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陽（今河南孟州）人。祖籍昌黎（今遼寧義縣），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與唐代柳宗元，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韓愈是北魏貴族后裔。父親為小官吏。韓愈生而失母，3歲喪父，受兄韓會撫育。后隨韓會貶官到廣東。兄死后，隨嫂鄭氏北歸河陽。15歲避亂宣城，師竇年。后從學蕭存、獨孤及、梁肅。20歲赴長安應進士試，三試不第。25歲中進士。后三試博學宏詞，沒有入選，便先后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jié)度使幕府任職。后至京師，任四門博士。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冬任監(jiān)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求朝廷減免賦稅徭役，被貶為陽山令。遇赦后，任江陵法曹參軍。順宗即位后，用王叔文集團進行革新。韓愈寫過詆毀王伾、王叔文的詩，后世多謂其反對革新，實際上韓愈在革新中并沒有反對言行，他所撰《順宗實錄》也肯定革新措施。憲宗元和元年（806），韓愈任國子博士，分司東都。后改河南令。元和六年夏，任職方員外郎，后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從裴度平淮西吳元濟叛亂，任行軍司馬?；次髌蕉ê?，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正月，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顯職。穆宗長慶二年（822），鎮(zhèn)州王庭湊叛亂，時任兵部侍郎的韓愈前往宣撫，成功而還。長慶四年十二月卒，謚號“文”，世稱韓文公。
韓愈在政治、哲學、教育、文學上都建樹卓異。在政治上，韓愈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維護國家統(tǒng)一。并提出君出令，臣行令，士、農(nóng)、工、商各司其職的說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原道》），而臣不行令、四民不盡職就應受懲罰。
韓愈在哲學上持天命論，認為人的貴賤禍福是命定的，人應順天安命。他宣揚“圣人立教”的觀點，把仁義道德宣布為“圣人之道”，這個“道”世代相傳，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構(gòu)成了一脈相承的“道統(tǒng)”。他認為佛教、道教的思想與儒家的經(jīng)世思想是對立的，所以竭力排擊佛、道，指斥它們破壞封建君臣、父子、夫婦的倫常關(guān)系，是國無寧日的禍根。韓愈排斥佛道、尊崇儒學的思想，對后來宋明理學的形成有重大影響。韓愈繼承孔子“惟上知與下愚不移”的觀點和董仲舒的人性思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性情三品說。認為“性”是先天具有的，包括仁、義、禮、智、信“五德”；“情”是由于接觸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產(chǎn)生的內(nèi)心反應，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礎(chǔ)，情是性的表現(xiàn)，只能因情以見性，不能滅情以見性。人由于各自具有的五德參差不齊，所以人性有上（善的）、中（可善可惡）、下（惡的）三品之分。中品人性可改變，上、下品的人性不能改變。人的情按是否合乎“中”（無過也無不及）也分三品。性的三品與情的三品相對應。韓愈關(guān)于性、情既區(qū)別又聯(lián)系的觀點具有反對佛教滅情復性說的積極意義。韓愈對儒學復興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宋代蘇軾譽其“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
在教育上，韓愈主張“業(yè)精于勤”“行成于思”，提倡勤奮學習和獨立思考。他還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師說》）。這種師生教學相長和青勝于藍的思想，是精辟的。
韓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學上。關(guān)于散文和詩歌的寫作，他有一整套理論。第一，他主張文道合一，自稱為文“必與道俱”，而道的內(nèi)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第二，古道載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所以他提出要學習先秦兩漢古文，自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第三，學古的用意是要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他堅持“詞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的寫作原則。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寫有充實內(nèi)容的作品，要求作者有扎實的文字修養(yǎng)。他根據(jù)《孟子》的養(yǎng)氣說，提出了養(yǎng)氣論，認為“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第五，充實的內(nèi)容又必須來自現(xiàn)實生活的土壤。他認為作者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不平情緒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送孟東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荊潭唱和詩序》）等論點。這對宋代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起了重要影響。
韓愈所作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韓愈的論說文有的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nèi)容（《原道》《原性》《師說》等），有的是嘲諷社會現(xiàn)狀的雜文（《雜說》《送窮文》等），有的則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jīng)驗（《答李翊書》《送孟東野序》等）。這些論說文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有的比喻巧妙，寄慨深遠，有的用問答形式和幽默筆觸，嘲諷社會上的庸俗習氣，構(gòu)思奇特，鋒芒畢露。韓愈的敘事文有的用儒家經(jīng)書的體式寫成（《平淮西碑》等），有的是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tǒng)寫成（《張中丞傳后敘》），更多的則是他為別人所寫的墓志銘。這些碑銘往往能寫出不同人物的特色，但也有一些“諛墓”之作。韓愈抒情文中的祭文，有表現(xiàn)骨肉深情的《祭十二郎文》，也有表現(xiàn)朋友交誼、患難生活的《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韓愈的一些書信和贈序也極具感染力。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lián)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gòu)，具有小說意味，但和當時一般傳奇小說仍有區(qū)別。
總體來說，韓愈的散文氣勢充沛，縱橫捭闔，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具有多樣的藝術(shù)特色。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書》說是“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韓文的主要風貌。這樣的散文，對六朝以來柔靡的駢儷文風，具有掃蕩作用。韓愈又是語言大師，善于對前人的語言推陳出新，對人們的口語進行提煉，如“蠅營狗茍”（《送窮文》）、“貪多務得”“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穎詞語，韓文中為數(shù)不少，一直沿用至今，豐富了中國語言的寶庫。他主張“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創(chuàng)造一種在口語基礎(chǔ)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些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來一部分文人也有影響。
韓愈的詩也有獨創(chuàng)成就，向來亦稱大家。其藝術(shù)特色主要表現(xiàn)為奇特雄偉、光怪陸離，善寫雄奇境界。但在追求奇譎的同時，往往也有填砌僻語、生字、押險韻等近于文字游戲的缺陷。韓詩中也有一些也寫得樸素無華，不尚雕繪，本色天然。
韓愈寫詩的方法，是“以文為詩”。這是他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主張在詩歌領(lǐng)域的貫徹。主要表現(xiàn)為：①把散文的篇章結(jié)構(gòu)、句式、虛詞等運用于詩歌寫作，使詩的形式散文化。這種詩體散文化的長處，是比較自由流暢，擴大了詩歌表達的功能。缺點在于有時把散文的虛詞過多地引進詩中。后代詩人如錢載、翁方綱等，就受了這種影響而變本加厲。②把大量的議論成分引進詩中，以議論為詩，有時甚至通篇是議論。宋代歐陽修、王安石的部分詩作，尤其是理學家的詩，就受了這種影響。但這不符合詩歌以抒情寫意為主的特點。③用辭賦家鋪張雕繪的手法為詩?！赌仙皆姟纷钣写硇?。這首詩中連用50多個“或”“或如”“又如”，又連用14個疊字句，排比形容，層出不窮，別開長篇雕繪的途徑。這類詩有光怪陸離、雄奇縱恣的特色，但也有累贅堆砌、晦澀呆鈍、僻詞怪字滿紙的缺點。
韓愈以文為詩，因而在各類詩體方面，擅長古體，律詩絕句數(shù)量較少。但其律詩、絕句中也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guān)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為歷來選家、評論家所贊賞。
韓愈詩文，唐代以來久有定評，古文方面評價尤高。杜牧把韓文與杜甫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讀韓杜集》）。蘇軾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韓文公廟碑》）。茅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以韓愈冠首。詩歌方面，評論則有分歧。贊揚韓詩的，司空圖說它“驅(qū)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抉于天地之間”（《題柳集后》），宋代人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張戒《歲寒堂詩話》引），葉燮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原詩》），總之，都承認他是開派的大家。持貶抑論者，陳師道以為“退之于詩，本無解處”（《后山詩話》），王世貞以為“韓退之于詩，本無所解”（《藝苑卮言》），近代如王闿運、章炳麟諸人對韓詩也多貶詞。
韓愈的集子，為其弟子李漢所編，外集為宋人所輯?，F(xiàn)存韓集古本，以南宋慶元魏懷忠所編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它保存了不少原本已失傳的宋人舊注，今有影印本。南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經(jīng)明代徐氏東雅堂翻刻后，最為通行，系全錄朱熹《考異》和節(jié)錄500家注而成。廖氏原刻今有影印本。今人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即以此為底本。詩集單行注本，清代有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兩種。今人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文集單行校注本，有近人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今人劉真?zhèn)悺⒃勒湫Ｗⅰ俄n愈文集匯校箋注》，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等。
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的，宋代有方崧卿《韓集舉正》、朱熹《韓文考異》，清代有陳景云《韓集點勘》、王元啟《讀韓記疑》、沈欽韓《韓集補注》、方成珪《韓集箋正》，近人有徐震《韓集詮訂》。
韓愈生平事跡，見于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志銘》《韓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韓公行狀》，這是最原始的材料。新、舊《唐書》有韓愈本傳，朱熹有對韓愈本傳的詳注。編為年譜、年表的有好幾種，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方崧卿《年譜增考》即合刻在洪譜各條之后。今人徐敏霞有《韓愈年譜》，張清華有《韓愈年譜匯證》。
有關(guān)韓愈的研究中，王鳴盛《蛾術(shù)編》、鄭珍《巢經(jīng)巢文集》、俞樾《俞樓雜纂》諸書有關(guān)條目或文章，具有學術(shù)價值。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guān)部分，是評論詩文的代表著作。今人卞孝萱、張清華《韓愈評傳》、張清華《韓學研究》多有考訂發(fā)明；單篇論文，以近人陳寅恪《論韓愈》為最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