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為官20余載，貪污的錢物折算下來超過了10億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朝15年的財政總收入。和珅以自己這樣的赫赫有名的“輝煌成績”，成為了歷史上貪官的代名詞。
和珅的主子，就是當時的乾隆皇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圣君，在治理國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開創(chuàng)了康乾盛世。這么圣明的一位帝王，怎么偏偏就會對和珅的巨貪視而不見呢？我不是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所以，自己的理解難免會出現(xiàn)粗淺或昏悖，就當作是茶余飯后的閑談吧。
首先，和珅成為巨貪，對于乾隆與和珅來說，是雙贏的事情。
在古代的封建社會，國家處罰最嚴厲的罪行是謀逆造反。犯了反逆的大罪，絕對屬于十惡不赦，不僅僅是要滿門抄斬，還有可能被誅九族。一個國家在平和時期，什么樣的人會謀逆造反？往往都是身居高位有實力的大官。眾所周知，官員所追逐的，無非就是兩樣，權與利。如果把權當作是最大的欲望和追求，這些人所看重的，不僅僅是對所有社會財富的占有，更在于實現(xiàn)在精神上對社會的統(tǒng)治。一般而言，只有皇帝站在作為國家領袖這一特定的位置上，才能達到這樣的境地。如果一個官員有這樣的欲望和念頭，便是大逆不道，便是有謀逆之心。這樣的官員對于皇帝來說，是最危險的，也是真正的敵人，因為對自己的皇權統(tǒng)治產(chǎn)生了威脅，進而有取代自己成為新的皇帝的可能。所以，對于這部分人，皇帝決不會姑息，進行打擊也是絕不手軟的。
官員中的另一部分，就是以追逐和占有物質(zhì)財富為主要目的的那些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貪官們。此類人的貪腐程度，與和珅一樣，是和自己的職位高低密切相關的。在最初和珅從一個卑微貧寒的書生成為一個不起眼的小官時，是根本不敢奢望得到成箱的珠寶玉器和成堆的金燦燦、白花花的金銀的，或許，有人給他送上兩箱水果之類的土特產(chǎn)、請他到飯館撮一頓便會心滿意足、感激不盡。隨著得到皇帝的賞識被節(jié)節(jié)提拔，官越做越大，得到的好處便越多，在物質(zhì)財富方面愈發(fā)地表現(xiàn)出了極強的占有欲。在對于權力的認知和態(tài)度上，不是為了謀取更大的權力，而是為了更好地為自己攫取物質(zhì)財富提供更大的便利。實事求是地講，他們個個都是飽讀史書并通過層層選拔才得以成為官員的社會精英，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得到權力，靠自己的努力，更主要是靠真正的權力核心就是皇帝的給予。所以，他們便會想方設法取悅皇帝，不讓皇帝對自己設防，于是，在思想上絕對忠于皇帝，在行動上絕對服從和服務于皇帝，不遺余力地維護皇帝的統(tǒng)治地位。當付出這樣的辛勤和努力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終于博得龍顏大悅，便被賞賜了更高的職位，進而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撈取好處的機會。然后，再開始新的一輪循環(huán)，繼續(xù)堅持不懈地取悅皇帝，得到更大的官位，撈取更多的好處。和珅無疑是這些官員的成功的代表，直至做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位置，可謂是登峰造極。
可以說，和珅是個特別務實的人，也是個特別有原則的人，在對物質(zhì)財富的占有上可以極度放縱，但在皇權上，是絕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他對于皇帝的“忠”，實際上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對皇帝允許和庇護自己斂財?shù)母卸?，一種是維持現(xiàn)狀以便于自己斂財可以更長久。和珅即便是做了全國最大的官，但他所形成的“忠君、斂財”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并沒有發(fā)生改變。不僅如此，和珅的所謂的成功，也成了當時官員隊伍學習的楷模和效仿的典范，也慢慢演變成了當時的為官之道，各級各類官員都紛紛如此操作，于是，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這說明，當時和珅的這種“經(jīng)驗”，是被大家所接受和認可的。這些貪官們雖然橫征暴斂、魚肉百姓，但對于皇帝卻是忠心耿耿。貪的是國家的錢，皇帝不追究，別人自然就不能怎樣，所以，這些人才得以心安理得、肆無忌憚。
和珅的官位高，權力大，勢力也大，圍著自己轉(zhuǎn)的“和系”的官員就必然很多。在過去，官員之間的這種“結(jié)黨”行為是嚴厲禁止的，但和珅卻平安無事，這也正說明了乾隆皇帝早就把和珅看透了。和珅盡管位居群臣之首，但和皇帝比起來，也只不過是如來佛手心里的孫猴子而已，鬧不出什么妖蛾子來。況且，金錢是一柄雙刃劍，和珅手里聚斂的這筆特別巨大的財富，一方面是富有的滿足，從另一個角度講，是對他形成了牽制和壓力。正所謂“高處不勝寒”，和珅既然挖空心思地積累這么多的財富，就更怕失去它，而能真正讓這筆財富留下來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皇帝。所以，精明的和珅清醒地知道這一點，他不想讓自己以及自己擁有的財富成為不穩(wěn)定元素，便會自覺地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更加地忠于皇帝。和珅與其他中央和地方的官員所結(jié)成的無形的關系網(wǎng)，也是純粹靠金錢來維系的。這些人結(jié)成的這張網(wǎng)目的很單純，就是為了構(gòu)建能夠順利得到物質(zhì)財富的一條渠道，而不是為了營造與皇帝抗衡的另一個權力核心。對于這個圈子的建設，和珅作為主導者，是不可能讓其變成有謀逆政治主張的非法組織，而只是互相利用和制約的松散結(jié)合，不但不會危及皇權，相反，他會在圈子里傳播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讓更多的人認同這樣的“忠君”思想，進而，讓乾隆的皇權統(tǒng)治更加牢固。于是，在這個思想的主導下，和珅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這個圈子里做自己的財富領袖，而乾隆皇帝可以高枕無憂地做自己的最高統(tǒng)治者。兩者平安相處，互利雙贏。
其次，乾隆皇帝或許有“肉爛了還在鍋里”的想法。
在封建社會，社會財富的所有權都屬于皇帝，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是給予某些大臣一些土地、房屋、金錢，也是賞賜的，是一種使用權的暫時轉(zhuǎn)移，根本所有權還是屬于皇家的。不僅僅是這些物質(zhì)上的，就連所有的公民，也都是皇帝的臣民，生殺予奪，都掌握在皇帝手里。
和珅貪財，聚斂了驚人的財富，這樣的事情英明的乾隆皇帝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聽之任之，一方面有上述第一個原因之外，另一個原因，無非就是讓和珅暫時代管一下罷了。國家真的要是需要了，可以隨時將之拿回來，一道圣旨，和珅不敢不從。
另外，這筆巨大的財物放在和珅家里，皇帝很放心。因為那個時候還不存在貪官向海外潛逃那一說，也還不可能將貪污的巨款秘密轉(zhuǎn)移到海外的金融機構(gòu)。所以，貪污再多的錢物，也只好藏在自己的家里。不論是國家的大金庫還是個人的小金庫，“肉爛了還在鍋里”，反正都是皇家的，乾隆皇帝深深知道這一點，便不會視做一塊心病了。
再而言之，那個年代還沒有發(fā)行紙幣，都是金屬貨幣。而且，那個時候也沒有銀行，不可能存在銀行里吃利息，所以，和珅貪污受賄的成堆的金銀便只好堆在自家的庫房里。這樣，也相當于為國家的金庫節(jié)約了場地。況且，和珅所貪污受賄的錢物中，有很多是那些價值不菲的古玩字畫、奇珍異寶。如果將這些寶貝放在宮里的庫房，那些管庫的太監(jiān)們因為不是自家的東西，便不可能會特別經(jīng)心，常年的蟲蛀鼠咬、發(fā)潮霉爛，肯定會對這些寶物造成損害。尤其是那些古字畫，有可能遭到滅頂之災。而放在和珅家里，他是個視金錢比生命還重要的守財奴，肯定會嚴加看護，特別精心地來保護，保證不會有任何毀損的。和珅的貪婪，也決定了錢物在他的府上是只能進不能出，拿出去比割自己的肉還疼，更不會施舍救濟老百姓。如果說是清官，就不好保證了，不僅沒錢，即便真的有了錢，根本存不住，轉(zhuǎn)手就發(fā)給下面的百姓了。作為政府，從老百姓身上搜刮錢財肯定會引發(fā)人民的不滿。而借貪官的手，搜刮了民脂民膏，百姓的怨言更多的是發(fā)泄在貪官身上，對于皇帝的形象損傷不大。如果象征性地把民憤極大的貪官處決了，還可以得到百姓的頌揚。而那些贓款贓物，自然是要收繳國庫的。這樣，作為帝王，就可以名利雙收了。事實也證明，乾隆皇帝的判斷和抉擇是正確的。
第三，乾隆皇帝不缺錢。
清朝貪官的大量產(chǎn)生，是與當時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等大環(huán)境是有關系的。和珅所得勢的時期，是康乾盛世的后期?？偟膩砜矗瑖液芨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得到保證。最最關鍵的，當時是一個和平發(fā)展的時期，從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國家已經(jīng)有近百年沒有進行過大的戰(zhàn)爭了。大家都知道，在封建社會里，戰(zhàn)爭是對一個國家財力物力人力消耗最大的事情。因為是冷兵器時代，打仗主要靠的是人力。倘若有了戰(zhàn)爭，便會在全國范圍征兵，征走的都是青壯年的勞動力。以人力為主的農(nóng)業(yè)，一旦勞動力缺失和減少，就會對產(chǎn)業(yè)造成巨大的損傷，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大大銳減，國力自然就會減弱。有時候，一場戰(zhàn)爭就足以毀掉一個曾經(jīng)輝煌的王朝。比如唐朝的一場“安史之亂”的內(nèi)戰(zhàn)，便把上百年積淀的繁榮昌盛給打沒了，唐朝也自此走向衰落。
在乾隆時期，國家是相對和平的，沒有任何的大戰(zhàn)爭，國家便沒有什么特別大的開支。再加上那個時候是以第一產(chǎn)業(yè)即農(nóng)業(yè)為綱，第二產(chǎn)業(yè)很不發(fā)達，國家也沒有什么重點投資和重大工程項目，所花費的財政經(jīng)費，主要是日常的行政辦公經(jīng)費、人頭費和撥付的賑災款項等。再加上乾隆身體好，長壽，國家超過半個世紀不修皇陵。國家不缺錢，就是皇帝不缺錢，于是，乾隆便不會挖空心思算計和珅家里的贓款。從這個角度說，和珅成為大貪官，也算是一個特別的時代的產(chǎn)物了。
盡管如此，和珅也沒有落下什么好下場，在乾隆死后的不長時間內(nèi)，還是因為自己的巨貪年紀輕輕的便送了命，落了個千古罵名。和珅家里聚斂的那些驚人財富，也隨著他的生命的終結(jié)重新回到了皇帝的庫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