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飛碟”，對“小虎隊”、王杰、姜育恒、張雨生等的思念，總是免不了。但這些歌手，這些偶像，關于他們的點點滴滴、音容笑貌、金曲旋律，卻并不需要在記起“飛碟唱片”的特殊時候才浮現。因為當這些歌手這些偶像，開始有了自己的粉絲，開始有了自己的風格之后，往往就能脫離曾經培育自己的母體獨立生長。但對于“七陳二李”這樣的創(chuàng)作人來講，則不同。他們?yōu)樵S多歌手、為幾個時代寫出了經典，但他們的名字，卻始終默默無聞。即使是有良心的歌迷，會在回憶起自己的偶像時，順帶便也捎上對他們的感恩，就像“小虎隊”的歌迷會記得陳大力、陳秀男和李子恒，王杰的歌迷會記得陳志遠、陳樂融，呂方的歌迷會記得陳耀川一樣。但這種配角的位置，對于這些為創(chuàng)作作品嘔心瀝血的創(chuàng)作者來講，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其實，相比較更早一代的創(chuàng)作者如劉家昌等人來講，“飛碟唱片”的“七陳二李”和“滾石唱片”的李宗盛、小蟲相比，已經足夠幸運，因為無論是歌迷還是樂壇歷史，都已經為他們留下了足夠的空間用以尊敬和致敬。而“七陳二李”之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尊敬和致敬，自然也和他們的敬業(yè)、專業(yè)和才華息息相關。也可以說，正是“七陳二李”這一代音樂人，通過自己為人低調但作品優(yōu)秀的展現，從而為華語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者們，為歌曲創(chuàng)作者群體正了名，讓歌迷了解一首歌的成功，并不僅僅在于演唱者的唱功，更在于創(chuàng)作者的文字意境和優(yōu)美旋律。
今年年初，隨著“七陳二李”中的陳志遠的去世，華語樂壇也掀起了一股紀念浪潮。因為許多人猛回頭，在失去之后，才發(fā)現了原來像陳志遠這樣的大師，對于華語流行音樂的歷史來講，竟然會有如此的重要。紀念“飛碟唱片”成立三十周年，就更不能忘記這些辛勤的園丁、幕后的英雄。
陳志遠——浮世飛碟路陳志遠
就像李宗盛對于“滾石唱片”一樣，陳志遠對于“飛碟唱片”來講，同樣也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更是品牌音樂文化的一種象征。
陳志遠同樣還是臺灣流行音樂發(fā)展索引式的人物。他同樣在臺灣民歌時期嶄露頭角，通過運用日本演歌的元素，從而將《恰似你的溫柔》和《讀你》這樣的民歌小品，從編曲的角度表現得更細膩更有音樂層次。而為費玉清作品《一剪梅》所做的編曲，以及為“天水樂集”所做的《柴拉可汗》和《一千個春天》，更從很早就定義了“中國風”的模式。在臺灣民歌時代早期的許多唱片中，如果不是陳志遠和李泰祥這樣音樂功底扎實的大師級音樂人存在，也許那個時代的許多民歌作品，就始終會陷于吉它分解和弦或彈唱的單調之中，從而缺少了音樂無窮的變化可能性。即使是心高氣傲的羅大佑，當年也曾經說過“臺北最好的吉它手只有一個，編曲家也只有一個”的話，前者是指游正彥，后者其實就是指陳志遠。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許多內陸歌迷都會聽到一首很怪異的歌曲：那就是齊秦的《獨行》。從現在來看，這首歌曲毫無疑問屬于舞曲范疇，而以這個標準來講，或許這也是齊秦音樂生涯中唯一的一首舞曲作品。而在當時臺灣音樂界，還普遍習慣用吉它、鍵盤、貝司和鼓這真四大件編曲的環(huán)境中，《獨行》這首完全由電腦合成制作的作品，也算是開了MIDI編曲最前衛(wèi)最徹底的先河。
作為由真聲樂器伴奏到全MIDI技術運用過渡期的編曲人，陳志遠反倒是因為這種“真假”的互補，從而達到了一種音樂編曲結構的平衡。以齊秦的《獨行》為例，陳志遠很明顯習慣用MIDI音色來取代一些真聲樂器的功能，并在這個基礎上，去挖掘MIDI編曲特性中的一些特殊運用。從而既保證了原聲樂器樂句特有的扎實感，又充滿了電子音色的一些迷離和華麗感。很大程度上，陳志遠利用了電腦，卻并沒有成為電腦的奴隸，從運用樂隊編曲時代一路走來的他，反而因為這種對每件樂器特性都能洞察仔細的功底，使得MIDI設備在他手上，成為了一種新的輔助工具和音色拓展工具，而不像現在許多所謂的金牌音樂人那樣，完全迷失于電子音色的虛幻陷阱中。
陳大力、陳秀男——兩個人的創(chuàng)作路陳秀男
右三為陳大力
陳大力和陳秀男是“飛碟唱片”除陳志遠和陳樂融這對金牌搭檔之外，另一對金牌創(chuàng)作組合。而和陳志遠與陳樂融分司曲詞不同，陳大力和陳秀男的創(chuàng)作組合，則更像是一個詞人加一點五個作曲人的組合。由于不識譜，所以旋律靈感不斷的陳大力，絕大多數時候，都必須借助于陳秀男這樣一位搭檔，將他的旋律動機躍然譜上，并在潤色、整合之后，才完成一首完整的作品。因此，在“飛碟唱片”許多專輯作品的作曲人欄里，陳大力的名字旁，總會跟隨著陳秀男這個名字。
在“七陳二李”中，如果說陳耀川是學院派，李子恒是民歌派，那么對于陳大力來講，由于更多是借助于哼唱旋律來進行創(chuàng)作，因此也更借重于直覺和敏感，再加上他一直以來在企劃和統(tǒng)籌等事務上的專業(yè)度，也讓他的創(chuàng)作，經常呈現出一種“經濟實惠”。也許沒有太多的技巧，甚至是無技巧，但就像最純粹的民歌小調那樣，很容易憑借著瑯瑯上口的詞曲同音同調，從而形成抓耳的效果，很容易就形成極強的傳播力。比如“小虎隊”的《愛》，張雨生的《大?！罚种痉f的《不是每個戀曲都有美好回憶》，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該安靜的走開》，以及葉倩文的《瀟灑走一回》等等，都是其中最經典的代表。
如果陳大力身邊沒有陳秀男，那么他的作曲作品會怎樣。至少現在流傳的許多作品，也許同樣經典，但很有可能的一個現實，就是陳大力或許會像鄭智化一樣，因為在作曲技巧的缺少變化、縱深和層次感，因此在《水手》之后，就形成了創(chuàng)作上的“梨膏糖體”的怪圈，可持續(xù)發(fā)展力必然不會很足，這也是很多直覺型創(chuàng)作者的痛病。
而出身于民歌時代，曾經與李宗盛一起同為“木吉它”成員的陳秀男，則在創(chuàng)作上，更接近李子恒的氣質，雖然同樣以創(chuàng)作民歌步入歌壇，但在“飛碟唱片”這個大環(huán)境中，卻更多將風花雪月的糾結，以更明朗、更直接和更簡潔的方式表現出來，而且相對于李子恒的人文情懷，陳秀男作品與市場的貼合度，甚至還要更高。也可以說，在創(chuàng)作技法上，陳秀男在“飛碟唱片”，一直介于陳志遠和李子恒之間。
陳秀男與陳大力的搭檔，很大程度上也像是當年The Beatles兩位重要成員John Lennon和Paul McCartney的創(chuàng)作組合，通過兩位成員在直覺、感性以及技巧上的互補，從而達到了一種高度的創(chuàng)作默契，不僅讓藝術和商業(yè)能夠最大限度平衡，也能讓簡潔和雅致得到平衡。
陳樂融——為了詞，寫一生 左上：和張雨生，右上：和黃鶯鶯、鐘鎮(zhèn)濤
左下：和王杰、葉歡、張雨生，右下：和彭國華、吳楚楚
臺灣流行樂壇從來不缺詞人，但如果以香港樂壇的林振強、潘偉源、潘源良、向雪懷和陳少琪等人作為標準，臺灣樂壇一直以來也缺少那種能夠在多領域，都能游忍有余的專業(yè)級填詞人。臺灣樂壇歷史上，在填詞人這個領域，歷來還是比較多出怪才和專才，比如厲曼婷的精致女性心思，姚謙的直覺性感性，方文山的詞組大串燒，姚若龍的生活化語言等等，都屬于風格很獨特，但對于一個填詞人來講，卻又總覺得風格很單一，缺少在多領域多視角的塑造。
而陳樂融顯然是臺灣流行音樂史上最為全面的一個填詞人。陳樂融的全才，體現在他可以創(chuàng)作任何題材的作品。比如“中國風”的《瀟灑走一回》（葉倩文），比如滄桑游子的《再回首》（姜育恒），比如說鄰家男孩明朗示愛的《天天想你》（張雨生），比如穿越型的《一世情緣》（姜育恒），比如都市舞臺的《對你愛不完》（郭富城），比如搖滾勵志的《永遠不回頭》（王杰、張雨生、邰正宵和東方快車等），比如陰陽相隔的《安妮》（王杰），比如大愛和普世價值的《感恩的心》（歐陽菲菲），比如意氣風發(fā)的《逍遙游》（小虎隊）等等。
陳樂融屬于學者型的詞人，他的詞作具有非常濃郁的書卷氣息，但和許多學院派人文學者不同，陳樂融在用詞遣句上，卻極盡至簡才能至美的創(chuàng)作手法，將散文的氛圍、韻律和節(jié)奏，以及民謠式瑯瑯上口的句子相結合，從而創(chuàng)作出緊湊、簡潔卻又儒雅的文句，簡單易懂卻又回味無窮。
陳樂融從來不是某位歌手的御用詞人，卻是許多歌手的御用詞人，當然，你也可以稱陳樂融是“飛碟唱片”的官方御用詞人。
陳耀川——情歌要屬陳耀川的好 陳耀川、劉德華
既不同于陳大力、陳秀男、陳樂融和陳志遠，幾乎將他們一生最好的創(chuàng)作都留給了“飛碟唱片”，成為了歌迷印象中純粹的“飛碟人”；也不同于陳家麗和陳復明那樣同時游走于幾間唱片公司，絕不在一棵樹上吊死。陳耀川的創(chuàng)作生涯，可以說是把青春留給了“飛碟唱片”，并陪著“飛碟唱片”慢慢變老，然后憑借著在“飛碟唱片”的履歷，成就了自己一個又一個音樂創(chuàng)作高峰。
在“飛碟唱片”主職作曲的“五陳”中，陳耀川是唯一一位既不是出身于民歌時代、也沒有經歷過民歌時代的創(chuàng)作人。從學生時代在餐廳以鍵盤手的身份和趙傳組團演出，到還未正式踏上社會，就因為樣帶被“飛碟唱片”看中，成為臺灣流行音樂史上，第一位以學生身份簽約唱片公司的職業(yè)音樂人，陳耀川的音樂，也因此始終透著一種明朗、娟秀的學生氣息。
陳耀川的成名作是為葉歡創(chuàng)作的《人生如夢》，而當時的他，還只是臺灣大學會計系在讀的學生?！度松鐗簟酚兄诺涫嬲沟那{，僅僅只是曲調本身，就有著非常東方、非常中國的柔和線條，在葉歡溫婉中透著幾許哀怨的演繹下，儼然已經具有了一種大家風范。要知道，無論是小蟲還是鮑比達，無論是左宏元還是張洪量，這些在華語樂壇鼎鼎有名的音樂人，也都是在音樂創(chuàng)作生涯的中后期，才開始逐漸憑借著經驗的積累，慢慢才涉及并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融入東方古典元素，而陳耀川卻在自己創(chuàng)作生涯的初始，就已經積淀出這樣一種情懷。由于這首歌曲同樣還是邵氏公司出品的電影《傾城之戀》的主題曲，因此也在第25屆臺灣電影金馬獎中，入圍了“最佳電影歌曲獎”，雖然最終輸給了王文清創(chuàng)作的《黃色故事》中的插曲《一場游戲一場夢》，但考慮到當時王杰如日中天的地位，陳耀川的這次歌壇初亮相，就已經足夠驚艷，更成為了臺灣金馬獎“最佳電影歌曲獎”入圍名單歷史上，最為年輕的一位作者。
那種東方古典的韻味，也在隨后伴隨陳耀川的創(chuàng)作始終。相比他龐大的創(chuàng)作量，以市場流行熱度標準來衡量，陳耀川精品出產的比例并不是很高，這也是源于他的創(chuàng)作比較柔和平及相對平坦的旋律運行。再加上他即使是有著非常東方古典式的情懷，但卻并不像后來“中國風”這樣刻意去突出這種情懷，甚至利用編曲和歌詞去強調這樣的概念，因此，很多時候，陳耀川的作品，都只是在歌手的專輯中，處在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落。與此同時，因為而在“飛碟唱片”畢竟資歷較淺，陳耀川的作品在許多歌手的專輯中，也經常只是主打歌的陪襯。比如為林憶蓮創(chuàng)作的《走在大街的女子》和《讓我笑吧》，為葉倩文創(chuàng)作的《失戀一次上了癮》、《我知我會后悔》和《我該微笑還是哭》，為王杰創(chuàng)作的《誰能了解我的心》、《如何相信這是場夢》和《愛你依然深似海》，為郭富城創(chuàng)作的《愛上我不快樂嗎》和《真的謝謝你》，以及為“小虎隊”創(chuàng)作的《不要難過》、《我想先離開》和《季節(jié)改變》等等，恐怕除了這些“飛碟唱片”頂梁柱歌手的資深歌迷，大部分歌迷都不會聽過這些作品，或者早就忘了這些作品，甚至就算是有些歌手本人，也因為在之后的演唱會中從來沒有選擇過這些作品，怕是也忘了自己曾經唱過這些歌兒。
即使如此，陳耀川也有幾首相當耀眼的作品，甚至可以達到時代曲的高度，并且至今仍然廣為流傳。其中，他在“飛碟唱片”專屬合同的最后一年（1993年），為呂方的國語專輯《多愛你一天》創(chuàng)作的同名主打曲及第二主打《老情歌》，就是他創(chuàng)作生涯第一期最為經典的兩首作品，加上幾乎象征著“飛碟唱片”絕唱意味的廠牌群星合唱曲《相親相愛》，這三首作品也代表了陳耀川在“飛碟唱片”的最高成就。
也正是因為在“飛碟唱片”時期，能在一張唱片里為呂方同時寫上兩首膾炙人口的旋律，使得陳耀川很快被當時“四大天王”之一的劉德華看中，也因此開啟了他創(chuàng)作生涯最為巔峰的開始，并陸續(xù)為劉德華創(chuàng)作了《忘情水》、《謝謝你的愛》、《中國人》這樣的經典作品。而他為梅艷芳創(chuàng)作的《女人花》，為孟庭葦創(chuàng)作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為林志炫創(chuàng)作的《單身情歌》，以及在三年多前為張敬軒創(chuàng)作的《吻得太逼真》，同樣都可以達到年度流行曲的高度，像《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和《單身情歌》，更成為了孟庭葦和林志炫的代表作品。
陳復明——一天到晚“合唱”的他陳復明、王芷蕾、郭子
陳復明也不算是一個很“純”的“飛碟”人。他不像陳志遠，在進入“飛碟唱片”體系后，就幾乎將畢生的精力完全獻給了“飛碟唱片”，而常常在創(chuàng)作和經營兩方面游刃有余。以1985年為代表，他一方面為“飛碟唱片”旗下的歌手王芷蕾和蘇芮，分別寫下了《臺北的天空》及《親愛的小孩》這兩首紅極一時的作品，而也就是在同一年，他和音樂人曹俊鴻一起，創(chuàng)辦了“可登唱片”，從而開始了自己亦藝術亦商業(yè)的雙面人生。
2003年，“華納唱片”曾經發(fā)行過一張名為《光陰的故事》的合輯，這張合輯主打的概念，就是陳復明 陳志遠的經典作品，相對后者的高產和經典無數，陳復明的作品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力上來講，自然不能和陳志遠相比，因此《光陰的故事》這張合輯，也許不足以陳志遠的經典創(chuàng)作人生，但卻能從一個側面，萃取了陳復明在“飛碟唱片”的創(chuàng)作精華。因為這張專輯收錄的四首陳復明作品中，除了王芷蕾的《翩翩飛起》之外，其它像《臺北的天空》、《親愛的小孩》和張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魚》，也確實是陳復明留給“飛碟唱片”相對最為廣為流傳的作品，除此之外，沒有被專輯收錄的經典中的經典級的作品，也許就只有臺灣中視劇集《兩個永恒》那首由童孔和張雨生合唱的同名主題曲，能夠同樣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
和“出生”于“旅行者三重唱”的童安格、“出生”于“木吉它”的李宗盛一樣，民歌時代的陳復明，同樣也“出生”于一個名叫“印象合唱團”（亦名猛虎隊）的演唱組，而這兩個演唱組的另兩位成員翁孝良和曹俊鴻，同樣也成為了臺灣流行樂壇的中堅。前者甚至相比陳復明，為“飛碟唱片”留下了更多的經典作品，比如張雨生的《天天想你》和《我的未來不是夢》，比如“東方快車”的《就讓世界多一顆心》，以及蘇芮的《奉獻》。
陳復明的創(chuàng)作，往往有一個音階跨度很大的副歌部分，從而和主歌形成一種情緒上強烈的反差。如《臺北的天空》、如《親愛的小孩》，其副歌部分甚至有一種獨特的獨唱式的合唱效果，因此也需要有蘇芮、王芷蕾和張雨生這樣在聲線及音階上，擁有極強彈性，尤其在高音部分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歌手演繹。這種對旋律層次的敏感，也使得陳復明在1987年，甚至得到了為“滾石唱片”旗下歌手創(chuàng)作合唱曲《快樂天堂》的機會。在“飛碟唱片”與“滾石唱片”的歷史上，能在兩個廠牌都留下如此深遠印跡的，恐怕也就只有陳復明了。
陳家麗——特別的歌給特別的飛碟在“飛碟唱片”傳奇的“七陳二李”中，陳家麗的入圍，一直是一個謎。因為從整個創(chuàng)作淵源來看，相比其他八位作者，陳家麗與“飛碟唱片”的關系是最不緊密的，甚至她的很多作品，都會交由 “寶麗金”、或在當時和“寶麗金”具有親屬關系的“福茂唱片”歌手來演繹。具體是由誰將陳家麗列入“七陳二李”、以及列入其中的原因，在沒有確切的出處前，我們只能說是因為陳家麗同樣曾經為“飛碟唱片”留下過一些優(yōu)秀的經典作品。
陳家麗不但從來不是某位歌手的御用詞人，甚至在八、九十年代的臺灣流行樂壇，還一向以低產而聞名。但相應的，在她的創(chuàng)作里，應付的作品比例，也要比同時期許多填詞人低。但低產的她卻絕不低調，甚至經常語不驚人誓不休，要么不填詞，一填詞就經常是重量級的作品，而且輕易就成為了歌手專輯的主打曲。像日后給童安格創(chuàng)作的《其實你不懂我的心》、給庾澄慶創(chuàng)作的《讓我一次愛個夠》、給伍思凱創(chuàng)作的《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以及給張學友創(chuàng)作的《忘記你我做不到》等等，都是如此。
而陳家麗在“飛碟唱片”時期留下的最重要作品，無疑當屬張雨生的《我的未來不是夢》和蘇芮的《跟著感覺走》。陳家麗詞作的最大特點，除了擅長用長句作為歌名之外，尤其擅長將歌名展現出一種動態(tài)，從而賦予了作品以先天的活力。而如《我的未來不是夢》和《跟著感覺走》這樣從歌名到歌詞都簡單樸素的作品里，陳家麗更是通過言簡意賅的手法，不經意的在作品里融入了勵志、處事哲學這樣的元素，也因此，像《我的未來不是夢》和《跟著感覺走》，在當時甚至不僅僅只是易于哼唱卻可以不用顧及歌詞的街曲，而在短小的旋律空間里，將一種和時代息息相關氣質傳神的呈現出來。
作為一個詞人，陳家麗還鮮為人知的擁有自己的作曲作品。劉德華在遠沒有成為“四大天王”時期個人的第三張專輯《回到你身邊》，其同名主打曲，就是由陳家麗擔任詞曲創(chuàng)作，而這也成為劉德華個人音樂事業(yè)的第一首金曲。
李壽全——2分之一的飛碟人蘇芮、李壽全
即使忽略掉李壽全所有的制作、創(chuàng)作，甚或是挖掘歌手的伯樂眼光才華，僅僅憑借一張《8又二分之一》，其實就足已讓李壽全讓臺灣流行音樂史上寫下光輝的一筆。
當然，我們又怎么能忽視李壽全在挖掘歌手和在制作和創(chuàng)作上的才華呢？沒有前者，我們也許就聽不到王杰、王力宏和張懸，沒有后者，臺灣百佳專輯的目錄，甚至也將因此嚴重改寫。因為和“滾石唱片”是臺灣百佳專輯入圍專輯最大的唱片公司，潘越云是臺灣百佳專輯入圍專輯最多的歌手，陳志遠是臺灣百佳專輯入圍專輯最多的編曲人一樣，李壽全同樣是臺灣百佳專輯入圍專輯最多的一位制作人。因為潘越云的《天天天藍》、《胭脂北投》、《情字這條路》，王杰的《一場游戲一場夢》，李建復的《龍的傳人》、《柴拉可汗》、《一千個春天》（與蔡琴合作），王海玲的《偈》，蘇芮的《搭錯車》，以及他自己的《8又二分之一》的制作人一欄上，寫下的都是李壽全這個名字。
和陳耀川恰恰相反，李壽全實際上是將自己最好的音樂青春年華，留給了“飛碟唱片”永恒的老對頭“滾石唱片”，不僅為潘越云、王海玲和李建復制作了多張臺灣百佳專輯，其中的《天天天藍》，更被認為是臺灣流行音樂史上，少見的藝術、人文、傳唱和演繹俱佳的經典之作。而實際上，即使是蘇芮的《搭錯車》和自己的《8又二分之一》，也都是兩張有著“滾石唱片”血統(tǒng)的專輯。前者因為“滾石唱片”與“新藝城”沒有達成協(xié)議，導致已經進入制作人角色的羅大佑，中途將唱片的制作工作，移交給了當時新成立的“飛碟唱片”，以及“飛碟唱片”選中的李壽全。至于《8又二分之一》，雖然是由“飛碟唱片”發(fā)行，實際上整張專輯的制作過程，卻是李壽全在“滾石唱片”期間的成果，只不過最終因為他以制作人身份過檔至“飛碟唱片”，于是將這張專輯最終交由“飛碟唱片”發(fā)行。因此，《8又二分之一》這張有著相當濃厚“滾石唱片”血統(tǒng)的專輯，也在“飛碟唱片”的歷史上，顯得相當的非主流。
李壽全對于“飛碟唱片”最大的貢獻，就是以RIO工作室所簽下的歌手王杰，最終在八十年代末期，成為了“飛碟唱片”的搖錢樹，而王杰憂郁、苦澀的演繹，也以反偶像的方式，顛覆了臺灣流行樂壇歷來的偶像模式，為日后的小人物氣質的巨星，提供了全新的商業(yè)模式。在當時，王杰也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商業(yè)的神話，不僅將之前的齊秦拉下了排行榜的冠軍寶座，更讓“滾石唱片”從中汲取了靈感，并試圖以陳升創(chuàng)造出另一個平民偶像。而李壽全為王杰制作的前三張專輯《一場游戲一場夢》、《忘了你，忘了我》和《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不僅是王杰整個音樂生涯最優(yōu)秀的三張專輯，也在給他創(chuàng)建一種事業(yè)高度的同時，成為了他今后每一次超越和轉型時，永遠繞不開的一個坎兒。而事實上，王杰在粵語專輯《故事的角色》后，因為合約糾紛與恩師李壽全分道揚鑣后，也確實沒有在商業(yè)以及口碑上，再有超越前三張專輯的作品。
以王杰的走紅為標志，李壽全也開始慢慢淡出樂壇，即使如此，1994年為蘇芮制作的《變心》，為費玉清制作的《晚安曲》，同樣也是上乘之作。不過，隨后的他則慢慢和“飛碟唱片”漸行漸遠，轉而為“福茂唱片”當時立推的新人王力宏，接連制作了幾張優(yōu)秀專輯。即使在新世紀，李壽全同樣不甘寂寞，對于張懸的栽培，也可以看出李壽全對于音樂與時俱進而絕不固步自封的開放。
李子恒——風雨無阻，民謠有他小虎隊和恩師李子恒、經紀人苗秀麗、師弟黃仲齊
“七陳二李”中，七陳屬于或詞或曲的專職型，而二李則都是詞曲俱佳的創(chuàng)作人，而相比李壽全更為耀眼的制作才華，李子恒的詞曲平衡能力，以及在高產之下所保證的作品質量和作品傳播度，顯然要更廣為人知。
李子恒同樣出身于民歌時代，1979年，他的作品《秋蟬》因為楊芳儀和徐曉菁的演繹，不僅讓后兩者的組合，成為同年“金韻獎”的優(yōu)勝歌手，更在年底，被白馬王子劉文正選為自己新專輯的同名主打歌，歌曲青澀又雅致的韻味，也很快最大限度被傳播開來。而在1980年，《秋蟬》更是得到了“金鼎獎”的最佳作曲獎，作為人生的第一首作品，李子恒的第一次亮相，顯然是驚艷的。
因為《秋蟬》里所展露的創(chuàng)作才華，也讓李子恒很快就得到了“心聲唱片”的創(chuàng)作合同?！靶穆暢笔桥_灣民歌時代熱潮中所涌現的一家小型唱片公司，在整臺灣現代民歌史上，這家唱片公司顯然無法和“鄉(xiāng)城唱片”、“海山唱片”、“新格唱片”等當時的民歌唱片大廠牌相提并論。而隨著民歌時代來得快去得也快的風潮期過去，“心聲唱片”在成立短短幾年后，就無力為繼。公司旗下的藝人和創(chuàng)作者們，也就此各奔前程，臺灣的民歌時代就此分道揚鑣，雖然“心聲唱片”只是冰山的一小角，但也足以窺見幾許的滄海桑田物事人非。“心聲唱片”當時的兩位王牌歌手，一位是“中國娃娃”蔡幸娟，另一位就是隨著“心聲唱片”倒閉，從而加盟新加坡“皇星唱片”，并因為翻唱一些老歌和民間小調，在整個東南亞地區(qū)成為歌后的韓寶儀（原名江瓊娟，“心聲唱片”時期的藝名為江岳霖），讓人很難再將她和那個充滿著人文氣息的臺灣現代民歌運動所聯(lián)系起來。
李子恒則在“心聲唱片”關門之后，轉投了當時蒸蒸日上的“飛碟唱片”。作為一個民歌時代成長起來的作者，李子恒在加盟到“飛碟唱片”后，被“安排”為姜育恒寫了大量的作品，顯然是很順理成章的事。近似的閱歷、鄉(xiāng)愁、人文和知識分子情懷，也讓他為姜育恒量身定造了如《旅》、《我是個很容易掏心的人》、《有空來坐坐》、《一個人》、《多年以后》、《其實我真的很在乎》和《歸航》等等，帶有著臺灣民歌時代主題趣味的作品。也正是憑借著這份淵源，使得兩人在1997年又走到了一起，以分司創(chuàng)作和演唱的概念，出版了一張名為《兩個永恒》的專輯，一時間成為佳話，而至今仍然還是佳話。
如果李子恒只是那個經常給姜育恒寫歌，偶爾給王杰、蘇芮和費玉清這些或氣場近似，或年齡相近的歌手寫歌的創(chuàng)作人的話，那么李子恒或許就不是現在的李子恒。而除了姜育恒，李子恒最多的創(chuàng)作，反而是留給了“飛碟唱片”史上最為知名的兩個偶像團體和一個偶像歌手，他們分別是“小虎隊”、“紅孩兒”和林志穎，即使是“小虎隊”三名成員單飛的專輯，李子恒也往往是其中的創(chuàng)作主角。民歌和偶像，尤其是像“小虎隊”這樣包裝企劃概念源自日本的偶像組合，原本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音樂風格，卻因為在臺灣流行音樂特殊的血統(tǒng)和當時特定的時代，反而結出了奇異的果實。
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李子恒在“小虎隊”的發(fā)展中期，開始介入并慢慢成為“小虎隊”的創(chuàng)作核心，那么“小虎隊”或許還會沿著“少年隊”那樣的日本偶像路子繼續(xù)走下去，他們會留在七零后的記憶里，但也許卻不會走得那么遠，直到走進了八零后的生活。正是因為李子恒用民歌時代那種洗盡鉛華的質樸、青澀，從而將“小虎隊”由一個因企劃而生的組合，慢慢變成一個擁有人性化青春呼吸脈搏的組合，也讓“小虎隊”的音樂作品，能夠陪伴一代人成長，同呼吸共命運，用有溫度的音樂，在用外型感染人的同時，更用青春氣質去感動人。你能想象現在的唱片公司，還會為像“小虎隊”這樣的偶像組合，安排《驪歌》和《紅蜻蜓》這樣的歌嗎？制作人沒有這個想象力不說，就算制作人想，也因為這個時代再已經沒有像李子恒這樣由民歌時代成長的理想主義音樂人，而只能作罷去請音響工程師去搗鼓冬此冬此和冬此打此了。
文/愛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