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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性社會地位有多低?

日本女性社會地位有多低?

“日本應讓女性工作,他們將推動經(jīng)濟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IMF世行2013年秋季年會上老調重彈道,早在去年東京秋季年會上,她也曾當著多位日本政府官員的面強調,“我相信,除了讓她們幫忙恐怕別無選擇,而且她們確實能幫上忙。”
 
  對于拉加德的這一番肺腑之言,日本的政府官員心領神會,安倍更是了然于胸。他去年大選時就強調,“所有上市企業(yè)董事中都必須至少有一名女性,截至2020年女性在所有領域中至少需占據(jù)30%的領導崗位!”
 
  不過,這一目標并非安倍首次提出,日本政府早在10年前的2003年便已提出,并在2005年明確地寫進“男女共同參劃第2次基本計劃”。但可以斷言,要切實提高女性社會地位,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甚至是“Impossible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解凍融冰也絕非一日之功。
 
  日本女性社會地位有多低?
 
  日本女性的地位是高是低,可謂見仁見智。因為日本的家庭經(jīng)濟大權往往為女性掌管,所以很多人并不認為日本女性地位低,反而覺得日本男性只是表面風光,其實很命苦,平日若去咖啡廳,往往很少看到男性的身影,在悠閑地喝咖啡聊天的基本上都是女性。
 
  不過,單僅從“社會地位”角度而言,日本女性的處境確實不容樂觀,日本女性社會地位不高恐怕是不爭的事實,多份調查報告均得出相同結論。
 
  2006年,萬事達卡曾對韓國、日本、菲律賓等13個亞太國家男性和女性社會經(jīng)濟地位展開調查,并從女性就業(yè)率、管理職比重、高等教育比率、收入水平等四項指標綜合評出“女性成就指數(shù)”,結果顯示,日本在這一指數(shù)在13個國家中排倒數(shù)第一。
 
  2007年,聯(lián)合國發(fā)布“性別對工作授權造成的影響”的發(fā)展計劃報告,其中顯示,在全球75個參與該計劃的國家中,日本排名第42位,在發(fā)達國家中排倒數(shù)第一,這意味著日本是發(fā)達國家中男女工作機會最不平等的國家。
 
  此外,瑞士智庫機構——“世界經(jīng)濟論壇”(WorldEconomicForum)自2005年起每年都發(fā)布《男女格差報告》,從經(jīng)濟、教育、政治和健康等四個領域來分析被調查國的男女差距,并據(jù)此評算出“男女平等指數(shù)”。日本的這一指數(shù)一直處于末位行列,2007年在115個調查國家中排第79位,與發(fā)展中國家處于同一水準。2008年至2012年,在130-135個調查國家中,分別排第98、101、94、98、101位。而且,近2/3的被調查國出現(xiàn)提升,但日本卻一直不見改善,甚至呈現(xiàn)出下滑趨勢。
 
  最近的報告則是去年12月17日世界經(jīng)合組織(OECD)發(fā)布的“性別論壇”報告,結果也顯示,在34個發(fā)達國家加盟國中,日本40歲以上男女薪資差距高達40%,僅次于韓國位居倒數(shù)第二,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成員比例僅為5%,為加盟國中最低。
 
  日本職場女性“被輸”在了起跑線上
 
  日本女性為什么“社會地位”低下呢?單拿職場而言,雖然泡沫經(jīng)濟破滅后,隨著“男主外、女主內”傳統(tǒng)家庭結構的逐步瓦解,日本女性開始步入職場,但“日本特色”的雇傭機制讓她們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難有作為。我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時的恩師、日本勞動法學會原會長淺倉教授曾言,“雖然女性已進入職場,但職場中的男女不平等并沒有改善?!?/div>
 
  首先,職業(yè)崗位劃分從一開始便存在男女差異。日本的公司在招聘時往往將崗位大致分成“綜合職”和“一般職”,前者主要承擔較復雜的業(yè)務,可得到良好培養(yǎng)、步步晉升,后者則負責簡單的輔助性事務工作,晉升機會渺茫。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綜合職”崗位的女性比例僅為3%,“一般職”崗位的女性比例卻超過90%。
 
  其次,雇傭形態(tài)上男女差異巨大。泡沫經(jīng)濟破滅之后,日本企業(yè)為節(jié)省成本,都在紛紛降低正式職員比例,轉向增加非正式雇傭。其中,前者可享受較豐厚的福利和獎金,后者則幾乎沒有。
 
  不僅如此,二者的基本薪資也差距明顯,日本國稅廳9月發(fā)布的“2012年度民間薪資實態(tài)統(tǒng)計調查”顯示,日本正式職員的平均年薪為467萬日元,而非正式職員的平均年薪只有168萬。
 
  根據(jù)日本總務省2月發(fā)布的“勞動力調查2012年速報”,日本非正式職員中的女性比例已高達70.2%,即每10名非正式職員就有7名是女性;女性的非正式雇傭比例高達54.5%,即每10名職場女性中就有近6名是非正式職員。
 
  簡而言之,日本職場的男性和女性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職場道路將完全不同,從一開始便被安排去做“一般職”、并且身份是“非正式職員”的日本職場女性,注定了只可能有一個結局:在職業(yè)生涯中薪水將比男性低、升至高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事實上,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也佐證了這一點。日本國稅廳的薪資調查顯示,日本男性平均年薪高達503.8萬日元,女性卻只有267.9萬日元,尤其是50歲-54歲年齡段,男女平均年薪高達641萬日元,女性卻只有276萬日元。
 
  國際勞工組織早在2005年就發(fā)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盡管日本2700萬職業(yè)女性占到勞動大軍的近一半,但女性只占領導崗位的10.1%,美國女性卻占到42.5%。日本《東洋經(jīng)濟》雜志2010年的調查也顯示,在日本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只有1.2%,美國財富五百強公司的女性高管比重卻高達13.5%。
 
  日本女性為何會輸在起跑線上
 
  那么,日本為何存在這樣的機制,讓女性從一開始就只能“被輸”在起跑線上呢?我認為,大體上可歸結為有三個原因。
 
  首先,日本社會對男女的看法仍保留著濃厚的傳統(tǒng)思維,“草食男”雖然越來越多,但日本社會的基本特質仍是“男權社會”。日本內閣府去年12月15日發(fā)布的“男女共同參畫世論調查”顯示,仍有56.1%的人贊成“丈夫應在外工作,妻子應在內持家”,反對則只有45.1%。
 
  日本有句話叫“女子三界無家”,即女人降生后,其家是父母的;長大出嫁后,其家是丈夫的;丈夫死后,其家是兒子的,所以需“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婦女三從”的翻版,但中國經(jīng)過一番“不愛紅裝愛武裝”、“女人能頂半邊天”的洗禮后,所謂“封建遺毒”已消失全無,反而日本仍殘留了不少。
 
  其次,日本缺乏幫助女性育兒、工作兩不誤的環(huán)境。正如摩根大通駐東京首席經(jīng)濟學家菅野雅明所言,“日本女性在就業(yè)中的參與度呈現(xiàn)M型曲線,當超過30歲和有了孩子后,參與度會下降。當她們重回工作崗位時,可能無法獲得晉升,再加上日本缺乏兒童看護機構,阻礙了女性就業(yè)?!?/div>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第14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顯示,日本女性在生育前有工作的比率為70.7%,但生育后還能繼續(xù)工作的女性比率驟降至26.8%。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也顯示,在25-34歲日本女性辭職者中,64.5%的辭職理由是“結婚育兒”,但辭職女性中仍有強烈工作欲望的比例高達63.3%。既然如此為何還要辭職,65.1%的女性回答“工作與育兒實在難兩立”。
 
  并且,政府在稅收、福利等方面也將婚后女性劃分為被撫養(yǎng)者,若不工作或薪水較低,丈夫的薪水會相應地增加配偶補貼、育兒補貼等,但如果出去工作,且薪水較高的話,這些補貼會取消,丈夫另需繳納較更高的個稅,整個家庭的收入未必會增加。
 
  于是,日本職場便形成了這樣的循環(huán):在公司方看來,女性結婚育兒后大多會辭職,因此很難一視同仁地安排成“綜合職”正式職員;日本女性也在如此嚴苛的現(xiàn)狀面前,變得泰然處之或無奈接受,職業(yè)追求的欲望很弱。
 
  日本能率協(xié)會集團9月23日發(fā)布的調查就顯示,81.1%的日本職場女性不希望成為“管理者”,與工作相比更重視家庭等私生活的傾向明顯。法國巴黎銀行駐日本首席信用分析師ManaNakazora分析認為,“現(xiàn)在的日本女性比以前更保守,她們沒有可以效仿的榜樣?!?/div>
 
  激活女性資源是萬里長征
 
  但另一方面,日本現(xiàn)在面對的是一顆人口定時炸彈。日本人口白皮書預計,到2050年日本人口將從目前的1.27億降至9000萬,勞動人口與需贍養(yǎng)人口比例將從目前的7:3變成1:1。但由于日本移民政策十分苛刻﹐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占其總人口比例是經(jīng)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比例最低的,比例不到2%。因此,日本只有一條路可走:激活女性資源。
 
  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良好,大學畢業(yè)生的男女比例約為1:1,職場男女的比例卻是3:1,這意味著日本正浪費著大量的女性人才。高盛2010年甚至專門發(fā)布“女人經(jīng)濟學3.0:即刻行動”報告,呼吁日本要充分利用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稱這將為職場增加820萬名人才,也能令日本經(jīng)濟每年多增長15%,這相當于日本汽車產(chǎn)業(yè)規(guī)模的兩倍。
 
  基于此,安倍政府正在想盡一切想法試圖提高女性社會地位,去年一當選便任命兩名女性擔任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總務會長(野田圣子)等要職,引發(fā)輿論熱議,因為這在自民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此外,還三番五次地要求企業(yè)界改善女性就業(yè)環(huán)境,包括敦促企業(yè)界將產(chǎn)假從1年半延長至3年等等。
 
  但是,激活女性資源,顯然涉及到法律、社會觀念、制度架構等各方面的改革,這不是一次百米賽跑,而是一次必須以百米賽跑的速度來完成的萬里長征,當下的日本只是邁出了第一步。
 
  (本文作者蔡成平介紹: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著有《柳井正與優(yōu)衣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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