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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國文明

 


關鍵字 古中國的簡介 四大古都 思想 文學藝術 織繡
〖古中國的簡介〗
中國是人類重要的發(fā)祥地之一。早在約八百萬年以前,在云南的開遠、祿豐等地已經生活著古猿。此后,經過漫長時間的進化,產生了不同時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時經歷了原始人群、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幾個階段。
中國又是一個有著輝煌文明的古老國度。從步入文明的門檻之日起,中國先后經歷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戰(zhàn)國、秦朝、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遼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歷史時期。歷代統(tǒng)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績在歷史舞臺上演出了內容不同的劇目,或名垂青史,或遺臭萬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經歷了奴隸社會發(fā)展的全部過程。從戰(zhàn)國開始,封建社會孕育形成,秦朝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tǒng)封建帝國。此后,兩漢王朝是封建社會迅速成長的階段,唐、宋時期經歷了封建社會最輝煌的時代,至明、清兩代,封建社會盛極而衰,并最終步入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
在數千年的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以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聰明才智,譜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創(chuàng)造了同期世界歷史上極其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萬里長城、大運河、明清故宮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種出土文物,無不反映出大膽、高超的生產技術;同時在思想文化、科學技術領域產生了無數杰出的人物,創(chuàng)造出無比博大、深厚的業(yè)績;而包括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印刷術這“四大發(fā)明”在內的無數科技成就,更使全人類獲益非淺。

〖四大古都〗
中國四大古都中國四大古都(西安,洛陽,北京(特指古代北京),南京)有共性,卻也自有其個性,共性上看地理位置險要,能扼守一方;依山傍水,易守難攻。
長安--洛陽是元代以前中國的中 軸線,南京--北京則是近代中國的中軸線。長安,洛陽,北京都曾在經濟政治上達到了封建 社會的顛峰。其個性試做探討,歡迎指點。長安“長安”二子書寫了顛峰時期的輝煌,從“文景之治”到“貞觀盛世”,長安成為了 古代都城的典范。曾經的長安是國際都市,站于世界之顛接受無數的西方移民。四大古都中,政權建立在長安的是最穩(wěn)定的。在政治文化對古中國 畢琢 多。直到今天,“長治久安” 還為中國人津津樂道,其兵馬俑為世界奇跡之一。弱點是離中國經濟重心比遠,使得洛陽 多次“篡權”成功。雖然后期失去了作為都城的機會,卻也成為了被帝國主義炮火攻破的機會,令人感覺更加完美。 特點:大氣。 點評:西羅馬,東長安。
洛陽:洛陽是四大古都中比較全面的,其風格很“中庸”。既有強漢盛唐的大氣,也不乏秀 麗的嫵媚氣息(如牡丹),伊洛兩河交匯使之看起來更有靈性。這可以從地理置上分析, 洛陽在四大古都的中間,所以也成為了接受政權最多的都城。洛陽的文化在四大古都是比較 突出的。古代中西文化交匯上貢獻比較大,如佛,道,理的起源壯大,老子,孔子相會,李白杜埔的相會,白居易的隱居等等。其隋煬帝--武則天是其發(fā)展史上的顛峰,為世界大都會 。隋唐洛陽城,古代城市的典范作品之一。弱點:建都洛陽的朝代多要經歷大起大落,常以 大火焚城告終。在洛陽的皇帝大臣多奢侈,如西苑。和長安一樣,比較幸運,失去了后期背 黑鍋的機會,反而看起來挺美。 特點:兼容 點評;若問古今興費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北京:四大古都最男子化的地方,金戈鐵馬,戰(zhàn)鼓號角,男人的風格做這里發(fā)揮的淋漓盡致 。元代,中國軍事上橫掃三大陸,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永恒的驕傲。代表征服和防御的長城是 這個都城最真實的寫照。漢人常說少數民族野蠻,但他們?yōu)橹袊倪|闊疆土做為了巨大的貢 獻。遺憾的是北京的文化氣息比較弱,元曲似乎聲高和寡,在科技上對中國的貢獻度也不夠 大。有人說清朝是中國的恥辱,這個是非常片面的,康熙,乾隆,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失為杰 出的好皇帝。在當時中國的發(fā)展趨勢,即使都城是長安或者洛陽,也未必擋的住帝國主義的 炮火。北京,中國的偉大古都。 特點:霸氣 點評:中國1000年看北京
南京:四大古都中比較具有胭脂氣的。從隋煬帝從洛陽下江都到明帝遷都北京,南京好象始 終為其他三大古都的陪襯,擔當的是過渡的作用。南京的政權或者偏安,或者不穩(wěn)定。沒有 達到過中國封建社會的顛峰。似乎也與江南文化有關系。文雅有余,剛烈不足。 特點:嫵媚 點評: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qū)幾乎同時地涌現和發(fā)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chuàng)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chuàng)的哲學和由古中國圣人首創(chuàng)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tǒng)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于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志即是秦始皇一統(tǒng)中國之后的“焚書坑儒”。其后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xù)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之后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僵尸被后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尸布包裝著,一再出現在歷代中國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國之后,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燒了。  
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筆者本人關于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 (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人們過去僅僅用“愛智慧”來定義哲學不過是同義反復,實則什么也沒有說,因為人們又會問,什么是智慧呢?難道智慧是自明的嗎?今天看來,盡管中國人有約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傳統(tǒng),但是在什么是智慧這個問題上,傳統(tǒng)中國人的回答卻是非?;煦绲?,而且也是非常偏頗的。不錯,中國古代的人學——儒學,提倡了一種人類中極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歷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卻絕對會被人們視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說白了,它并沒有真正教人應對自然問題、應對社會問題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滿中國文獻倉庫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諸子百家之書。中國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來的官場權力斗爭,所以,中國人傳統(tǒng)的智慧與其說是人學,不如說是官場斗爭中的權術謀略之學,它們或許更多地是屬于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等,而不是屬于人學的儒家,其中充滿了無任何理性可言的計謀、機變、說謊、詐騙等等。說到底,傳統(tǒng)的中國人幾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與人斗心眼、斗權術、斗謀略、斗機變的充滿了非理性的工具,這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學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臘人哲學是從人認識自然物開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變性(其壽命遠比人長)和明顯的規(guī)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臘人創(chuàng)造了哲學,不像古代中國人的人學僅從認識人自身出發(fā),最初創(chuàng)立的卻是占卜之學的《易經》,明顯帶有絕對可變性的宿命,從而遠離了世界的不變性和規(guī)律性。傳統(tǒng)中國人在長遠的歷史中忽視了邏輯的創(chuàng)造,也即忽視了思維工具的創(chuàng)造,所以,中國人迄今為止的一切所謂創(chuàng)造發(fā)明(包括四大發(fā)明)都帶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質,而毫不具有理論思維的必然的邏輯性,所以命定中國人在近代的歷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邏輯必然性學問的西方人來用“船堅炮銳”的方式轟開自己的大門。

〖文學藝術〗
先秦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有史以前的口頭文學,由于沒有文字記載,流傳下來的不多,但其中神話一部分卻是相當豐富的。神話的產生遠在階級社會以前。它在廣大群眾中口耳流傳,經過不斷的修改補充,越來越優(yōu)美,越來越富于藝術想象,這是口頭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詩歌在其發(fā)展的最初階段,也是一種口頭創(chuàng)作,完全是屬于全社會的文學藝術。繼《詩經》三百篇之后,在我國文學史上放射出萬丈光芒的詩歌就是“楚辭”。“楚辭”主要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在學習民歌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的新詩體。由于戰(zhàn)國時代社會的根本變化,私人著書的風氣大盛?!∥覀兞晳T向來是“風”、“騷”并稱的,“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秶L》和《離騷》在過去的確為我們指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兩條光明大道,今后也還會繼續(xù)起著應有的作用?!对娊洝泛统o對于后世文學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至于后世政治家、哲學家、學者的政論文和理論文,古文家、歷史家的敘事文和傳記文,很多取法于先秦的散文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藝術方面也還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兩漢文學,賦和散文都很發(fā)達。東漢產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賦和散文。但賦的成就實遠在散文之下。漢初的賦,一般模擬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實感、新鮮感,已不能引起讀者多大的興趣。兩漢歷史散文達到高度發(fā)展的階段。主要標志是司馬遷的《史記》。作者利用先秦史學的一切成就,創(chuàng)造了一種規(guī)模巨大、組織完備的新制——紀傳體,使我國史學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在史學史上有不朽的功績。作者那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是先秦史官“書法”傳統(tǒng)的直接繼承和發(fā)揚光大。他尊重客觀事實,又有鮮明傾向,既敢于揭露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也敢于歌頌農民起義的英雄,表現了唯物主義和人民性的思想。兩漢政論散文是先秦諸子散文的馀波。它們的內容和風格一般不如諸子散文豐富多采。但它們指責現實黑暗,揭露社會矛盾,切合實際,暢所欲言,質樸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兩漢文學,經歷了四言詩、騷體賦的衰微,大賦的興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賦和五言詩的興起等一系列文學形式的興衰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說明了:一種文學形式的興起或衰落,都和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適應這種變化的文學發(fā)展要求有密切的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fā)展尤為突出。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并創(chuàng)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從西晉以來,由于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別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tǒng)治文壇的地位。在眾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著發(fā)展。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fā)展上是一個進步。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fā)達的文體。只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雋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后代也發(fā)生過一定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它們雖然只是隨筆雜記,并非有意識的創(chuàng)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guī)模,對后來的小說、戲曲產生很大的影響。
唐代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的時代,詩歌、散文、小說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詩歌的成就尤為突出。唐代詩人之眾和作品之多都超過了已往各代。僅《全唐詩》所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近五萬首詩。唐詩內容的廣泛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唐代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也全面地反映了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從唐代一些詩歌與記載來看,唐代民歌是十分發(fā)達的??上Я鱾飨聛淼臉O少。但無疑它在當時對唐代文人詩歌發(fā)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劉禹錫的有名的《竹枝詞》便是摹仿民歌之作。唐代文學的輝煌成就,表現了我們民族高度的智慧與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唐代文學不僅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對亞洲的日本、朝鮮、越南等許多毗鄰國家文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宋代的散文、詩、詞,繼承唐五代的成就,繼續(xù)有所發(fā)展。話本、戲曲、說唱文學更為元明以來小說、戲曲的繁榮準備了條件。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方面,在歐陽修、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的大力倡導之下,繼承了韓愈、柳宗元等的成就,進一步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一直影響到明清的許多古文家。宋詞的思想內容不及宋詩豐富,藝術上卻表現了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對后來詞家的影響也比唐五代詞大。隨著創(chuàng)作的繁榮,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有所發(fā)展。宋人詩論文論,散見各重要作家詩文中的,如梅堯臣之論情景,蘇軾之論辭達,陸游之論“躬行”,都是他們長期創(chuàng)作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fā)。宋代出現的各種話本及講唱文學,它們面對廣泛的中下層人民,運用通俗的語言和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這些新的文學現象的出現,不但使宋代文學呈現出一種新面目,并且使中國文學開始向小說、戲曲的繁榮階段過渡。
元代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的武裝起義一直沒有停止過。反映在元代文學,特別在雜劇和民間文學里的主要內容是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對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同時也鼓舞了廣大人民反對元朝統(tǒng)治的斗爭。元雜劇是在我國深厚的民族藝術基礎上,直接受院本和諸宮調的影響而產生的,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它又是時代的產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會生活。元雜劇內容豐富,風格多樣,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雜劇創(chuàng)作的繁盛局面。同時,元雜劇中也明顯地反映了不同階級思想的尖銳斗爭。少數詩文作家繼承了我國詩文中進步的傳統(tǒng),寫出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而大多數作家脫離現實,脫離人民,消極避世的傾向比較嚴重,大都只能在藝術方面模擬前人,成就不大。這時還出現了新的詩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欄里的無名藝人,到后來出現了關漢卿、馬致遠等文人的作品,表現他們對現實的強烈不滿,作風明快潑辣。
明代文學發(fā)展的輪廓是很清楚的。以中葉弘治、正德年間為界限,可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文學,除在元明之際出現的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外,成就是不大的。中葉后,文壇上開始出現了繁榮的局面。這是與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上的種種變化分不開的,是和城市工商業(yè)的繁盛,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群眾的增加以及先進的哲學思潮及其對思想界的巨大影響緊密相關的。明代各種文學體裁所達到的成就是相當不平衡的。概括地說,散文、詩詞比起以往的各個時期來說是處在一種衰退的狀態(tài),而適應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而興起的小說、戲曲和民間文學則有著巨大的成就,產生了很多優(yōu)秀的作品,成為明代文學的主流。明代長篇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等著名作品,是在人民群眾集體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經過作家加工再創(chuàng)造而成的。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國文學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清代優(yōu)秀的文言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對封建制度和統(tǒng)治階級的揭露批判達到了新的高度,藝術表現也有著顯著的提高。作者們繼承并發(fā)揚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宋元話本,以及明代章回小說的進步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了《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著名的作品。清代傳奇、雜劇是明代戲曲發(fā)展的繼續(xù)。清代在詩、詞、散文、駢文的領域里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幾乎歷代盛行的各種文學體裁均有所繼承和發(fā)展。但由于大多數作家基本上沒有跳出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十八世紀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的最后一個繁盛的階段。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隨著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中國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文學上也逐漸發(fā)生了新變化。


〖古中國美麗織繡〗
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凱撒大帝曾經對一種有著精美花紋的絲織品如醉如癡,這些美麗的織物讓帝國無數的貴族都為之目眩神迷,它們產自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中國。久負盛名的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傳送到遙遠的歐洲,給西方人帶去了美麗、尊貴與榮耀……而那些有著精巧美麗花紋的絲織品,洋溢著中國人在絲織業(yè)方面的智慧,讓后人充滿了對那個年代的中國織繡人的種種遐想和敬意。

〖蠶絲古老的時裝秀〗
一種能夠吐絲的小蟲,備受古中國推崇,人們把它奉為蠶神。傳說4000多年前,中國有位名叫黃帝的部落首領,率眾統(tǒng)一了四方,在舉行天下會盟的慶功會時,一位美麗的姑娘從天而降,手中捧著一束金色的蠶絲,黃帝命人把蠶絲織成輕軟如云的絹綢,這美麗的織物被制成黃帝的王冠和袍服,黃帝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神,這就是歷史上“蠶神獻絲”的故事。
中國是蠶絲的故鄉(xiāng),也是絲織刺繡的發(fā)源地。
根據考古發(fā)現,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距今5000年的良渚、紅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發(fā)現了織布的原始工具,也發(fā)現了麻的織物殘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了原始的織造生產。

〖織繡圖騰皇家的獨尊〗
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荊州市的馬山鎮(zhèn)發(fā)掘出一座公元前3世紀左右的戰(zhàn)國楚墓。古墓中的發(fā)現簡直讓所有考古學者都欣喜若狂,這里不僅出土了后來聞名世界的越王勾踐劍,還完整保存了35件迄今所見世界上時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絲織物。這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傳世最早的刺繡實物,一幅幅精美的織繡作品看上去依然針腳整齊,配色清雅,線條流暢,圖案中龍游鳳舞,猛虎瑞獸,都表現得自然生動,活潑有力,充分顯示出當時楚國刺繡藝術之成就。
中國古代的帝王都自命為“真龍?zhí)熳?#8221;,認為自己受命于天,駕臨人世,統(tǒng)治眾生,于是在服飾上大量使用傳說中的神獸“龍”的形象,以示君臨天下,唯我獨尊。帝王們自稱為龍,按照龍鳳的對應關系,帝后妃嬪們就開始稱鳳比鳳了,所以龍鳳圖案慢慢成為皇家服飾上專有的圖案了。在古代絲織物中,錦是代表最高技術水平的織物,織錦中最高貴的是“南京云錦”,因為云錦外觀富麗華貴、色彩絢爛如云霞而得名,這種精美的織造技藝,從它誕生之初似乎就注定成為皇家的寵兒,古代帝王們的服飾,大部分就是用這種光彩奪目的南京云錦縫制而成的。在傳統(tǒng)的云錦圖案中,龍紋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據御用服飾的規(guī)定和宮廷裝飾的不同要求,龍紋的姿態(tài)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正龍、臥龍、行龍、出海龍、入海龍、戲珠龍,各種不同姿態(tài)的龍紋造型,象征帝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威嚴氣勢,而龍紋周邊云海的陪襯,更是為了彰顯帝王氣勢的威武磅礴。

〖絲繡比頭發(fā)絲還細〗
在封建社會,美麗華貴的織繡品日益成為標志身份地位的象征。據記載,唐代玄宗年間的美人楊貴妃,可謂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在當時的宮廷中,僅僅為楊貴妃一人織造錦緞、刺繡衣裙的工人,就多達700人。
在當時的南海,也就是今天的廣州,流傳著一個美麗的故事。傳說一位奇女子盧眉娘剛出生時,眉如絲線纖長,所以才有了這個名字。眉娘的手藝精巧無比,連皇帝都深為贊許,把盧眉娘稱作“神姑”,要把她留在宮中,但是眉娘不愿意住在宮中,最終被度引成為道士。據說,后來眉娘得道成仙羽化歸天時香氣滿室,眾弟子將要為她安葬,抬起棺材覺得異常輕巧,大家打開棺蓋,卻只見到一縷絲繡。

〖總結〗
人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豐富的中國古代史,正為后世留下了無數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歷史它像貴如油的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不經意中將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們的心中。我們將來不論走到哪里,都懷有一顆“中國心”,而永遠根系祖國,生生不已。
古代的中國,勇于進取,以開闊的胸懷包容四海,開拓疆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涌現出多民族融合的壯觀景象,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此同時,在對外交往活動中,中華民族一方面積極吸取其他國家和民族之所長,另一方面更盡自己之所能,無私地將自己取得的卓越成果推向世界。



〖鄒魯文明對古中國的文明啟蒙〗
鄒魯文化是東夷文化和邾婁文化的延續(xù)和發(fā)展,融會了周文化、殷文化和東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鄒魯也是儒學的發(fā)源地,以魯產孔子、鄒產孟子而著稱于世。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于史書典籍。《莊子·天下篇》載:“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于禮”是很有名的。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于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fā)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北周文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有“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圣家鄒魯,儒風藹典墳”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詩人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圣人”的只有五人,即圣孔子、復圣顏淵、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亞圣孟子,而這五位圣人全出自鄒魯地區(qū)??梢?,鄒魯地區(qū)在培養(yǎng)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古人之所以常說“鄒魯之士”或“鄒魯文化”,從來沒有說“魯鄒”的,究其原因:邾為東夷古國,文化悠遠深厚,魯為東遷新國。“鄒魯”作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名詞而有口皆碑,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魯為婁轉”是一個重要因素。另據傳說,魯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鄒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鳧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續(xù)下來的女媧、伏羲廟(俗稱“爺娘廟”)遺址。從立國時間上看,魯為周初從西方遷徙來監(jiān)視東夷諸國的新國,而鄒則是原有的東夷土著古國。從古文化遺存來看,野店遺址出土的帶有彩繪圖案的紅陶鼎,磨制纖細帶有穿線微孔的骨針,精美的玉鏟、玉環(huán),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紋……充分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這里的先民就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
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誕生于鄒,定居于魯,周游列國,收徒講學,刪《詩》、定《書》、著《春秋》,創(chuàng)立了儒家學說,使魯成為文教興盛的中心??鬃託{后,儒學漸趨衰微,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天下學士不歸楊則歸墨。在此儒學瀕于滅絕之際,鄒人孟子挺身而出,繼道統(tǒng),辟楊墨,著《七篇》,繼承、堅持、發(fā)展了孔子的學說,使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因此,鄒遂成了儒學復興之地,與魯同為儒學的發(fā)源地。到兩漢魏晉,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如韋賢、韋玄成、匡衡、王粲、仲長統(tǒng)、王叔和、唐彬、劉寶等都出生于鄒地,并對當時社會乃至后世產生很大影響。
由此可知,“鄒魯”成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且“鄒”與“魯”齊驅并駕,密不可分。
鄒魯,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南部偏西地區(qū)。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戰(zhàn)國時改為“鄒”)、魯、滕幾個諸侯國。其中邾魯毗鄰,兩國“擊拆之聲相聞”。
鄒魯位于“大東”的中心區(qū)域。“大東”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是西來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則是殷人和東夷人。《詩·小雅·大東》篇描述這一帶“西人”和“東人”的差別及其對立的情景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盡管殷人和東夷人備受壓迫與剝削,但他們仍然頑固地保留住了他們自己的習俗和文化,并對后來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邾國包括小邾和濫——亦即通常所說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則多為東夷人。參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齊魯書社1982年
版。東夷人秉性溫柔,敦厚和平,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許慎《說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釋了“夷,東方之人”之后,又在《羊部》中指出:“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這里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條很重要的消息,說明孔子大力倡導的仁,濫觴之源或在于此。《后漢書·東夷列傳》也指出:“《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柢是樹木的主根?!俄n非子·解老》篇說:“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由此看來,所謂“夷者,柢也”,是比喻東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愛“萬物柢地而生”。仁德對人來說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長壽。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壽”之說。“仁者壽”,語出《論語·雍也》篇,董仲舒曾經解釋說:“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凈,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yǎng)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聯(lián)系《淮南子·地形訓》說“東方有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經》說“君子國……其民好讓不爭”來看,東夷地區(qū)當有敦厚和平、好讓不爭的民風。這種民風在“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已不可得,但仍為人們所向往,稱之為君子之風。甚至于孔子還曾有過“欲居九夷”的想法,當有人向他指出東夷鄙陋時,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對東夷人及其文化是相當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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