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300年時，中國迎來一場巨變，遼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幾乎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上古古國，為何相隔甚遠的三個文明進程如此一致？
從北方到南方，三個文明生活環(huán)境差別很大，造成文明習慣理應大不相同，但三個文明上層階級都崇尚玉器，都能制造精美的玉器，為何如此？
更為奇怪的是，北方的紅山文化與長江流域的凌家灘遺址，相隔數(shù)千公里，近乎隔絕的兩個文明，卻出土了近乎一致的玉人，背后到底隱藏了什么秘密？
本世紀初，中國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經(jīng)過近20年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如今官方表述是“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真實可信”。其中，描述中加了一個“多”字，實際上大概多了300年，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中國有5300年文明史”。因此，距今5300年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那么，距今5300年時，中國到底迎來了什么巨變，又造成這場巨變的原因何在？
距今5300年時，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都出現(xiàn)了里程碑式的改變，近乎同時出現(xiàn)上古古國。
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位于遼寧省朝陽市，是紅山文化（距今6000年—5000年）考古最重要的核心發(fā)現(xiàn)，也是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禮儀中心，其廟、壇、冢大型禮儀建筑是中國早期文明開先河的創(chuàng)舉，社會形態(tài)就已經(jīng)發(fā)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國階段。
黃河流域的雙槐樹遺址，位于河南省鄭州市鞏義市，處于黃河與伊洛河之間，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曾出土可與先秦史書印證的“北斗九星”布局，被專家學者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國”。
長江流域的凌家灘遺址，位于安徽馬鞍山市，遺址年代為距今5500年—5300年，在階級分化、貧富分化方面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種種跡象表明當?shù)匾呀?jīng)出現(xiàn)了集軍事指揮、宗教祭祀和社會管理于一身、凌駕于全社會之上的王權，進入了“王國時代”。
除了凌家灘遺址之外，長江流域還有眾所周知的良渚古國，關于良渚文明，如今已經(jīng)家喻戶曉，筆者在此就不贅言。
從時間上看，三個相隔甚遠的文明，幾乎同時進入古國時代，顯然不會是偶然現(xiàn)象，背后必然存在一定原因。
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長城內外，分布著紅山、龍山、仰韶、大溪、良渚五種文化區(qū)系等，彼此都相隔一定距離，但這些文化區(qū)系卻有一個共同點，即全都崇尚玉器，玉器往往都是祭祀重器之一。
考古發(fā)現(xiàn)：五大文化區(qū)系的差異，更多體現(xiàn)在平民使用的陶器上，上層貴族卻都使用玉器，甚至不少玉器造型都比較相似。比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玉琮，從東北到西南都有發(fā)現(xiàn)。
但不同文明所處的環(huán)境不同，往往崇尚的東西也不同，而且并非所有文化區(qū)系內都有豐富的玉石礦，滿足制造玉器的材料需求，因而也就更沒有理由普遍崇尚玉器。既然如此，為何還會普遍性的崇尚玉器？
總之，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雖然平民有不同的傳承和文化傳統(tǒng)，但上層貴族階層卻可能使用相同的一套規(guī)制。至于上層貴族為何會使用相同的一套規(guī)制，原因至今未能破解。
根據(jù)中國通史記載，學者在對比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遼河流域的三大文明集團時，發(fā)現(xiàn)三者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相似之處，除了全都崇尚玉器之外，其中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在某些玉器上更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安徽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敬國：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年代相當，雖然兩者相距1000多公里，但很多玉器在器形上卻基本都是相似的。
比如，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人，雙手放在胸前，而凌家灘出土的玉人（上圖），雙手也是放在胸前，且兩者整體造型上也極為相似，但也呈現(xiàn)出各自區(qū)域特色；凌家灘出土的玉鷹、玉龜、玉豬等，也與紅山文化的極為相似；下圖，紅山文化中的典型玉器斜口桶形器，在凌家灘二十三號大墓中也出土了三件。
通過這些玉器不難看到，早在距今5000多年時，凌家灘與牛河梁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交流，甚至不排除部落上層跋涉千里直接互訪。當然，這里基本可以排除戰(zhàn)爭，因為如果是戰(zhàn)爭的話，戰(zhàn)勝一方會傳承自己的文化，那么遺址中呈現(xiàn)的將是更相同的文化元素，而不是只是相似。
或許，正是由于部落上層的互訪，頻繁地交流，所以才長江、黃河、遼河流域的文明進程才會大致相同，才會出現(xiàn)很多相似之處。
但距今5300年時的巨變，究竟如何造成的，如今只是猜測，并未真正破解，畢竟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與能力，似乎也不太支持如此頻繁的互訪交流。
參考資料：《中國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