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從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稱帝，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為止，歷十二帝，享祚195年。劉秀立國，除三公之官不廢莽制外，一切典章制度皆復西漢故事，印制也應(yīng)棄莽制而復漢家舊儀，重新厘定百官印信，這在《東觀漢志》、《后漢書·輿服志》中都有表述。但與西漢相比，很少有武帝元狩四年、太初元年那樣對印章作制度上的規(guī)定，印文風格、鈕式的分期標準也不十分明顯，羅福頤先生認為“這時期的官印無特殊標識，只有用印文官職，證以文獻的記載來斷定（時代）”。不過，近兩百年的時間跨度，仍會有其演變發(fā)展的痕跡，這里將東漢大致分為前、后兩期。東漢前期從光武帝建武元年至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后期或可稱東漢中晚期，從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至漢獻帝末年（公元220年）。
（一）東漢前期
1．官印
東漢前期官印，首先要提到著名的“三金一銀”。所謂“三金”指的是1954年陜西陽平關(guān)出土的“朔寧王太后璽”（圖2.3-83）龜鈕金璽、1981年江蘇邗江甘泉出土的“廣陵王璽”（圖2.3-84）龜鈕金璽、1784年日本九州志賀島（今福岡縣志賀海濱）出土的“漢委（倭）奴國王”（圖2.3-85）蛇鈕金印，這三枚金印都可與古代文獻相印證，“一銀”指的是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瑯邪相印章”（圖2.3-86）龜鈕銀印。
“朔寧王太后璽”出于建武初年的割據(jù)政權(quán)，但制作精美，篆法純正，布局得體，同新莽印風很接近；“廣陵王璽”與“漢委奴國王”皆可從文獻考證確切頒賜年代，“漢委奴國王”制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廣陵王璽”僅晚其一年，二印
同為金質(zhì)，大小相同，文字風格近似，連鈕上的鱗狀魚子紋格也十分相似，以致有人懷疑是同一工匠所造，遂有姊妹金印之說；“瑯邪相印章”為東漢初瑯琊孝王親的國相所用印，鈕制極為精巧，龜腹下穿一環(huán)，以便佩帶。這四方印所用質(zhì)料為金銀，沒有銹蝕，皆用刀刻而成，筆道刀痕極為清晰，連運筆的順序、運刀的方法都可分析得出。①
東漢前期其他官印還有“強弩軍市長”（圖2.3-87）、“瑯邪醫(yī)長”(圖2.3-88)、“太醫(yī)丞印”（圖2.3-89）、“槌官丞印”（圖2.3-90）等，其中“強弩軍市長”印，筆勢圓轉(zhuǎn)自然，但用筆方起方收，雖為軍中用印卻一絲不茍，已開東漢晚期方峻一路印風。
這里還要提到漢時賜給少數(shù)民族的官印，西漢有“越青邑君”（圖2.3-91）、“南越中大夫”等，新莽所授少數(shù)民族印已見前文，東漢授少數(shù)民族的官印見于著錄和流傳的最多，尤以賜匈奴之印為大宗。由于匈奴無文字，故中原所賜印章也可反映漢朝印制及印章風格?，F(xiàn)所見匈奴的璽印全部是東漢時賜給南匈奴的，主要
有兩類，一類是音澤的匈奴語官號，格式是：漢匈奴+部落名+官名，如“漢匈奴惡逋姑夕且渠”（圖2.3-92）、“漢匈奴呼盧訾尸逐”、“漢匈奴姑涂黑壁耆”等，其中“且渠、尸逐、耍耆”為匈奴官名，如“且渠”是匈奴二十四長之一的異姓大臣，“姑夕”是部落名，“惡逋”是左、右之類修飾“姑夕”的詞；另一類是漢語官名，如親漢君、率善、率眾、破虜?shù)乳L書法愛網(wǎng)www.shufaai.com，以及邑長、仟長、佰長等，如“漢匈奴歸義親漢長”、“漢匈奴破虜長”等。其他少數(shù)民族賜印有“漢保塞烏桓率眾長”（圖2.3-93）、“漢鮮卑率眾長”（圖2.3-94）、“漢率善羌長”（圖2.3-95）等。這些少數(shù)民族賜印，一般字數(shù)較多，豐富了漢印的風格品類。①參見刪曉陸：《“漢委奴聞王”璽與“廣陵王璽”的鑄、雕比較》，《東南文化>1992年第2期。
從上述東漢前期印可以感覺到，同西漢晚期、新莽時期的印文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印章呈正方形，印文為規(guī)范的繆篆，字形不論長短皆方正，筆畫勻齊工整，鐫刻精致，風格平正厚重，有漢以來中興氣象而未見衰頹之表現(xiàn)。在章法構(gòu)圖上，已不同于西漢印文與邊框距離一般較遠的處理方法，而開始沖邊就筆構(gòu)形，如“瑯邪相印章”。一些常用印文如“王”字，不同于西漢的上面兩橫靠得較近，而是三個橫畫距離較為均勻，但中間一畫仍偏上；“丞”字的末筆橫畫開始平直作；“尉”字不同于西漢的下部火字四畫末端齊平，此期“火”字兩邊的短豎開始變短上提，并一直流傳到魏晉。
2．私印
現(xiàn)有譜錄中的東漢私印，多數(shù)屬于東漢后期，考古發(fā)掘所獲的東漢私印不多，能確定為前期的為數(shù)更少，這里僅舉以下數(shù)例，“郭延年印”（圖2.3-96）銅印、“孟莞之印、孟凳、伯口”（圖2.3-97）銅質(zhì)辟邪鈕三套印、“宋佘信印”銅印等。此期的
私印一方面鈕制工藝提高，能鑄造工藝要求較高的三套印，另一方面印章的鐫鑿有些草率，篆法也有不太講究的趨勢，筆道也日見方直，圓渾厚重的比較少見。
下面說一說新莽璽?。?/p>
1．官印
王莽篡漢，建立了新朝，雖統(tǒng)治只有15年，但其“托古改制”，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方面無不欲“革漢而立新”，影響廣泛。這些措施在新莽官印和封泥上均有充分的反映，歷來深受學者的重視。新莽官印遺存至今大概有一百七十馀方，王莽改革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印章產(chǎn)生了影響：
官名。王莽主要依據(jù)《周官》、《禮記·王制》等儒家經(jīng)典來改易官制，方法有二：一是增加新官職，如中央設(shè)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馬司若；地方上實行州、部、郡、縣四級制，州置牧副，部置監(jiān)副等；二是改變原來官名，如中央更大司農(nóng)為羲和，又改為納言，太常為秩宗，少府日共_[，執(zhí)金吾為奮武等，地方上改太守為大尹，都尉為太尉，縣令長為宰等。
地名。王莽據(jù)《禹貢》將西漢十三州并為九州，西漢郡縣名稱幾乎全部拆散改變，如敦煌改為敦德，武威改為張掖等，人稱“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有時連官吏也不甚了了。
此外還有爵名、封地名和“新”字國號?！抖Y記》中的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王莽據(jù)此再依五服親疏來議定封爵授土之制，如“封王氏齊衰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皆受印拔”，又將爵號如關(guān)內(nèi)侯改為附城等。王莽還在始建國元年收回西漢賜給少數(shù)民族的印綬，而改為以“新”字開頭的印綬，并且改“璽”為“章”。
典型的新莽官印有“奮武中士印”（圖2.3-71）、“常樂蒼龍曲候”（圖2.3-72）、“麗茲則宰印”（圖2.3-73）、“敦德尹曲后候”（圖2.3-74）、“漢氏文園宰”(圖2.3-75)、“新保塞鳥桓更犁邑率眾侯印”（圖2.3-76）金印、“新五屬左佰長印”(圖2.3-77)等，以上官印除體現(xiàn)王莽改制對官印的影響外，最典型的特點就是印文多數(shù)為五字或六字，不見四字印，符合王莽所信奉的“土德”①之說。另外，印文章法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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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三統(tǒng)五德”，漢自稱是“土德”，而新莽卻稱漢為“火德”，而自居“土德”。對這一問題及“三統(tǒng)五德”之說請參看顧頡剛的《西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
勻稱，五字印分三行排列，末字占一行；六字印亦分三行，行各兩字。印文是標準的繆篆，很規(guī)范，不像典型西漢官印那樣圓勁，也不像東漢官印那樣方正，字形稍長，筆畫圓潤、勻稱，肥瘦適中，結(jié)體嚴謹工整，端莊秀麗。常用印文中特點最強的莫過于“丞”字了，此字最下一筆的兩端上翹甚高，西漢“丞”字的下一筆雖翹而短，東漢以后的“丞”字下一筆則多已寫成一橫了。
王莽熱衷于改名，以表明漢朝“火德銷盡”，而為“土德將興”的“新”所取代，可由于“名諱屢更，苛碎煩賾”，以致“吏民昏亂，莫知所從”，加劇了社會危機，也導致了新莽政權(quán)很快滅亡。但王莽曾“博征天下工匠”，新朝的銅器無不鑄造精良，有口皆碑，莽印也不例外，王獻唐先生曾贊日：“印為國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傳新莽官印，鈕制煉冶，俱皆華妙，印文書刻之工，遠邁秦漢，更無論魏晉。昔戴醇士謂莽泉為一絕，余謂莽印亦為一絕，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極規(guī)矣。”①評價甚高。如“新五屬左佰長印”不過是匈奴降國中“佰長”之印，據(jù)《史記·匈奴傳》，匈奴有“諸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佰長、什長”，可見新莽換印至于佰長，可見當時朝廷所制印章數(shù)量之驚人，而刻_T卻仍一絲不茍，未見草率，當時工藝與技藝之精湛令人驚嘆。
2．私印
新莽時期的私印最著名的是羅福頤《古璽印概論》中著錄的四方印，即“高鮪之印信”、“杜嵩之信印”（圖2.3-78）、“姚叟之印信”（圖2.3-79）、“座隆之印信”，這四方私印尺寸同官印，印文用五字，很明顯是據(jù)官印判別出來的。新莽墓葬中出土，據(jù)考證為新莽私印的有數(shù)十枚，如“黃晏”（圖2.3-80）、“封信愿君自發(fā)”、“傅褒私印”（圖2.3-81）、“郭慶私印”等②，與上述四方新莽私印在尺寸、字數(shù)、風格方面存在不小的差異，其中或是新朝統(tǒng)治太短的緣故。
①王獻唐：《五鐙精舍印話》，齊魯書社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37頁。②“黃最”、“傅褒私印”二印見《湖南省博物館藏占璽印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版。
另外，利用王莽的“改名癖”及其國號“新”，也可從傳世印譜中找到一些新莽私印，如“新成左祭酒”（圖2.3-82）、“新成日利”以及著名的鳥蟲書印“新成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