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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汗國垮臺后，契丹“小獵物”不但沒有因此獲得喜悅與慶幸，內(nèi)心潛藏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還促使其“移情別戀”，迅速投靠中土，盼望李唐將“奴役之鞭”盡快打在自己的小屁股上。
那么，窟哥作為摩會之子，是通過各部首領考察，在摩會歸天后才被推舉出來擔任臨時聯(lián)盟首領的？或者在松散性的契丹聯(lián)盟內(nèi)部，眼看有的部落已經(jīng)投唐，南邊與契丹時有合作，并保持政治婚姻的庫莫奚人，也與李唐帝國眉眼傳情……鑒于當下形勢的復雜，局面的緊迫，長老們被迫推舉窟哥出任大賀氏聯(lián)盟領袖，窟哥臨危受命，于是才開始接替其父繼續(xù)與長安交涉？
要不就是兩年前，李唐大軍遠征高麗，窟哥辦事得力，被天可汗相中，與奚帥蘇支一同成為中土紅人（征高麗時，李世民曾駐蹕奚王牙帳），長安直接操控契丹選舉，將窟哥欽定為松漠地區(qū)的最高行政長官——窟哥深感知遇，對契丹投唐持觀望態(tài)度者反復引導，做通工作，這才有了契丹的集團性投唐？
摩會與窟哥新舊更迭，歷時20多年。其間，因文獻散亂，讓閱讀陷入泥淖，可謂常有常見。但據(jù)《遼史》記載：李唐滅突厥之后，公元628年，大賀氏首領在松漠都督任上“率眾內(nèi)降”，白紙黑字地寫著，這個倒也毋容質(zh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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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古八部前古時期的“初興本末”， 公元628年后， 契丹文獻記錄逐漸清晰起來。然而，由于深受以論代史古已有之的意識形態(tài)干擾，北方與中土的歷史關系，大多也只能屬于“自說自話”，一段歷史“雙方各表”。
以史觀中立著稱的《劍橋遼宋夏金史》認為：契丹在政治經(jīng)驗成熟的突厥汗國影響下，較之《隋書》所載的組織松散，經(jīng)過窟哥治理，八個部落已經(jīng)更加凝聚有力，并開始顯露一個民族的“國家化雛形”。在期待“奴役之鞭”打小屁股——契丹集團性投唐這事兒上，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看法粗看沒有問題，但一琢磨，就不難發(fā)現(xiàn)：《遼宋夏金史》與國內(nèi)歷史文本竟然也頗類似。
首先：契丹從突厥身上得到國家凝聚力啟示的可能性不大。突厥與大賀氏，一個是曾經(jīng)部落眾多，疆域龐大，軍力雄厚的“北亞王國”，并是契丹的“老東家”；一個是突厥被長安剿滅，周邊“力量天平”的“庫莫奚砝碼”已經(jīng)附唐，怕遭到因“老東家”倒霉引發(fā)的連帶打擊，部分首領繞過大賀氏聯(lián)盟，直接與長安接觸，“松散性”聯(lián)盟名存實亡，即將坍塌……兩種明顯不同的組織形態(tài)，民族生存境遇，可比性根本無法同構(gòu)。
契丹人的明天與未來，窟哥一想腦袋就炸。出于對失去突厥袒護的民族命運擔憂，不得已，窟哥才在聯(lián)盟長老們支持下，號召各部落互相聯(lián)絡，彼此抱團。“老東家”已經(jīng)翹辮子，死悄悄，“凝聚力”是否還帶國家化啟示？答案本身可以暫且不論。但在“后摩會時代”大賀氏治下，契丹迫于生存的“凝聚力”，明顯帶有倉促性、不確定性和“走一步看一步”的臨時組織性倒是一看就會有答案的。
復次：長安剿滅“北亞王國”，契丹轉(zhuǎn)投“天可汗”，相對往日的“松散性”，雖帶有一定集團性，屬于亞組織的歸唐行動，但出于對民族生存的委曲求全，所謂集團性——可能往往也只是召集性、集體性導致的盲從性綜合。這也需要加以確認。
失去“老東家”依附，翹著屁股到處找人打的“小獵物”，對部落民族國家化理應具備的組織、意志、文化，包括國家觀念，白得比白紙還白。說它有多集體，多國家，其實，還不如舉起契丹人的小屁股，干脆把中土的“奴役之鞭”直接予以痛擊。
因為這樣，“小獵物”針對中土，畢竟就有“屁股可以抽打鞭子”的國家主義主動訴求。而在李唐羈縻州松漠都督府治下，尋求北方與中土“華夏一家”關系的觀點支撐，倒也會有一些民族反抗的國家化追求主動。
那么，契丹國家化雛形倒底有不有？有?？隙ㄓ校〉€不是公元628年這種時候。628年就斷言契丹已有國家化雛形，很明顯，這是對后古時代契丹叛唐、反唐，爭取部落民族向城邦國家轉(zhuǎn)型的獨立戰(zhàn)爭的有意漠視。
或者基于長安李唐符號的敘事強勢，這是費和助手對整個契丹民族依照“華夏一家”的話語模板直接進行的學術(shù)套用。以至于結(jié)果是否具有學術(shù)洞見，作為敘事裂隙，并不是費和他的助手有意忽略，而是在龐大的“華夏中國”文本內(nèi)部，因為歷史的吊詭，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有意無意之間，毫無知覺地放棄了學者前提下的學術(shù)洞見。
第三：突厥被李靖剿滅，主要因其盟屬薛延陀、回紇、拔也古、同羅等部落酋長群反，作為與其同為“突厥兄弟”的契丹盟屬，這些林林總總，窟哥不是不知起因結(jié)果。狙擊李靖的遠程突襲沒展開前，“老東家”就已陷入敗局，國家意識形態(tài)突然之間毫無預兆地紛紛崩析。這時，說突厥對契丹具有國家主義啟蒙，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觀點與國家常識賦予讀者的國家歷史想象顯然已經(jīng)嚴重錯位。
第四：頡利可汗被李靖“斬首行動”捕獲，李世民加冕“天可汗”后，找邊州首領談心，摩會的契丹身份，由聯(lián)盟負責人被迫轉(zhuǎn)為松漠都督，其所仰望的精神領袖，應該是不可一世的“天可汗”。這種時候，摩會如果還堅持向頡利可汗學習，敬祝頡利無疆萬壽，除非他的腦子已經(jīng)長蟲。
更何況，在突厥的國家主義訴求上，摩會、窟哥父子，除了吸取失敗者的教訓，要獲得“國家化雛形”的正面啟示，歷史時空與歷史論點的依托，根本也不具備邏輯條件自洽。
因而，當歷史文獻乏善可陳時，窟哥無論在哪種前提下出任大賀氏首領，并與長安開啟政治蜜月之旅，各種學術(shù)也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為文獻匱乏，輕易就去附和帶有歷史局限，乃至書寫者文化利益的“權(quán)威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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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年秋天，李唐帝國的邊州羈縻方略，在參考前隋經(jīng)驗的基礎上，決定培植忠于長安的世襲領袖來控制契丹?！芭嘀病背杀九c“世襲”待遇，開始決定“忠于”唐朝的“目標人選”。李唐要在松漠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這才是中土羈縻契丹的本來面目。
臺灣唐史學者李樹桐有“羈縻政策始于唐代”之說?？墒裁床攀恰疤瞥b縻州”呢？大陸史學家、回族史、伊斯蘭教史專家白壽彝在《中國通史》中做過一個客觀公正，但卻不能代表“歷史本來就是如此”的概括：
“隋唐兩代，周邊各族種類既多，分布地區(qū)亦廣。各族情況不盡相同，其所設施，亦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大抵以游牧為生涯的民族，皆隨畜遷徙，居處靡常。有的雖有城郭廬舍，也往往未能經(jīng)常居處，與以農(nóng)耕為生涯的民族迥異。這些以游牧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別部，契丹分其國人為八部，靺鞨亦有數(shù)十部。由于沒有固定的住處，因而難于備悉其中的具體區(qū)分。
“唐時，這些從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內(nèi)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內(nèi)陸久己通行的制度，在它們的疆土上設置州縣，并設置都督府以統(tǒng)轄所設的州縣。當時在迴紇的土地上曾設置過六府七州，在黨項的土地上曾設置過四州，都是具體的例證。這樣設置的都督府和州縣，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為都督、刺史、縣令，這是和內(nèi)陸的州縣不相同的，為了互相區(qū)別，這樣的設置一般稱為羈縻州。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書?地理志》論羈縻州的設置，謂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時。貞觀四年(630)，頡利可汗被滅，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統(tǒng)之?？墒窃凇兜乩碇尽分芯陀胁煌涊d?！兜乩碇尽分兴d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羈縻州中有鮮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羈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謂在武德時就已經(jīng)建立。并謂鮮州和崇州乃是由饒樂都督府析置的。而饒樂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間曾經(jīng)廢止過，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復置。如所言無訛，則羈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實而論，若追溯其淵源，還應上及隋時?！?br>
可見唐帝國的羈縻州，較之隋朝，體現(xiàn)的依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皇權(quán)意志。但諸多學術(shù)研究偏偏卻要強加“華夏一家”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其實，從松漠都督府20多年的存在與沿革中，一點都不難以想象“一家說”與摩會、窟哥當軸的歷史本身的確相差甚遠。
按“華夏一家”說，李唐與松漠都督府，二者榮辱與共，呼吸命運相同。其實際情況，往往又齷齪不斷，又水火不容。據(jù)此，不難看出：唐帝國羈縻州，是中土對北方的強悍侵入，政治利益高于契丹實際生存需要，倒也毋容質(zh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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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國家主義的話語訴求中，唐朝羈縻州背靠中土，不斷向北方“邊州蠻夷”輸入“先進文化”。契丹內(nèi)降，除了不再遭受李唐的戰(zhàn)爭威脅，還以接受中土文化熏陶，羈縻政治，無論怎樣，那都可是一件富有成果的美好事兒。
“先進文化輸入”的意思是：天下都是人老李家的，人比你強，想啥時sexual abuse你就啥時sexual abuse你；你比人弱，想啥時被人sexual abuse就等人啥時sexual abuse罷。對此，不但你要心懷感恩，而且還要笑顏如花地迎合著，讓人隨時隨地都能把你sexual abuse到位！
因為sexual abuse，自從長安羈縻契丹松漠都督府開張日起，契丹民族的謀國或者更大一點的生存空間，都將遭到長安極權(quán)sexual abuse 你“都是為你好”的嚴格話語控制。北方與中土的合作，松漠地界雖是李唐委托的契丹大賀氏打理，但自從摩會、窟哥父子與長安的政治蜜月保鮮期結(jié)束后，松漠邊州與帝國中央就一直都在各打各的算盤。凡此這些，皆無不與國家主義的表述大相徑庭。
退一步說，就算對中土羈縻契丹，導致契丹謀國舉步維艱可以不計，僅以國家主義標榜的“文化輸入”就事論事，所謂輸入，導致北方契丹“吃錯藥”，以至于文化因水土不服，無法在西遼河落地生根的事兒，其實也不算少。
比如大賀氏垮塌后，遙輦氏聯(lián)盟當軸，耶律阿寶機學習中土皇權(quán)主義，將契丹原始民主“推舉制”，強行改為帝國君主世襲制，結(jié)果導致中土皇權(quán)與本土民主發(fā)生劇烈沖突，致使契丹9帝200多年王朝，中土與契丹文明，始終沒將“華夏一家”與契丹個案的敘事裂隙進行縫合。所以，一道文化傷口，因此伴隨原本充滿生機的北方帝國的死亡歷史的始終——這也并非誰在唐朝的雞蛋里面專挑契丹人的骨頭！
925年，耶律阿寶機遠征渤海，班師途中駕崩扶余。（今吉林扶余縣）根據(jù)中土皇權(quán)規(guī)定，儲君東丹王耶律倍可以繼承大統(tǒng)；但參照契丹“推舉制”的規(guī)定，耶律阿寶機以“總知軍國事”的“大于越”身份曾經(jīng)登上最高寶座，按此先例，“天下兵馬大元帥”耶律德光也應具備承接耶律阿寶機衣缽的“基本條件”。
但是，經(jīng)過權(quán)衡，述律平皇后還廢掉太子耶律倍，改由耶律德光繼任“遼二世”！于是，袍澤與袍澤的仇殺，儼然迪奧尼修斯(Dionysius)高懸于達摩克利斯（Damocles）頭頂?shù)睦麆?。只要纖細如毫，維系利刃的馬鬃斷裂，國家主義“先進輸入”的所謂“中土文明”，隨時就可能引發(fā)北方契丹的“華夏一家之災”。
而且這種血親倫理災難，從“諸帝之亂”到扶余“儲君易主”；從皇后肖觀音仿照蘇軾、歐陽修等中土文化名人填詞賦詩，到遼道宗因妒恨殺妻悔恨已晚,都無不表明“先進輸入”的中土文化，在北方契丹不但水土不服，而且還盡開惡花，總結(jié)死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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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建立松漠都督府，實現(xiàn)李唐皇家的意圖，李唐的君主、臣工，自李靖剿滅突厥以來，對契丹大賀氏聯(lián)盟窟哥的到訪，就一直抱有守株待兔心態(tài)。坐在一棵名叫“天可汗”的樹下，當“傻兔子”窟哥真撞上來時，李世民與大臣雖不意外，但卻根本就沒想好，倒底該拿出個什么管用辦法，該怎樣和已經(jīng)撞到他們眼皮下的“傻兔子”進行談判。
窟哥撞上門來的迷惘，讓長安與北方的會談時斷時續(xù)，毫無進展，但卻極富文宣“成果”地進行著。在借用前隋羈縻方略，總結(jié)老摩會與饒樂都督府前期合作的經(jīng)驗基礎上，唐帝國突然腦殼開竅，為窟哥進爵“無極男”，并還順手賞了塊“國姓李”的骨頭。
在李唐帝國氣勢恢弘，羈縻州府遍天下的大背景下，長安出于戰(zhàn)略擴張和安全防務的考慮，委任窟哥出任松漠都督，目的是為控制北方契丹，并不是為了“先進輸入”所謂“上國文明”，以至于“華夏大家庭”作為“家長”的“李唐無私”，每當在下目所觸及，隨時都有國家主義陰魂伴隨，并且久久不肯散去。
松漠都督的行政級別相當于李唐的封疆大吏。不過由于“李窟哥”是契丹大首領，出于政治懷柔之需，“窟哥李”在唐朝享受的禮遇，實際又遠比封疆大吏高出許多。根據(jù)歷史的常規(guī)經(jīng)驗預判：除了興唐滅隋，李唐創(chuàng)業(yè)班底中有人可能獲此榮耀，自從老李家立唐，帝國的高官，無論政績、戰(zhàn)功多么突出，要“依周禮，與天子同姓”的機會恐怕都很渺茫。因此，窟哥被委以松漠重任，獲得“與天子同姓”的禮遇，李唐的意圖最為明確不過，而一次腦殼開竅，引發(fā)的國家主義訴求模式生長，的的確確又可堪稱“軟實力”的最高成果：
首先，“國姓”在帝國臣民的眼中至高無上，是皇權(quán)符號系統(tǒng)的榮譽關懷。大賀氏聯(lián)盟窟哥享受被賜“國姓”，既是李唐賦予窟哥的個人關懷，也是長安王朝希望中土與北方“世代修好”，“親如一家”的一國兩地政治懷柔。
李唐希望大賀氏“二轉(zhuǎn)子李”：不負重托，不辱使命，知恩圖報，好好效力——盡快成為其它邊州首領爭相學習的樣板。當然，出于帝國行政成本的節(jié)省，作為李唐羈縻方略的政治復制術(shù)，長安針對“李窟哥”的關懷與希望，帝國也會毫不吝嗇地對回紇、多覽、仆骨、拔野古、同羅諸蠻州首領進行動員部署。
第二，在摩會統(tǒng)轄饒樂都督府的基礎上，長安將契丹析置為“李窟哥”執(zhí)掌的松漠都督府，各部均成州建制，被統(tǒng)編成“松漠十州”。隨后，突然又有文獻記錄，“十州”是錯誤的，應為“十七州”才對云云。其實，這種記錄偏差包含了兩層意思：
一：都督府本身是個不確定的羈縻概念，隨著時局變化，北方契丹的領地、屬部也會發(fā)生相應變化。所以李唐治下，契丹羈縻州府時有增補并不奇怪?！笆咧荨钡拇嬖?，并非沒有可能。而且這種可能，還包括契丹對周邊弱小部落的戰(zhàn)爭，契丹版圖、疆域的隨時隨地的“動態(tài)擴大”等等諸如此類的因素。
二：帝國都督府設置，統(tǒng)轄十州或十個部落是“硬指標”，無法達到這個標準者，你想被羈縻，長安還會嫌棄你“攤子小”，對你有些愛搭不理。松漠都督府設置之初，組織結(jié)構(gòu)還是古八部摩會時代的聯(lián)盟框架。西遼河南邊的庫莫奚人，北方某不明方向的室韋人——作為北方族裔或單設都督府，或被劃歸臨近的其它都督府代管，一時之間，這些都督府還不能計入大賀氏的松漠名下。
當時，大賀氏契丹的統(tǒng)轄部落，數(shù)量或許雖然不夠，但相對其他周邊弱小，因契丹人口龐大、幅員遼闊，加之老摩會、“李窟哥”曾經(jīng)主動出訪長安，歸順姿態(tài)可嘉，因此松漠都督一職，極有可能被唐朝吏部“低職高配”。文獻先有松漠“十州”，讓“窟哥”把待遇先享受著，等庫莫奚、室韋等部落并入松漠之后，言官御史根據(jù)實情，再將“十州”更替為“十七州”記載顯然也屬事出有因。
于是，契丹聯(lián)盟的首領和部落酋長，既然成了李唐的都督、刺史，從蠻夷混成了“大人”，做了中土的官，那么，“食君之祿，為君擔憂”的游戲規(guī)則，契丹也要隨時遵從，不可僭越。要說中土文明的“先進輸入”，其中“識相點”的實用哲學，被當做“先進”予以強烈“輸入”、 sexual abuse，倒也尤其顯然。
第三：賞窟哥“國姓漢名”，勾連李世民被尊“天可汗”的極權(quán)主義事實，還可以被引伸為：小子，既然俺是你“李窟哥”的“天可汗”，那么，無論大漠距離長安再多遠，由于你也跟著俺姓李，所以，你在你地盤所做的收拾人心的那些大凡小事，口碑效應無論多么再正面，那也是你在做俺們老李家的“家屋事兒”！
相反你要敢不老實，干出有違“天可汗”的忤逆之舉，嘿嘿，那咱們還得按《武德律》、《貞觀律》從事。這叫什么？這又叫“家有家規(guī)，國有國法”，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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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集團通過對松漠都督府的實際控制，說明羈縻政治的本質(zhì)，已將北方契丹的國家化胚芽，打壓成隨時聽命長安的行政僵尸。此后大約50年，帝國的政治懷柔在松漠實施得還算順利。所謂政治蜜月的保鮮期，大約就在這個時間范疇。
但“李窟哥”的后任阿不固，阿不固的后任李盡忠當軸，“保鮮蜜月期”突然又被中土與北方的“政治審美疲勞”取代?？吒缰蟮哪切┕牌醯ぢ?lián)盟領袖，中古時期松漠都督的繼任者，雖然出自同樣擁有“國姓漢名”的大賀氏聯(lián)盟，但在對待松漠權(quán)力的根本實質(zhì)上，卻很少根據(jù)長安意愿，把松漠都督視為“朝廷大員”——哪怕契丹一直都由“二轉(zhuǎn)子李家”掌控，相對唐帝國“羈縻州府遍天下”的其它的地方長官，他們還是更愿把自己看成是西遼河的“契丹王”。
源自北方民族的這種族性固執(zhí)，與李靖剿滅突厥前的其它北亞游牧民族首領的繼任方式相似。契丹與中土“政治蜜月期”行將結(jié)束時，松漠的繼承者，不見得都是出自“李窟哥”的直系后裔。因為根據(jù)契丹原始民主制度的規(guī)定，前首領故去后，部落長老們推舉新首領時，已故首領子嗣如果處于弱冠，選舉可在其叔伯兄弟之間進行。
也就是說，迫于民族生存壓力，契丹雖然長期依附周邊列強或投靠中土，但在其痛苦掙扎，韜光養(yǎng)晦的漫漫長夜中，各部落酋長會盟選舉松漠新領袖時，他們依然具有近乎頑固的自我標準。他們期望大首領對外民族立場強硬，處理內(nèi)部事務才干卓越……！
重要的還有，酋長們希望聯(lián)盟大首領的個人品格，始終要有賓鐵的民族精神質(zhì)感。而基于契丹人民族寓意的“賓鐵”，可以引申“契丹精神”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賓鐵質(zhì)感”構(gòu)筑民族圖騰，不但體現(xiàn)在契丹聯(lián)軍突襲能力具有605年入侵隋境的那種快速反應上，而且，每當選舉大賀氏聯(lián)盟新首領時，盡管不能掙脫松漠都督的世襲制約束，但契丹的眾生蕓蕓，不管是否出自大賀氏“二轉(zhuǎn)子李姓”，要想成為聯(lián)盟大首領，選舉條件不達標，哪怕你是“窟哥李”的親孫子，你也還是只能一邊歇息著去！
契丹人眼里不能溶進忍沙子！中土的皇權(quán)寶座，可以扶上黃口小兒，接納武則天之類的后宮，但在兩河流域，的確卻從來沒有婦孺主宰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規(guī)矩。選舉時，遇到窟哥后人年幼體弱，松漠都督轉(zhuǎn)由大賀氏旁人取代之事時有發(fā)生。
公元7世紀90年代，李唐對錯過推舉機會成為聯(lián)盟領袖（松漠都督）的“李窟哥”子嗣一般進行重點培養(yǎng)，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能得到長安的直接提拔任用，有的還可成為唐帝國的著名戰(zhàn)將。也許，這也是中土維護羈縻權(quán)威，服務天下王土，導致羈縻政治系統(tǒng)自動升級的眾多程序之一種？或者說它是中土皇權(quán)sexual abuse契丹原始民主，其實，倒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