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無痕
商鞅對于秦帝國，甚至整個中華帝國的意義一直被低估。其實我要說的是，沒有商鞅就沒有強大的秦帝國，沒有強大的秦帝國就沒有強大的中華帝國。但是，商鞅的下場極其悲慘，以謀反的罪名被車裂。死后也一直沒有好的名聲。太史公著史，一貫是公正的，特別是對那些悲劇的英雄向來報以同情，比如對于項羽。但奇怪的是，太史公在著述商鞅的列傳時，對于他的下場，并沒有給予道義上的支持，反而借趙良之口，通過商鞅與五羖大夫百里奚對比，來襯托商鞅在人品上的缺陷，似乎他的最后被車裂是罪有余辜。至此，太史公還覺不過癮，在《商君列傳》末尾再來一段“太史公曰”，對于商君的評價給了“刻薄少恩”四個字，因此，商鞅基本就被釘在恥辱的十字架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司馬遷
對于太史公，我是極為尊敬的，但對于太史公對商鞅的評價我認為有失偏頗。背后原因，我的揣度是應該有儒家對法家的門戶之見（儒家講守舊，法家講變革；儒家講維持舊秩序，法家講建立新秩序；儒家講虛名，法家圖實利）。商鞅的死罪固然有他性格和人品上的缺陷，但背后最真實的原因是因為商鞅的變法觸動了秦國權(quán)貴們的利益，這種仇恨積聚的很深，最后由于秦孝公的死，商鞅失去支持的大樹后，對商鞅恨之入骨的權(quán)貴們終于等到復仇的機會，一舉將商君送上死路，并且用的是極其殘酷的車裂方式——五馬分尸。
商鞅被車裂，又被誅九族，對于這樣的人的資料和檔案，當然是要銷毀殆盡的，所以到了太史公時代，對商鞅的個人資料已經(jīng)相當匱乏，所以到現(xiàn)在我們也不知道商鞅生于何時，他的祖父是誰，父親是誰，童年是怎么度過的。唯一知道的是他是衛(wèi)國的一個公子，衛(wèi)國那時候已經(jīng)是魏國的附屬國，商鞅在魏相國公叔座手下當差，不知道為什么公叔座直到自己快死了才意識到商鞅是個了不起的人，在魏惠王來向他探病的時候推薦了商鞅，并希望惠王能重用商鞅，“愿王舉國而聽之”，等于是希望商鞅能接替自己的位置。并又說，如果您不用他，就殺了他，不要讓他離開魏國。魏惠王口頭應付了一下，魏惠王走了以后，公叔座知道惠王不會重用商鞅，于心不忍，就將情況告訴了商鞅，希望商鞅趕快逃跑，商鞅說，既然惠王不會聽信你重用我，也就不會聽信你而殺了我。后來魏惠王果然對身邊的人說：“公孫座真是老糊涂了啊，叫我讓全國的人都聽商鞅一個人的，哪有這樣的道理?。俊?/p>
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國沒有前途，加上秦孝公廷攬人才，就逃到秦國并通過秦孝公寵信的太監(jiān)得以引薦。第一天，商鞅給孝公講帝道，孝公聽了打瞌睡；第二天講王道，孝公還是打瞌睡；第三天講霸道，孝公越聽越精神，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座位往前移，連續(xù)聽了好幾天，都不感到累，下定決心重用商鞅實行變法。
由于資料的缺失，我們很難知道商鞅變法的具體條款。但總體的框架是獎勵農(nóng)耕，讓秦國有了立國之本；軍功授爵，讓舉國之人綁上了秦國的戰(zhàn)車；行伍制，是最早的戶籍管理制度；郡縣制，為中央集權(quán)奠定基礎(chǔ)；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quán)衡丈尺……商鞅變法舉措是非常有效的，特別是調(diào)動了農(nóng)耕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國家的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
但是商鞅的變法對宗親貴戚是個沉重打擊，因為他們不能通過門第來獲得爵位，在軍功面前一律平等。所以他們要跳出來反對，其中包括太子。為了維護新法的權(quán)威，商鞅只能采取霹靂手段，太子不能施刑，就處罰他們的老師。這就與太子結(jié)下了梁子，種下了苦果。
秦孝公在位時，極力維護商鞅，讓新法得以施行了18年。期間，“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孝公讓商鞅將兵討伐魏國，商鞅利用手段打破魏兵，逼迫魏國割讓河西之地，將國都從安邑遷往大梁。梁惠王（就是之前的魏惠王）恨得跺腳，后悔沒有聽信公孫座的話。
秦孝公一死，太子繼位，是為秦惠王，商鞅的末日就來臨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商鞅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得退守封地商邑，秦國以商鞅謀反之名發(fā)兵攻打商邑，車裂商鞅，而且滅了商鞅整個家族。
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變革是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必然會有利益的沖突，必然會觸及部門利益、階層利益、集團利益，所以改革者自身難以全身而退。商鞅的變法，是先進有效的變革，促進了國富民強，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chǔ)，促進了統(tǒng)一的秦帝國的產(chǎn)生，“后世皆行秦制”，商鞅變法的某些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說，沒有商鞅就沒有強大的秦帝國，沒有秦帝國就沒有中華帝國。商鞅變法影響如此之深遠，但商鞅本人卻遭受如此下場，真是一種悲哀，這是變革者的悲哀：此后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新法，對于變法者本身，都沒有好的下場。
魯迅先生曾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魯迅先生還說過，中國太難改變了，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說明改革有多難！不改革，積重難返，就如患癌的肌膚，大家在一步步走向等死；但如果有變革的良醫(yī)，為了拯救整個身體，切除患癌的一個指頭，以去除沉疴，本來是很好的事，卻因為引發(fā)了某些個人某些集團的錐心之痛，引起他們的仇恨、圍攻、報復，一定要將改革者置于死地，實在是悲哀！更悲哀的是，最后儒家在評論他的時候，說他“刻薄寡恩”，為人不知道低調(diào)，不知道要夾著尾巴做人（夾著尾巴做人的人，你能想象他會去推動任何一點改革嗎？），所以罪有應得，死有余辜。
儒家好是好，但不能說沒有缺陷，對法家的詆毀打擊，便是缺陷之一，我們的社會幾千年來缺少變革，缺少對變革者公正的評價，是應該深刻反思的。
榆木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