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震甌刑辯 袁驍樂
【案情】
被告人張三等人在被告人王某開設的棋牌室內賭博。期間張三等人以被害人李四出老千為由，糾集十余名同伙持刀具要求王某、李四解決。張三等人除了從王某、李四身上搜走數(shù)千元現(xiàn)金外，又留人在棋牌室看管王某妻子，以此逼迫王某向李四討要剩余的1.2萬元。王某遂與同伙挾持李四到車上，讓李四打電話給其妻子，以不給錢就毆打李四威脅李四之妻，從而得手1.5萬元。王某感覺事情蹊蹺，故只轉給張三等人8000元。
【問題】本案中涉及到的問題很多，如張三等人非法占有目的應如何認定，王某因妻子被限制人身自由而實施犯罪是否屬于脅從犯，張三等人是否應對王某實施的犯罪行為承擔共犯責任，王某等人通過非法拘禁李四來脅迫李四妻子交錢是否構成綁架罪等。筆者在這里，就談一談非法拘禁、敲詐勒索與綁架三個罪名之間的區(qū)分問題。
【爭議】
在三個罪名當中，非法拘禁與綁架當中，均包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要素。
刑法第238條第3款規(guī)定：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早些年的司法實踐中有種觀點認為：“為索取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指的是合法債務，為索取非法債務如賭博債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應以綁架罪定罪處罰。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19日下發(fā)《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規(guī)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扣押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至此，只要是為索取債務，無論該債務是否應受法律保護，對于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均應定性為非法拘禁不再存有爭議。
但是，上述爭議，在筆者看來，本就不應該產生。即：無論索取合法或非法之債，單論行為本身，仍只限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范疇，這與綁架所要求的挾持人質，在人身危險程度上的差異較大，因此，斷無適用綁架的空間。早前提出，索取非法之債應定綁架的觀點，本身就混淆了兩罪在人身危險程度上的差異，將區(qū)分的標準落到了主觀目的上。
而敲詐勒索，是指以恐嚇、威脅、要挾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敲詐勒索與非法拘禁比較容易區(qū)分，因為后者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由于綁架當中包含勒索型和人質型兩種類型，因此，在特定的情況下，敲詐勒索會與綁架產生交叉。即：當行為人以非法扣押、拘禁他人作為脅迫手段，來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也就是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被害人與敲詐勒索的被害人不一致時，就存在對該行為應定敲詐勒索還是綁架的爭議。
【辨析】
根據(jù)以上分析，三者之間的界定就可以細化為勒索型綁架與敲詐勒索的區(qū)別，和人質型綁架與非法拘禁的區(qū)別兩個問題。
首先來看勒索型綁架與敲詐勒索的區(qū)別。
勒索型綁架，簡言之就是“拿錢贖人”，行為人利用人質的安危脅迫第三人交付贖金。由于綁架罪系法定刑十年以上的重罪，雖然《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情節(jié)較輕”的內容，但起點刑仍重于大多數(shù)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罪名。因此，理當從嚴把握勒索型綁架當中人質生命健康權的危險程度。這種危險程度的判斷標準雖然較為主觀，但仍有一定的方法。辯護人認為，可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根據(jù)贖金的數(shù)額。實施綁架者之所以被稱為“綁匪”，表明其一般為窮兇極惡之人，其甘冒巨大的責任風險而勒索贖金，必然不滿足于較少的金額。因此，勒索型綁架的目標往往是有較高價值的人物，而以贖人為對價的金額通常也很高。
第二，根據(jù)第三人對人質危險的感受。勒索型綁架者，往往會通過某種方式讓第三人對于人質生命安全產生巨大的緊迫感和恐懼感，即如果不按要求交付贖金，人就有可能回不來了。如果無法讓第三人產生這種感受，則難以實現(xiàn)巨額的勒索目的。
而敲詐勒索當中的“威脅”內容，并不僅限于對被害人本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進行威脅，也可針對被害人親屬等第三人，只要足以使被勒索者產生恐懼心理即可。那么，在以非法拘禁并向第三人施害的方式要求被勒索者支付錢財?shù)那樾危ê喎Q“拘禁型敲詐勒索”）之下，就存在與勒索型綁架的區(qū)分問題。
結合前述二點分析方法：
第一，拘禁型敲詐勒索的行為人往往借助某種事實上并不成立的由頭進行索要，如賠償金、債務、工資等等，且金額一般不高，無法得出人質生命對價的“贖金”這樣的結論。
第二，拘禁型敲詐勒索雖然也有威脅，但通常只是以不交錢就打他作為威脅手段，被勒索者不會產生危及人質生命安全的恐懼感，而往往只是出于害怕被拘禁者遭受毆打才被迫交付錢物。也正因如此，如果將被拘禁人定義為“人質”，很難符合一般大眾的心理預期。
其次，人質型綁架與非法拘禁的區(qū)別。
人質型綁架和非法拘禁兩者的犯罪目的，并非絕對不涉及財物。比如綁架老板子女討要確實拖欠的薪資，或者是為索取合法或非法債務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由于欠缺非法占有目的要素，故只評價行為當中侵犯人身權的部分。顯然，兩罪的共同之處在于，都對被害人實施了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的行為，并且從刑法條文看，非法拘禁也不排斥毆打情節(jié)。
因此，如果不把兩罪的區(qū)別再次引向前面的核心問題，即根據(jù)被限制人身自由者所面臨的危險程度來進行界定，將會導致人質型綁架與非法拘禁的絕對混同，這顯然并非立法本意。
司法實踐中有種觀點認為，非法拘禁+敲詐勒索=綁架（勒索）。辯護人認為，這是錯誤理解了兩罪的界限，也是導致兩個法定刑相差懸殊的罪名在具體案件審理中適用混亂的原因。上述等式的邏輯錯誤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證偽：去掉敲詐勒索后，非法拘禁=人質型綁架？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基于以上分析，再回到案例當中，就很容易作出判斷：王某通過非法扣押李四索要的金額明顯不符合“人質贖金”的常理標準；對于被威脅者李四的妻子所產生的精神強制力，來源于擔心李四被毆打，而遠未達到擔心人質生命安危的程度。也就是說，本案的暴力程度，根本達不到綁架這一嚴重暴力犯罪所要求的程度。因此，如果能夠認定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定性為敲詐勒索，如果不能認定王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則定性為非法拘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