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鑫
【摘要】 公元960年，后周將領趙匡胤借北上御敵之機，掌握了兵權，待大軍行至陳橋驛時，趙匡胤在禁軍將領石守信等人的擁護下黃袍加身，奪取了后周政權，建立起了宋朝。宋朝建立以后，為了革除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的局面，宋太祖趙匡胤在趙普的建議下，為了能夠實現(xiàn)“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1]，于是在平定湖南之后，首次任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而通判的設立，其執(zhí)掌范圍更是涉及地方治理的多個方面，如農田水利、賦稅倉庫、監(jiān)察官屬等等，本文將從通判的監(jiān)督長吏、刑訟聽斷、興修水利、領兵御敵、察舉地方和掌管財政等幾個方面簡單地進行論述。
【關鍵詞】北宋；通判；職能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6-005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6.016
一、北宋前期通判的設立
乾德初，太祖趙匡胤下湖南諸州，由于北宋剛剛建立不久，再加上忙于前期的統(tǒng)一各地的計劃，因此百廢待興，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管理剛剛收復的湖南等地，既要防止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君弱臣強”的局面再次發(fā)生，又要有效地控制這些地方。于是在趙普的建議下，保留了收復前的地方官員，讓他們各司其職，回歸本位，但是很明顯，朝廷是不會完全相信這些“偽命官”的，于是為了防止這些人生有二心，于是令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以此來監(jiān)督“偽命官”。
為了能夠使這些通判更好地在地方發(fā)揮作用，中央也給了通判足夠的權力，建隆四年下詔，各知府公事要知州等長吏與通判共同簽署以后方可實行，并且規(guī)定：“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盵2]因此可見，當時通判雖然是知州等長吏的二把手，但是其權力涉及幾乎整個地方政務的管理。那么這就導致地方通判的權力往往要大于長吏，甚至所有事宜皆出于通判之手，而知州的行為往往受到通判的節(jié)制。當然在“偽命官”知州處，通判其實就是為了節(jié)制他們而設的，就是防止其產生二心，因此通判擁有如此大的權力也是理所當然，但是隨著北宋政權的進一步鞏固，以及科舉取士人數(shù)的大量增加，朝廷已經不用擔心地方官吏無人可派，地方事務無人可管這種事情的發(fā)生。于是，對于一向崇尚制權而反對獨權的北宋統(tǒng)治者而言，通判權力的過大勢必需要進行調整。
北宋前期，諸州通判常與長吏爭權，經常說自己是朝廷派來監(jiān)督長吏的，長吏的行為也常常受到節(jié)制，政令則皆出于通判，勢必會出現(xiàn)一人獨大的局面，因此中央下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盵3]此時規(guī)定，通判不得徇私枉法，所有的公文政令都要與長吏共同簽署方可執(zhí)行，這樣就使得通判的權力有所收斂，能夠更好地協(xié)助長吏處理政務。
二、北宋前期通判的職能
（一）監(jiān)督長吏
北宋前期，通判最為重要的權力就是其監(jiān)督之權。上述已經談到為了監(jiān)督這些“偽命官”的行為，防止其產生二心而設了湖南諸州通判，此處不再贅述。而除了監(jiān)督“偽命官”之外，通判還負責監(jiān)督武臣、宗室子弟以及降臣知州處。
首先是武臣知州處，北宋的建立者趙匡胤在后周時官至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jié)度使，加上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等，一下子獨攬和掌握了兵權，于是才有了當時的陳橋兵變，因此他自身的經歷告訴他，武臣如果掌握兵權，甚至獨據(jù)一方，那么其后果不堪設想，但是有些地方不得不派遣武將坐鎮(zhèn)，這時便規(guī)定，凡是武臣知州處，設通判一員負責輔佐政務，如開國功臣曹彬，為北宋統(tǒng)一戰(zhàn)爭立下汗馬功勞，并且還參與了北伐，開寶九年九月，初平江南之后，“命著作佐郎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兵之任”[4]。又如潘美，同樣是北宋的開國功臣，同樣在平定江南之后，被派去廣州知州，以謝玭為通判，一方面，江南初平，需要一位信任且具有軍事才能的武將坐鎮(zhèn)，同時又對武將有所忌憚，于是乎無論是楊澈還是通判謝玭都是為了監(jiān)督這些武將，防止其擁兵自重。
其次就是對宗室子弟知州處。公元976年，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太宗的即位有著多種說法，有人說是太祖禪位于太宗，也有人說是太宗弒兄奪位，具體不做太多評價，中國古代在嫡長子繼承制下，皇帝去世一般都是長子繼位，很少有兄終弟及的說法，因此作為太祖的弟弟，太宗即位后其合法性一直備受爭議。據(jù)太宗與趙普的說法是太后去世前，召見太祖和太宗，讓太祖立下契約，在其駕崩后由弟弟趙光義繼承大統(tǒng)，太宗駕崩后再由秦王廷美繼承皇位。因此當太宗即位后他既要維護他與趙普商量好的“兄終弟及”的說法，又要順利將下一個皇位傳給自己的后裔，于是便在趙普起復后接受其建議，讓其房州安置，并命“崇儀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jiān)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盵5]讓知州閆彥進和通判袁廓負責監(jiān)督秦王廷美，讓其遠離中央。
同樣，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以德恭為左武衛(wèi)大將軍、判濟州，封定安侯；德隆為右武衛(wèi)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右補闕劉蒙叟通判濟州，起居舍人韓儉通判沂州。”[6]德恭和德隆都為秦王廷美的兒子，同樣為宗室子弟，于是便派遣劉蒙叟和韓儉通判州事，而這兩處通判的權力非常大，不僅有監(jiān)督權，而且?guī)缀跛姓疃汲鲎酝ㄅ?，“俄以秦王子徳恭判州事，就命為通判，郡事皆決於?叟?！盵7]
最后是降臣或者降臣子弟知州處，一般皇帝都不會完全信任這些人，因此也會派遣通判來監(jiān)督和處理政事。陳洪進納土獻上章、泉二州，封陳洪進為平章事，而其子陳文顯被封為刺史，“顯之往也，議擇能臣以專掌州事，遂起復喬維岳為通判”[8]，由此可見皇帝對于降臣雖然大行封賞，但是依舊不會完全信任，專掌州事也說明了陳文顯的刺史不過就是一個虛職，其所有事務都是由喬維岳一人說了算，因此以此來架空和監(jiān)督降臣子弟。
（二）刑訟聽斷
雍熙四年丙戌，庚辰，下令：“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今並條其事跡，凡決大獄幾何，凡政有不便于時，改而更張，人獲其利者幾何，及公事不治曾經殿罰，皆具書其狀，令同僚共署，無得隱漏。罷官日，上中書考較?！盵9]就是說各地的通判等每年要將自己的政績全部寫在朝廷給的印紙上，然后交由中書省考校，其中就要求通判等要將自己處理了多少冤假錯案寫在上面，由此可見通判需要獄訟聽斷，甚至規(guī)定“令節(jié)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只委通判及判官”[10]，節(jié)度使和刺史不得負責管理刑獄，只允許通判和判官負責。
而北宋前期，通判負責審理案件的例子也是很多，如開寶元年三月，“右拾遺梁周翰奪兩任官，坐通判眉州日決人至死也。”[11]甚至是如果通判在任期間，沒有及時處理案件也會被罰：“三年五月，丁未，戶部郎中田錫、通判殿中丞郭渭坐稽留刑獄?！盵12]因此在通判地方時通判需要負責刑獄的決斷和處理。那么為什么要讓通判負責處理刑獄吶？筆者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如上述所見，刺史和節(jié)度使是不允許處理刑獄的，而在北宋刺史和節(jié)度使都是由武臣擔任，一般武臣文學造詣欠缺，再加上武人的性格容易剛愎自用，處理事情難免粗枝大葉，容易造成案件的失真。
其次，北宋通判都是由文臣擔任，而文臣入仕很多都是需要經過科舉考試，太平興國二年規(guī)定：“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jiān)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盵13]因此文臣的文學造詣要遠遠高于武臣，同樣經過科舉考試的篩選，文臣無論是對國家政策的相關規(guī)定，還是對法律知識的熟知程度都遠遠高于武將，再加上通判等親民官對于基層民政有所涉獵，更有利于較為公平地處理政務。
（三）興修水利
通判作為北宋的地方官員，在當時有親民官之稱，也就是負責事關百姓生活的官員。而在古代河堤等水利工程則與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為了更好地利用河流等灌溉土地，以及防止河流決堤毀田危民，設立相關負責人是必不可少的。于是開寶五年二月，下令：“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盵14]以各州府的通判作為河堤判官，負責河堤的修繕，如果處理不當還會收到重罰。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鞫。是日，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盵15]澶州通判姚恕因為沒有河流決堤而未及時上報和修繕，最終被當眾斬首，可見其處罰之重。
除了負責修繕之外，通判還要負責巡視河堤，咸平六年八月，下令：“詔沿黃汴河知州、通判每兩月迭巡河津?！盵16]明確規(guī)定，黃河和汴河周圍的知州以及通判，要每兩個月交替輪流巡視河堤，如果有損壞或者不牢的地方要及時修繕。
（四）領兵御敵
自古以來談及領兵，皆言武將之勇猛，很少有人會注意文臣在領兵方面的作為。而在北宋，祖宗之法便是重文輕武，更是有著“做人不做軍，做鐵莫做針”的說法，文人地位大幅度提高，而武臣的地位卻在社會穩(wěn)定后有所下降，這既是太祖收地方精兵，強干弱枝的需要，也是科舉制下文人大量涌現(xiàn)歷史舞臺的結果。
北宋除了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政權接壤的邊境地區(qū)會派武臣知州外，其他各地的知州基本都是文臣，很少有武臣知州的，但是邊境地區(qū)可能發(fā)生戰(zhàn)亂，就一定保證內陸諸州也是平安無事，毫無反叛勢力存在嗎？顯然不是，北宋初期國內雖無大的農民起義，但是大大小小的兵變以及反叛依舊是存在的，而這些地方平叛的任務自然而然便落在了當?shù)亻L官的身上，也就是出現(xiàn)了文臣統(tǒng)兵的局面。因此我們會發(fā)現(xiàn)，北宋前期有很多通判帶領軍隊平叛的例子。
乾德三年十一月，全師雄攻打劍州，當時劍州刺史張仁謙因為腳上有傷，不能帶兵迎敵，打算放棄守地自行逃走，這時劍州通判董樞力排眾議，認為不可放棄城池，于是毅然決然地領兵出擊，最終“敗之，招降數(shù)百人”[17]。由此可見，董樞作為劍州通判，當刺史都打算棄城而走之時，他帶領軍隊迎敵抗擊，最終大勝而歸，招降數(shù)百人，其帶兵能力和魄力是值得肯定的。
景德元年，麟州通判王淳，因為在敵騎入侵時，率領部下守城有功，最終朝廷“賜監(jiān)察御史王淳子元孺同學究出身”，緣為“淳先通判麟州，會敵騎入寇，率厲士眾城守有勞，故錄其后”[18]。
通判領兵除了上述的因特殊原因，自發(fā)領兵抗敵之外，其領兵也是需要上級或者中央的命令方可執(zhí)行，如熙寧六年，荊湖南路轉運使潘鳳，便令邵州通判賈師熊帶兵攻打少數(shù)民族山寨，“嘗遣邵州通判賈師熊以兵丁破蠻寨?！盵19]由此可知，作為通判的上級長官，轉運使既然派了其前去領兵攻寨，就說明通判這一職位自身便有在外領兵的權力，并非只是簡單地臨危受命。
（五）察舉地方
通判既然具有監(jiān)察之權，那么自然而然也可以舉發(fā)官屬或者地方的一些不法之事。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秦州知州段思恭因濫用職權，攪亂市場交易，而“為通判王延范所發(fā)”[20]。
除了舉發(fā)不法官員之外，通判也有責任向上級或者中央舉發(fā)地方不法之事，景德初，“保州云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為安坐宂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監(jiān)，以監(jiān)押韋貴為主，閉城拒命?！?[21]
（六）賦稅財政
太祖立國初，便問國家如今之大，應該如何防止五代以來的弊政，當時趙普認為五代以來的節(jié)度使之所有能有為禍一方的實力，是因為其既掌握了行政權、軍權，又掌握了地方的財權，而這財權的流失，使得地方不再依賴于中央的財政給予，使其成為一個個完全獨立的小國家。那么財政如此重要，如今北宋初立，應該如何收回財權呢？李牧曾這樣說：“時藩鎮(zhèn)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jiān)臨，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一州之財置通判掌之，為節(jié)度、防御、團練、留后、觀察、刺史者皆不預簽署金谷之事，于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盵22]也就是說，各路的所有財政都由轉運使負責掌管，而一州所有的財賦都由通判掌管，因此為了制其錢谷，通判成為掌管地方財政的重要角色。
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賦稅的征收。至道中，北宋與西夏之間戰(zhàn)爭不斷，導致陜西各地的百姓故意隱匿戶口，以此來逃脫國家賦稅，使得國家財政捉襟見肘，于是便下令“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給予了各地負責征收賦稅官吏便宜從事的特權，而其中收效最好的便是“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23]。由此可見，通判負責征收當?shù)氐馁x稅，并且為了提高財政收入便宜從事。淳化四年更是下詔，各州縣的通判等“限一月具如何均平稅賦、民未便等事，共為一狀，附疾置以聞”。
三、總結
北宋通判的職能除了上述之外，還有許多并未提及，而筆者也是管中窺豹，簡略地從監(jiān)督、察舉、領兵、刑訟、水利和財政幾個方面進行了介紹，存在著許多的不足。北宋通判在整個宋朝地方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朝劉攽曾說通判“倅貳者，佐守之職，政無不聞”[24]。也就是說，地方通判雖然名義上是作為知州等長吏的輔佐者，但是事無巨細，幾乎所有政務都是有所涉及的，因此并不能簡單地說他只有以上幾點職權，當然學界也有很多關于通判職能的分析和論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總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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