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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

發(fā)布者 lq 在 08-04-28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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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壽

差一點被封殺的書

7月2日，海淀區(qū)大慧寺12號，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秘書長苗霞的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

對方是中國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某個司的負責人，他們委托苗霞幫他們多購買幾本新書《只有一個孩子》。苗霞回答：“等一下吧，我統(tǒng)計一下，看有多少人要，就給你們多買幾本過來。”

《北京文學》雜志執(zhí)行主編楊曉升的報告文學《只有一個孩子》剛剛上市，國家人口計生委的領導就成了它的第一批讀者。而苗霞幾乎成了“書商”，7月1日，她委托人買了5本，7月2日又為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有關領導購買30本。

據(jù)苗霞7月5日說，周六、周日，包括他在內，很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干部都在家里認真閱讀《只有一個孩子》這本書。

顧名思義，《只有一個孩子》這本書和目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中的“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有關，而在書的封面上，和另外一個題目“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相呼應，阿拉伯數(shù)字的“1”被打上了一個刪除的紅圈，讓人直接感到這根獨苗發(fā)生了意外，整個家庭陷入深深的悲哀和黑暗之中。

對于楊曉升來說，“揭人家的傷痛是一件極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但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來第一件違背自己本意的事情”。為什么一定要做呢？為什么一定要選擇計劃生育政策中最敏感的獨生子女來做呢？

楊曉升說：“當我像中國繁華都市里許許多多三口之家那樣，充分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忽然間卻害怕失去什么。”“當我接二連三地從媒體上獲悉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獨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時候，我便不寒而栗，內心深處隨之感覺到難以言狀的顫動與同情。”

于是，從兩年前開始，楊曉升開始走進那些遭受意外災難的獨生子女家庭，“以自己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關心、同情與開導，去撫慰他們那受傷的、至今仍汩汩滴血的心靈。”“我想從他們所經(jīng)受的打擊、所面臨的困難中考察當今中國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模式的血緣生態(tài)現(xiàn)狀，乃至由此帶來的對中國社會、對中華民族現(xiàn)在與未來的影響。”

這本書的采訪和寫作花了兩年，楊曉升選取了6個典型的獨生子女家庭，運用報告文學的手法，寫出了這些遭遇意外的獨生子女家庭的凄涼處境。據(jù)該書的策劃人李陽泉說，楊曉升寫這本書的時候，下了很大決心，甚至做好了“隨時去死”的準備。

從記者在發(fā)稿前所了解的信息來看，國家人口計生委對這本書采取了理性和開明的態(tài)度，楊曉升不用去死了。

楊曉升說：“……這件事情，絕不僅僅牽涉到那些不幸地遭遇意外傷害的獨生子女家庭，而且關系到當今中國所有的獨生子女家庭，乃至關系到中華民族自身的生態(tài)現(xiàn)狀以及中國的未來。”

懸在獨生子女頭上的利劍

“一天，兩天，三天……張曄的生命之火在風雨飄搖中頑強地燃燒著，所有的人都全神貫注，滿懷希望地祈禱著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續(xù)下去，期待著這無限寶貴的青春生命能在醫(yī)護人員的精心呵護下發(fā)生奇跡重獲新生，這種祈禱與期待一直進行了９天。當?shù)诰盘斓娜缪颊粘Ｓ超F(xiàn)藍天的時候，張曄這盞燃燒了１７年零２６５天的生命之火，還是無情地、令人遺憾地徹底熄滅了。”

張曄是楊曉升筆下的六個典型中的第一個，她是北京十八中高二的學生，17歲，家中的獨苗，如果不出事的話，現(xiàn)在應該大學畢業(yè)了。1999年1月19日的早晨，張曄在上學的途中遭遇車禍，9天后治療無效死亡。

楊曉升很早就在關注獨生子女意外傷害的問題，從張曄的死亡開始，他就開始了對獨生子女意外傷害事件的實質性采訪。“自從我開始投入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作，工作之余，我都無一例外、不由自主地要開始關注我周圍的生命。每每走在大街上，我都要不由自主地注視、觀察那熙來攘往的陌生路人，他們或行色匆匆或一路談笑，或意氣風發(fā)或心事重重。然而……環(huán)是我生活的四周，不幸說來了就來了。”

路途遙遠的采訪給他很深的感受，發(fā)生在身邊的事情同樣也讓他感到生命的脆弱。

2001年5月7日中午，離他居住地不遠的北京朝陽區(qū)松榆里32樓一位12歲女孩的墜樓身亡，他不停地追問：“難道生命的消失真如流星那樣，亮光閃過的剎那間之后，就注定要悄無聲息了嗎？”

一個和自己同一個小區(qū)居住的年輕女孩因為感情危機跳樓自殺，他看著在水泥地上迅速凝固的血，內心翻江倒海難以平靜：“僅僅是一念之差，原本美麗的生命就可能瞬間毀滅，永遠不可能挽回——她是獨生女嗎？”

從個體人的每一次意外，到克拉瑪依大火、洛陽大火、北京藍極速網(wǎng)吧大火等一次次集體的悲劇，他感嘆：“災難又時時讓你讓你如此猝不及防。對于我們每一個善良的人來說，你祈求生活的幸福，渴望生命的健康和平安，有時候災難與火海卻偏偏與你作對。最要命的是，有時候災難降臨的不僅僅是生命的一個個體，而是生命的一個個群體，讓你猝不及防，倍感絕望；讓你無法承受，難以面對。”

在對自己搜集到的一組組數(shù)據(jù)進行梳理后，楊曉升更感到震驚：

——2002年6月，中澳兒童意外傷害防治中心公布的一項全國性的調查結果顯示，兒童營養(yǎng)不良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逐年下降，意外傷害在致使兒童死亡因素中占到40%左右。

——20世紀90年代我國0—14歲兒童意外死亡專項調查顯示：在各種死亡原因中，意外死亡已占第一位，占總死亡人數(shù)的31.3%；據(jù)推算，我國15歲以下兒童每年因意外傷害引起的死亡竟有40萬—50萬人之多。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00年我國有16000名中小學生因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殺等非正常原因死亡，平均每天有一個班的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離開人世。

——在造成意外傷害的主要危險因素中，依次是：交通肇事、溺水、燒傷燙傷、食物中毒、跌落、窒息、自殺和他殺。

“我國兒童意外傷害死亡率為發(fā)達國家的3—11倍，每天有多達一個班（40—50人）的孩子因意外傷害而死亡。我國已有近100萬個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意外傷害，已成為懸在我們獨生子女頭上的一把利劍。”楊曉升說：“‘獨生’意味著惟一，而惟一是經(jīng)不起傷害、更經(jīng)不起毀滅的。”

失去獨子的家庭有多難

在楊曉升的筆下，失去獨子的家庭生活有多難呢？林為忠家里的故事可見一斑。

林為忠家住在北京廣安門一帶，兒子林為華則每天騎自行車到官園去上高中。1999年12月30日，16歲的林為華在上學的途中死于交通事故。

林為忠的父親在失去老伴后，以致郁郁寡歡、情緒低落，孫子出事之后，更是承受不了這突然而來的打擊，他病倒了。好在他還有其他子孫可以忙前忙后地來照顧他，還可以有些精神依托。

但姥姥姥爺去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外孫。在林為華還沒有出事之前，每逢周末或者節(jié)假日，妻子劉春華總要帶著丈夫和孩子到姥姥姥爺家里團聚。眼看著差一天就能夠看見心愛的外孫的時候，這個消息一下子把他們擊倒了，兩個老人雙雙病倒在病床上，晚上閉不了眼睛、怎么都睡不了覺，眼前盡是外孫生前的身影，耳邊全是出車禍時外孫絕望的慘叫。姥爺經(jīng)不住這打擊，不到半年就不幸去世了。

林為忠夫婦倆在兒子出事以后一直沒有回到自己的家。因為他們一回到家，兒子生前最后一次跟他們告別時的音容笑貌總是浮現(xiàn)在他們眼前。尤其是妻子劉春華，家里的任何一樣物品，都能夠起她對兒子的強烈思念和清晰的回憶，她終日因此寢食不安，愁容滿面，根本就無法過正常的生活。

出于對身體的考慮，林為忠決定離開家門，搬到別的地方去住。

先是住在父親那里，但到了周末，林為忠的哥哥、妹妹都把孩子帶來見爺爺了，這種熱鬧刺激了劉春華。林為華出事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大伙兒端起碗準備吃團圓飯時，發(fā)現(xiàn)少了林為華，一股凄涼的、強烈的思子之情瞬間攫住了林為忠夫婦，并很快影響到了全家，本該歡樂的除夕夜變成了悲戚凄涼之夜。

林為忠的叔叔知道他們的情況后，提議他們到自己家去住。他有兩套房子，讓一套給林為忠暫時居住，林為忠聽從了叔叔的安排。后來，單位又給他們調換了一套兩居室，為了不是妻子觸景生情，搬家的時候林為忠把所有的家具都處理掉了，只留下一個電視機，其他的家具完全換成新的。

盡管如此，經(jīng)受致命打擊之后的劉春華，身體元氣大傷。兒子出事以后，她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整天萎靡不振，一直上不了班。同事或朋友們關心她，前來看她，她也是強打精神跟人家說話，但卻有氣無力。

執(zhí)著的老齡“補生族”

既然失去了獨苗，有沒有“補生”的呢？楊曉升說：“有。”　

廣州的文女士就是執(zhí)著的“補生族”中的一員。1999年夏天，文女士20歲的兒子死于一場意外事故。經(jīng)過了三個月以淚洗面的生活后，47歲的文女士十分強烈地要求重新生一個孩子。要命的是文女士已經(jīng)絕經(jīng)，無法再次懷孕，生命的不可重復讓文女士悲痛苦澀的內心雪上加霜、苦上添苦。

絕望中，文女士的只有一種叫做“試管嬰兒”的技術可以幫助絕經(jīng)婦女重新懷孕。絕望中的文女士看到了希望，他開始一家家地跑，逐個向專家打聽試管嬰兒的方法和費用。專家紛紛搖頭。有的警告她說：“像你這樣的年紀懷孕異常危險，高齡產(chǎn)婦斯在手術臺的病例時有發(fā)生。”文女士執(zhí)著地說：“沒有了孩子的家只能是一個殘缺的家，生命、金錢對于我來講都已毫無意義。為了那一聲‘媽媽’，哪怕只有一絲希望，我都愿意嘗試，今生再做一次媽媽。”

48歲的時候，思子心切的她毅然與丈夫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嘗試試管嬰兒，重育愛子。2000年12月，他們夫妻雙雙來到廣東集愛遺傳與不育診療中心求治。2002年2月20日，文女士終于懷孕了，而且還是雙胞胎。

文女士一家并不富裕，丈夫已經(jīng)退休，每月收入只有幾百塊錢，而文女士自己則一直沒有固定工作，靠騎三輪車運貨謀生。兒子去世前，她家存了幾萬塊錢，本打算留給兒子結婚用，可是這筆錢后來花在了做試管嬰兒上。即便如此，這些錢還不夠，不得已還賣掉了家中一些值錢的物品。懷孕后的文女士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錢給自己和附中的寶寶增加營養(yǎng)了。為了掙錢養(yǎng)寶寶，已經(jīng)壞了3個月身孕的文女士，竟然還瞞著醫(yī)生偷偷去洪德路蹬三輪車運貨，一趟車賺5塊錢。

2002 年廣州的夏天又特別炎熱，文女士的手腳又因為懷孕而水腫，蹬起來特別吃力，一趟車蹬下來，早已全身濕透。有一回文女士騎著車被路上的石頭絆了一下，整個人從車上摔了下來，幸虧只是擦破了點皮，沒有傷及胎兒，她不敢告訴丈夫和醫(yī)生，自己偷偷抹了點藥。為了賺錢養(yǎng)孩子，懷著身孕的她一直堅持工作。

像文女士一樣年已半百、卻仍執(zhí)著地走上重新生子道路的高齡孕婦，在楊曉升的書中不乏其人。因為“只有重新獲得孩子，才能修補他們心靈深處的創(chuàng)痛；也只有重新獲得孩子，才能使他們當中絕大多數(shù)人將生活的信心重新拾起、將未來的希望之火重新點燃……”
　
都市里誰在生二胎

既然獨生子女遭受意外后重新生育二胎是如此的艱難，那在都市里，有沒有直接生育二胎的呢？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津市兒童醫(yī)院的黃敬孚在河北省一個縣，當?shù)厝司透嬖V他如何生二胎：“有權明著生，有錢買著生，沒錢跑著生。”楊曉升在書中說，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也是這樣。

王惠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是北京人，北京某大學會計專業(yè)畢業(yè)，先是在北京大學下屬的一家公司做會計，后來隨丈夫一起下海經(jīng)商，擁有了自己的計算機流水線，再后來開了一個花店。

1994年，王惠生下了自己的女兒，相隔不到兩年，她又生下了自己的兒子。而在她生第二胎的時候，居委會老是盯住她。但是她保住了自己的孩子，讓他平安降生。而第二個孩子讓計生部門給罰了2萬元錢。

王惠生第二胎的直接原因是擔心類似克拉瑪依那樣的大火在光臨自己頭上。她對楊曉升說：“1994年年底，克拉瑪依大火時我在新疆分公司，親眼目睹了那場大火帶來的災難。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場大火死了288個孩子，全部是生龍活虎的中小學生。那些死去的孩子大都是油田的職工子弟。石油城的油田管理局在計劃生育方面管得特別嚴，那些孩子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之后，石油城后來給他們家長一定的補貼，還給他們放假，讓他們回家重新生孩子。可是那些女職工大都快40出頭了，間隔時間都那么長，子宮都退化了，生孩子談何容易？……這樣的事情響起來也都讓人后怕，設身處地地講，誰承受得了這樣的悲慘遭遇??？”

王惠告訴楊曉升生二胎的人都是哪些人：“這些人都屬于自由職業(yè)者，比那些傳統(tǒng)體制中的公職人員，人身上相對自由，沒有太多的約束和管制；而且經(jīng)濟上他們大都比較寬裕，多養(yǎng)一個孩子根本不成問題，也愿意承擔超生之后計生部門的罰款。所以，這類人是當今都市里的二胎族中的主體。”

獨生子女政策背后的人口困境

“他們是一對90歲高齡的老兩口，為了下樓這件事已經(jīng)商量好幾個月了。5層的樓梯，對他們就構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于是他們被禁錮在家中的小天地里。日復一日，他們只能互相面對，與外界惟一的聯(lián)系就是那臺電視。他們太想去曬曬太陽、聽聽孩子們嬉戲的聲音了——這一切對別人來說太平常了，而對于他們來說卻是一種奢侈——惟有這樣，他們才會感到他們活著，活在一個有人的世界中。他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在國外。因為住在5層樓上，他們平時很少下樓，靠著兒媳的姐姐每周為他們買一次菜和生活用品維持生活。”

“在一個天氣晴好的冬天，他們終于決定實施蓄謀已久的下樓計劃。對兩位高齡老人來說，下這5層樓，無異于一次探險，也許一腳站不穩(wěn)，就會從樓梯上摔下來，后果不堪設想——他們之間只要有一個人出了意外，生活就維持不下去了?？伤麄兛偟萌駮裉?啊，要不，骨質會更加疏松，會連路也走不了了。于是，倆人攙扶著，如履薄冰辦一點一點走下來，沒想到當他們剛走到陽光下時，兩人同時感到天旋地轉……”

“當居委會主任從院內花壇經(jīng)過時，看到這兩個老人緊緊地擠靠在一起坐在花壇邊上，凍得渾身哆嗦。一問方知，他們因無力上樓而回不了家，又凍又餓地坐在這里已經(jīng)整整一天了！主任連忙叫了幾個年輕人把老人背上了5樓。”

“下樓的遠征終告結束，從此他們再也沒有走到過外面那個世界。”

這是楊曉升筆下一對90高齡的老夫妻下樓的故事，而這樣的故事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進一步延續(xù)，正在越來越多地上演。因為忠孝不能兩全，越有本事的孩子走得越遠，越來越多的人撇下自己年老的父母，在遙遠的地方終日為自己的事業(yè)忙碌。

這樣的家庭被稱為“空巢”家庭。根據(jù)1995年對北京、上海、蘇州、廣州和香港等地的調查表明，這樣的“空巢”家庭比例高達36.3%，占老人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可否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為中國人口的控制做出了貢獻。但書中寫道：“我國的家庭功能也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家庭規(guī)模在縮小，三口之家，單親家庭增多，甚至一口之家者也不在少數(shù)；家庭結構在變，別說四世同堂，就是三代人同居的家庭也很少了；由于上述兩種改變導致了第三種改變，就是家庭功能的改變，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家庭養(yǎng)老照料功能外延給社會。但據(jù)統(tǒng)計，我國住在各種養(yǎng)老設施中的老人不足100萬，不到老年人總數(shù)的1%……在各地的養(yǎng)老設施中，最好的入住率也只有30%。”

然而，即使老人回歸家庭，即使他們的獨生子女也還孝順，“四二一”（四個老人、一對獨生子女夫婦和一個孩子）模式的家庭，那上有四老下有一少（或者兩少）的中年夫妻，該如何能夠承受起如此沉重的生活壓力？他們又該如何盡孝呢？他們是做孝子，還是犧牲前途呢？“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如果獨生子女夫婦的下一代還是獨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時就可能出現(xiàn)一對年輕人贍養(yǎng)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負擔繁重的可以壓死人。”

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呼吁

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問題引起了兩位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重視，他們分別是天津市兒童醫(yī)院的黃敬孚、北京的何竹康。他們從2000年起，就開始向大會提交關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提案。

黃敬孚委員2000年提交給全國政協(xié)九屆三次會議的提案是《關于建議考慮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逐步將獨生子女政策改為“二胎”政策的提案》，認為已經(jīng)實行了五分之一世紀的獨生子女政策如果繼續(xù)延續(xù)下去，將會產(chǎn)生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人口素質不平衡、獨生子女心理問題嚴重等問題。黃敬孚建議，從社情民意、擴大內需、養(yǎng)老、就業(yè)等角度，“建議有關部門認真研究長期‘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希望在一二年內將獨生子女政策改為‘二胎政策’。”

在同一次政協(xié)會上，何竹康委員的提案建議有關部門將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為“鼓勵一胎，允許二胎，杜絕三胎”。

2002 年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xié)九屆五次會議上，黃敬孚委員再次提交了《建議從更全面的角度考慮計劃生育政策的提案》。黃敬孚在提案中說，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人口控制保持了低增長，但獨生子女政策實行時間過長，已經(jīng)快速接近1/4個世紀，社會老齡化問題突出，老人已經(jīng)超過了人口的10%；長時期的獨生子女政策將減少國力，降低綜合國力；男女比例失調的年度太長；獨生子女的心理問題、教育成長問題日益突出；現(xiàn)代醫(yī)學無法保證每一個獨生子健康成長，年長兒童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的死亡給獨生子女的父母帶來不可彌補、無法形容的損害……黃敬孚建議“盡快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中的獨生子女政策改為雙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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