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貴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又云，君子和而不同。相比較而言，“淡如水”好辦，無非是不尚浮華，重義輕利，貧而不諂，富而不矜?！昂投煌本陀行╇y度了，難在分寸不好把握。因為即便是好友，也會有意見相左的時候，雞毛蒜皮的小事可以忽略不計，倘若碰到大是大非，放棄立場，隨聲附和，就算不上君子；而各抒己見，相持不下，又會傷了和氣，雙方的友情還能延續(xù)下去嗎？
宋仁宗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區(qū)任職。期間，因與監(jiān)管酒稅官員富言有來往，認識了隨父而來泰州讀書的富弼。這位二十出頭的洛陽才子，盡管飽讀詩書，提筆成文，胸有溝壑，豪爽大度，卻還只是個茂才。時年三十五歲的范仲淹，一見之下，頗為驚訝，覺得他資質(zhì)不凡，將來必有大成。于是便揣著他的文章，去見御史中丞晏殊，鄭重推薦說：“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舉于朝而用之。”晏殊向以知人名世，看罷文稿，頗為稱許，聽說他尚未婚配，恰合東床之選，就托范仲淹從中作伐，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富弼。
唐宋之交，除三年一次科考外，也曾不定期地舉行制科考試，選拔特殊人才。制科，亦稱特科、大科，程式繁瑣，遴選嚴格。應(yīng)試者須由公卿推薦，先行預(yù)考，再由皇上親自出題公考。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仁宗頒詔制舉特科。范仲淹對富弼說，你當以此進身，并薦他為茂材異等。經(jīng)范仲淹指點和激勵，富弼得以入彀，授為將作監(jiān)丞、簽書河陽判官，自此步入仕途，并與范仲淹結(jié)成忘年之交，日久彌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歲，向以父輩尊稱。他們“相勖以忠，相勸以義”，“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無私”，在報效國家、追求自我完善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亦師亦友亦同僚的健康關(guān)系。
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革新人士，因遭貴族官僚利益代表人物的構(gòu)陷和擠壓，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富弼外放京東西路任安撫使，知鄆州。后來，山東一帶多有匪患，由于官兵不敵，有些地方官只好采取綏靖策略招撫。朝廷派員下來追究，范仲淹坐鎮(zhèn)處理。富弼秉性耿介，嫉惡如仇，遇事仗義執(zhí)言，從不盲從他人，即便見天子亦如此。他認為這些州縣長官拿著朝廷俸祿，竟然姑息養(yǎng)奸，論罪當誅，不然今后就沒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說，你有所不知，土匪勢強，嘯聚山林，難以圍剿，地方兵力不足，貿(mào)然圍剿，只能是勞師傷財，讓百姓白白受苦。他們按兵不動，以圖緩剿，這大概是保護百姓的權(quán)宜之計啊。富弼不以為然，臉紅脖子粗地與范仲淹爭吵起來。旁人覺得富弼意氣用事，也忒過分了，紛紛勸他說，你難道忘了范先生對你的大恩大德了嗎？富弼回答說，我同范先生乃君子之交，先生看重我，是因為我有獨立見解，并非讓我諸事隨聲附和，我怎能因私恩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呢？富弼所以能在范仲淹面前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因為在他內(nèi)心底處，已與范仲淹達成高度默契。正如明人李贄在《與河南吳中丞書》中說的那樣：“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為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
范仲淹“每以天下為己任”，自然不會去計較個人恩怨，更不會因為富弼頂嘴而生氣。事后，范仲淹對人說，富弼不同俗流，這正是我欣賞他的原因。范仲淹與富弼“出處以道，俯仰無愧”，“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后已，歡言如初”。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友情，范仲淹抱病由青州赴潁州任職，途徑徐州時不幸病卒，遠在蔡州的富弼不能親往吊唁，滿懷至誠之心、感恩之情寫下了《祭范文正公文》和《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銘》。富弼緬懷說：“某昔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末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xué)文，公實教之。肇復(fù)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喻，公實飭之。”范仲淹與富弼，既是和衷共濟的好友，也是莫逆之交的諍友，并能一以貫之，始終不渝，不僅備受時人推崇，而且深受后人贊賞，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官踐行“和而不同”政治理念的楷模。
附注：本文發(fā)表在《學(xué)習(xí)時報》2017年1月23日中外歷史版，責(zé)編曹穎新。理論之光、前線、鳳凰網(wǎng)、汗青網(wǎng)等媒體轉(zhuǎn)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