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原生家庭”這個概念大行其道，很多人由此認識到，自己成長中的很多困惑和問題根源在哪里。但始終有另一種意見，那就是把自己遇到的問題都歸咎于童年經歷過的不幸，更像是在逃避和推卸責任。那么，到底怎么認識“原生家庭”和“童年創(chuàng)傷”？這個問題有答案嗎？
“原生家庭”最早是由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師薩提亞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一開始并不是面向大眾、而是面向專業(yè)人士的。薩提亞在其名著《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認為心理治療師在理解個體的成長時，需要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完整的動力系統來對待。真正的心理學最終要完成的任務，都是為了使人更好地面對當下和未來，而絕不是讓人回到過去的困境里不能自拔。成長中的心靈會面對很多挫折，會有倒退，這種挫折和倒退里，也包括將一切錯誤都歸結為原生家庭的不幸。如果并不理解心理學上提出的“原生家庭”真實含義，就很容易望文生義、產生誤解，無論是簡單認同，還是簡單反對，都是不確切的。
其實這個問題，魯迅在100年前就進行過具有前瞻性的深刻討論，這就是魯迅著名的文章《我們怎樣做父親》。這篇文章刊載于1919年11月份的《新青年》雜志，此前一個月，魯迅剛剛和他的“大家庭”——包括母親和兩個弟弟及其家眷子女住進了京城“八道灣十一號”?；蛟S是真切地體會到了作為一家之長的責任和重擔，他寫下了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旨在反思和批判父權、倡導更開明、更健康的家庭倫理關系。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提出了他最廣為人知的 “肩住黑暗的閘門”。這個短語后來被賦予了很豐富的思想史涵義，然而考查其最初的語境，就是魯迅對最基本的人倫關系的思考。魯迅認為，人們應該對上一代人的養(yǎng)育態(tài)度有足夠覺察和警醒，然后，由覺醒起來的這代人承擔讓下一代過得更好的責任，也就是“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自由的地方去”，簡單地說，魯迅認為，覺醒起來的這一代人，應該阻斷“原生家庭”的不良影響，以下一代的成長要求為重，個體才能發(fā)展，時代才會進步。對于各種反對意見，他是這么回應的：
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我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該先洗凈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于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
魯迅對中國人心理的洞察能力，可以與任何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相媲美。魯迅所說的，也是心理學要解決的，并不是要教唆人們將“原生家庭”作為表達攻擊性和敵意的對象，而是使一個人通過自我覺知，意識到自己的痛苦與“原生家庭”以及背后的特殊社會文化有密切關聯，以此為契機進行自我建設，讓自己成熟和積極起來，并且有義務、有責任給下一代創(chuàng)造自由充分成長的條件。
在很多時候，為什么規(guī)勸別人或者要求自己“活在當下”“放下”“讓過去的事情過去吧”“小時候的事__bk:65pfc情沒必要記得那么清楚”之類，是無效的？這是因為來自過去的創(chuàng)傷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處理，這個處理過程需要時間、技術和環(huán)境條件，當然還需要意愿和勇氣。要求遭受過童年創(chuàng)傷的人“放下過去”，“珍惜自己現在擁有的”，“不幸的事情該忘就忘”，看上去是為了開導他們，但其實是多么不現實，讓他們否定過去發(fā)生過的事實，阻止他們接納自己的痛苦，將他們陷入孤獨和無助之中，是簡單粗暴的二次傷害。
前面已經說過，心理學的最終目的不是揭開過去的傷疤，而是讓人能夠更好地生活在當下，但問題是，但是覺知到了“童年創(chuàng)傷”的問題之后，怎么才能解決這些問題，讓當下的心境不再受其困擾？
英國牛津大學認知心理研究中心（OCTC）心理學家、首席治療師海倫·肯納利博士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致力于設計“治愈童年創(chuàng)傷”的療愈課程項目，旨在使用認知行為療法，幫助受到過童年創(chuàng)傷的人們恢復心理健康。該項目剛開始實施的時候，還需要專業(yè)治療師的介入，但經過30年來來訪者的反饋以及調整，這個項目已經適合于編寫成為一本獨立的自助手冊《治愈童年創(chuàng)傷》，使用者可以按照這本書中的指導步驟來自主使用，從而不再受限于對專業(yè)人士的需求。
肯納利博士在《治愈童年創(chuàng)傷》中談到，在其實際心理治療中，他發(fā)現童年創(chuàng)傷的深度和廣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童年創(chuàng)傷的范疇要大于原生家庭傷害的范疇，但童年創(chuàng)傷的形成和原生家庭有著密切關系。書中舉了兩個例子：
有一位男性，童年時曾被自己的老師性侵，但他和家人之間一直關系融洽，互相信任，性侵發(fā)生之后，他第一時間就告訴了家人，家人立即報了警，兇犯得到了懲治。此后，家人之間既沒有刻意回避諱言，也沒有過多探問討論。而他本人從這件事中，也深刻體會到了家人對自己的愛、保護和支持。長大之后，他記得這件事，但這件事對他來說并未構成心理上的創(chuàng)傷。另外一個相反的例子是一位女性，年幼的時候經常被繼父言語調戲。她的母親明明知道繼父心懷不軌，卻從不承認，更不出面維護女兒。其實繼父自始至終并沒有在身體上觸碰過她，但這位女性長大之后，缺乏安全感，和異性的關系尤為糟糕。從這兩個案例中能看到，原生家庭和童年創(chuàng)傷的關系有多么密切。
海倫·肯納利《治愈童年創(chuàng)傷》最大的貢獻，就是教會了讀者如何通過學習認知-行為技術，真正有效地處理早年創(chuàng)傷。書中的章節(jié)順序安排是按照心理自有的發(fā)展規(guī)律而設計，因此在本書首章，肯納利博士就建議讀者最好不要跳過任何章節(jié)，按部就班地讀下去。而且根據讀者的個人情況不同，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讀完全書，有些人讀完第一部分，就能很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有些人可能是在讀完第二部分之后，就不需要讀其余章節(jié)了。還有一些人，是在通讀全書之后，才獲得了撥云見日的效果。但值得肯定的是，這本書的英文版已經切實幫助了很多人。英國心理學家彼得·庫伯高度肯定了這本書的價值：“雖然有的人仍然需要尋求咨詢師的幫助，但對于很多經歷過創(chuàng)傷童年人來說，通過閱讀這本書，就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很好地生活。”
現在經常會看到網絡上鋪天蓋地譴責父母的聲音。那么這樣有用嗎？不能否認，這么做最大的意義是釋放了很多壓抑的情緒。釋放情緒很重要，在現今，很多心理學術語會駕著網絡的東風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詞語，比如“原生家庭”和“童年創(chuàng)傷”這一類概念，由于和每個人的生活都有相關性，非常容易借著一些熱點事件和話題得到發(fā)酵。網絡上的討論、信息傳播，確實對于創(chuàng)傷的發(fā)現和暴露有一定作用，有時候會有非常戲劇化的作用，因為對一些人來說，只要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創(chuàng)傷就可以被照亮，甚至被治愈。而且有同樣問題的人在一起互動，會產生投射和互相認同，也就是很多人說的“抱團取暖”，有助于自我認同的建立，也是有一定治愈性的。
但在社交網絡上獲得信息的過程是隨機和碎片化的，很難獲得深層和系統的信息，由于網絡本身的局限，有時候信息的真?zhèn)我埠茈y識別。同時，在網絡平臺上暴露創(chuàng)傷時，遇上網絡霸凌（network bullying，或者叫做網絡暴力）的概率也會增加，創(chuàng)傷不但得不到處理，還會形成新的創(chuàng)傷。總而言之，參與網絡活動是自我療愈的方式之一，但有很大的風險，還可能無效；即使有一定效果，也肯定不是最徹底的效果。
相比較網絡的不確定性而言，閱讀一些真正的好書，其療愈作用、參考價值，都更加穩(wěn)定而積極。這里要推薦美國心理咨詢師、暢銷書作家蘇珊·福沃德《原生家庭》（toxic parents），這是目前關于“原生家庭”“童年創(chuàng)傷”“家庭關系”的一本非常經典和優(yōu)秀的讀物。
中國社會近幾十年、乃至近百年來的變化非常迅速，社會發(fā)展和轉型中的各種觀念更迭碰撞劇烈，因此成長在這個條件下的人們，打下的精神烙印也會非常相似，包括70后、80后、90后，可能是比較普遍存在著同質“創(chuàng)傷”的，其中最明顯的比如生育觀（也包括婚戀觀）的沖突。而生育觀（婚戀觀）的沖突，往往會把原生家庭最深層的問題暴露出來，帶來兩代人都不太愿意接受的情感摩擦。但這種沖突摩擦背后，可能正意味著，適用于原來社會的一些意識形態(tài)、行為規(guī)范，已經不適合于今天的人們。每一個人秉持的觀念要適應個體發(fā)展的需要，才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是相反。我們這代人，可能就要做魯迅所說的“肩住黑暗的閘門”的一代人——對上一代、對自己、對下一代——都有所承擔。
深入研究過中國“生育制度”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就談到過，中國的生育制度在當今已經面臨著很大的轉型挑戰(zhàn)，最重要的原因來自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在上世紀40年代土地改革之后，土地這種最重要的財產已經屬于國家，對于家庭而言，僅有生活資料可以繼承，這種繼承權利，不足以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形成那么大的差異。也不足以需要多名后代去繼承家庭財產。改革開放之后，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女性的經濟地位在不斷上升，經濟地位的變化必然帶來家庭結構的變化，從而過去”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多子多?！钡囊幌盗杏^念，都受到了挑戰(zhàn)。原有的這些生育觀念，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如果上一代人強行要將這些生育觀念施加于下一代人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代際矛盾。
對于任何父母來說，養(yǎng)育孩子都是一個充滿挑戰(zhàn)的過程，其中的艱辛自不待言。但很關鍵的一點是，決不能不加辨析地因襲上一代人的養(yǎng)育觀。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孩子是獨立的生命，父母有責任和義務呵護孩子，但孩子絕不“屬于”父母。父母可以陪伴和見證孩子的成長，但不能主宰和控制孩子的成長。
父母給孩子最重要的人生禮物，或者叫做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安全感”。這里最值得提到的，是英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的依戀關系理論。有人認為鮑爾比的依戀關系理論的重要性，不亞于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和溫尼科特的母嬰關系理論。鮑爾比在《安全基地：依戀關系的起源》中認為，生命的頭兩年建立起來的依戀關系類型，對人格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鮑爾比把依戀關系分為安全型依戀關系、回避型依戀關系和焦慮—矛盾型依戀關系。生命的頭兩年是一個孩子形成人格基礎最重要的兩年，而兩歲的孩子已經是相當社會化的“小小人類”。擁有安全型依戀關系的嬰兒，更善于釋放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更有利于其后成長為一個自信、人格穩(wěn)定、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而不是相反。
成為父母雖然有著眾所周知的辛苦，但事實上，比起父母給孩子的，其實孩子給父母的更多。孩子對父母依戀的愛是一種天性，單純、投入、敞開，甚至對于有些遭受過內心創(chuàng)傷的父母而言，這種愛具有很強的治愈性，可以讓已經成年的父母和這個世界之間重新獲得真實的鏈接。但心理學家告誡父母的是，父母無論多愛孩子，都不能在這種愛中陷入一種自我迷戀，隨著孩子越來越大、越來越獨立，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邊界也需要越來越清晰。否則孩子對“邊界”的體驗會變得匱乏，對于孩子更好地形成規(guī)則意識、融入社會，是有負面作用的。
說到邊界，對于中國人來講，代際之間最常見的一種關系失敗模式，就是邊界感的模糊甚至缺失，造成父母和子女的“共生”，最終帶來很多危害雙方的因素。或許有人會認為“邊界”就是保持距離。其實不是，刻意的距離只會帶來疏遠和溝通不暢。人與人的邊界是由人與人的互相尊重建立起來的。給孩子足夠的尊重，他才會發(fā)展出良好的邊界，才能真正獨立。尊重是成長的營養(yǎng)。缺乏受到尊重的孩子會成長為低自尊的成年人，不得不更加依賴他人、自我邊界更加缺失，人格更加難以獨立，如果成為父母，也會把這種邊界的的匱乏、人生的無力感傳遞下去，最后成為代際式的困境。這是非常令人唏噓的。
“婚育觀”是人生觀的一部分，是多元化的。但是現在的社會中，很多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壓力和焦慮，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在生活中，有一些人“不婚不育”的姿態(tài)背后，可能是并不是一種真正的人生信念，而是來自于壓力之下的婚育焦慮。每個人都可以在機會合適的時候，省察一下自己的“婚育觀”。要省察，也很簡單，就是看看自己在堅持這種觀念的時候，內心深處是滿足、穩(wěn)定的，還是焦慮、痛苦的。其實合理的生育焦慮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好處的：有合理生育焦慮的人就是因為擁有寶貴的反思能力，反而有著成長為良好父母的潛質。比渾渾噩噩成為父母，要好太多。但是，如果認為人父母太難，就應該放棄成為父母，那么有可能就錯過了擁有和孩子之間美好關系的體驗。當然，原生家庭的影響在這里會起非常大的作用，因為在原生家庭里體驗過糟糕親子關系的人，自然也會覺得有孩子是一件有太大壓力的事情。但也正如前面提到過的，如果能像魯迅所說“肩住黑暗的閘門”，就完全有可能去建構一種與原生家庭截然不同的家庭成員人際關系模式，無論是自己，還是孩子，都會被這種高質量的親密關系所滋養(yǎng)，成就彼此鏈接、又彼此獨立的人生幸福，從而“原生家庭”才能真正成為一個人成長的沃土，而不是充滿了創(chuàng)傷記憶的制造基地，“童年創(chuàng)傷”才不會再成為普遍困擾人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