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南陽人都有一種洪洞情結，他們或見諸于史書、族譜，或聽老輩人口碑相傳，說自己的祖上系洪洞移民，根就在山西洪洞的大槐樹下。一時間，好象移民都是來自洪洞縣。
筆者經過數(shù)年的研究認為：明、清之際，確實從山西洪洞遷徙到南陽一大批移民，但這些移民的祖籍不一定就是洪洞縣。而是來自山西的汾州府、遼州、沁州、澤州、潞安州、平陽府等地的五十一個縣。另外，當時還有少數(shù)從浙江、江西、山東等地遷到南陽的移民，因祖上沒有留下遷民的記載，受來自洪洞移民的影響，人云亦云，也說祖先來自大槐樹下，造成了尋根文化的一種誤區(qū)。
本文擬就明、清二代洪洞移民的情況進行剖析，透過歷史屏障的洞察力，對此事進行全面論述。
南陽為何要從洪洞移民呢？因為當時南陽屬于一個戰(zhàn)亂區(qū)和重災區(qū)，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不得不從外地大量移民。
元末，由于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黑暗，各種天災不斷發(fā)生，造就了民不聊生，人煙稀少。據(jù)史料記載，元代的各種天災高達500余次。其中，水災92次，旱災86次，雹為69次，蝗災61次，地震56次，山崩29次，風災42次，霜雪之災28次，疫災20次，還有災情不明的“歉饑”59次，水旱之災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天災。特別是黃河決口后，吞沒村莊，尸橫遍野，良田被淤，一片汪洋，統(tǒng)治階級不管不問，造成了數(shù)以百萬計的災民無家可歸，四處流浪。南陽境內，淮河、白河、湍河那些年也經常泛濫，山崩水涌，平地溢水。如《新野縣志》載：“元至元二年（1336年），五月大水，大霖雨。三十日，白、湍河大溢?！庇捎谒疄?，“漂沒民廬，死者眾”，“禾不入土，人相食”的悲劇在境內時有發(fā)生。洪水過后，又多次出現(xiàn)了旱災，河水斷流，井水干涸，土地干裂，莊稼絕收，不少地方民眾吃水都成了問題。接著是蝗災和疫病?！帮w蝗蔽天，禾稼俱盡”，“饑民捕蝗以為食，或曝干而積之。又馨則人相食”。疫病的流行又造成了很多人命歸西天。
天作孽猶可活，人作孽無生路。天長日久，苦難深重的災民忍無可忍，終于釀成了元末的紅巾軍大起義?！笆^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農民起義的浪潮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其中王權、孟海馬、張春等人領導的南陽人起義在中原地區(qū)影響頗大。他們殺貪官，懲惡霸，開倉濟貧，得到了民眾的擁護。1352年正月，王權義軍在南陽城西一帶大挫元軍，殺元朝大司農、宣徽使鐵木耳於諸葛庵。接著攻進了宛城，擒斬元將述魯花赤和知府周喜同等文武官員27人，元順帝急忙派重兵來圍剿南陽的義軍，并在南陽、鄧州一帶，設置“毛葫蘆義兵萬戶府”，以免除差役為誘餌，招募鄉(xiāng)勇，組成地方武裝，配合官軍，以圍剿鎮(zhèn)壓起義軍。元大將矢刺巴都又率精兵數(shù)萬，向義軍猛撲過來，雙方在宛襄之間展開了多次激烈的戰(zhàn)斗。元行河南中書省左丞太不花趁機復占南陽城。閆三月，元順帝命諸王亦憐直班、愛因班，參政知事也先帖木耳與行陜西中書省平章知事月魯帖木兒等合剿宛、襄紅巾軍，在南陽殺人無數(shù)。王權退守鄧州，矢刺巴都很快率軍將鄧州團團包圍，猛攻猛打。盡管城中義軍浴血奮戰(zhàn)，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慘遭失敗。元軍入城后，瘋狂屠殺，將起義農民和城中百姓幾乎殺盡，街宇房舍全部燒光，并把內外二城用炮火轟為平地。矢刺巴都還縱容元軍在鄧州周圍燒殺搶掠，過去義軍所占的城池紛紛復被攻破。當時，孟海馬率領的義軍已攻克了襄陽、荊門等地。王權兵敗，退守襄陽，五月，矢刺巴都攻陷襄陽，王權被捕，英勇就義，南陽紅巾軍起義宣告失敗。由于元軍的大肆屠殺，鄧州城被毀，“無居守者十余年”，城周圍形成“無人區(qū)” 。元季鄧州“民流城破，闔境數(shù)百里，草昧于荊棘者二十余年。”“元朝，境內民眾除因戰(zhàn)爭、疾病而死亡者外，大部逃至湖北、四川等地。向以人煙稠密著稱的南陽盆地變得地曠人稀?！?/p>
除了元軍在南陽境內的大屠殺外，明軍在南陽境內的惡戰(zhàn)也是造成人煙稀少的一個原因，據(jù)《南陽地區(qū)志》記載：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遣征戎將軍鄧愈率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 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進攻南陽，途中敗元兵于城南瓦店，并乘勝追擊，直抵南陽城下。三月十六日，鄧愈率襄陽、安陸、江陵各軍進攻南陽，攻克城池，生擒蔡國公史可新等27員，軍士1500人，南陽歸明朝。據(jù)《方城縣志》記載：明洪武元年四月，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裕州人），聚兵孤守泉白寨（今楊集鄉(xiāng)寨坡），明大將軍徐達遣指揮葛諒圍攻，郭被俘，降于明。明授郭為漂水（今江蘇漂水縣）知縣，后升南陽衛(wèi)指揮僉事。據(jù)《唐河縣志》記載：明洪武二年，唐州兵饑，殺指揮，南陽郡縣相繼響應。將軍楊璟自澤州自唐，諭散協(xié)作，攻占唐州，兵亂被平。其它縣志也記載了明軍入南陽后，在境內同元軍廝殺的情況。打仗就要死人，就要流血，南陽境內更是“十室九空無人處，萬戶蕭疏鬼唱歌”。
眾所周知，南陽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古為“呂申之國”。周時，境內封邑十余處，人煙稠密。封于荊蠻的楚國就是在丹浙交匯處崛起的。周宣王時，申伯以王舅的身份建立了謝國。戰(zhàn)國時期，“宛，亦一都會也”，經濟發(fā)達，人口日增。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多行暴政，人口無增殖。兩漢時，“召信臣為南陽守，百姓歸之，戶口倍增?！逼降墼级辏ü辏?，南陽郡359316戶1942051人，占河南人口的15.38％，占全國人口的3.26％。時全國百萬人以上的郡15個，南陽為其一，居長江流域之首。西漢末年，王莽暴政，大旱蝗災，“死者十六、七”，戶口大減。東漢時因光武帝劉秀發(fā)跡于此，南陽被稱為“南都”、“帝鄉(xiāng)”，皇親國戚聚集于此，城內“王侯將相第宅相望”，境內戶口又增。至永和五年（140年），有52區(qū)551戶2439618人，占河南人口的24.6%，占全國人口的4.3％，居全國各郡之首。為古代境內人口的鼎盛時期。東漢末年，軍閥混戰(zhàn)，境內人口銳減，特別是發(fā)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曹仁屠宛城，燒殺搶掠，城邑全毀，大批人口流徙死亡，“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shù)”。造成南陽人口有史料記載以來的第一次慘重損耗。西晉太康元年（280年），全境63500戶317500人，不及東漢人口的八分之一。晉末，戰(zhàn)亂四起，軍閥割據(jù)，“河南州郡，鞠為茂草，公私用竭，民多饑死”。境內戶口再次銳減。至南朝宋大明元年（457年），全境僅存13125戶76088人。隋大業(yè)時有179510戶897550人。唐朝中葉，全境水災綿延，居民漂溺者眾，至天寶元年（742年），有85698戶347621人。宋時，因歷年戰(zhàn)爭和自然災害，人口死亡慘重，大批難民南逃，南陽人口遭到有史記載以來的第二次大損耗。金元戰(zhàn)爭，又使人口耗減的時間延續(xù)200余年。
縱上所述，由于天災人禍等多種原因，到元皇慶元年（1312年），偌大的南陽府，五州十三縣只剩下692戶4893人，占河南人口的0.58％，十幾個縣不如現(xiàn)在的一個集鎮(zhèn)大，人口可想有多么的稀少。
南陽人口瀕臨滅絕的邊緣，它成了明王朝初期關注的一個重要地區(qū)。
大明王朝建立后，為了鞏固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移民問題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明督府左斷事高巍奏本說：“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shù)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十一，地廣民稀，開辟無方?！睉舨坷芍袆⒕鸥抟苍f：“今河北諸處，自兵后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敝煸霸I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寬，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庇谑?，一個分批分期規(guī)模宏大的移民潮在晉南地區(qū)拉開了序幕。
從各種歷史資料上看，明朝大移民最早開始于洪武二年，直至永樂十五年，歷時近50年時間。
永樂元年，南陽府的裕州知府也曾上奏朝遷“本州地廣民稀，山西澤、潞等州縣地狹民稠，乞于彼無田之家，分丁來耕。”得到了朝廷的同意。這說明，洪武和永樂二朝，從山西移民到河南、河北等地，是朝廷上下達成的共識，是一種政府行為。
明朝移民的方法和步驟大體有遣返、軍屯、商屯、民屯等幾種。大規(guī)模的則是民屯，移民就“寬鄉(xiāng)”，使丁多地少地區(qū)的農民得到足夠的糧食。為地多人少的地方補充一批勞力。
據(jù)《明史·食貨志》、《明太祖實錄》、《續(xù)文獻通考》等資料載：從山西的平陽、澤州、潞州汾州直接遷往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時間是：洪武二年、三年、九年十一月、十三年五月、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月、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月、二十八年正月、三十五年元月。永樂二年元月、三年九月、四年正月、五年五月、十四年十一月、十五年五月等。
遷民的原則是把農民從窄鄉(xiāng)移到寬鄉(xiāng)，開始時遷民的重點對象是“有丁無田”或“丁多田少戶”，其中也有人是自愿的。洪武三年曾有定制，以北方郡縣荒蕪田地，召鄉(xiāng)民無田者墾辟，每戶給十五畝，又給二土田地種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頃畝。對屯田的移民，朝廷給以耕牛、種籽和路費，還免賦役三年。在定額之外多開墾的荒地“永不起科”，從而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加速了荒地的開墾。但很多人還是不愿意離開故土。明王朝在總結了經驗教訓后，制定了徙民條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見《洪洞縣志》資料叢書）的比例遷徙，并規(guī)定凡移居者都必須到洪洞縣的廣濟寺辦理手續(xù)，領取“憑照川資”《洪洞縣志、古跡》，然后從那里出發(fā)，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宦兵的監(jiān)護下，分別遷往中原各地。甚至出現(xiàn)如民間傳說的那樣用誘騙的形式，官府預先張貼示說，除廣濟寺大槐樹底下的人不遷，所有地方的人都遷。也有傳說，限定某日凡愿遷者到大槐樹下報到，不愿遷者，也必須到大槐樹下向官府央求。結果，當成千上萬的民眾聚在大槐樹下的時候，官府出其不意調集大批官兵，將大槐樹下團團包圍，所到之人，不論男女老幼，一個不留，全部遷移。對于這個傳說，筆者從獨山北麓的陳姓人家，社旗的宋姓祖譜中得到了證實。
洪洞縣城北賈村廣濟寺的院內，有株“樹身數(shù)圍 ，蔭蔽數(shù)畝” 的漢槐，汾河灘上的老鶴，在樹叉間構筑 窩巢，密密匝匝，叫聲連天，成為當?shù)氐囊淮缶坝^。明王朝在樹下設立了移民局，派員在此給外遷人員發(fā)放憑照川資，辦理關手續(xù)，這里實際是各府縣遷民的集中和開拔之地。臨離大槐樹時，遷民們和親人哭啼告別，或捧走幾把黃土，或撿走幾片樹葉，或將槐 樹種帶往新遷地種植，并將這段記憶傳諸家人后世，就這樣，洪洞縣是“根”，大槐樹是“家”，在中原地區(qū)廣為流傳開來，數(shù)百年來，成了一個民族的記憶。只要認定大槐樹是家的遷民，當時絕大多數(shù)沒有文化，只能以傳說告訴后代。
元朝的南陽府，管轄的地盤很大，治南陽縣，轄5州（唐、鄧、裕、嵩、汝），13縣（南陽、穰、新野、泌陽、方城、舞陽、葉縣、梁縣、魯山、鎮(zhèn)平、內鄉(xiāng)、郟縣、盧氏），隸屬于河南行省。
據(jù)《南陽地區(qū)志》記載：“明朝初葉，推行‘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政策，僅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永樂十四年（1416年），就7次將山西等地數(shù)萬民眾移居南陽、鎮(zhèn)平、內鄉(xiāng)、鄧州、新野、裕州、唐州諸州縣。”因長期戰(zhàn)亂，河南人口銳減，明朝統(tǒng)治者令山西等省‘有丁無田’，‘丁多田少’戶遷居南陽、衛(wèi)輝、歸德等 地，因管理遷民的機構設在洪洞縣，故稱之為‘洪洞移民’?！毙氯辏?428年），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余萬戶?！罢y(tǒng)時（1436－1449年），從山西流亡至南陽者十余萬戶。” 景泰年間（1450－1457年），山東、山西、順天等地破產農民大量轉徙到南陽、唐（今唐河縣）、鄧州、漢水沿岸謀生。”
前幾批的遷民，屬于政府行為，而后來的山西、山東、順天遷民，或因饑餓，或投親靠友到南陽，屬于個體行為。
永樂年間裕州知州的上奏報到朝遷后，“上命戶部如所言行之”。雍正《澤州府志》載：“永樂年間，詔澤、潞等州無田民，分丁赴裕州墾荒。此次人口的遷入，與明代裕州人口的發(fā)展有重要的關系?！薄秲揉l(xiāng)縣志》記載：“元朝末年，由于社會動亂和災荒，全縣人口減少。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政府多次從山西洪洞縣大批移民于此。移民按軍事編制，以營為單位，于大槐樹下集結。移入內鄉(xiāng)后，使以其姓氏綴以營或住地的地勢為村名，今內鄉(xiāng)的村名中×營、×坡、×溝、×洼的很多。每次移民約200多戶，500余人?！薄缎乱翱h志》記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每平方公里僅有五人左右?！闭坏貌粡耐獾匾泼瘛！多囍菔兄尽酚涊d：“元順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元軍血腥鎮(zhèn)壓鄧人王權領導的農民起義，鄧州城周圍形成歷史上有的‘無人區(qū)’”?！懊骱槲淠觊g，大規(guī)模遷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鄧，其中山西遷鄧人口最多。”“唐宋時期，鄧州人口數(shù)量最多時近30萬人。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急劇下降為6363人?！薄舵?zhèn)平縣志》記載：“寧元之初，居民大量南遷，人口銳減，明初招撫移民，人口緩慢增加。”
在南陽府的其它地方，如汝州時轄郟縣、魯山縣，正德《汝州志》卷11載：本州分四鄉(xiāng)，在城東關及官莊保等11保，“俱遷民散處?！庇钟涺斏娇h來安等21里，“俱遷民散處?！痹Ｖ輹r轄舞陽、葉二縣，《國榷》卷13永樂元年三月乙未條紀：“以澤、潞民稠土狹，兮佃裕州?！奔尉浮段桕栔疽吩唬骸巴林窆?，流徙之民半?！敖裎桎搮^(qū)棗林鄉(xiāng)王樓村西地有咸豐四年王思風等人所立王氏始祖墓碑一塊，內記：”祖原藉洪洞縣大槐樹，自明初遷居，有兄弟三人，各挈銅佛居于此，建修樓房，因名村曰王樓”。
首先是人口增多，調整了勞動力結構。據(jù)《南陽地區(qū)志》記載：“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境有14883戶91244人，分布于南陽、鎮(zhèn)平、唐縣、泌陽、鄧州、內鄉(xiāng)、新野、裕州、舞陽、葉、淅川、桐柏12州縣。1-1.9萬人的縣有內鄉(xiāng)、舞陽、葉縣、南陽縣；不足1萬人的政區(qū)有鄧州、唐縣、新野、裕州、泌陽、鎮(zhèn)平縣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境內人口大增，政區(qū)人口分布發(fā)生較大變化，4-7萬人的為舞陽縣、鄧州，2-2.3萬人的有裕州、葉縣、新野縣、內鄉(xiāng)縣、唐河縣、泌陽縣，不足2萬人的縣有淅，川、南陽、桐柏、鎮(zhèn)平縣。
另據(jù)明《嘉靖南陽府表》記載：“《元史·地理志》，南陽府戶692，人口4892，此元初壬子數(shù)也?！薄懊魅f歷時南陽府戶43068，人口388433，見兩河觀風便覽?！?/p>
南陽縣：洪武二十四年戶1756，人口10880，永樂十六年戶1960，人口9648。正德十六年戶1163，人口14995。鎮(zhèn)平縣：洪武二十四年戶521，人口2943。永樂十年戶461，人口3168。正德十六年戶997，人口8666。唐縣：洪武二十四年戶920，人口5161。永樂十五年戶847，人口5942。正德十六年戶2861，人口26149。泌陽縣，洪武二十四年戶860，人口4417。永樂十年戶847，人口5942，正德年間戶1820，人口21860。南召縣據(jù)《縣志》記載：“洪武元年（1368年），縣境仍歸南陽縣，南陽府于今云陽鎮(zhèn)設鴉路巡檢司鎮(zhèn)之。境內人口稀疏，不足萬數(shù)。西北荒山荊棘未開，見一野人，毛長尺余，迂人笑而避去，后人名其為野人垛。后數(shù)年內，先后從山西省七次組織遷民，自該省洪洞縣起程，經裕州來境，人口漸至數(shù)萬人。”該縣成化七年戶1330，人口13017。弘治四年戶口與成化十七年同，正德十三年戶口與弘治四年同。桐柏縣於成化十二年即1476年設置，十七年戶928，人口11664。鄧州，洪武二十四年戶1266，人口6363。永樂十年戶881，人口6315。正德十六年戶2485，人口41911。內鄉(xiāng)縣、洪武二十四年戶2293人口18151。永樂十年戶2789，人口17052。宣德七年戶3280，人口22682。景泰三年戶3360，人口26430。天順六年戶3053，人口32944，成化八年戶2092，人口27900，正德十六年戶2089，人口28000，新野縣，洪武二十四年戶847，人口5064。永樂十年戶892，人口7228。正德十六年戶1980，人口30400。嘉靖四十一年戶增至2911，軍戶240，匠戶4，人口78630。淅川縣設于成化六年（1470），隸屬鄧州，治設馬蹬。翌年遷建縣城（距今老城鎮(zhèn)南3公里，1971年設于丹江口水庫）。成化十七年戶13590，人口18314。弘治四年戶1513，人口19340。正德十六年戶1684，人口19365。裕州，洪武二十四年戶822，，人口4820。永樂十年戶2161，人口12324。正德十六年戶5568，人口33022。西峽縣，元初將內鄉(xiāng)縣治由今西峽縣城遷至渚陽鎮(zhèn)（今內鄉(xiāng)縣城），舊縣城改名峽口鎮(zhèn)，后改稱西峽口，設巡檢司，為內鄉(xiāng)縣派出機構，見于舊志的第一個西峽口巡檢為李適秀，其任職時間在元惠宗至元年間（1335－1340年）。洪武、永樂朝，由山西移民遷入境內。社旗縣，1965年建縣?！懊饔罉纺觊g，由山西省平陽府洪洞縣遷民中原，定居社旗者多為漢族。”
洪洞稱民遷南陽后，在境內建起了謻以姓氏命名的村莊。
靳崗鄉(xiāng)位于南陽城西北郊，本名“葆真塬”?！败敝杆倪呌卸钙?，頂上比較平坦的高地，這里又稱“葆真原”，原來是明藩唐王七世孫的墓地。明朝萬歷年間，從山西洪洞縣向山西移民時，有姓靳的人家遷徙于此，開中藥店為業(yè)。因其地勢處于高崗上，所以就將“葆真塬”改名為“靳家崗”，后來簡稱“靳崗”。
香鋪位于城西北十二里河這濱，明朝有一姓楊的人家來到這里，以榨油賣油為生，因其生意興隆，故名香鋪，其中钖“油坊香油之香”和“生意經火”兩層意思 。如今油香鋪的村南地里，還有楊家祖上的墳地。
臥龍區(qū)蒲山鎮(zhèn)的槐樹灣街，亦稱古槐鎮(zhèn)，據(jù)說，明初的洪洞移民，來到此處后，不忘故鄉(xiāng)之舊景 ，種下了一棵大槐樹，閑暇時，移民后裔都要坐在槐樹下聊天。到清初時，此槐已長得十分高大壯實。因槐樹主干彎曲，以地物名村叫槐樹彎。后來，“彎”訛寫為“灣”。清乾隆時興起逢雙日集市，又名槐樹灣街亦稱古槐鎮(zhèn)。
社旗縣的晉莊，明末晉姓自山西洪洞縣遷此建村，故名。
唐河縣的昝崗鄉(xiāng)，也于系初昝姓自洪洞縣遷此建村。村處黃土崗上，故名。
新野縣的前高廟，傳為漢代聚落，原名野柏崗，明初王姓由山西洪洞縣遷入。后于村內高土臺上建祖師廟，改稱高廟。傳七世，二門北遷千米，另建新村，稱后高廟，此遂稱前高廟。
鄧州的夏集，明代夏姓由洪洞縣遷此，清順治年間成集市，故名。該鄉(xiāng)的白塔村，洪洞移民集資建了一座白塔，至今碑和塔仍聳立村頭。
宛城區(qū)的新店鄉(xiāng)，后周莊系明末遷來，周姓緊換英莊村北建村，故名。下王莊系明末王姓兄弟從山西遷此定居，后形成南北兩村，此村在南，稱下王莊。張敏莊是明末山西洪洞遷來張姓居住，第三輩老人張敏，德重鄰里，以人名村，張小洼是明初張姓從山西洪洞遷居草店，后北移至崗下河邊建村，地勢低洼村小故。樊莊是因明末從山西洪洞遷來樊姓定居而名，雷莊的村名來源于清初從山西徙來雷姓定居故名。袁莊系明末山西遷來袁姓建村而名。張雷莊是明末洪洞遷來張雷二姓建村而名。陳崗是明末山西遷來陳姓建村低崗故名。山東營是清順治年間山東曹州府馮家集馮姓遷此建村而名。李店是清初山西遷來李姓建村故名，惠莊是因明末洪洞惠姓來此定居而名。曹崗系宋代元祐元年曹氏定居于地勢較高處，故名，后曹姓絕嗣，明末山西遷來李姓定居，仍稱曹崗。焦莊也系洪洞移民所造。小呂莊系清初山西洪洞遷來呂英呂耀兄弟，分居北、南兩處，老二居南，莊名加小字，老大所住村名叫大李莊。潘營、大邊莊，小邊莊，小軍帳營等村也是山西移民所建的村莊。
明末清初從山西洪洞遷到了南陽多少移民，分到了各縣市區(qū)多少人，都是些什么姓氏，史書、志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現(xiàn)只能摘取部分祖譜來尋根溯源。
鎮(zhèn)平縣賈宋灣，現(xiàn)留有一塊《張氏祖碑》，記載了張氏先祖張茂明洪武初年從山西洪洞遷到賈宋定居及分板枝的過程，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
《新野縣汪氏祖譜》記載：汪氏家族，祖籍山西洪洞，始遷祖于明中后期嘉靖、萬歷年間遷至汪莊。有十世汪明照（監(jiān)生）于大清道光二十一年立后汪莊汪氏宗派碑“的碑文為證。
據(jù)社旗縣提供的《康氏族譜》記載：明天啟7年，始遷祖攜妻帶子，兩個妹妹，二弟及二世弟兄三人，從山西洪洞遷到泌陽縣羊冊鄉(xiāng)西北官田洼東康莊，32年后在“木橋分手”，一支定居于沁陽縣雙廟鄉(xiāng)西北林里村，一支定居于社旗縣郝寨，分為上康和下康兩個村。康煕年間一支又遷栗巴崗居住，現(xiàn)發(fā)展成為了一個大家族。
據(jù)宛城區(qū)蔡庵鄉(xiāng)《李營老家、王營村家譜》記載：本派世祖李公諱琳，明末自晉南絳州千里跋涉，喬遷宛東，斬棘拓荒，建宅修舍，定居李營村，分支十三個村莊，現(xiàn)人口已達四千之眾，成為當?shù)氐囊粋€大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