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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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謝泳關于舊大學時代的文章,追憶了那個年代的教授?,F(xiàn)摘編如下。 ●說話痛快的教授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lián)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jīng)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里,教授對于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tài)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這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里進行黨派活動。 張奚若是中國知名的政治學教授,抗戰(zhàn)期間,曾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在參政會上多次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提出尖銳的批評。有一次擔任會議主席的蔣介石聽得不高興,打斷了張奚若的話。張盛怒之下拂袖離開會場,返回昆明。下次參政會開會時,張奚若收到邀請信和路費后,立即給參政會秘書處回電:“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1946年初,在舊政協(xié)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西南聯(lián)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講課自由的教授 在舊大學里,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后,多數(shù)都要出版。舊大學教授的學術成果許多就是由講義而來的,有些學生記下的課堂筆記,多年以后出版,人們也會當作學術成果看,這是舊大學里的一種傳統(tǒng)。由于沒有統(tǒng)編教材,教授就必須學有專長,如果隨便找一本專著來做自己的講義,那樣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不但同行會看不起,學生也不買賬。 沒有統(tǒng)編教材,也就沒有統(tǒng)一考試,所以舊大學里教授的權力是很大的。比如說,當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試題就是對對子,他出了上聯(lián)“孫行者”,請考生對出下聯(lián)。據(jù)說當年對出下聯(lián)“胡適之”的只有一人,即后來成為古漢語專家的周祖謨先生。 史學家李埏回憶,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lián)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開宗明義:“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F(xiàn)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教授保護學生 在舊大學里,教授和學生平時也許并不那么親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時候,學生對教授的態(tài)度則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對學生也可以說是愛生如子。 馮友蘭回憶錄中,就表達了他很珍惜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情誼。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梅貽琦校長立刻召集校務會議,商討應對辦法,決定由教務處通知這些學生,叫他們小心謹慎,盡可能隱蔽起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就說:“好吧,請進來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nèi),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fā)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著隨時應付。” 然后梅貽琦就往城里打電話,請求援助。后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 等馮友蘭回到家里,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后來回憶說:“任載坤(馮夫人)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里,在沙發(fā)上睡著了,發(fā)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后院廚房里。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 當年的一個學生后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里……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教授幫學生翻譯論文 費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和幾個學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研究群體:魁閣。 那時費孝通是這個集體中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如史國衡、張子毅、胡慶均等人,在費先生的領導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如史國衡的《ChinaEntersherMachineAge》,以及張子毅的《EarthboundChina》(與費孝通合著)。這些學術成果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3年,費孝通到美國后,親自將自己學生的研究成果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當時費先生也只不過30出頭,做這樣的事當然是需要一點胸懷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憶他當年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時,也說到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譯成英文發(fā)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并送去發(fā)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著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吳有訓先生。 ?。S艾華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