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正
如果說戰(zhàn)國初儒家子思學派的思想中迸出了反宗法制的叛逆火花，那么，早年曾“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的墨翟，則干脆反戈一擊，扯起了“兼愛”、“尚同”、“尚賢”的反宗法制旗幟，另起爐灶，創(chuàng)立了與儒家對壘的墨家學派。儒家以宗法等級制為基礎，墨家則以原始人道主義為指歸。墨子自稱“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nóng)之難”，可能屬于當時“士”的階層?！稘h書·藝文志》將“墨家”列為“九流十家”之一，但其所云“蓋出于清廟之守”，乃是根據(jù)不足的臆測。墨家學派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其首領稱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選拔賢者擔任，代代相傳。墨門子弟必須聽命于巨子，為實施墨家的主張，舍身行道。被派往各國做官的門徒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首領要以身作則，實行“墨者之法”。墨家聚徒講學，身體力行，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戰(zhàn)國初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翟、禽滑厘、田鳩、孟勝、田襄子等，反映了平民階層上層分子的要求。
墨子(約前480——前390)姓墨名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后長期住在魯國；一說即魯國人，宋昭公時曾為宋國大夫。他承認自己是“賤人”，可能乃接近“農(nóng)與工肆之人”的“士”。墨子與子思同時?！痘茨献印ひ浴吩?“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的理想是西周初的王權宗法制社會，而墨子更將列于“三代”的“夏政”作為其理想，極可能是受了《禮運》“大同”說的啟迪。而禮儀從儉則是孔子已有的思想，宰我更懷疑孔子主張的“三年之喪”，墨子提出“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以及“節(jié)葬”、“節(jié)用”等主張，只是進一步加以發(fā)展了而已。而墨子的“兼愛”、“尚同”、“尚賢”、“明鬼”等思想，則均可在《禮運》中找到影子，墨子晚于孔子，他“學儒者之業(yè)”，可能是魯國曾子的學生。與子思同學，故兩人思想多有相通之處。子思仍重于講“禮”，保持儒家的傳統(tǒng)；墨子熱衷于“兼愛”、“尚賢”、“尚同”，則充滿了對理想的追求。今《墨子》書中《親士》、《修身》、《法儀》、《七患》、《辭過》五篇，文風古樸，而前兩篇，清汪中《墨子序》云“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里”，很可能就是墨翟早期學儒時的作品?！队H士》似有兩處明顯的錯簡竄入，即“今有五錐”至“故曰太盛難守也”一處和“是故天地不昭昭”至“千人之長也”一處。其插入割斷文意，所云與“親士”無關。而有些學者所強調(diào)墨子不應親自見到的“吳起之裂”等句，即在錯簡之中?！斗▋x》、《七患》、《辭過》篇首的“子墨子曰”，似乃后人所加。墨子利用儒學理論中理想與主張的矛盾，拾取“大同”理想加以發(fā)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儒家發(fā)起了攻擊。
《墨子》一書是墨家學派的著作總集?！稘h書·藝文志》著錄原有七十一篇，今本為十五卷五十三篇，佚失十八篇。此書中反映了戰(zhàn)國前期和中后期各具特點的墨家思想，乃墨家后學在不同時期記述編纂而成。其中《親士》、《修身》、《法儀》、《七患》、《辭過》可能是墨子早期的作品?！端尽贰ⅰ度q》則是墨家后學的作品?！渡匈t》至《非命》等二十四篇，每個篇題都各有上中下三篇而內(nèi)容基本相同。清俞樾認為“墨子死而墨分為三”,“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這是研究前期墨家的主要資料，每篇以“子墨子言曰”開頭，記錄了墨子的主要思想觀點。《非儒》不是墨子言論的直接記錄，反映了儒墨對立斗爭中墨家后學對儒家的激烈批評?！督?jīng)上》至《小取》等六篇，一般認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將在以后論述戰(zhàn)國中后期墨家時重點討論?！陡分痢豆敗返任迤?，記述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類似儒家的《論語》?！秱涑情T》至《雜守》十一篇，專門討論防御戰(zhàn)術和制作守城器械，其中有墨子和弟子禽滑厘的對話，可能是墨家傳授防御守城知識的記載;其中有些篇章雜有漢代官名以及刑法制度，有人認為可能經(jīng)過漢代人編撰?！赌印穬?nèi)容繁富，歷來注家不多，至今整理得還不夠充分。
前期墨家的思想，主要就是所謂“十論”，即“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jié)用”、“節(jié)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這是墨家哲學、政治思想的綱領，他們盡力宣傳的十項教義?！遏攩枴份d:“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jié)用、節(jié)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币暰唧w情況而說教，猶如視病情而開藥方，頗有醫(yī)國療世的精神。
“尚賢”即尊尚賢人，實際上是為平民階層上層分子要求政權的口號。春秋時期的“舉賢”、“薦賢”以及儒家的“尚賢”、“選賢”，都是作為宗法制世襲官職的補充手段而存在。到墨子這兒可就不同了，“夫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上》)，要求連“天子”都是由“尚賢”選出來“治天下之民”的。墨子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要貴族統(tǒng)治者“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不管什么階層的人，只要是賢能，就“舉而上之，富而貫之，以為官長”；不賢能即“不肖”的人，就應當“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賢能者即使是農(nóng)人、漁夫、手工業(yè)者之類，也可以被舉為天子。這在《禮運》中已經(jīng)萌芽的中國古代民主思想，儒家把它作為理想?yún)s不敢引入現(xiàn)實;墨家將它作為自己的奮斗日標，“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奔走于各諸侯國之間，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精神十分感人。子思在《禮運》中托孔子之言提出的“大同”之世“選賢與（通‘舉’）能”，經(jīng)過墨子的改造和發(fā)展，成了古代圣王的“政之本”,“尚賢”成了一種理想化的民主選舉制度。到《孟子·萬章》中，便出現(xiàn)了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禪”，堯、舜、禹“禪讓”的傳說便傳播開來了。而《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jié)“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舜囚堯”，《韓非子·說疑》云“舜逼堯，禹逼舜”，雖然不大美妙，恐怕倒是近于真實的情況。
“尚同”即主張在“尚賢”的前提下統(tǒng)一天下;這也就是實現(xiàn)“大同”之意。墨子認為，在未有國家、“未有刑政之時”，人們思想不統(tǒng)一，“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互相攻訐，“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天下大亂是由于無“政長”。因此，施行選舉制度，按照賢能等第，設立天子、三公、諸侯、正長，使百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疤熳游芤煌煜轮x，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天下的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上同于天”?！安簧贤渖险摺?，就要加以懲罰。這種“尚同”理想，實際上是一種建立在民主選舉基礎之上的中央集權制政治模式，其思想意義遠遠超過了學術價值，可惜它僅僅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秦以后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則是王權宗法制和“尚賢”、“尚同”理想的混血兒，可悲的是天子世襲制一直占主導地位，“尚賢”只是維持封建統(tǒng)治的補充手段，而民主思想則備受摧殘。墨子理想中不是作威作福，而是“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的統(tǒng)治者，總也無法通過選舉途徑產(chǎn)生出來。無法通過選舉途徑掌權的賢能之人，面對腐朽無道的統(tǒng)治者，便只好干起“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革命”事業(yè)來，結果總是經(jīng)過兵荒馬亂，由天下大亂而達到天下大治。產(chǎn)生了新的天子、新的朝代之后，往往因不肯拋棄宗法世襲傳統(tǒng)而又舊戲重演。墨子的“尚賢”、“尚同”，實在是頗有遠見地開出的一劑療世藥方，無奈世人諱疾忌醫(yī)，可嘆墨學終于斷絕。
“兼愛”可算是一種古老的“博愛”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禮運”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發(fā)展而來?？鬃訉ⅰ皭廴恕焙x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級制的內(nèi)容，改造成了“忠恕”含義的“仁”;墨子主張“使天下兼相愛”，則又抽去了宗法等級制內(nèi)容，因為庶人也是可以被舉為天子的，等級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愛”是對儒家“仁”的發(fā)展，更是對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來，儒家不兼愛的“仁”，不能算是“仁”?！疤煜录嫦鄲蹌t治，交相惡則亂”（《兼愛上》），天下之亂，起于人與人不相愛。臣與子不孝，君與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直至盜賊之害人，都是互不相愛的結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講“慈”、“孝”，但并不以“孝悌”為“兼愛”之本，更不主張有等差的愛，所以，其“兼愛”具有反宗法等級制的特點，因此孟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子的“兼愛”還要禁止“強執(zhí)弱”、“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反對貴族、富人欺壓下層民眾。并且，“兼相愛”和“交相利”是相結合的，墨子吸收并發(fā)展了子思學派“義”、“利”合一的思想，擺脫了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講“義”不講“利”的片面性?！凹鎼邸庇欣谧约海弧凹鎼邸眲t有害于自身，墨子將倫理道德和功利主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非攻”反映了墨家學派反對發(fā)動不義之戰(zhàn)的和平愿望。“兼愛”主張?zhí)煜氯嘶刍ダ?，不要互相攻擊，這就必然要主張“非攻”。當時兼并戰(zhàn)爭劇烈，農(nóng)、工、商、士等庶人階層和下層貴族都希望社會安定，墨家代表了他們要求停止戰(zhàn)爭的愿望。攻戰(zhàn)之害，“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shù)”。而且不僅被攻的國家受害，攻人的國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戰(zhàn)爭，將會導致“兼國覆軍，賊虐萬民”，古代本有一萬多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余皆滅”（《非攻下》）。墨子主張弱小國家團結起來，共同抵御大國兼并，這一理論是戰(zhàn)國“合縱”的先聲。而要求統(tǒng)治者“寬吾眾，信吾師”，認為這樣“則天下無敵矣”，既發(fā)展了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又啟迪了孟子的“王道”主張。看來墨子是一個希望能和平統(tǒng)一天下的理想家。墨子“非攻”，但并不反對防御戰(zhàn)，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稱為“墨守”?！赌印涑情T》以下的十一篇中，記載著他們制造和使用防御戰(zhàn)具的經(jīng)驗。他們幫助被攻的國家防御抵抗。《公輸》篇中記載，當時有名的工師公輸般替楚國制造了攻城的云梯，楚國準備用云梯去攻打宋國。墨子在魯國聽到這個消息，急行十天十夜，去游說公輸般和楚王。并早派了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帶著守御工具，幫助宋國守城。就這樣墨子用實力制止了楚國攻打宋國，及時平熄了一場即將發(fā)生的戰(zhàn)禍。墨子“非攻”，卻也不反對“湯伐桀，武王伐紂”那樣的“革命”戰(zhàn)爭，認為“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顯然汲取了《易傳》思想，且直接啟迪了孟子的“誅一夫”思想。墨子還把無衣無食的窮人視為“僻淫邪行之民”，主張用兵禁止“寇亂盜賊”的“淫暴”行為，認為“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圣人作為甲盾五兵”（《節(jié)用上》）。這一方面表示墨子主張用武力維護治安;另一方面也說明墨子并不站在下層窮苦民眾的立場上，他只是上層平民的政治代表，他要維護其既得利益并保護私有財產(chǎn)。
“節(jié)用”、“節(jié)葬”則更明顯地代表了上層平民的思想。貴族統(tǒng)治者苛征暴斂，其生活奢侈浪費，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使得民不聊生?！豆?jié)用上》曰：“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shù)也?！惫誓又鲝堄秘敱仨氂昧擞欣胺彩且苑罱o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墨子的節(jié)用愛民思想，繼承孔子的節(jié)用之教，又加以進一步發(fā)揮。宗法貴族講究“孝道”，而體現(xiàn)“孝道”的重要方式就是奢侈浪費的“厚葬”。墨子反對宗法貴族提倡的“厚葬”、“久喪”，認為這弄得“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發(fā)家致富，“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獲也，富之說無可得焉”。為了庶人“富”家，統(tǒng)治者得“眾”、得“治”，墨子提出一套薄葬、短喪的辦法，目的在于使人能“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禮儀可以簡略，生產(chǎn)不可懈怠，強調(diào)節(jié)儉求富，這顯然是上層平民的思想。墨子反對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費，他甚至認為音樂和一切文娛、藝術等都是不必要的，是無用的東西。于是，由“節(jié)用”而引申出“非樂”來。當然，這主要是反對貴族“虧奪民衣食之財”的奢侈享樂，不過有許多表現(xiàn)社會文化的東西，也在其反對之列。所以，《荀子·解蔽》中加以批評說:“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div style="height:15px;">
“天志”、“明鬼”是墨子利用宗教思想進行說教的一種手段。墨子主張?zhí)煜氯艘浴疤臁睘榉ǎJ為“天”是要人相愛、相利，不要人相惡、相賊的?！疤臁奔嬗小⒓媸程煜轮?，所以是兼愛、兼利的。“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保ā斗▋x》）墨子的“天志”，就是其“兼愛”學說的宗教化。“天欲義而惡不義”,“義”就是“兼愛”、“交利”。統(tǒng)治者順從“天志”，便要從事于“義”，當然也就是順從墨子的學說。
墨子利用了當時流行的鬼神觀念，發(fā)展為宗教信仰，認為如果人們覺得沒有賞賢罰暴的鬼神，就可能胡作非為了。所以，墨子要“明鬼”，要使天下人都相信有鬼神，并且能賞賢罰暴，希望這樣能使天下太平。其企圖利用宗教鬼神來進行說教的用意，十分明顯。墨子把統(tǒng)治者的天鬼變成了庶人的天鬼，對天鬼宗教進行了改造。他并非真信鬼神，旨在對之加以利用。老子不信鬼神，孔子半信半疑，子思有將鬼神自然化的傾向，而墨子則重建了天鬼宗教。墨子的動機也許是善良的，而其方法卻是落后的。
“非命”是墨子反對宗法制天命觀的重要思想。貴族統(tǒng)治者利用“天命”學說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強調(diào)貴賤是命定的，那就必然要阻礙上層平民的“尚賢”要求和求富愿望。承認了“命”的存在，那么王公貴族便可胡作非為，而無所顧忌，窮人無法擺脫艱難困境，乃自甘下流。一切都是命定，“鬼神”也就無法來發(fā)揮賞善罰惡的作用了。所以，墨子否定天命，主張事在人為，為善得賞，為惡受罰?！百t能”應掌權，“暴王”和懶情不肖的“窮人”，都該受罰。子思學派肯定天命，但認為天命可變．所持“革命”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改良變通觀點;墨子“非命”，否定天命而把命運交給人們自己掌握，這具有更大的進步意義。墨子想徹底“革命”，要“革”掉“天命”之“命”。
“三表”法反映了墨子注重實際效果、重視實踐的思想方法。他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jīng)驗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主張“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并據(jù)此提出了檢驗認識真?zhèn)蔚臉藴?，即所謂“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通‘發(fā)’）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以間接經(jīng)驗、直接經(jīng)驗、社會效果為準繩，將“事”、“實”、“利”綜合考察，排除個人主觀成見。在名實關系上，墨子提出與孔子截然相反的主張，認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不是以名正實，而是以實正名，使名副其實。他用從事實出發(fā)的觀點，來糾正孔子從概念出發(fā)的教條主義。但墨子在強調(diào)感性經(jīng)驗真實性的同時，卻忽視理性認識的作用，甚至故意以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為理由，堅持“鬼神之有”的荒謬結論。這也許是受了老子、孔子主張愚民政策的影響，把他的“明鬼”當作一項愚民措施來實行了。
墨子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他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并把“無故從有故”，即無理由者服從有理由者作為辯論原則。墨子的“辯”建立在知類（即知事物之類）、明故(即明了根據(jù)、理由)基礎之上，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范疇。他善于運用類推方法揭露論敵的自相矛盾之處，如其斥責儒家“執(zhí)無鬼而學祭禮”，就像“無客而學客禮”、“無魚而為魚罟”一樣荒謬。墨子很講究邏輯，反對當時儒家模糊不清的思想方法?！豆稀分杏涊d，墨子問儒者“何故為樂”，儒者答：“樂以為樂也。”墨子指出這等于沒有回答，好比問“何故為室”，答“室以為室也”一樣。墨子認識到了下定義不能同語反復。這確實指出了儒家的缺點，《易傳》即偶有同語反復、有解釋等于無解釋的邏輯毛病。如《易傳·系辭》：“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北闶侨绱恕２贿^，“樂以為樂”中，如果前“樂”字指“快樂”，后“樂”字指“音樂”，則尚不能算同語反復。若確實如此，墨子反倒有曲解偷換概念的嫌疑，成為公孫龍輩的先驅了。無論如何，由于墨子倡導，墨家形成了重邏輯的傳統(tǒng);而后期墨家，便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體系。
墨子反對世卿世祿的宗法制，主張通過“尚賢”，選舉產(chǎn)生新的能“為萬民興利除害”的統(tǒng)治者，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等級社會。儒家、墨家的等級思想各異，兩家的斗爭焦點，在于維護還是反對宗法世襲制度。所以，戰(zhàn)國初期的儒墨之爭，實質(zhì)上是貴族和平民在政治思想上的交鋒。墨子的“尚賢”、“賞罰”理論，對戰(zhàn)國法家有很大影響。
墨子弟子禽滑厘，相傳為魏國人。他亦先學儒術，受業(yè)于孔子弟子子夏;后學于墨子，盡傳其學。他精于攻防城池之術，《墨子·備城門》以下諸篇，蓋即墨子與他討論攻守戰(zhàn)術的記錄。
墨家后來曾被貴族統(tǒng)治階層的人利用。據(jù)《呂氏春秋·上德》記載，墨子弟子孟勝，后任墨家巨子，曾為楚國陽城君守城。楚悼王死，陽城君參與舊貴族反對吳起;箭射吳起，誤中悼王尸體，遭追究而出逃，封地被沒收。孟勝竟為“行墨者之義”，與弟子一百八十三人自殺以殉，釀成慘絕人寰的大悲劇。
（選自《諸子百家研究·上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