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
吳蔚
創(chuàng)始于清康熙年間的桐城古文學派，是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所屬作家人數(shù)最多、持續(xù)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一直是文學史上的一大奇跡。深究桐城古文學派的得名，從先驅者戴名世、創(chuàng)始者方苞、開拓者劉大櫆，他們皆從未以”桐城派”自居。直到集大成者姚鼐，于乾隆年間寫的《劉海峰先生八十大壽序》，才正式標榜“天下文章，皆出于桐城”。盡管如此，姚鼐也沒有自稱為“派”。正式打出“桐城古文學派”旗號的則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他以個人的不懈努力，發(fā)展了桐城古文學派，使桐城古文學派扎根直隸，后來，其兩位得意門生張裕釗、吳汝綸親掌直隸最高學府蓮池書院，使保定成為了桐城學派的中心，造就了無數(shù)的人才，為桐城古文學派中興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這在晚清是中外矚目的。本公眾號中《曾國藩與蓮池書院》一文已初步提及曾國藩在保定蓮池書院的作為，因這個歷史現(xiàn)象影響極其深遠，這里再就“直隸總督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作詳細論述。
桐城古文學派簡史
桐城古文學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世通稱“桐城派”。桐城古文學派以其文統(tǒng)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座豐碑。桐城古文學派主要作家?guī)煶兄?，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古文學派“四祖”，而師事、私淑或服膺他們的作家，據(jù)專家統(tǒng)計遍及全國19個?。ㄊ校┯?211人，傳世作品2000余種，主盟清代文壇200余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
戴名世是桐城古文學派奠基人。在散文方面，他提出“精”、“氣”、“神”三主張，認為作文應“率其自然”，“修辭立其誠”，不僅要有變化，還應有“獨知”。后人多推他為桐城古文學派開山鼻祖之一。
方苞（1668—1749），字風九，一字靈皋，號望溪，桐城古文學派創(chuàng)始人。治經(jīng)以宋儒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禮》。論文提倡“義法”，認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以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后桐城古文學派的文論，以此為綱領加以補充發(fā)展。代表作有《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等。
劉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姚鼐、王灼、吳定、張惠言皆為其門下弟子。論文強調(diào)“義事、書卷、經(jīng)濟”主張在藝術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氣”、“音節(jié)”、“字句”，是繼方苞之后桐城古文學派的中堅人物。著有《海峰文集》等。
姚鼐（1732—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人稱惜抱先生。早年隨伯父姚范和劉大櫆學習經(jīng)學、古文。桐城古文學派的義法論和聲氣論經(jīng)其發(fā)揮和深化，成為一套較系統(tǒng)的古文理論。他提倡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濟”，總結文章的陽剛、陰柔兩大類風格，認為兩種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廢。其散文簡潔清淡，紆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詩有清撥淡遠之致，尤工近體。著有《惜抱軒全集》等。曾國藩在其《歐陽生文集序》、《致吳敏樹書》中，曾這樣評價姚鼐的文章：“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固當為百年正宗”。
桐城古文學派與有清一代相始終，歷時兩百余年，先后經(jīng)歷了姚鼐及弟子的桐城古文學派鼎盛期，出現(xiàn)“家家方姚”的輝煌景觀。緊接著是遭遇到兩次重大危機與調(diào)整，一次是咸豐、同治時期太平天國運動與桐城古文學派中興；第二次危機是甲午戰(zhàn)爭以后，桐城古文學派面臨新學興起、科舉廢除沖擊后作出的現(xiàn)代性變革。
曾國藩最早打出“桐城古文學派”大旗
19 世紀中葉，清政府昏庸腐敗，經(jīng)濟凋敝，社會動蕩，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外國侵略者蠢蠢欲動，反映時代變化和關注民生已經(jīng)成為這個時代文學的特點，而空談義理的桐城古文學派則不能適應新時代需要，再加上梅曾亮等桐城大師的去世，其弟子且政治社會地位不高，多是舞文弄墨的書齋文人，而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出現(xiàn)，都削弱了桐城古文學派的影響。
咸豐、同治時期，桐城古文學派式微。姚門弟子當時雖然遍布全國，但在姚瑩、梅曾亮相繼去世之后，因缺乏宗師人物的引領，轟烈一時的桐城古文學派處于群龍無首的境地。太平軍興后，桐城古文學派的境地更加衰敗。其發(fā)展傳衍最盛的是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等南方地區(qū)，恰在太平天國與清軍交戰(zhàn)的主要戰(zhàn)區(qū)。戰(zhàn)火所及之處，文獻焚毀，書院頹塌，綴文之士或殉難以死，或轉徙他方，無心文事。桐城古文學派古文處于生死邊緣。在此歷史背景下，曾國藩挺身而出，以維護道統(tǒng)的決絕態(tài)度打出”桐城派”的大旗，使桐城古文學派死而復生，再造輝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劉，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一代名臣曾國藩。
曾國藩自稱論文師從方苞、姚鼐，為文義法也取自桐城古文學派。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桐城派”的雅號，亦由曾國藩最早提出。曾國藩在其《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后，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古文學派”。于是，早有“桐城家法”之實的”桐城派”自此得到了曾國藩的正式冠名，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花開中華大地。
1859年，曾國藩作《圣哲畫像記》，將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宣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這無疑是公開宣告自己將接姚鼐古文大旗的宣言。這篇文章問世后，桐城古文學派因此聲名重振。同年，他纂輯《經(jīng)史百家雜鈔》，在姚鼐纂輯的《古文辭類纂》的基礎上，擴大入選范圍，重辟取范門徑，這應該算是曾國藩正式改造桐城古文學派古文之始。近代“桐城中興”的奇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曾國藩的作用尤為重要，他憑借自己在政治和文學上的實力和廣泛影響，使桐城古文學派從沒落走向復興，被胡適譽為“桐城古文的中興大將”。
但曾國藩講求的是經(jīng)世之學，他頗不滿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謹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現(xiàn)的內(nèi)容上強調(diào)了經(jīng)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現(xiàn)形式上，則吸取了漢賦的優(yōu)點，高洪雄健，呈現(xiàn)出陽剛之美。這就將桐城古文學派發(fā)展到了新的階段，有“中興”桐城古文學派之功。
曾國藩：“桐城古文學派”中興者
蓋棺定論，曾國藩的是非功過，自有后人評說。但作為“桐城古文學派”的中興者，他讓“桐城古文學派”在行將衰落時得以改造和繼承，再度輝煌于晚清文壇。
經(jīng)過兩百多年的興盛，桐城古文學派在19世紀中葉趨于衰落。雖然作為當時唯一在京的姚鼐門下高足，梅曾亮成為京師治古文者訪求的對象，梅曾亮儼然成為桐城古文學派領袖。但梅曾亮與桐城古文學派三祖相比就遜色多了，且梅曾亮后來對官場漸生厭意，辭官回到老家。在以官位為重的社會里，梅曾亮不高的政治地位，不免會弱化桐城古文學派的影響力。而且，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國家危機使文人士子無暇淺吟低唱，文壇籠罩著一片燕趙悲歌、杜鵑啼血式的悲涼慷慨之氣，引領文壇的多為“開張王霸，指陳要最”的“豪杰之文”，雖然當時的桐城古文學派已擴展至廣西、江西一帶，但桐城古文學派文士所擅長的平淡雅潔之文卻不被人叫好，桐城古文學派似乎陷入了后繼乏人的困境。
陷于困境的桐城古文學派希望改變自身尷尬的狀況，他們渴望有個人能“為人望所囑，庶幾足以震蕩海內(nèi)，開闔風氣，使偏宕卓犖之士，悉轉移而歸之正學”。終于，這個人出現(xiàn)了。他就是當時的湘軍統(tǒng)帥、“同治中興”的名臣曾國藩。但讓人有些不可理解的是，作為湘軍統(tǒng)帥、洋務運動的力倡者，曾國藩為何會在桐城古文學派行將衰落時“出而振之”，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古文學派”中興呢？
究其原因，耐人尋味。首先，曾國藩自幼喜好古文，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jīng)，14歲就能讀《周禮》、《史記》文選。曾國藩出身于塾師之家，自小受到禮儀廉恥、忠君愛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教育。進入官場之后，潛心研究程朱理學，逐漸形成了外儒內(nèi)法、以禮治政的思想體系。也正是由于他受到的正統(tǒng)儒學教育，使他鐘情于以程朱理學為歸的桐城古文學派。而且曾國藩一直對古文很有研究，用功甚是勤快，“每月中作詩、古文若干篇，是為月課”。如此對古文的喜愛，自然使他注目于當時影響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古文學派，特別仰慕姚鼐，多次提到以姚鼐為師。
聯(lián)結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淵源的是“姚門四杰”之一的梅曾亮。曾國藩后來到京城后，結識了姚門高足梅曾亮，并且交往甚密，曾國藩曾多次前往梅曾亮處問學。當時，“京師治文者，皆從梅氏問法。當是時，管同已前逝，曾亮最為大師”，曾國藩曾經(jīng)多次和梅曾亮探討古文，視梅曾亮為桐城古文學派正統(tǒng)傳人。曾國藩所寫的《送梅伯言歸京陵》《贈梅伯言二首》等詩作都是為了贊美梅曾亮而作，可見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的鐘愛，對桐城古文學派大師的敬重。就如王先謙先生曾說：“昔日梅、曾諸老，聲之冥合，簫管翕鳴”。梅曾亮的傳授，使得曾國藩接觸了桐城古文的廣闊世界，曾國藩贊頌梅曾亮“單緒真?zhèn)髯酝钔还庐敶晃男邸?。后來曾國藩認真圈點《古文辭類篹》，全面吸收梅曾亮所講的桐城文法。當然，最重要的還在于曾國藩的學術思想主張與桐城古文學派的“致力程朱理學”和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基本相合。所有這些都為曾國藩中興桐城古文學派打下了思想基礎。
其次，曾國藩復興桐城古文學派是為了堅守程朱理學，維護封建統(tǒng)治桐城古文學派的宗旨是高舉宋明程朱理學和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旗幟，這正好與曾國藩一生致力于程朱理學相契合。曾國藩熟知傳統(tǒng)文化是維系民心的重要血脈，而當時社會的文化血脈就是程朱理學以及所衍生的“義理”說。而桐城古文學派則是堅守程朱“義理”的當時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其在維系社會凝聚力和融合力上起到了巨大作用，曾國藩看到了桐城古文學派這一大社會作用，堅定地扛起了復興大旗，肯定了桐城古文學派的正統(tǒng)地位，重新拾起程朱理學，樹立社會信心。1851 年，太平天國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后，短短兩年時間就席卷了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qū)，震驚了國內(nèi)外。竭盡全力捍衛(wèi)封建統(tǒng)治的曾國藩，被任命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重臣，曾國藩當時除了在軍事上積極部署外，還在思想上下了大功夫。由于太平天國奉行天主教，創(chuàng)建了拜上帝教，曾國藩利用其踐踏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偏激之舉，高舉維護封建道統(tǒng)和倫理綱常的大旗。桐城古文學派以程朱理學為宗，便成為其對抗太平軍的有力工具。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這場持久的對抗戰(zhàn)中，桐城文學發(fā)揮了它不可低估的作用。這正是曾國藩大力中興桐城的一大要素。
第三，晚清桐城古文學派對程朱義理的堅守及對西學的關注正好與曾國藩“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想不謀而合。曾國藩洋務思想的核心是學習西方的“技藝”、“術數(shù)”以自強、衛(wèi)道，體現(xiàn)出一個既視程朱理學為身心性命，又注重務實經(jīng)世的傳統(tǒng)士大夫在內(nèi)憂外患、西學漸侵時的無奈選擇。在堅守程朱義理，衛(wèi)道護道及學習西方器數(shù)之學這兩個關鍵點上，曾國藩與晚清桐城古文學派是大致相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條，作為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曾國藩借桐城古文學派文章來為洋務運動搖旗吶喊，這不僅可以減少來自頑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識分子致力于洋務。因為，桐城古文學派古文以宣揚程朱義理為中心內(nèi)容，以維護“道統(tǒng)”著稱。憑借桐城古文學派文章來倡導洋務，使洋務衛(wèi)道、自強的目的昭然若揭，這不僅能最恰當?shù)匦麚P其“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想，亦能減少來自頑固派的攻擊，同時可以極大地調(diào)動起對“文統(tǒng)”、“道統(tǒng)”，對傳統(tǒng)文化戀戀不舍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學習洋務的積極性。
應該說，曾國藩此舉可謂一箭雙雕，一方面憑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古文學派領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古文學派衛(wèi)道的特點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統(tǒng)的立場，減弱了來自頑固派的壓力。
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的學術淵源
“漢宋之爭”是晚清理學中特有的命題。“漢學”即乾嘉考據(jù)學，“宋學”指稱的是理學。乾嘉時期“漢學”發(fā)展極為鼎盛。是時，漢學家指斥理學的空疏，對孔孟書中仁義禮智等理學主要觀念亦別創(chuàng)新義，對周、程、張、朱之書，更是大為詬病。此時的桐城古文學派雖以文學派別著稱，但在學術理念上與漢學相對。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論述道：“桐城古文學派之名益顯，儼然足與當時之‘漢學’相抗矣。桐城古文學派之文字，注重義法，又謬于‘因文見道’之觀念，故規(guī)模狹小，失于拘謹。然樸實說理，頗能言之有物，較專以辭華靡麗尚者，為足多焉”（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777頁）。又有“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漢幟大張，疇昔以宋學鳴者，頗無顏色。時則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學，篤謹能躬行，而又好為文。苞，桐城人也，與同里姚范、劉大櫆共學文，誦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號曰‘桐城古文學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tǒng)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家互相輕”（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67—68頁）?？梢娡┏枪盼膶W派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方面“尊宋學”，“以道統(tǒng)自任”；另一方面又造“古文義法”，兼“文”與“道”于一身。雖然它的“因文見道”的觀念使其文學規(guī)模受到限制，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其“樸實說理”，“言之有物”的特性使其在許多學派中顯得較為突出，故而能與“漢學”相對抗，因此桐城古文學派的弟子大多具有理學傾向。可以說桐城古文學派成就了理學家，也被理學家所成就。著名的晚清理學家曾國藩亦如此。
晚清理學家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有較深的學術淵源。有文為證：“滌生為晚清中興元勛，然其為人推敬，則不盡于勛績，而且在其學業(yè)與文章。其為學淵源，蓋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聞于其鄉(xiāng)先輩之風而起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32頁）。連曾國藩自己在《圣哲畫像記》中談到為學時也說道：“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于禮。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也”（《圣哲畫像記》，《晚清文選》，74頁）?？梢娝麡O為尊崇“桐城”，基本接受了桐城古文學派的古文理論，更將文以載道的精神繼續(xù)發(fā)揚，不僅使其成為晚清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還為桐城古文學派的發(fā)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首先，曾國藩梳理了乾隆以降的桐城古文學派之學術授受。在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中對乾隆以降的桐城古文學派學術授受有詳細的描述：
“乾隆以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姚先生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絮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絮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yè)姚先生之門。鄉(xiāng)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絮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潢月滄交友，月滄之鄉(xiāng)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xiāng)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nóng)、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歐陽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國藩比較詳細地描述了桐城古文學派從姚鼐到歐陽生的傳習情況，時間跨度從乾隆末至咸豐時期，地域包括江西、廣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數(shù)近二十，而且最后還指出越來越多的學者皆以桐城古文學派之主旨為學，尤其以秉承姚鼐之論為主，認同于“以義理、考據(jù)、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zhì)，而后文有所附，考據(jù)有所歸”的學術觀點。而此種學術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葉漢學極力摒棄宋學諸子義理之說時提出的，曾國藩認為此論點力排眾議，雖然在當時顯得孤立無助，但后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可見“道之廢興，亦各有時”（《曾國藩全集·詩文》，245—247頁）。
其次，他不僅發(fā)展了桐城古文學派的理學宗旨，而且主張漢宋兼采，擴展了桐城古文學派的發(fā)展空間。桐城古文學派諸學者在初期漢宋相爭時多次做文以詆漢學破碎。姚鼐就曾論曰：“宋之時，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經(jīng)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書數(shù)，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蔸而遺其鉅，夫寧非其蔽與”（《贈錢獻之序》，《學案小識》卷五，44—46頁）。在此姚鼐指出漢學家專求名物制度，以閱書之多少作為衡量知識之多少的標準，專門“窺隙攻難”，實際上是只得到了學術之枝葉卻失去了學術的根系，對經(jīng)書只通字句而無法得其全體，只注意了末節(jié)而失卻了經(jīng)典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更有甚者，以此途為晉升之階，只知富貴利祿，根本不關心為學之所得。“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清代學術概論》，69頁）。
隨后，方東樹著《漢學商兌》與漢學相爭。書中不遺余力地對閻、胡、惠、戴所學進行批評，“其書成于嘉慶間，正值正統(tǒng)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yè)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后此治漢學者頗欲調(diào)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蓋頗受此書之反響云”（《清代學術概論》，69頁）。但是此處梁啟超不但看到其有“革命”的價值，更發(fā)現(xiàn)此書也開啟了漢宋調(diào)和的先河。而曾國藩作為晚清時期的桐城古文學派主將，雖依然以理學為宗旨，堅持理學學術陣地，但其學術主張由初期的“一宗宋儒”而逐漸轉變?yōu)椤皾h宋兼采”，開啟了晚清學術發(fā)展之新趨勢。他一反姚鼐對漢學治學方法的批判態(tài)度，對從考據(jù)而轉入義理之學的劉椒云之治學方法大加贊譽。他指出：“始椒云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h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圍，不為細字識別。晨起而指誦曰：‘此某縣也，于漢為某縣；此某府某州，于漢為某郡國?！踩娜斩煲患垼姿惺∫嗳缰?。其于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竊嘗窮觀夫圣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為歸……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jīng)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于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蓋用漢學家之能，綜核于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于朱子。后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耶？抑猶未耶？國藩為發(fā)其擇術之意，即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zhì)證焉”（《曾國藩全集·詩文》，212—213頁）。在曾國藩看來，如劉椒云如此這般已屬圣人之道，而其之所以能夠如此，是以程朱為歸，所以用漢學家研習學問之方法，再“綜核于倫常日用之地”，必是一朱子也，可達孔孟之本旨也。所以雖有漢學、宋學之分，他要兼取兩家之所長，再之漢學、宋學皆出于孔門，二者皆不可少。因此要研究孔門之全，漢學與理學皆應該研究學習。這一番論述肯定了漢宋之學對學術發(fā)展所作出的貢獻，是比較中肯的。
而對如何貫通漢宋，曾國藩認為“研經(jīng)耽道，學有本原”，提出：“必從事于《禮經(jīng)》，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后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zhàn)爭，食貸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曾國藩全集·書信》，1576頁）。即“由博可返約”。而要實現(xiàn)這一點，學者必須從事于《禮經(jīng)》，從事于禮學，成為古人所謂的“大儒”。因為禮學既涉及一名一物，甚至軍旅戰(zhàn)爭之事、日常事物之間皆與禮有關，可從細處研禮，然后至其本，“源流畢貫”，就將漢學之考據(jù)一名一物與理學探究義理結合起來，所以以“禮”貫通漢宋，成為曾國藩的一種思路。
曾國藩漢宋兼采的學術趨向使?jié)h學、宋學多年的隔閡得以打開，而且不斷融合。因此伴隨著晚清理學的復興，漢宋之學彼此為矢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從而使桐城古文學派得以走一個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的傳承
在桐城古文學派衰微之際，曾國藩以桐城古文學派傳人自稱，對于桐城古文學派的理論曾國藩也多有贊同。其對桐城理論一脈相承的地方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文以載道”的繼承。文以載道，這是桐城古文學派古文理論的重要內(nèi)容。桐城古文學派的創(chuàng)始者方苞說：“非闡益道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胺窍韧踔ǜサ?，非先圣之旨弗宣”。姚鼐進一步提出道與義合，“明道義，維風俗以昭后世”，也就是說理學與辭章的結合。桐城古文學派諸位人物的觀點完全一致，都是“文以載道”的積極維護者。而桐城古文學派所說到的“道”，就是所謂宋明以來的程朱理學。曾國藩自稱其“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啟之”，可見他是以桐城古文學派學人自許的，他的文以載道的觀點也就是得之桐城古文學派衣缽真?zhèn)?。曾國藩認為文與道應當合二為一，強調(diào)文章應當以傳播程朱理學為最終目的，寫文章不僅僅只是為了寫文章，要發(fā)揮文章本身的作用和功效。文章是用來傳播程朱理學、弘揚程朱理學的，文與道應該適當有機地結合起來。由其門下眾多文人構成的桐城——湘鄉(xiāng)派就是曾國藩繼承桐城古文學派最好的證明，湘鄉(xiāng)派一名，最早見于1922年胡適發(fā)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他認為“桐城 = 湘鄉(xiāng)派”，將二者合二為一，相提并論。湘鄉(xiāng)派同樣也是以文以載道為核心，文道結合，因文見道，文以約道。后來由于時勢環(huán)境的變化，清王朝的衰落，他對文以載道也產(chǎn)生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文與道也可以彼此分離，顯示不同的特點和風格。
其次是對“義法”的繼承。方苞集古今文論之大成，提出“義法”說，方苞把“義法”看作是“凡文之愈久而傳”的根本法則，他對文章的內(nèi)容和形式以及兩者關系做了全面的分析，以反映客觀現(xiàn)實為“言有物”，也有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傾向。曾國藩在他的日記中寫到：“無一合于古人義法，愧赧何極！”由此可以看出他對于義法主張是贊成的，他把是否合乎古人的義法，作為文章的最高標準。姚鼐主張的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合一，曾國藩除增加了“經(jīng)濟”一說外，其余全部繼承。他強調(diào)“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jīng)濟有理。辭章之學，亦所以發(fā)揮義理者也”。他還說到：“義理與經(jīng)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梢钥闯?，他的主張與姚鼐的主張并沒有原則性的區(qū)別。他所提倡的洋務運動，學習的西方知識都可以納入桐城古文學派“義理”，是為了充實“義理”，使其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曾國藩說義理這種概念不能丟，要代代延續(xù)，代代相承。
再次，曾國藩對姚鼐文章“氣”學說加以繼承。姚鼐將文章分為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認為文章之美在于得乎陽剛陰柔之情。曾國藩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其區(qū)別，不過是姚鼐是偏重陰柔之美，而曾國藩則是偏重陽剛之美，因此他的文章“氣”之說并非他的原創(chuàng)，與姚鼐的學說有相通之處。他也繼續(xù)將風格細分為多種，并且重視陽剛之美。
曾國藩的湘鄉(xiāng)派對桐城古文學派的改造
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興，受曾國藩的威名的影響，形成了“湘鄉(xiāng)派”。由于“湘鄉(xiāng)派”對桐城古文的改進，導致文風與早期桐城古文學派風格有所不同，后世產(chǎn)生了湘鄉(xiāng)派是否為桐城一派的爭論，實際上，湘鄉(xiāng)派是繼承桐城古文學派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的，并非自創(chuàng)一派。
隨著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繼去世，桐城古文學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臨岌岌可危、后繼無人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假以援手?！稓W陽生文集序》是曾國藩試圖振興桐城古文學派式微命運的重要一步，以湖湘文派接續(xù)桐城文派；作《圣哲畫像記》，推尊姚鼐，將姚鼐列入古今圣哲三十二人，并說其粗解文章，是受姚鼐影響開啟的。隨著梅曾亮的去世，曾國藩接續(xù)桐城古文余緒，也儼然成為一代文宗。但曾國藩不愿俯首于桐城諸家之下，而是走出了一條改造桐城古文學派的道路。曾國藩在桐城古文學派奉為圭臬的《古文辭類篹》之外，另辟蹊徑編纂《經(jīng)史百家文鈔》，打破桐城古文學派文章規(guī)模狹小的毛病，廣開門徑，轉益于經(jīng)史百家，調(diào)和駢散內(nèi)部矛盾，增加古文氣勢，以漢賦氣象作雄奇瑰偉之文，求雅之外而務求實用；另一面，補救桐城古文綱常名教之學的空疏，提倡關心經(jīng)世要務，在“義理、考據(jù)、辭章”之外，標舉“經(jīng)濟”，做到體用兼顧，將古文與事功結合起來，以恢復古文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由于曾國藩及曾門弟子在審美情趣、行文風格與方、劉、姚有一定區(qū)別，后人以曾國藩為湖南人，而別稱之為湘鄉(xiāng)派。曾國藩的嘔心瀝血，終使桐城古文學派避免了樹倒猢猻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興。曾國藩的身邊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稱為“湘鄉(xiāng)派”，那么桐城古文學派是否等于“湘鄉(xiāng)派”，湘鄉(xiāng)派是繼承了桐城古文學派的傳統(tǒng)，還是篡改了桐城古文學派？
最早提出曾國藩自創(chuàng)門派的是吳敏樹。他在《與筱岑論文派書》中提出：“果以姚鼐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指曾國藩）之心，殊未必然”。言外之意是說，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以姚鼐為宗，桐城為派，論述桐城文派與世變相因的關系，并非出自曾國藩的真心實意，不過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國藩想借桐城古文學派之名而別有所圖的一種權術罷了。而胡適在1922年發(fā)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把“桐城=湘鄉(xiāng)派”合二為一，相提并論?，F(xiàn)在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但是筆者認為湘鄉(xiāng)派和桐城古文學派是一脈相承的。
首先，曾國藩承認自己是繼承了桐城古文學派的傳統(tǒng)，并沒有自創(chuàng)門派。曾國藩曾說：“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說純是彌天大謊。曾國藩早年確實有過尊崇方姚的時期，他在《圣哲畫像記》中，將姚鼐列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曾國藩文集中，從精處、粗處、陽剛陰柔論文，作文講求器識，強調(diào)情理，主張學文宜從摹仿入手，講求諷誦之共，在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論的影響。
其次，曾國藩跨越的湘鄉(xiāng)派與桐城古文學派在古文理論的主要框架方面存在明顯的延續(xù)。曾國藩繼承了姚鼐對中國學術的三分法，即義理、辭章與考據(jù)。姚鼐曾自命為能融合三者而一的文士。曾國藩認為“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jīng)濟之學，有考據(jù)之學”“此四者缺一不可”，在姚鼐之上增加了“經(jīng)濟”之說。姚鼐生當乾嘉之世，這是清朝封建統(tǒng)治秩序還比較穩(wěn)定的時期，因此他還沒有感到有突出封建的經(jīng)濟之學的必要，所以只以“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論學論文。曾國藩把歷來封建理學家包含在義理之學之內(nèi)的經(jīng)濟之學，獨立出來，突出起來。至于相同的地方，不但曾國藩提出的“義理、詞章、經(jīng)濟、考據(jù)”四有其三是直接繼承了姚鼐之言，而且還在于他們在論學論文因時識變的態(tài)度方面，也有一脈相承之處。姚鼐所處的乾嘉之世，是考據(jù)之學極盛的時代，姚鼎因時識變，把考證加進來，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濟。曾國藩是看到了而且是深為賞識的。于是他取法姚鼎這個態(tài)度，也像姚鼐一樣，從更好地維護封建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立場出發(fā)，因時識變地在姚鼐的“義理、考據(jù)、文章”中，增加了“經(jīng)濟”。
同時，曾國藩評論文章，繼承了姚鼐陰陽剛柔的理論原則。姚鼐倡以陽剛陰柔之說論文，他說：“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己。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fā)也”。曾國藩論文也有本于此。他在《日記》中明白地說：“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國藩論文的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從理論上說，雖然對姚鼐的陰陽剛柔說有所闡述和發(fā)揮，但是不出姚鼐所論的大范圍。
最后，曾國藩的湘鄉(xiāng)派為文的目的和桐城古文學派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桐城古文學派從創(chuàng)立之初就淪為宣傳程朱理學之道，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爪牙。方苞只不過是一個文士，并不是什么理學家，但由于尊奉程朱理學，標出“學行程朱，文章韓歐”的口號，自己儼然以程朱派的衛(wèi)道者自居，對反對程朱的思想嚴厲抨擊。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xiāng)派，為文的目的和桐城古文學派是一致的。曾國藩的古文，大都是以封建主義的經(jīng)世致用為目的、為內(nèi)容的，大都是關系到清朝統(tǒng)治階級生死存亡的重大題材。正如黎庶昌所說：“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話，一內(nèi)諸雄奇萬變之中”，“并功德言于一途”。我們也很容易理解，因為曾國藩生當封建亂世，時代的潮流又把他推到了封建統(tǒng)治集團性命攸關的權臣的地位。曾國藩站在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以天下為己任，鞠躬盡瘁地為封建統(tǒng)治集團服務，自然就需要而且可能寫出那種并功德言為一途的雄奇萬變的文章來。
湘鄉(xiāng)派與桐城古文學派在體系與內(nèi)在精神上是血脈相連的，是作為桐城古文學派的同中有變、和而不同的又一發(fā)展階段。而關于曾國藩的散文研究，他與桐城古文學派的淵源是無法超越的關鍵，要解讀中興時期的發(fā)展或者新變，就離不開它與桐城古文學派之間的淵源。
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后期文風的修正
曾國藩對后期桐城古文學派空洞的文風和樹立門戶之見的流弊進行批判，并改變自方苞以來桐城古文學派只重視唐宋散文的閱讀習慣，廣泛涉獵秦漢、魏晉文章，把駢文與辭賦的寫作經(jīng)驗引入創(chuàng)作之中，注意修辭與聲調(diào)的運用，修正了桐城文派片面追求文字雅潔的單調(diào)貧乏之弊；他還提出了“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的理論，在遵從“道統(tǒng)”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圍內(nèi)對后期桐城文風進行了修正，并獲得了成功。
文壇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對前一時期或同期文學創(chuàng)作弊病的反撥。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漢”是對明前期文壇館閣文學的死板文法進行反撥，興起于“宗秦漢”還是“尊唐宋”之爭尚未停息的康熙時期的桐城古文學派，也是對明代以來拘泥復古而導致為文“模擬剽賊”局面的反撥。
但是，也正如曾為文壇帶來新風的前后七子最終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復古的道路；“文必秦漢”最后反阻滯文章真正地向秦漢之風靠近一樣，雖然反撥了別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無物，興于康雍、盛于乾嘉、影響經(jīng)過同光直到民初還饒有余音的桐城古文學派，其在經(jīng)過了康乾時期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諸人帶來的發(fā)展盛狀后，在清中后期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向死守“義理”、拘泥“文以載道”的“道統(tǒng)”觀方向前行，而逐漸走入空洞無物、不合實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嘆：“時文之法者陋矣。謬然而不通于理，腐爛而不適于用”。在清代后期由桐城古文學派主導的文壇上，這種曾為“時文”所有的弊病也顯于“古文”中來。曾國藩就說過：“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練經(jīng)義，負聲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詞豐而義寡、梔蠟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壇創(chuàng)作不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為顯，排句疊調(diào)以為勁”，還在文風上“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于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正走向形式主義的歧途。
自然，在這種情況下對文風的糾正勢在必行，而在《圣哲畫像記》中自稱“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的曾國藩正是以自己對桐城文法的秉承與超越，在“姚門四杰”相繼去世后的清晚期，針對文風之弊做出種種革新，試圖一挽桐城于頹敗。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講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介韓歐之間”，“非闡道益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茍作”，這成為桐城古文學派創(chuàng)作的基本守則。作為桐城后學，曾國藩自然也繼承這一創(chuàng)作主導思路。他的《致劉蓉書》說：“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雖然這里是在倡導對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離不開以“人心所載之理”主導著“人身之血氣”的大前提，仍然是對“文以載道”這一命題的再闡釋，只不過是用“血氣”承載“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圖解而已。
不僅如此，《圣哲畫像記》里標榜：“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徑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稌鴥x禮釋官后》認為：“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為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將“道”具象成以“禮”為核心、以“仁”和“義”為兩大準繩的思想體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維護著理學的權威。
以桐城所宗為自己所旨，表明了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的淵源。但面對日漸偏離康乾時期文風，從思想到筆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劉蓉于《復吳南屏學博書》中評價為“惟宗派之云，甚至謂句法之短長伸縮，聲音之抗墜疾徐，皆有一定繩尺，如詞曲之有譜然，尋聲逐影，良可厭薄”的桐城末流，直隸總督曾國藩又嚴肅地與之劃清界限。在《覆吳南屏》這封信中，他點評說：“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并表示：“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塵”。對梅曾亮等人漸趨僅以姚鼐為正宗，樹立門戶之別、失之狹隘淺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評。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桐城后進，在末流以宗派之說當?shù)赖那闆r下，曾國藩還敢于品評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與劉霞仙》里認為方苞成就尚未達到“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的地步，其在“發(fā)明義理”與“學為文”之間“兩下兼顧”，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以致無可怡悅”；在《覆吳南屏》里評析姚鼐“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這些無疑都表明曾國藩出于桐城而又自覺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創(chuàng)作視角。
也正是在這樣的視角上，曾國藩主動地對桐城古文學派進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豐六年十一月諭子函》中說：“余平生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又在《覆鄧寅階書》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選》之盡善”。還對吳敏樹說：“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腴潤”。（《覆吳南屏》）平生好讀之書除桐城古文學派一貫尊崇的韓愈文章外，還有《史記》、《漢書》、《莊子》，而且認為《文選》集粹的古文質(zhì)量最高，并愛向他人推薦閱讀《漢書》、《文選》。曾國藩的古文視野已然跳出了桐城古文學派傳統(tǒng)上以唐宋八大家為核心的閱讀習慣，向前延伸到了先秦、兩漢、南北朝；同時《莊子》的“入選”也表明他對刻板“道統(tǒng)”的揚棄，為求古文真諦而不過分計較作品是否出自先賢大儒之手。
在閱讀習慣方面，曾國藩不僅從選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傳統(tǒng)的唐宋兩代限制，還在選文的體裁上跨越方苞設下的藩籬。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引方苞語：“古文中不可錄……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潔”。而曾國藩在日記中自敘：“余近年最好班、馬、揚、張之賦”。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適今者，莫如賦”（《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諭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孫南歸序》里強調(diào)：“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將古文和駢文的關系闡述為奇與偶的相對與相補充，從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對駢文的過激排斥。
在對駢文進行高度評價的基礎上，曾國藩提出了“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的文論，并指出在音節(jié)方面，“聲調(diào)鏗鏘”是漢魏文人“有兩端最不可及”的高處之一（《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子函》）。這自然超越了方苞寫文章排斥“魏晉六朝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這一截然分離散文與駢文聯(lián)系的論調(diào)。吳汝綸在《與姚仲實》中評價曾的文論是“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大家”，足見時人已經(jīng)認可了曾國藩結合駢文特點、改進古文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過，雖然對桐城文風進行了一定修補，但曾國藩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導致桐城古文學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來文章空言無物的核心原因：過分強調(diào)“文以載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導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詩集序》宣揚：“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粗看之下，似乎是將一直以來對立著的“文”與“道”進行糅合，將“文”通過被人為地定義成與“道”相合的“藝”，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實質(zhì)上仍是和從“文以明道”向“文以載道”的轉變那樣，通過將“文”定位在“藝”，使“道”完完全全地統(tǒng)轄著“文”，讓“文”僅僅成為因“道”而存在的技術性附庸，抹殺了“文”的本體特征。而在《與劉霞仙》里，曾國藩對“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盡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廖廖數(shù)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鄙意欲發(fā)明義理，則當法經(jīng)說，《理窟》及各語錄、札記（如《讀書錄》、《居業(yè)錄》、《困知錄》、《思辨錄》之類），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立新，將前此所習蕩然若喪守，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
他承認“文”“道”是可以“兼盡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筆下，“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為二”，并以方苞為例證明這種矛盾的不可調(diào)和性。在這種不可調(diào)和性面前，曾國藩同姚鼐一樣，仍然是遵從著“文以載道”的標準來評判文章的價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發(fā)展歷程：
“自群經(jīng)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而不改。雖韓、李銳復古，亦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蘇、曾、蘇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
在這里，曾國藩將“習于情韻”與“習與義理”兩者一視同仁，公允地認為各有特色的同時也各有弊病，同屬于“偏勝”。但又受到“文以載道”思想的束縛，對宋以來的“法韓氏”、“習于義理”做出了“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的好評，在一視同仁的基調(diào)上最終還是偏向了“義理”代表的道統(tǒng)觀念。
總而言之，曾國藩從多個方面提出改造桐城古文學派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變亂和文風轉換對散文的需求，又為桐城所講求的身心義理之學培土固基。在桐城三要素之外，加上“經(jīng)濟”一項。為救桐城古文學派侈談義理的空疏之敝，使其增加應對現(xiàn)實、參與世務的功能。在肯定桐城古文學派陰柔愜適之美的同時，更推重陽剛雄奇之美。這是針對桐城文氣勢不足、格局狹窄之弊提出的。為使其拓展自身的功用、審美內(nèi)涵和欣賞的價值，須擴大取法對象的范圍，如秦漢文、兩漢賦，特別不必拘于駢散之分。
“桐城古文學派”與洋務運動
對于以詩文道藝為志業(yè)的曾國藩來說，桐城古文學派古文是他必須面對的大事。平定太平天國之后，清政府百廢待興，曾國藩以學習西方先進技術開創(chuàng)洋務運動之先河，希冀復興儒學以實現(xiàn)文化復興。復興桐城古文學派古文也成為他政治圖景的組成部分。
19 世紀 60、70 年代，洋務思潮開始萌生并逐漸成為時代強音。洋務思潮是經(jīng)世致用思潮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直接延續(xù)，也是這個時代的現(xiàn)實要求。求實、務實的經(jīng)世濟民的思想推動著經(jīng)世思想家將“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諸于實踐。作為一位有強烈經(jīng)世抱負的政治家，曾國藩承接桐城之衣缽時，其中興桐城和洋務思想的萌生及實踐基本上是同步展開的。晚清桐城古文學派在堅守程朱理學的同時也開始關注西方，這就與曾國藩“中體西用”的洋務思想不謀而合。借桐城文章為洋務運動搖旗吶喊，不僅可以減少頑固派的阻力，也可以整合天下的知識分子而用于洋務運動。曾國藩并不只是一個文學家和理學家，同時也是一個軍事家和政治家，特殊的身份地位決定了其振興桐城古文學派的動機也是多重復雜的，并不是簡單的振興古文，究其根源大約是維護封建皇室，振興大清帝國。我們對此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曾國藩對于桐城古文學派的中興絕不是簡單的一昧拘泥桐城古文學派之古，而是在繼承桐城古文學派的優(yōu)秀成果的基礎上加入適應時代要求的新東西，“曲折以合桐城之轍”，使桐城古文學派重新活躍起來，呈現(xiàn)了一度的“興旺”。
的確，此前太平天國運動席卷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qū)，曾國藩被朝廷委以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重任”。他嚴格精選將帥，廣招士兵，發(fā)布《討粵匪檄》，向太平天國軍隊宣戰(zhàn)，其間屢經(jīng)受挫，苦苦拼殺，展開血戰(zhàn)，直到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徹底失敗，經(jīng)過十余年的搏殺和起伏，曾國藩如愿以償，將橫掃大半個中國、幾乎動搖清王朝統(tǒng)治的太平天國運動徹底鎮(zhèn)壓，成為清朝“中興第一名臣”。
這時的曾國藩中興桐城古文學派，首先從道統(tǒng)、文統(tǒng)兩方面為晚清桐城古文學派打開學習西學的門徑。例如，為使桐城古文學派古文能擔當起宣揚西方器數(shù)之學的重擔，曾國藩提出作文要端在“義理”、“考據(jù)”、“文章”、“經(jīng)濟”四事。其實，將“經(jīng)濟”納入桐城古文學派文章并非曾國藩的創(chuàng)見，姚鼐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義理”、“經(jīng)濟”、“文章”、“多聞”。但曾國藩所言的“經(jīng)濟”在傳統(tǒng)儒學的經(jīng)世內(nèi)容基礎上，還納入了輿圖算法、步天測海、制造機器等西方科學技術的新內(nèi)容。
作為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曾國藩在任兩江總督時，創(chuàng)辦“安慶軍械所”，制造中國歷史上第一艘火輪船。擴建“江南制造總局”，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機器母廠”，也是中國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工業(yè)基地。為了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知識，1867年，曾國藩在“機器母廠”設立“翻譯館”，聘請英、美翻譯及留學人員主持譯務，這個“翻譯館”成為清政府創(chuàng)辦的時間最長、影響很大的翻譯中心……他把先賢“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從設想付諸實踐，使中國的社會在各個方面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于是，此時的曾國藩通過改變桐城古文學派文風來適應洋務需要。他在洋務運動中主張的經(jīng)濟之學包羅萬象，對西學的學習更是國人陌生之事。針對桐城古文學派為文之弊，曾國藩提出作“雄奇之文”，實際上就是通過轉益多師，駢散互用，不拘一格體現(xiàn)出來。此雖與桐城古文學派的原本文風有了較大的差異，但也并非與桐城古文學派古文風格完全兩立，他所言的“雄奇之文”，實際脫胎于姚鼐文論，后發(fā)展成為“湘鄉(xiāng)派”。
梁啟超曾贊曾國藩集為“桐城古文學派之大成”。雖然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曾國藩對桐城古文學派的改造，應該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想借桐城古文學派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但從繼承和發(fā)揚桐城古文學派文化來看，曾國藩還是有一定功勞的。
直督曾國藩與桐城古文學派在直隸地區(qū)的超越
晚清文學大師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后，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大成，以“私淑桐城”自居，為讓桐城古文學派順應時勢，他以豁達開明的態(tài)度對待桐城前輩的短長得失，總結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又對桐城古文學派的弊端有所補救和超越的文學主張。曾國藩任直隸總督一年半，飭吏、治河、練兵、審案，大興文教，主講書院，建官書局，著《勸學篇》，發(fā)微桐城，融匯中西，確使古城保定有一番新氣象。
直隸總督曾國藩作為當時政治舞臺乃至文學舞臺上的首要人物，對社會和學術把握有著極為全面和敏銳的目光，再加上他不甘低人一等的強勢性格，注定了他絕對不會全盤接受桐城古文學派的東西，不會一味推崇姚鼐，也不會拘泥于桐城古文學派的一家之言。曾國藩在桐城古文學派原有的基礎上帶領其走向新的階段，為桐城古文學派增添了適合社會需要的新血液，同時將桐城文論擴大到一個新的階段，構建了他極具包容性和實用性的獨具特色的文論思想體系，扭轉了桐城古文的衰勢，使桐城古文學派在直隸走向全面中興、繁榮。
第一，曾國藩在直隸，將“經(jīng)濟”納入桐城古文學派文法。
桐城文派至姚鼐而始定。姚鼐在《述庵文鈔序》中說：“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足以相濟；茍不善之，則或至于相害”。這便是桐城古文學派完備的古文理論。桐城古文學派理論家姚鼐的義理、考據(jù)、詞章理論，最終導致桐城作家走向空虛玄談，與當時內(nèi)憂外患的社會現(xiàn)實格格不入，并受到當時以魏源為代表的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的進步散文家的猛烈抨擊。
在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集團面臨內(nèi)憂外患，社會危機此起彼伏的情況下，直隸總督曾國藩提出了自己的古文理論，即：“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jīng)濟之學，有考據(jù)之學”，“此四者缺一不可”。很明顯，曾國藩提出的古文綱領在姚鼐的古文理論上增加了“經(jīng)濟”一說。“以理學經(jīng)濟發(fā)為文章”。曾國藩說“鏡海先生（按：唐鑒）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至經(jīng)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nèi)”。而談到“經(jīng)濟”這一說的也并非曾國藩原創(chuàng)。劉大櫆曾經(jīng)談及，真正談及經(jīng)濟一說的是深受經(jīng)世致用思想影響的姚瑩，其認為作文要端在“義理、經(jīng)濟、文章、多聞”。曾國藩的“經(jīng)濟”則是在姚瑩的基礎上又上了一個臺階?！督?jīng)史百家雜鈔》就是一部能很好體現(xiàn)曾國藩義理經(jīng)濟的著作，它不僅比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增選了經(jīng)、子和六朝的文章，而且大大增加了選錄的范圍，也很明顯地體現(xiàn)了他經(jīng)世致用的歷史文學觀。“經(jīng)濟”，即經(jīng)國濟民，曾國藩用在此地，其實是經(jīng)世致用的代詞。經(jīng)世致用是明末清初際顧炎武首倡的，到近代由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繼承發(fā)展成一種文學觀和學術觀。曾國藩主張發(fā)揮文學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功效，將“經(jīng)濟”放在桐城散文的首要位置，足見其對經(jīng)世致用的推崇。
曾國藩適時拋出“經(jīng)濟”一說，力挽桐城狂瀾于既倒。這里的“經(jīng)濟”就是將當時經(jīng)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引入文學領域，強調(diào)文學的務實精神，為社會政治服務。為此，曾國藩在直隸總督署內(nèi)親筆寫下了《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其中全面闡述了他的思想：“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jù)，曰辭章，曰經(jīng)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紦?jù)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jīng)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曾國藩所倡導的不再是桐城古文學派空虛的玄談，而是深層挖掘傳統(tǒng)儒學中的經(jīng)世濟民的因素，賦予義理以經(jīng)世致用的現(xiàn)實精神和內(nèi)涵，為寫作者指明了一條“明理習道修身濟世”的文道一統(tǒng)的道路。
曾國藩對“經(jīng)濟”的增加也是為了清王朝服務。作為一個封建名臣，他的階級立場和所處的統(tǒng)治地位，決定了他必須要求古文為封建的政治服務。洋務思潮的興起和曾國藩在直隸保定中興桐城差不多是同時進行的，因此其“經(jīng)濟”與洋務運動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曾國藩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但是他的思想透露著深深的中體西用的精髓。因此，學習西學的內(nèi)容就被加入了經(jīng)濟之中，但是曾國藩認為經(jīng)濟之事，尤其是學習的器數(shù)之學不能夠脫離“義理”的軌道，而西方的器數(shù)之學與儒家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之學組成的“經(jīng)濟”是為了充實“義理”，學習西學并不是以夷變夏。這就為桐城古文學派學習西學、補救空疏之弊掃清了障礙。使桐城古文學派宣傳洋務思潮，抵抗頑固派的阻撓，籠絡士人之心。曾國藩既不是空談“經(jīng)濟”、“義理”，也不是閉門從事“考據(jù)”、“文章”，他是一個身體力行的人。曾國藩在洋務思潮的背景下提出“經(jīng)濟”一說，正是這種求實、務實的經(jīng)世精神，使得晚清學習西方的思潮能夠進而走向深入，并使其可以付諸實踐。
第二，直隸總督曾國藩主張?zhí)岢珡V采經(jīng)史百家，打通駢散界限，雜取駢文麗藻。桐城前輩治學規(guī)模狹小，門戶之見極深，大多站在宋儒的立場，排斥漢學。在語言表達上，桐城前輩強調(diào)文字清澄雅潔，不許將“魏晉六朝人藻麗徘語，漢賦中板重字法”入古文，大大削弱了桐城古文語言表現(xiàn)的力度，使桐城古文的語言流于簡樸無味。直隸總督曾國藩意識到這是造成桐城文簡樸無味及文氣淺弱不振的根源所在，于是開始了辭章學領域的新開拓。曾國藩認為經(jīng)史百家各有所長，都可以作為古文語言的取法對象，不必拘泥于一家，而應博采眾長，為古文創(chuàng)作服務。為救桐城文氣虛辭弱之弊，直隸總督曾國藩主張調(diào)和駢散，雜取駢文麗藻以弘文章之氣。曾國藩提倡廣采經(jīng)史百家，打通駢散界限，雜取駢文麗藻，極大地豐富了桐城文學的創(chuàng)作。經(jīng)他解放后的桐城文派在北方的直隸省規(guī)模宏大，文采大增，文氣大振，也由此帶來了桐城北派散文新的文境。
第三，直隸總督曾國藩據(jù)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張。當時桐城文人在“義”“法”標尺及過多教條束縛下，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有序之言則多，而有物之言則少”的局面，直隸總督曾國藩據(jù)此提出了“自然之文”的主張?！拔馁F自然，渾然天成”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命題，方苞標舉義法，追求清正醇厚，給散文創(chuàng)作限定的條條框框太多，從而使創(chuàng)作出的文章離自然之文越來越遠。曾國藩看到這種不足，舉起“率其自然”的文旗，解放桐城文的創(chuàng)作。他在《湖南文征序》中集中闡釋了這一主張：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羝洳毁鼓M，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群經(jīng)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褥而寡實”。
不盲目追摹前人，不恪守成法，有自得之理，真摯之情，不吐不快，這樣寫出來的文字便是值得肯定的自然之文。直督曾國藩的“自然”說體現(xiàn)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高美學理想，為在直隸中興桐城在理論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第四，曾國藩在直隸，提出改變桐城古文學派文風，強調(diào)文章的“氣”?！拔囊詺鉃橹鳌保钤缡怯刹芪簳r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提出的，桐城古文學派諸位大師對“氣”也有一些闡述，姚鼐就提出八字主張，但是從戴、劉到姚都是十分模糊朦朧的認識。而曾國藩就將其具體化、細節(jié)化、明朗化。他十分注重文章的氣，說到：“古文之說，全在氣字上用功夫”。他認為凡是有生命力的文章，凡是流芳百世的文章都是靠氣主宰的，一篇文章的好壞有用與否，與氣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所以他說：“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為行氣不易之法”。他在姚鼐的基礎上將文章風格劃分為：“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曾國藩如此重視氣，那他所說的“氣”究竟是指什么？從他的作品和文章可以看出，他說的就是指作家先天的氣質(zhì)、個性、稟賦以及修養(yǎng)等。他把作家的“行氣”歸于天賦，但是作家的“器識”也是不可忽略的，器識是不可度量的。因此他非常注重養(yǎng)氣，在日記中提到，欲求養(yǎng)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于心兩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他認為氣是可以后天通過修養(yǎng)而成的，無論作家天賦如何，只要通過后天的鍛煉和加強就可以了，作家要多看書，多觀察，多出去游訪，這樣才可以寬闊自己的眼界，產(chǎn)生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正確的看法。這種思想在他的家書和日記中隨處可見。曾國藩推崇文章的陽剛之美，尤其重光明偉岸、氣勢磅礴之作。在洋務思潮興起的時期，諸位學士多用寬闊龐大的心胸去接納西學的種種新鮮事物，而桐城古文學派的雅潔、陰柔之文章就顯得與世俗格格不入，狹小、規(guī)矩繁多的文章難以承受洋務的萬變之氣。正是曾國藩的提倡，使得桐城古文學派文風拓寬，矯正了柔弱的作風，更加適應近代社會自強運動和文學發(fā)展的需要，成為推動洋務思潮的重要工具，同時桐城古文學派自身也得到延續(xù)和發(fā)展。
第五，曾國藩在直隸，就文學其他方面對桐城古文學派的革新，也是順應時代的。桐城古文學派諸家一直都主張“雅潔”，因此他們也自然反對駢偶參入，嚴格駢散的界限。而曾國藩在對待駢散問題上則是與之不同，他更加通達。他在日記中寫到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主張駢、散結合才能很好地展現(xiàn)文章的氣勢和魄力。曾國藩高瞻遠矚，糾正了桐城之文的偏頗，也被后人譽為“通識”。與此相關，曾國藩為了豐富桐城古文學派的語言，還主張吸收漢賦之長，擴寬了文章的來源，大大豐富了文章的色彩。除漢賦之外，曾國藩還重史傳文，他編選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改動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的體例，其中就是增加了“敘記”等史文。曾國藩意在博采眾長，兼收并蓄，突破桐城古文學派的傳統(tǒng)，開拓他的新生命。他也主張寫文章要珠圓玉潤以及古文不宜說理。
在桐城古文學派“中興”之后，其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種復雜的局勢。有人認為“中興”之后的桐城古文學派即步向沒落，胡適就說這一度的古文中興，只可算是癆病將死的人回光返照。但其實也可以說是桐城古文學派的近代化轉型。在曾國藩所處的時期，雖然桐城古文學派的古文從本質(zhì)上沒有變化，但已經(jīng)有了近代轉型的趨勢。桐城古文學派之后是沿著兩條線發(fā)展的，一條是郭嵩燾、黎庶昌、薛福成這條線，他們已經(jīng)從桐城義法的桎梏中擺脫出來，表現(xiàn)出求新求變的趨勢，走進了散文變革的大潮中。另一方面是在保定蓮池書院的吳汝倫等人，固守桐城古文理論，回到了桐城前輩所提出的雅潔論，最終成為歷史絕響。直隸總督曾國藩在以直隸保定府為中心的北方地區(qū)，對桐城古文學派的一系列超越之舉，不僅豐富了直隸文化遺產(chǎn)，同時為中國近代文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曾國藩在直隸培養(yǎng)出的“桐城古文學派俊秀”
曾國藩志在轉移士風，陶鑄人物，培養(yǎng)一世之才。曾國藩幕府集天下俊彥之士達83人，以文學著稱者有吳敏樹、俞樾、王闿運、方宗誠、莫友芝、郭嵩燾等，其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世稱“曾門四弟子”。曾門四杰在1840年以后登上文壇，成功接續(xù)了桐城古文學派姚門弟子的余緒。在曾門四弟子中，黎庶昌與薛福成生活經(jīng)歷相似、志趣相投，致力“并功、德、言于一途”，以經(jīng)國濟世之才自任。黎庶昌（1937-1897），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少從古文家鄭珍學習，后入曾國藩幕府，光緒二年（1876），隨郭嵩燾出使英國，歷時五年，游歷歐洲十余個國家，用古文筆法寫成《西洋雜志》，記錄歐洲文明的方方面面，倡議“酌用西法”。后又兩度出使日本，編纂《續(xù)古文辭類篹》，全面體現(xiàn)了湘鄉(xiāng)派對桐城古文學派的繼承與變革，“擴姚氏而大之”的理論選擇。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薛福成先后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作《籌洋芻議》，參與興辦洋務的實際工作。光緒十四年（1888），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國，寫成《出使四國日記》，成為時人研究西方的必讀之書。黎庶昌、薛福成二人勇于任事，為文追求堅強之氣與擴大之境，成為名滿天下的洋務要員。
與黎庶昌、薛福成的事功追求不同，張裕釗與吳汝綸自甘以文人自處，以在直隸保定辦學興教為職志。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今湖北鄂州）人。少時好學為文，篤嗜桐城方、姚之說，常誦習其文。后以古文得知于曾國藩，歷主南京文正書院、保定蓮池書院等書院，張裕釗最著意發(fā)揮因聲求氣之說，強調(diào)深思與熟讀，揣摩古人古文之妙，認為是學習古文的不二法門。為文典重肅括，簡古凝練，著有《濂亭文集》。與張裕釗相近是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吳汝綸先后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多年，對興辦洋務滿腔熱忱。吳汝綸繼承曾國藩觀念，認為“轉移風氣，以造就人才為第一”，官深州、冀州兩地，以興學為先務。光緒十五年（1899），吳汝綸繼張裕釗后，主講蓮池書院，以教育救國為己任，培養(yǎng)弟子甚眾。光緒二十八年（1902），籌建京師大學堂，吳汝綸出任首任總教習，并赴職前，自請至日本考察學制，回國后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堂，一生興辦教育，成為近代著名教育家。吳汝綸論文宗法桐城，他的古文得桐城古文學派整飭雅潔之長，又得湘鄉(xiāng)派意厚氣雄，著有《桐城吳先生詩文集》。
結語
高屋建瓴的文學素養(yǎng)和儒家文化的功底，使得曾國藩在看待文學上有獨到的見解，曾國藩在繼承桐城古文學派“家法”的基礎上，為了挽救“文敝道喪”的危機，做了一系列的調(diào)整和革新，為桐城古文學派開辟了中興之路，其文學理論在咸豐、同治時期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引領了晚清文壇甚至是晚清社會的動態(tài)和走向，在古文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對往后數(shù)十年的中國文學史、直隸文化史上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然而，由于外國侵略者不斷地入侵，社會也動蕩不安，清王朝的衰落和瓦解也不可挽救，歷史是前進的，這是不可扭轉的趨勢。曾國藩死后，桐城古文學派終究還是衰落，其中興之局是在封建末世奮力掙扎后的回光返照，終將走向衰落，最終消失在歷史舞臺。但不管歷史如何發(fā)展，曾國藩改革桐城古文學派以及產(chǎn)生的影響都將保存在歷史長河中，不可抹殺，我們也要用正確的歷史觀點予以公正的評價。直隸總督曾國藩在保定蓮池書院中興桐城古文學派，使桐城散文雄踞直隸文壇。這絕不僅僅是依靠他個人的政治權勢所能奏效的，更重要的還在于他能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大成，總結和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文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又對于桐城古文學派的弊端有所補救和超越的文學主張，從而最終在直隸保定形成了他極具包容性和實用性的獨具特色的文論思想體系。在桐城古文學派發(fā)展史上，在直隸文化的演進中，在保定蓮池書院的文化積淀里，直隸總督曾國藩無疑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承傳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非盈利原創(chuàng)文章，拒絕抄襲）
編輯：吳蔚 楊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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