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自畫像
自畫像
〔德〕K.雅斯貝爾斯著
我出生于奧爾登堡城，父親出生于耶伏爾州，母親出生于布加丁根，兩地均臨北海海岸。在我的整個童年時代，我們每年都到佛里蘭島消磨時光，并同大海一同成長。我記得，我三、四歲那年，我們曾住在斯皮格羅格，但根本不記得那里是大海，而只記得灌木叢和房屋。但幾年后，我們住在諾德尼島，傍晚時分，父親拉著我的手，走下寬闊的海灘，向大海走去。退潮了，路穿過清潔的海灘，那番情景，令我驚訝，難以忘懷。海面越來越遼闊，潮水如此低沉，我們走到水邊，這里布滿了水母、海星——我簡直如醉如癡。大海第一次映入眼簾!對此，我未加思索。我不曾想到這就是無限。但自那以后，對于我來說，大海就是不言而喻的生活背景，即無限的當下。波浪無窮無盡，沒有一種波浪同另一波浪相似。
一切總是處于運動之中。任何地方都沒有以完滿的、無限的、牢固的實體方式存在的堅固性和全體性。
自那以后，在我說來，觀看自然界所擁有的大海是最美好的事情。大海一如生活和哲學思維的一面鏡子，因為大海總是變幻不定，總是處于無限的偉大秩序之中。一切堅固的東西、一切絕妙地整理過的東西都有居所，都有安全感——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這里存在另一種事實，大海的無限仿佛解放了我們，把我們帶到一切堅固性歸于終結的彼岸，但我們并不陷于無底深淵，而是進入無限的秘密。大海的無限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把我們從束縛著我們同時又被認為是美妙的地方中解放出來，亦即把我們從居所和安全感中解放出來。大海的無限超越這一切，而這種超越恰恰是哲學思維的本質。哪兒都不是陸地，因而無處是陸地的地方是真正的陸地，超越一切；哪兒是虛無，哪兒就發(fā)生狂潮巨浪——能夠忍受這一切，這正是絕無僅有的大海的令人可怕的獨一無二性。那么，我們馬上會認識到大海的本性嗎?不!大海的確不是生活而是超越，是我們用以超越我們的被縛狀態(tài)這一有限性的鏡子。這一基本經驗可以說是殘酷的，但在我的生命中，擁有純粹要素對于我是極其寶貴的。
我同大學的關系極富特色。我18歲入大學，當時我意識到，仿佛踏入圣殿。在我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東西比大學更了不起的了。在此，可以發(fā)現(xiàn)一切真理。我有幸看見那些杰出的教授，聆聽他們的教誨，同時盡管沒有充分的反思，但我確信：就像教堂一樣，大學是某種偉大的、西方的、超國家的東西。在此，我不是屬于一個把我系在國家或諸如此類機構的共同體，而是屬于一個只有無條件地、無限地意欲真理的共同體。當我是個大學生而后當了教授時，這一大學的意識早已深入我心。大學就像一個童話家鄉(xiāng)一樣，由國家建立，由國家意欲，但某些方面它卻獨立于國家，超然于國家。在這個家鄉(xiāng)里，人們可以得到體面的報酬，能夠簡樸地生活(人不必提出過多的要求，人們在世界之中能夠實現(xiàn)更多的東西)
但是，如果人們甘于這種生活，那么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沒有比這里自由。沒有人告訴我們做什么。指令，即我們想做什么來自我們自身。全部責任在于我們。因此，某些自由的廣度是不可比較的——我們時代的一個童話!
好吧，我是認真對待這一思想的。然而，我的許多同事卻沒有認真對待這一思想。絕大多數(shù)人主要是從民族主義立場思考問題。我完全沒有勇氣。我根本不是英雄。我從未冒生命危險，我要保護自己，不冒這種危險。但在某一點上，我在大學受益匪淺：我把威信、名望看得很淡，我毋寧持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按照對我一目了然的事實說話、行動。關于我的生涯，我如何當上了教授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情。這件事如此反常，以致人們諒必作出有利于我的說明：一個友好的天使插了手，相反，一個大騙子天使愚弄了我尊敬的同事們，使得他們讓我平步青云。我將告訴您們我的奇特經歷：從醫(yī)科大學生、精神病科醫(yī)生轉向哲學家，或者從醫(yī)學學科過渡到哲學學科。1913年，海德堡大學哲學系盛行這樣一種看法：必須有人代理心理學。心理學屬于時代，我們不能沒有心理學。但是，當時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的所謂“西南德意志哲學”頗有影響。他們認為，哲學與心理學彼此毫不相干，不能任命一位心理學家擔任哲學教授職位。對此，怎么辦呢?經過一番考慮后，他們強調說：這里有個著有《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的精神病科醫(yī)生，他有很高的名望，他似乎傾向于作為心理學家在我們這里謀求授課資格。當我出現(xiàn)在他們面前時(馬克斯·韋伯是介紹人)他們都因擺脫其困境而感到十分滿意，并以一個簡單的無俸教師滿足了他們對心理學的要求。于是，我就這樣被謹慎地授予了講授心理學的資格。這是1913年。
1916年李凱爾特被任命為文德爾班哲學職位的繼任人。他待人和氣，對我十分友好，但旋即說道：“您要成為什么?您被授予講授心理學的資格，可是這與哲學毫無關系，離開了醫(yī)學系，在我們這里一點前途也沒有。”“哈”，我說道：“評議員先生，我將成為哲學教授!”這時，他哄然大笑起來，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多么可愛的年青人，即使胡說八道也罷。好啦，事情發(fā)展得順利，我得以講授心理學，起初是純粹經驗生理心理學，而心理學借助于許多卡片和圖表，順便提一下，我對此很感興趣，而后我便緩慢地一直前進到作為心理學已是很成問題的“世界觀的心理學”，直到1921年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副教授德里施赴科隆任職。1919年我的《世界觀的心理學》一書問世。我推想，德里施副教授離開后，誰會成為他的繼任者呢?我想，我得搞點政治活動。我決定去見李凱爾特的同事邁耶，當時他是一位世界觀迥異的著名哲學家，他根本不承認心理學與哲學的分立。我去了邁耶那里，說道：“評議員先生，我有個請求。我給您帶來了我最近出版的書，請您審閱一下，是否有可能把我的授課資格擴大到哲學?”“哦，同事先生，這完全沒有必要。您將成為德里施的繼任人。”這樣，我實現(xiàn)了我的目標，李凱爾特不情愿地作出了讓步，從而我以默許的方式被任命為哲學副教授。這是1921年。1922年我相繼收到了去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基爾大學任哲學教授職位的聘書，在這方面，海德堡大學曾考慮過對我如何任用。因為李凱爾特表示反對。畢竟我不是哲學家，我兩頭落空?，F(xiàn)在我應該成為哲學教授。
好啦，我不想告訴您們當時發(fā)生的有趣的談話。結果是，我當上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正教授，而“西南德意志學派”的全部理論即心理學和哲學歸于沒落。
我被任命為哲學系教授時，我感到很奇怪，因為我在哲學系里默默無聞。我對哲學系的任何一個學派都沒有產生過影響。人們全然不知我的來歷。我的威望在于受到精神病科醫(yī)生和醫(yī)科大學生的喜愛，并為他們尊重。很巧的是，一旦人們需要一個心理學家就造成一個哲學家，而哲學系師生完全不在乎他們實際上接納了一個什么樣的人。我不得不說，他們毫無覺察地把一個布谷鳥蛋放入了他們的窩里。開始他們蒙在鼓里，后來發(fā)生了變化。我是個另類。我抱有另一種信念。原因何在?我覺得(這聽起來太不謙虛了)有個人從生命的第一學期就已經認真接受了大學的理念，而這個人卻被使用在這一大學理念全然無效的企業(yè)中。我說“企業(yè)”(Betrieb)。“企業(yè)”意味著，所有遺風僅僅是古老傳統(tǒng)的殘骸，而這種傳統(tǒng)主要強調那種從大學生到教授的態(tài)度中，業(yè)已喪失了精神與人關系票面價值的依賴關系。這些人都以當教授為自豪，利用每一個機會表明這種自豪，并且在不同等級之間的差異上，每個等級都把低級等級看作次等等級，從而完全毀滅了全體精神。這種等級精神，這種憑借職位獲取權威的意識，實際上喪失了這樣一種思想：權威永遠不能當作某種權利來要求，而只能通過精神成就和精神個性來存在。
但是，如果現(xiàn)在進一步回顧我的生涯，我就總是重新驚訝不已。一個體弱多病的人，一個一連數(shù)月、有時幾乎整年都無法好好工作的人，是如何保持內心深處寧靜的呢?一個受到各種嚴重干擾，不能參加正常的社交和正常的公眾生活的人，竟能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目標?再者，一個如此反叛的心靈，是如何在一個如此等級森嚴的秩序中最終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位置的呢?一個原本才華平平的人，是如何憑著堅韌不拔、只爭朝夕的精神，最終在生活中(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變得更聰明，并且，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未展現(xiàn)出一種卓越的青春天才，相反，循序漸進，以致我在垂暮之年才寫出了或許是現(xiàn)有作品中最佳的作品。現(xiàn)在想：如果我還能活半個世紀該有多好啊……現(xiàn)在我才真正開始。一種最異乎尋常的生活。這類奇跡(當一個人觀察自己時)是如何能夠發(fā)生呢?歌德在晚年曾說過：“模仿一個人，不出人命事故。”好吧，一個人無法跟歌德相比。但是，有件事情卻是可比較的：當我回首我的一生時，我意識到，我從未做得到的事情，別人不會重復，我自己也不會重復。情況、機遇、良機都如此偶然，縱觀一生，一系列偶然事件都具有某種意義，就像古代也有過的那樣，的確離奇古怪：“命運女神”(tyche)一詞適用于瞬間的偶然，并且“命運女神”也適用于所謂全體命運的東西即某種意義的東西。好啦，這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意識到這類關聯(lián)是多么神秘莫測、不期而遇。對此，我無可奉告。我不勝感激，但不知向何處去。具體說來，我感謝許多人，他們從我的青年時代起就對我抱有好感，他們給了我諸多幫助，而且今天還在幫助我。但是，超過這一點，就一片昏暗了，在此，人們一無所知。我真正意欲什么，我渴望什么?
這時，我依次遇見了三個人。回想起來，我只能再一次說：我生命中的奇跡。
第一個人是我的朋友恩斯特·邁爾，一個猶太人，我們一起學過醫(yī)學。在上手術課時，他開始跟我攀談起來。我專心致志，有時反應十分冷淡，說道：“等一下，邁爾先生”，但是，我們互訪了我們的大學生房間，在此，我們不做手術，而可以推究哲理，我為之歡欣鼓舞，他也是如此。正如后來所表明，我們之間立刻開始了這樣一種關系：并非一個人從屬于另一個人，而是共同前進。有一次，當我遇見他讀李凱爾特的《認識的對象》一書，我就對他說：“您怎么能讀這類根本得不出結果的理性主義的胡謅!”“您怎么能如此毫無顧忌地譴責我認為重要的東西，為什么這樣做!”但是，這種爭吵(當然，以這種無禮的方式發(fā)表意見僅僅是表面上的)貫穿我們的一生，其基礎事實上是一種完全共同的哲學思維，這種共同的哲學思維竟然達到如此地步，以致我的三卷本的代表作《哲學》，如沒有恩斯特·邁爾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他和我一同工作，我們按照相同的方式思維。甚至某些想法都來源于他。整個結構，較好的寫作愿望，措詞上的精確把握，文字上的無可指摘，凡此種種，都歸功于他。在此書中(后來我們當然不可能按這種方式繼續(xù))我們具有一種令我難以忘懷的認同，而且，我相信這種認同是絕無僅有的。跟恩斯特·邁爾一道工作，令我無限榮幸，這不是因為在有關問題上有了一位哲學思維中的伙伴，而是因為有了哲學自身本質中的一個朋友。這是第一個人。
然后是第二個人。通過恩斯特·邁爾我認識了他的妹妹格爾特魯?shù)隆Ｎ腋龝鏁r是1907年。她當時住在海德堡，她的哥哥告訴她：“現(xiàn)在我結識了一位真正的德國大學生。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你必須結識他。”接著，他向她談起了我，并說我病了。他命運多舛的妹妹格爾特魯?shù)禄剂司癫?，男友自殺身亡，還有其他的不幸，正為深深的悲痛所侵襲且專心致志于自己的事務；她想補考高中畢業(yè)文憑，并為大學考試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以便在大學里學習哲學。期末，為了討好她哥哥，七月份她安排了一次訪問。當訪問時，我的報告能力卻停止了。仿佛被一道閃電擊中，仿佛瞬間某事就已經鐵定了：在這個世界上人們相遇，仿佛他們同時在時間現(xiàn)象中融合，好像他們一向就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好吧，這是比喻。一個人無法知道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書信中反復談到了愛。一切由那而來的問題，我所說過的，我所認為的東西(并非沒有一點道理)都是些烏托邦的、虛構的、古怪的空話，但對我來說卻是絕對真實的。我說：我無法告訴這一點如何永恒不變地持續(xù)了一生，直到今天!但是，我可以告訴一些相對表面的事情，即自1907年格爾特魯?shù)碌酱艘詠?，在下述意義上在我身上起了某種變化：直到那時我作為一個求知欲極強的男人，一心致力于真理，顯得超然冷漠，現(xiàn)在我卻成了天天被提醒是一個人的人。這種提醒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身邊其他人存在的現(xiàn)實：你不能夠認為，你單憑精神成就就已經功德圓滿了。后來我們結為夫妻。我的妻子注意到，我沒有過分疏忽必不可少的東西。但她提醒我，在人類事務中，我如此健忘的、必須做的事情。她“檢查”、核實我發(fā)出的所有信件，以免任何地方突然出現(xiàn)嚴重的差錯，而這些差錯是我易犯的、可以排除的錯誤。然而，這種對真正人性的關注，由于她的存在而與日俱增。只要她在這里，可以說我就充滿了沖動，我就不會沉陷于精神世界和純粹思維之中。而且，其他的事情畢竟是或多或少客觀的事情：我確信，沒有我的妻子(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我的哲學思維永遠達不到我的哲學的深度。
現(xiàn)在輪到第三個人——馬克斯·韋伯。在馬克斯·韋伯那里，我遇見的實際上不是一位朋友——這一點我說得太多了，因為同等的人(al pari)才屬于朋友，誠然，對我來說，他表現(xiàn)得仿佛我就是他的同等的人，而且不愿承認任何其他關系，但我如此敬佩這個人的重要和偉大，以致只要他活著，我就感到無地自容。而且，這個人給我留下了頗深的印象。不是由于他龐大的研究(我無法用三言兩語刻畫這種研究)，也不是由于他的諸種創(chuàng)造(范疇世界、方法論以及他稱之為價值判斷與事實確定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而是由于他把一個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作為一種緊張狀態(tài)對峙引入了世界，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無法簡要描述的。在科學中，在科學的發(fā)展中，我從他那里看到了重視科學精神的伽利略；在此，他試圖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科學的可能性，并且廣泛地闡發(fā)和證明這種科學原理。但是，這也許不夠。這后面站著一個人，而對這個人來說，整個科學事業(yè)可以說是一個完全不能令他滿意的背景。他站在這個現(xiàn)代世界之中，而且十分悲觀厭世。他對一切偉大事物都抱有很強的感受力，他熱愛偉大事物，但由于他的態(tài)度如此真誠，以致他永遠都無法忘記事物過去如何一直發(fā)生過，今天如何進行著以及現(xiàn)實的事物是什么。他的生命中存在著某種總體分裂狀態(tài)。他從未獲得統(tǒng)一?，F(xiàn)代人的悲劇，亦即諸如克爾凱郭爾、尼采的悲劇在于，兩者在創(chuàng)造性上確實勝過韋伯，但兩者都是永遠的年青人，熱情奔放，總是直觀地把握事物，非凡地領悟事物，相比之下，韋伯則是個真正忍辱負重的人?？藸杽P郭爾發(fā)現(xiàn)了解救基督教信仰的出路，尼采通過“永恒輪回”和“權力意志”為自己鋪平了道路，而在韋伯那里，因其誠實，因其不可解決的分裂狀態(tài)，這一切出路都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可以十分具體地指出，在討論價值判斷過程中如何出現(xiàn)我剛才給您們描述的東西，并且以可客觀化的方式出現(xiàn)!于是，這后面站著一個人，一個以任何方式都無法統(tǒng)一起來的人，他令我十分害怕，他畢生一再抱有自殺沖動，他病倒過，后又痊愈，至于他，人們不得不說：他并非榜樣，我永遠都不想說：我也會如此做。但是，在一件事情上他曾是一個榜樣，而在這一件事情上則是一個絕對可靠的，即死前譫妄中他的最后一句話：“真實的東西就是真理。”
如果人們像韋伯所做的那樣嚴肅看待這句話，那么他就必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誰毫無顧忌地意欲真理，他也許注定不會幸福。好吧，我現(xiàn)在轉向另一個題目，即政治。
在我的思維中，政治起什么作用呢?兩個動機。第一個動機最終是哲學的。誰探究哲理，誰就必然根據(jù)哲學思維的意義來關注萬事萬物。當我拒絕哲學教授們時，我首先全面拒斥了當哲學教授的想法時，我就鍛煉意欲認識現(xiàn)實性的哲學意志，而且并非首先從那種哲學家們在其著作中因自身的原初經驗所創(chuàng)的美麗之花開始的。如果一個人要想贏得這類精華，那么體驗必須先于偉大哲學家所擁有的體驗。因此，當時我并未按這種方式思考。但是，我曾想過我需要認識現(xiàn)實，而所有現(xiàn)實好像自動地從哲學思維的動機中產生出來：首先是自然科學和醫(yī)學，然后是政治，再后是神學和教會——沒有任何東西是不關涉哲學思維的，即不關涉原則的!有時我們被愚蠢地視為無所不知的人，其實我們是一無所知、極其膚淺的的入。我并不籠統(tǒng)地認為這種斥責是錯誤的，但我認為，這在原則上是錯誤的。
因為這不取決于知道許多或一切，而是取決于在每一個領域里使知識的基本原理和現(xiàn)實的基本原理清晰明白，與此同時，使其不言而喻地詳盡再現(xiàn)于每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地方。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也轉向了政治。
但是，還有第二個動機：政治是一種燃眉之急的現(xiàn)實。這一點尤其通過民族社會主義而變得一清二楚。誠然我早在20年代就開始從事政治(在我的小冊子《時代的精神狀況》中包含著好些政治內容)，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納粹時代。雖然1933年這個年頭到來時我驚愕不已，但我像當時大多數(shù)人一樣不知道會發(fā)生什么。只有我的朋友恩斯特·邁爾——他是我所知的惟一例外。在1933年夏他對我說：“人們終有一天會把我們猶太人趕進草棚并點火燒掉這些草棚。”而我答道：“但是，恩斯特，這又是你的一個大幻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隨后漸漸發(fā)生的事情，您們都知道，我不必描述了。在我們那里，恐懼始于1938年的打砸搶之夜。從那時起，恐懼與日俱增并在戰(zhàn)爭期間白熱化，而且我們有生命危險是無可置疑的。我們曾如何生活在那個世界中，真是一言難盡。一個原則問題：幸存的惟一可能性在于不引人注目。面對納粹當局，如有必要，當然可以撒任何謊，但是表現(xiàn)得不亢不卑，總能保持尊嚴。例如，在蓋世太保審問期間，我記得這樣一件事：一個小伙子坐在檔案前，顯然，他是奉柏林之命而對我說，最簡單不過的是，只要我申請離婚，所有問題都會得到解決。對此，我回答說：“是的——這是個大問題。”似乎我把它看得很嚴肅。對此，他說道：“我也無意勸您”，他的頭低了下來。他僅僅在履行一項任務。然后，他走出屋子，我說道：“我可以看看檔案嗎?”我想他說過“是的”；他誤解了我。當他回來時，我已經抓起他的檔案飛快地翻了翻，以便發(fā)現(xiàn)柏林方面對我都寫了什么。那里寫著，我是國家的敵人，必須對我格外注意。這時我說道：“我剛剛讀過這宗檔案”，哼!他被激怒了，但很快平靜下來。“這里寫著我是國家的敵人。您不想糾正柏林的說法嗎?我是一個忠誠的國家公民。我當然不會因為我妻子是個猶太人而同意您對猶太人的態(tài)度，您會懂得這一點的。但是，我是一個忠誠的國家公民。”
隨后我補充說，這最后一句話是對的：“您可以相信，我不會從事任何反對這個國家的活動。”
我是從社交舉止角度告訴您們這件事的。按當時人們所處的境況，一個人不得不采取某種可信的態(tài)度。我設法做到了這一點。借助這一原則，我們得以渡過難關。在最后幾年里，我們忍受了巨大的恐懼，但我們如此平靜地生活，因而我領會了那個時代：我從希特勒那里獲得了8年休假，沒有這段休假，我就永遠不能完成我的哲學，我的后期哲學。
這時，發(fā)生了納粹的覆滅，同盟國拯救了德國。這時的問題是：我們沒有拒絕有罪過的被動性嗎?當時，在我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強調了即使今天我也認為正確的兩點：第一，當我們的猶太同胞被運走的時候，我們并沒有走上街頭，大聲呼喊，直至我們也被一同毀滅；我們并沒有錯，但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未曾助一臂之力，未曾留下任何印象，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還活著，這就是我們的罪責。
第二，我們曾生活在一個做過這一切的國家。盡管我們沒有道德或刑事意義上的罪責，但是，既然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里，我們就必須為我們曾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所作所為負責，盡管這是某種根本不同的責任。而且，必須承認由此而產生的后果，這意味著政治責任。當時，我在一本關于罪責問題的著作中闡述了直到今天沒有受到重視的責任概念，這一責任概念迄今未被接受，而這一概念一直未被接受正是毒化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一個根源。這類辯論并沒有成為德國的共同財富。
好啦，自那以后又發(fā)生了什么呢?1945年我生活在這樣一種希望中，即作為政治作家跟許多其他人一道為現(xiàn)在主管事情的德國人發(fā)現(xiàn)語言，同時隨時借助于懂得如何建設新國家的同盟國的幫助。而且，這個希望大到近乎真實可信。后來，失望隨著失望——直到今天，當我們再次說：崇高的德國人，數(shù)十萬人、也許數(shù)百萬人，再次被一大批沒有思想的、利己主義的、卑鄙的人席卷、淹沒。這種事情已經發(fā)生了。我們活著就意識到其他德國人的存在，我們聽見他們的聲音，但他們沒有權力。我把自己算作他們之中的一員，必須說些對人對己一樣的話，即我們沒有取得權力是基于精神自身，因為這種精神是一種觀察的、分析的、判斷的精神，一種具有信念的精神，但并非一種冒生命危險的精神。如果我們從古代世界中閱讀歷史作品，并從那里隨處聽見尊嚴(盡管這在那個時代那么可怕，還是為人們承受)，我們就會悲嘆不已。我們缺乏這種尊嚴。這原因在于精神自身，精神并不爭得權力，因為它僅僅是精神。
K. Jaspers，“Ein Selbstportrait”，原載 Schicksal und Will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1967，責任編輯：張伯霖）
本文系雅斯貝爾斯于1966年在北德意志廣播電臺上的演講，后收錄于作者的《命運與意志：自傳文集》(Schicksal und Will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ans Saner, R.Piper und Co. Verlag, München 1967,S.15—38)。本文的德英對照載于L－H·埃爾利希等編：《今日卡爾·雅斯貝爾斯：未來門檻上的哲學》(Karl Jaspers Today: Philosoph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Future ,Edited by Leonard H.Ehrlich and Richard Wisser,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88, P.1—25).
轉自中國心理教育網
本文版權為文章原作者所有，轉發(fā)請注明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默認分類2007-09-20 11:53:52閱讀42評論0字號：大中小 雅斯貝爾斯的悲劇理論
“1932年雅斯貝爾斯的三卷本《哲學》問世，主題就是追問存在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他關心的焦點在一個普遍危機的世界上，人或者人類如何才能獲得自由、和平和理解。”[1]而他系統(tǒng)的悲劇理論，我們則可以在他1947年的《真理論》中看到。
“雅斯貝爾斯對存在的探討是從人和世界的荒誕性出發(fā)的，所以他的全部哲學探討都受到這樣一個實際問題的支配，即人如何能夠在一個既不為任何理智所認識，也不對任何信仰顯示它的真實性的不可思譯的世界中生活呢。”[2]很顯然，在這樣的世界里，生存，是荒誕的。
在雅斯貝爾斯那里，我們見到一個全新的概念---現(xiàn)存在。“現(xiàn)存在以尋求滿足和享樂的意志為特征，可它卻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實存之可能性的呼吁下人就會從關于對象的思想中超脫出來，離開這個因果決定的領域而走向自由領域。在自由的領域，人拔著自己的頭發(fā)要離開沼澤，從經驗的意識返回到絕對的意識，如愛、信仰、想象等，從有目的行為返回到不受制約的行為，如自殺、宗教和哲學等，并最終回到‘邊緣狀態(tài)’”[3]。“邊緣狀態(tài)”是雅斯貝爾斯的一個重要概念，在這種狀態(tài)下，傳統(tǒng)的價值和意義全部被肢解，崩潰，人們感到自己被置于絕對的孤獨中，并且要在沒有意義的狀態(tài)下做出繼續(xù)生活的有關決定。“雅斯貝爾斯認為，雖然任何決定都不能擺脫虛無，絕望和孤獨，但是這種狀況也使人意識到自己作出的決定的絕對責任，并不得不承擔起決斷的后果。”[4]而這就是人必須經過的過程---超越過程。但是，雅斯貝爾斯認為這個過程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而是“必須在不斷的斗爭和失敗中進行，而且人不可能永遠地獲得自己的本然存在，只能瞬間獲得，并有重新失去和委身于非本然存在的危險。”[5]
這里“失敗”被雅斯貝爾斯看中，他認為“失敗必須是最終的，最后的，而恒常，持續(xù)價值等，從實存的立場看，都顯得是非本然的和無關緊要的東西。”[6]
在這里，另外一個詞成雅斯貝爾斯的寵兒----瞬間。瞬間成為雅斯貝爾斯最根本的東西，他認為“固定的東西沒有什么真正的高度，只有瞬間的飛躍才是真正的高度，為保持住一個一個的高度，必須使一切本質的東西消失，即向失敗運動……但瞬間注定要消失在時間的連續(xù)性中，這意味著消失就是上升，反之亦然，超越就是失敗，反之亦然。”[7]。于是，我們聽到他說：“不是通過對完成東西的盡情享受，而是經過凝視世界現(xiàn)存在嚴峻面孔時的痛苦，通過擺脫交往中的特殊的自我存在，才達到可能的存在，它不是計劃，而是只要一被要求，它就成為荒謬的，也就是說，是失敗中體驗存在。”[8]
至此，一個新的詞語又成了雅斯貝爾斯的寵兒---荒誕。我們知道，克爾凱哥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認為悲劇奠基于人的存在荒誕性上，到雅斯貝爾斯的時候，他把這種荒誕性從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理解性，人的存在的荒誕性這兩個方面，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出來。他認為“人的存在的荒誕性就是罪，這種罪可以分為兩種，其一，存在本身就是罪，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在帶來不幸’，人類最大的罪過乃是降生于世。”他指出“一個人的生命因其起源而獲罪，真的，我從來沒有向往過這個世界，也不曾希冀我個人能生存于其間。我的罪并非出于意愿，而只是因為我有這樣的一個出生。我是有罪祖先的后裔，這使我自己也有罪。”[9]
所以這就成了悲劇，而這種悲劇不是個人性的，因為“所有各式各樣的悲劇都有某些共同之處，悲劇能驚人地透視所有實際存在和發(fā)生的人情事物，它在沉默的頂點，悲劇按時出現(xiàn)并實現(xiàn)了人類的最高可能性。”[10]也就是說“悲劇展示的并不僅僅是個人悲觀喜怒，而是整個人類的命運。”[11]但是，荒誕還僅僅是作為悲劇的奠基，雅斯貝爾斯認為真正的悲劇只能這樣發(fā)生，“所有這些罪和失敗中，絕對的真理照耀出來了，這時悲劇的知識就產生了，換言之，就是從人的實存的荒謬性，在人追求本真存在的必然失敗中，從人對自我的否定中存在的真理能夠被解讀，絕對者能夠被揭示，才有悲劇的知識，而其條件就是超越。”[12]悲劇真正的主角就是超越本身， “沒有超越就沒有悲劇”。 雅斯貝爾斯認為“超越孕育著悲劇的凈化和解放的作用，被拋擲到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以及一切不幸之中，對災難的威脅又無法逃避，于是人伸出雙臂呼救解脫，呼求今生的援助或來世的救贖，呼求擺脫眼前的痛楚或從一切憂傷的苦楚中獲得解放。悲劇的知識提供了這樣的解救之道和途徑。”[13]于是，“超越”就此成了雅斯貝爾斯悲劇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和寵兒。至此，我們總結一下雅斯貝爾斯悲劇理論中被寵幸的詞語：荒誕、邊緣狀態(tài)、瞬間、超越。除了這些雅斯貝爾斯還有另一個詞語---自由。“雅斯貝爾斯認為，人存在的本質特征就是人的自由，而人的存在就是發(fā)現(xiàn)和選擇人面向未來的各種可能性，故存在也就是自由本身。”[14]他也承認“個人的存在和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他把焦點轉移到自由、和平、理解上來，而這些在克利日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三色篇之《藍》和《白》中都能頻頻看到。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