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yè)自受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重創(chuàng)后，美歐政客們宣布了一輪又一輪預算削減計劃，并將政府支出塑造成無妄的浪費和經濟形勢進一步下行的“罪魁”。在《緊縮：一個危險觀念的演變史》的作者、美國布朗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馬克·布萊思看來，這些觀點和舉動忽略了一個重大問題：問題的源頭并不是政府狂妄無節(jié)制的支出，而恰恰是政府對破產銀行體系的救助、再資本化和注資。
布萊思認為，除教學與科研外，學者另一部分重要職責是承擔“審視政策”。通過對比研究，他發(fā)現(xiàn)，作為一種聚焦于政府管理與市場關系的理念，緊縮的思想史不僅短暫，更蒼白。緊縮的起源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的空白斷層，“大蕭條”后被理性的思想放逐，而它在蟄伏等待機會。在其冬眠期，德國秩序經濟學、美國奧地利學派和意大利經濟學家思想不斷發(fā)展，最終促其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全面回歸。布萊思從歷史維度中研究發(fā)現(xiàn)，它在實際操作中是無效的，從根本上說是讓窮人為富人的錯誤買單，全球經濟存在一個重大的“集體性謬誤”，緊縮成為一種危險理念。
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西方各國政府為拯救全球銀行體系所支出的救助與再注資成本高達3萬億到13萬億美元。由于政府為金融危機買單，因此絕大部分救助成本最終反映在政府資產負債表內，因而人們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場“主權債務危機”。但實際上，這是一場精心掩飾的、不斷變形的銀行業(yè)危機。
經濟學家在討論分配問題時常會提到一個有趣的比方——“比爾·蓋茨逛酒吧”。當比爾·蓋茨進入酒吧后，酒吧所有成員的平均財富大幅激增，似乎人人都成了百萬富翁。事實上，酒吧里只有一個億萬富翁和一群身價數(shù)萬美元或更少的普通人。緊縮對不同收入人群的政策效果截然不同，因此也面對同樣的困境——在統(tǒng)計上正確，但實際卻毫無意義。
布萊思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緊縮對國家是有效的，但前提是不存在“集體性謬誤”。也就是說，存在一個更大而且未削減的國家。遺憾的是，對絕大多數(shù)國家而言，現(xiàn)實世界并沒有這么理想。不僅如此，目前，即使能解決政治上的可持續(xù)問題（“誰承擔成本”），經濟問題（“所有人同時削減”）也依舊會否定緊縮。
與探索“緊縮成為一種危險的理念”的原因相映成趣，從理論范疇轉到實踐領域，布萊思也考察了緊縮的實踐歷史。其一，20世紀20、30年代斷續(xù)的金本位時期存在多個推行緊縮政策帶來“危害”的經典案例。這些案例中緊縮政策登峰造極，實施緊縮的國家要么失敗了要么被毀滅了。這些案例清楚地告訴人們：經濟并不會在“蕭條和崩潰”之后“自我修復”。
其二，與“危害”經典案例相反，也存在如艾萊斯納、吉瓦茨以及其他經濟學家強調的正面案例。這些案例被視為“大蕭條”時期成功的擴張性緊縮。布萊思以這些案例的經驗分析今天的歐元區(qū)，直言這些案例成功的條件并不是目前的歐洲所具備的，特別對“南歐五國”。充其量，這些案例只能說明擴張性緊縮是一種特例。
其三，緊縮簇擁者的“新希望”：羅馬尼亞、愛沙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REBLL聯(lián)盟。近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將REBLL國家視為緊縮政策的“新證據(jù)”，并將其作為經驗模式推廣給西部和南部歐洲的國家。但事實，REBLL的政策執(zhí)行條件及他們獨特的經濟與政治結構使這些國家的政策經驗比20世紀80年代歐洲西部國家的經驗更難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
澳大利亞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奎因將那些明顯邏輯不一致、在實踐上失敗過無數(shù)次，但卻仍殘存至今的經濟理念稱為“僵尸經濟學”。緊縮正是一種“僵尸經濟學”，遭歷史無數(shù)次否定，卻一次次卷土重來。原因印證那個俗語——“再度舉債無法真正償債”是如此的簡潔并富有吸引力；另外，政治保守主義者能利用這一理念將國家福利主義擠出政治舞臺。
在此次歐洲金融危機中，盡管政客熱情洋溢地采用緊縮政策，然而，與布萊思考察緊縮的思想與實踐史結果如出一轍，緊縮依舊失敗了。如果歐洲的經濟政策制定者是承諾“不造成任何傷害”的醫(yī)生，那他們可能早被吊銷“營業(yè)”執(zhí)照了。
救助銀行帶來政府債務，結果是危機，而危機又帶來緊縮。即使其根源是現(xiàn)在的貨幣末日機制中“大而難救”的銀行系統(tǒng)，即使看起來除了“增加中央銀行流動性、擠壓預算和祈禱”外，別的選擇都極其有限。
難得的是，布萊思在最后一章中大膽推測：投資銀行這種商業(yè)模式可能已行將就木。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我們在危機中損失的所有資金都浪費在了一個終究要衰退的行業(yè)里。不過冰島和愛爾蘭的財政調整或許能給人們帶來新的啟示：冰島讓銀行破產，不僅熬過了危機，還變成了一個更富有、更公平的社會。愛爾蘭救助了銀行，代價是長久深陷于救助后的痛苦中。
如果冰島給我們帶來了正面經驗，那么，未來在何方？照通常的設定，高度負債社會所能選擇的未來極為有限。布萊思的思考是，走出危機的方法除了常見的“通脹”、“通縮”、“貨幣貶值”及“違約”四種選擇外，還有金融管制、在全球范圍內征集稅收兩個新方法值得探索和嘗試?？上?，因為這兩個舉措不會給銀行帶來什么好處，金融界不會支持。這兩個方法，不妨借用丘吉爾對民主的評價：“這是現(xiàn)有糟糕選擇之外最差的選擇?！?/f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