉中取得勝利。1913年2月，參議院與眾議院的席位中，國民黨分別取得123席與269席的佳績，成為國會選舉的贏家。但國民黨的勝利卻遭到了總統袁世凱的猜忌，為打擊國民黨，袁世凱集團采取了各種手段，其中尤以刺殺宋教仁最為狠毒?！八伟浮焙?，隨即爆發(fā)了二次革命，旋遭失敗。袁世凱將國民黨誣為“亂黨”、“暴徒”，進行殘酷壓迫，更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國會議員，用武力將438名國民黨國會議員的證書與會章收徼，國民黨被迫退出了政治舞臺。
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憂憤交集，不忍見二十余年艱難締造之革命主義未達，遽爾不振，乃親率能立于戰(zhàn)場之黨員，組織中華革命黨于東京”，“冀盡忠于祖國”。
孫中山對“革命黨”之名稱似情有獨鐘，1905年擬用“中國革命黨”之名因遭反對而罷，但1910年在舊金山將當地“少年學社”改組為同盟會分會時，他自行主張將會名改為“中華革命黨”，后來還通告南洋各埠，要求依照美洲新例，將盟書中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認為此舉才可以收到名實相符的效果。
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是在反思二次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試圖進行“第三次革命”。孫中山認為革命的使命重大、任務艱巨，而國民黨組織散漫、“分子太雜，權利心太重”，致使戰(zhàn)斗力欠佳；并認為討袁之役的失敗，“為吾黨一大淘汰”，有利于清除黨內的不良分子，有助于純凈革命隊伍。因此，他親自擬定了入黨誓約，規(guī)定入黨者須絕對服從其領導，無論資格多老，皆須重立誓約，并加按指印。首批加入中華革命黨的有王統、黃元秀、朱卓文、陸惠生、馬素5人。1913年9月23日，他們在東京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孫中山為介紹人兼主盟人。10月，戴季陶、陳其美等23人也在東京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中華革命黨；10月29日，蔣介石在上海加入中華革命黨；11月，鄧鏗、何天炯、熊克武等57人在東京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5月14日，孫中山任命組織中華革命黨籌備委員會，并于16日在《民國》雜志社舉辦首次會議。6月21日，孫中山在《民國》社召開中華革命黨黨員大會，到會八省代表一致選舉孫中山為總理。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到會205人，孫中山就任總理。由于中華革命黨“為秘密團體，與政黨性質不同”，孫中山還指示“凡在外國僑居者，仍可用國黨名義 ”，僅在內容與組織程度上進行更張。在袁世凱死亡后，時局劇變，1916年7月25日，中華革命黨本部要求國內外各支部、分部停止一切黨務。12月10日，孫中山致函中華革命黨各支部、分部，要求應停止革命行動，以待“本黨改組”。孫中山這時計劃的此次改組，歷時漫長而緩慢，但卻影響巨大。
1919年10月10日，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沿用“國民黨”名稱，但又加上了“中國”兩字，既是為了吸收更多的志士加入國民黨，也是為了表示新的中國國民黨與民初舊的國民黨的不同，同時“在革命精神上”保持了中國革命黨的性質與組織紀律。
歷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的不斷演變，中國國民黨的名稱與組織形態(tài)雖經多次變革，但仍然顯得渙散。胡漢民在評論同盟會時，就認為同盟會“組織實非完善，黨與黨員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導之”，黨員的許多行動，往往“出于自動，而非黨的領導”。其語表現了對同盟會組織渙散的失望情緒。而民初以同盟會為主體，聯合其他五黨而成的國民黨，雖然有“民國政黨史開一新紀元”之意義，但其領導人之間的政治理念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分子既屬復雜”，事實上組織仍然渙散。中華革命黨本是孫中山對國民黨未來體制與結構改革思考的實踐。然而，孫中山雖試圖通過中華革命黨的成立來達到“以精致之規(guī)則律之整之”的效果，但卻因按指印、宣誓效忠的入黨模式，遭到了原來國民黨部分人士的強烈反對，事實上并沒有完全能夠將民初國民黨的力量全部吸收接納。袁世凱死后，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更復渙散。在護法運動期間，時人只知孫中山借重廣東地方力量及西南滇、桂地方實力派力量而與北洋軍閥相抗衡，革命黨則“鮮為人知”。但孫中山積極倡導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卻以失敗而告終，這使孫中山自感其護法理想難以實現，遂決定從事理論著述，啟動中華革命黨的改組進程，試圖尋求一個比較完備的組黨方案。于是，1919年將其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19年10月10日，國民黨頒布了《中國國民黨規(guī)約》，規(guī)定本部在總理之下，設總務、黨務與財政三部。其后，國民黨一直處在改組進程之中。由于此時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領導人大都身兼廣州革命政府的軍政要職，他們的工作重心更側重于軍事與地方行政。不過，國民黨的改進工作仍在進行。1920年11月，國民黨修正《中國國民黨總章》及規(guī)約。1922年，陳炯明因與孫中山政見不合，為鞏固其個人權勢，背叛了革命政府，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陳炯明的此次叛亂，使孫中山痛定思痛，認為只有“擴張黨務，培植實力，貫徹以黨治國之主旨，方足以撥亂事而反之正”。于是，他決定大力整頓黨務。1923年元旦，國民黨發(fā)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次日孫中山召集進行了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公布了《中國國民黨黨綱》和《中國國民黨總章》；是年11月25日，正式發(fā)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此次改組，是國民黨發(fā)展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正式黨務改革，是其在發(fā)展過程中屢遇挫折后的黨務革新。
此次改組，是孫中山在新形勢下對國民黨面臨的復雜政局的一項重要政治舉措，與以往幾次變革，有著明顯的不同。如果說以往幾次組織嬗變，大都是孫中山一人苦心積慮而成的結果，那么1923年國民黨進行的此次改組，則其集體色彩十分濃厚。1922年9月6日，孫中山指定9人為黨的改進案起草委員，歷經一個半月的集體討論，才把國民黨的總章及黨綱的草案呈請孫中山核定；其后又兩度召集各省國民黨代表對黨綱、宣言、總章進行集體審查修正，最后才正式發(fā)表或公布。這在國民黨歷史上尚屬首次。
此次改組，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確立了聯俄、聯共政策。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已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國民黨面臨的局勢也與以前迥然不同。1921年，在俄國十月革命及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也一直關注這些變化，他對俄國共產黨及列寧一直持有好感，還特別注意俄國革命的經驗，以資中國借鑒。1921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進行了三天的會談。而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后，也積極改進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關系。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廣州總統府后，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即向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張繼表示支持孫中山，聲討陳炯明。中共中央還指示廣州支部立即切斷與陳炯明的一切聯系。8月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特別會議，決定允許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8月25日，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再次在上海會談，馬林當面向孫中山表示共產國際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向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建議，并被孫中山接受。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先后拜訪孫中山。通過雙方會談協商，孫中山贊成國共合作，支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還同意取消按指印及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陳獨秀、李大釗、張?zhí)住⒉毯蜕芸炀陀蓮埨^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此次改組在實行“聯共”政策時，也加快了“聯俄”的步伐。1921年8月，孫中山在致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的信中就曾表示“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yè)”。其后，在與蘇俄的多次聯系與交往中，孫中山還曾和俄方提出過類似要求財政援助的建議。當時，蘇俄為貫徹其世界革命“東方戰(zhàn)線”的設想，也積極在中國尋找盟友，經過在北京政府與國民黨之間的權衡，最終決定了“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戰(zhàn)略。1923年1月26日，雙方發(fā)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確立了國民黨與蘇俄的同盟關系。
孫中山投身革命事業(yè)以來，就一直試圖尋找一個比較完善的組黨辦法，以促進中國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歷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一直到中國國民黨的此次改組，都是孫中山為謀求一個比較完備的革命政黨的不懈努力過程。而1923年的中國國民黨改組，使其組織形態(tài)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并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為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在國民黨的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也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中國政局的發(fā)展演變。（ 董繼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