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學研究 第272期
現(xiàn)代世界文學環(huán)流中的“精美”與“余?！敝铮褐苁闲值芘c作為文學媒介翻譯的《域外小說集》毛邊本
文|何旻
1909年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冊出版面世。在對《域外小說集》的過往研究中，學者注重到周氏兄弟對文章譯介過程中建構(gòu)起了新的文學理念與文類，關(guān)注《域外小說集》和其作為選文出處的歐洲文潮間的關(guān)系[1]。不過，對周氏兄弟來說，《域外小說集》并不止于文章，而是包括選譯、編輯、裝幀、印行等出版流程皆親力親為組織而成的書籍實物，因此，在考察他們的文學實踐之時，就必須同時考察其文章與組織起文章的物質(zhì)形制，理解它們?nèi)绾喂餐瑯?gòu)成了晚清時期周氏兄弟通過翻譯行動所建立起的新的文學觀念與文學感知方式。周氏兄弟自視《域外小說集》“裝訂新異”，本文將結(jié)合二人在日的閱讀與出版歷史，發(fā)掘《域外小說集》所翻譯的歐洲、日本書籍形制的來源，而其作為“域外”的文學物質(zhì)媒介所給予周氏兄弟對現(xiàn)代文學最初的想象何為，將是展開討論的著眼點。
1909年3月《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成，雖然印制地遠在日本東京，但海外留學的周氏兄弟仍以國內(nèi)讀書界為主要目標受眾，4月即在上?！稌r報》、《神州日報》發(fā)表告白與《贈書致謝》以作宣傳。其時中國市面銷行的翻譯小說不少，他們又以什么作為自家特色呢？在告白中，首先強調(diào)文集收錄了“各國競先選譯”的“近世名家短篇”，且翻譯謹慎，力求“信”、“達”，由此可達“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接著則談到“裝訂新異，紙張精致，亦近日小說所未睍也”[2]?？梢?，周氏兄弟認為小說集的賣點在于其將異樣的文學新潮引入中國，而書裝的形式也屬這外來潮流的重要一環(huán)。囿于報章廣告篇幅不宜過長，以上這則告白只能簡略說明，在《域外小說集》成書中，作為閱讀指南的五條“略例”則詳盡的指出文集的創(chuàng)制分別為域外范圍、新式裝釘、譯名原則、新式標點和域外典故。新式裝釘赫然作為周氏兄弟認為應(yīng)當為中國讀者特別注意的新奇之事被解釋。更值得思考的是，略例中的另四條其實講的是周氏兄弟采取的翻譯原則，而裝釘一則被列入其間，可見對周氏兄弟來說，《域外小說集》的形制設(shè)計也屬于文學翻譯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而這種翻譯如何體現(xiàn)及其源頭何來則是我們下文討論問題的起點。
回到《域外小說集》“略例”第二條，其完整文字為：
作為晚清時期的讀書人，周氏兄弟出國前已習慣了通過閱讀石印、鉛印書吸取新知，這里的新式裝釘，并非洋裝書相對于中國傳統(tǒng)線裝書之新，而是中國讀者在本土尚未接觸過的一種洋裝書的特殊裝幀方式，也就是“毛邊”。所謂“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即為書印刷完成后裝訂，對書籍內(nèi)頁的書頭、書口、書根均不再切光，保留原紙張的疊折線即保持頁與頁相連，而由讀者閱讀時完成切邊這最后一道工序。如此毛邊并非簡陋粗糙，而是需要打造一整套與之相配的精致書籍設(shè)計：較一般的機械印書要求紙墨更精良，包裹的書衣更具獨立性和設(shè)計感，內(nèi)頁留足天頭地腳的空白，行款版式更為疏朗，才能造就讀者敢于裁切而不損毀紙張、愿意裁切而不覺費時的“毛邊本”。落實在《域外小說集》，即為周作人回憶往事時所念念不忘的設(shè)計：用藍色羅紗紙做書面、用上好洋紙印本文、封面結(jié)合德國圖案畫和中國《說文》體篆字設(shè)計、裝訂三面留邊不切、書頁留足空白、行款疏朗，即所謂“印的特別考究”[4]，是兄弟二人“很經(jīng)過一番經(jīng)營”[5]的結(jié)果。
圖一：“印的特別考究”的《域外小說集》
圖二：《域外小說集·略例》
毛邊之說源于歐洲，本為手工造紙時紙漿從定紙框滲出造成紙張邊緣參差不齊的瑕疵，而17世紀藏書熱風行，“定紙框毛邊”（deckle edges）反而成了對藏書的專業(yè)裝幀前提[6]。和手工制書時代的緣起不同，周氏兄弟所采取的這種現(xiàn)代的毛邊本（uncut book）是19世紀后期在英國發(fā)起并蔓延歐美的藝術(shù)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產(chǎn)物之一，運動發(fā)起者拒絕“機器生產(chǎn)出統(tǒng)一規(guī)格的裝訂材料和模版”，“將書籍的手工印刷、制作、裝訂和裝幀重新發(fā)現(xiàn)并重新發(fā)明為一種藝術(shù)工藝形式”[7]，以對手工時代的擬古與追懷為口號，創(chuàng)造新的書籍藝術(shù)形制，以反抗19世紀中期以來大規(guī)模的同質(zhì)化的機械生產(chǎn)樣式。而周氏兄弟則通過出版《域外小說集》將這種藝術(shù)工藝形制吸收為自我的文學物質(zhì)媒介原則。那么，他們?nèi)绾慰拷诉@股看似遙遠的風潮？又產(chǎn)生怎樣的觀感與啟示呢？
1906年后，周氏兄弟團聚于日本東京，和“明治書生”一樣，他們通過丸善書店、南江堂等售賣西方進口書籍的書店接觸到西文原版書[8]。其時二人已有所專攻，在五光十色的種種書籍中著意搜求歐美諸國的文學選集，而他們所獲得的文學書籍以兩個出版系統(tǒng)的產(chǎn)品最具代表性：一為德國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出版的“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 Universal-Bibliothek）叢書；一為英國倫敦賈洛爾特書店（Jarrold &Sons）出版的各種小說集。其時日本的翻譯文學以法國作品最受歡迎，周氏兄弟基于其民族主義的清末政治觀念，卻更重視斯拉夫及日耳曼語系文學，由是二人各自擅長的德語、英語成為他們轉(zhuǎn)譯東北歐文學的扶手，則19世紀后期以來連續(xù)出版北歐和東歐現(xiàn)代文學德語譯本的“萊克朗氏萬有文庫”和將歐洲小國文學譯為英語版本為出版主題之一的倫敦賈洛爾特書店叢書為周氏兄弟所注目，精心搜集并以為自我翻譯的重要底本[9]。
魯迅所閱讀的德國“萊克朗氏萬有文庫”1867年開始發(fā)行，內(nèi)容涉及文學藝術(shù)哲學等廣大范圍，經(jīng)典與流行作品都收納，其發(fā)行目標不僅在整個德語圈，更指向世界流通，日本是其重要海外市場之一。在魯迅與其相遇的年代，叢書每年新出單行本約百種[10]，最暢銷作家的作品全球年銷量大于100萬冊[11]。為了維持如此龐大的書籍環(huán)流，萬有文庫選擇了采用標準工業(yè)生產(chǎn)，不區(qū)分學科的采取統(tǒng)一制式，封面均為單色紙面印鉛字，內(nèi)文壓縮排版，縮小開本，白報紙印刷，光邊裝訂。大量統(tǒng)一的機械復(fù)制生產(chǎn)，保證了較低的單價（每本約20芬尼），令對其感興趣的世界范圍內(nèi)讀者都能從容挑選購買。周作人曾回憶魯迅以一角錢低價在日本書攤淘到萬有文庫版裴多菲小說集《絞刑吏的繩索》（Der Strick des henkers）[12]，但購買時“裝訂的鐵絲銹斷，書頁已散”[13]，價廉物美實則不可兼顧。
與萬有文庫本迥異的是，周作人所受益的英國賈洛爾特書店出版小說集裝幀考究：多為布面金頂毛邊本，用瓦特曼純棉水彩紙，有插圖、作者像或手寫作者簽名。售價因此不菲，小說集均為六先令本，每本原始單價達“萊克朗氏萬有文庫”的32倍[14]。敢于用如此手筆出版的原因，在于公司的定位：賈洛爾特公司1770年在英國薩福克郡以印刷工坊起家，19世紀中旬在倫敦立足，轉(zhuǎn)型為自有大規(guī)模印廠的出版商，以科普書籍、導游圖冊出版為最大贏利點，自1877年出版英國女作家安娜·休厄爾（Anna Sewell）的《黑駿馬》（Black Beauty）大賣以來，把小說加入其出版主題。1900年后，賈洛爾特公司將業(yè)務(wù)延展到經(jīng)營包括書店、奢侈品、旅行用具、餐廳等十四個部門的綜合商場，在諾里奇（Norwich）等英國地方城市開設(shè)[15]。對賈洛爾特公司來說，其生產(chǎn)書籍的目標消費者是英國本土的紳士階層，消費場景是英國城市中的新興商業(yè)綜合體，吸收最新工藝設(shè)計理念制造的精裝毛邊書，在貨架與皮革、香水、金銀器等共置陳列，作為大英帝國有產(chǎn)者展示品味、教養(yǎng)的各色精致商品（fancy goods）之一等待挑選。
值得注意的對比項是，德國“萊克朗氏萬有文庫”與英國賈洛爾特書店叢書中的翻譯文學系列同為以本國語言來翻譯外國文學從而生成的文學產(chǎn)品，因其對文學翻譯的預(yù)期作用與消費市場的不同定位，從而呈現(xiàn)為文學物質(zhì)媒介的兩極區(qū)別。德國萬有文庫通過翻譯將東北歐文學吸納入本國文化的解釋空間，形成面向世界市場的文學產(chǎn)品，作為民族國家向外文化擴張的組成部分，其爭奪世界范圍內(nèi)文化資本的目的要求盡力擴大全球銷量，大規(guī)模機械印刷保證的高數(shù)量與低單價幫助了這種目標的達成。而英國賈洛爾特書店的文化消費則是內(nèi)向的。19、20世紀之交的大英帝國自居文化中心，已無需通過吸收他國養(yǎng)分以擴張本國的文化容量，異域文學的引入僅被作為本國人的望遠鏡，是英國國內(nèi)有產(chǎn)者文化消費的一部分，精致的書裝也屬于本土化的策略之一。
圖三：19世紀中期倫敦商業(yè)街中的英國賈洛爾特書店
圖四：《黑駿馬》，賈洛爾特書店，1894年
周作人特別喜愛賈洛爾特書店出品，半為主題而半為裝幀，多次撰文提及其“裝訂十分講究”的“精美”[16]，視為自己的外文藏書佳品；魯迅珍視萬有文庫，但對其書籍形制無所措辭。出版《域外小說集》之時，周氏兄弟選擇了模仿賈洛爾特書店出品為代表的書裝原則，將精裝毛邊書的形制同文本一樣翻譯出來。有趣的是，和主動參與世界書籍環(huán)流的“萊克朗氏萬有文庫”相比，賈洛爾特書店并不熱衷于對外國輸出，它出版的小說被周氏兄弟閱讀到實在充滿了偶然性，而周氏兄弟卻更認同后者的文學生產(chǎn)觀?！队蛲庑≌f集》第二冊有波斯尼亞女作家穆拉淑微支（Milena Mrazovié）小說兩篇，選譯自賈洛爾特書店出版的《波斯尼亞生活速寫》（Selam Sketches And Tales Of Bosnian Life），其中序言云“在歐洲文化中心范圍內(nèi)，人們對波黑依然一無所知……歐洲人不太喜歡聽見巴爾干的名字。人們說那里的人是'野蠻人’……通過這些故事，人們可以試著去洞察那些不被了解的、被鄙視的民族的靈魂”[17]。在《域外小說集》第二冊末對作者的“雜識”介紹中，周氏兄弟將其譯為“序言恨國人寡陋，視波思尼亞猶若野人，鄙夷不之齒，因發(fā)憤譯此”[18]，在此周氏兄弟將原書的讀者從“歐洲文化中心”之人更明確的縮譯為“國人”，十分合適于原書預(yù)設(shè)的讀者身份，在此意義上，周氏兄弟更認同于文學生產(chǎn)的最初目標是內(nèi)向的——為了民族國家的內(nèi)部讀者，而非同質(zhì)化的面對世界。同時，周氏兄弟在對歐洲現(xiàn)代文學書籍的閱讀和翻譯選擇中認識到：作為文化消費表征的精致書裝和理解“被鄙視的民族的靈魂”的精神目標原來可以并存，作為“藥”的文本和好似“糖”的文本物質(zhì)媒介的結(jié)合是可能的、正當?shù)?。這構(gòu)成了他們對現(xiàn)代文學表現(xiàn)的極具張力的看法。
除了追摹遙遠歐洲的書裝潮流，周氏兄弟選擇用精裝毛邊本出版《域外小說集》亦受到其印制地日本本土的影響，可以說，他們和其時的明治文壇分享著同樣的物質(zhì)媒介，而這種分享則幫助著周氏兄弟直面并理解何為現(xiàn)代的文學產(chǎn)品。晚清留日學生擅辦雜志又喜翻譯日文書籍，其成果多采用日本的印刷公司代為制作后再回銷中國，在傳播新知的同時也引入了洋裝書形制[19]。周氏兄弟選擇日本東京的神田印刷所印制《域外小說集》，也屬這股浪潮中的浪花一朵，而與眾不同的是，他們特別重視裝幀，采取了其他留日學生未選用的精裝毛邊本。其意旨何為？在1927年巖波文庫出現(xiàn)之前，日本的毛邊書幾乎僅指向一個類型——文學集，尤其是詩集、小說集[20]，換句話說，在日本其時多樣的出版業(yè)界中，精裝毛邊的裝幀形式為文壇所特有生產(chǎn)，而這種形制隸屬明治后期至大正時期文藝書籍裝幀美的競賽中的一種：“新文學需要有相應(yīng)的新裝幀來襯托”，“視覺效果成為文學書的重要構(gòu)成要素”，“對明治后半的文學出版而言，是非常理所當然的”[21]。書籍設(shè)計最初以模仿藝術(shù)與工藝運動中威廉·莫里斯等人的作品開始，而逐漸綜合洋和審美的書籍盛裝的創(chuàng)作，正是日本現(xiàn)代文壇的產(chǎn)物。新文化運動時期，周作人曾作長文《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總結(jié)日本明治以來小說各流派之發(fā)展，標舉其從模仿西洋到自我創(chuàng)造的成績，并寄望中國新文學者學習這個榜樣。正如此文所展現(xiàn)的，作為在地的旁觀者，周氏兄弟對日本的現(xiàn)代文學狀況甚為熟悉，而相較于個體的文章創(chuàng)作，他們更重視觀察和借鑒日本的新“小說界”是如何形成并以不斷推進各種潮流的方式發(fā)展的。由此來看，《域外小說集》重視書籍的視覺表達，所遵循的正是周氏兄弟所接觸到的明治后期以來日本文壇的普遍原則，這構(gòu)成了周氏兄弟對獨立的現(xiàn)代文壇最初想象和認知的一部分。
如果說“精美”是周氏兄弟對歐洲毛邊文學書的評價，那么以“余?！庇^覆蓋文學創(chuàng)作及媒介則更多基于日本文壇的養(yǎng)分。對于何為“書的形式”的“余?！?，魯迅曾以專文討論：“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后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么，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fā)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余?！?，'不留余地’了”，書頁留寬天頭地腳與使用精良紙墨，是魯迅從印制《域外小說集》以來一直堅持的原則，為何如此設(shè)計，魯迅這里給出了解釋，而更重要的是下文的推講：“現(xiàn)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筑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都屬于“失去余裕心”而“復(fù)歸于陋”的“時代精神表現(xiàn)”[22]?！坝嘣！痹诖朔夯癁橐环N價值判斷，其對象是囊括書籍在內(nèi)的器具、建筑等現(xiàn)代的日常物質(zhì)形式，而其判斷標準則取決于現(xiàn)代人對于這些身邊之物的使用感受，是人與物接觸時人的生活態(tài)度的滲透。而這種“余?！庇^的源頭是對作為精神產(chǎn)品的文學的討論。周氏兄弟留學時期日本文壇盛行自然主義文學，二人對此潮流卻不感興趣，而喜歡另有主張的夏目漱石，“俟其印本出即陸續(xù)買讀”[23]。文學革命中二人向國內(nèi)讀者介紹夏目漱石，最重視其“有余裕的文學”主張。1907年夏目漱石給高濱虛子小說集《雞頭》所做序言中解釋了何為“有余裕的小說”，周氏兄弟在兩篇介紹文章中均選引了同樣的一段：“馀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非急迫的小說也，避非常一字之小說也，日用衣服之小說也，如借用近來流行之文句，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小說也……此廣闊世界之中，起居之法，種種不同。隨緣臨機，樂此種種起居，即馀裕也?；蛴^察之，亦馀裕也。或玩味之，亦馀裕也”，就此解析為文學“何必那樣急迫，我們也可以緩緩的，從從容容的賞玩人生”[24]。其實夏目漱石原文的討論更具體，周氏兄弟的選譯淡化了其反對自然主義的小說，提倡“低徊趣味”的小說表現(xiàn)對象和表現(xiàn)方法的討論[25]，而將文學之余裕泛化為一種文學者的從容姿態(tài)加以吸收，這種從容的獲得來自于對文學與日常生活關(guān)系的錨定：與“日用衣服”一樣，將文學作為個人起居生活的一部分加以體味。所謂文學的余裕，是讓文學書寫歸于日常生活之內(nèi)，而能從容的處理文學書寫與日常生活的關(guān)系，而魯迅推而廣之的“余裕心”則將精神性的文學書寫擴展到物質(zhì)層面以評價日常之物的使用。當魯迅以有余裕作為文學書籍形制的評價標準之時，其身份是讀者，而這個讀者更近于日常物的使用者，當他以此心態(tài)勘查文學，認定書籍屬于生活的必要之物，則夏目漱石所謂起居之內(nèi)的文學觀便更深植于其腦海之內(nèi)。
圖五：明治大正時期的東京神保町書店街
圖六：《草合》，夏目漱石，春陽堂，1908
其實，《域外小說集》的新式裝幀雖然為周氏兄弟自認考究，但已屬加以簡化的毛邊本。歐式及學習歐美的日式毛邊本，其書衣多用皮革燙金或布面，明治二十年代后“以布料包覆薄紙板做成軟精裝封面”已成為“小說裝幀的標準”[26]，其保持齊整的書頂有時會刷金粉以示不同，前文所討論的周作人藏賈洛爾特書店出版小說集即為標準的藍布頂金毛邊本，而夏目漱石的文學集無論在哪家書店出版，首印也基本保持布面頂金毛邊形制不變。和如此奢華的外飾相比，《域外小說集》的羅紗紙書衣和“任其本然”的書頂實在顯得簡樸。《域外小說集》雖然由蔣抑卮墊資印制不愁成本，但定價不算高，日本人評論它一本“只值30文錢”[27]視為便宜，是放在其時的日本文壇中進行橫向比較的結(jié)論，顯而易見的，《域外小說集》這種形制應(yīng)是為了控制造價而做的改良，盡量在戒除奢靡的元素時保證精致的本色。
對晚清時期的周氏兄弟來說，《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出版是他們主動加入到現(xiàn)代世界文學環(huán)流后的最重要成果，在此環(huán)流中，文學的物質(zhì)媒介頗為重要，因其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作品被流通和閱讀的模式，從而影響文學被如何感知。以精裝毛邊本作為文學書籍的裝幀，注重文學媒介的視覺表達，本為19世紀后期歐洲藝術(shù)者反抗大規(guī)模機械生產(chǎn)和印刷資本主義的獨異之舉，然而基于英法等西歐國家在其時的文化優(yōu)勢地位，隨著供給民族國家內(nèi)部的文化商品流入世界市場，小眾化為大眾，獨行化為標準，精裝毛邊本便成為某種文學書籍形制的標準配置。因此，無論是搜集東京進口的西文原版書，還是閱讀日本明治文壇的最新出品，周氏兄弟所得到的啟示都是一致的——精裝毛邊書即為現(xiàn)代文學應(yīng)具有的物質(zhì)媒介，是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達的民族國家的文學界所采取并推崇的，則《域外小說集》作為引入世界文學新潮的產(chǎn)物，將毛邊本作為翻譯的一部分正是應(yīng)當之理。更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物質(zhì)形制的翻譯，其作為文學媒介的理念被周氏兄弟接受：機械復(fù)制時代的擬手工產(chǎn)品，而這種擬古實則需要更精良的工業(yè)技術(shù)；力求精致的商品，這種精致考究既決定了文學商品的小眾性，又保證其具有明確的受眾；現(xiàn)代人的日用之物，而保持人對物的余裕從容的使用態(tài)度。如此的物質(zhì)形式和哀弦之心、摩羅之力的文學內(nèi)容被周氏兄弟共同的納入到自己對文學何為的設(shè)想之中，這種自然的結(jié)合讓周氏兄弟的現(xiàn)代文學設(shè)計在沸騰或哀切的文心之下實際尋找到從容精致的底色，雖然暫不為晚清中國讀書界所接受，但一直藏于周氏兄弟篋中，終于在五四文學革命的眾聲喧嘩中再次涌出激流。
[1]楊聯(lián)芬：《<域外小說集>與周氏兄弟的新文學理念》,《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張麗華：《文類如何翻譯？——晚清小說譯介中的<域外小說集>》,《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 以文類形構(gòu)為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4-147頁；王宏志：《“人的文學”之“哀弦篇”：論周作人與<域外小說集>》,《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6年總第46期。
[2]《<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時報》1909年4月18日,轉(zhuǎn)引自郭長海：《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廣告》，《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
[3]魯迅：《域外小說集·略例》，《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70頁。“故雖翻閱數(shù)次”后神田印刷所版有句讀，《魯迅全集》版無標點，此處引文已添加。
[4]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397頁。
[5]周作人：《魯迅的編輯工作》，《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12卷，第786頁。
[6]【英】基恩·休斯頓：《書的大歷史 六千年的演化和變遷》，伊玉巖、卲慧敏譯，三聯(lián)書店2020年版，第286-287頁。
[7]【英】大衛(wèi)·皮爾森：《大英圖書館書籍史話：超越文本的書》，愷蒂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頁。
[8] 李冬木：《留學生周樹人周邊的“尼采”及其周邊》，《東岳論叢》2014年第3期。
[9] 根據(jù)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周作人《魯迅的文學修養(yǎng)》、《南江堂》等回憶文章可知，魯迅留日時期，主要通過搜集東北歐文學作品的德譯本。根據(jù)現(xiàn)存魯迅藏書統(tǒng)計，魯迅收藏的西文文學書籍的一半均為“萊克朗氏萬有文庫”版本（《魯迅藏書概況》，《從遺物認識魯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頁）。根據(jù)魯迅翻譯高爾基小說《惡魔》和果戈里小說《鼻子》的“譯者附記”，1930年代魯迅翻譯俄國文學仍參考收藏萬有文庫中的德譯本。以上可見“萊克朗氏萬有文庫”對魯迅的影響。關(guān)于周作人對賈洛爾特書店出版品的翻譯與收藏，1909年出版《域外小說集》第二冊有波斯尼亞女作家穆拉淑微支小說兩篇，選譯自賈洛爾特書店1899年出版的《波斯尼亞生活速寫》。1910年周作人譯匈牙利人育珂摩耳小說《黃薔薇》，以賈洛爾特書店出版英譯本為底本。周作人《黃薔薇》一文中自認通過閱讀賈洛爾特書店所出版的匈牙利文學譯本，“教我愛好弱小民族的不見經(jīng)傳的作品，使我在文藝里找出一點滋味來”，堪稱自己無聲的老師，此后自己通過賈洛爾特書店出版物持續(xù)關(guān)注與翻譯斯拉夫與巴爾干地區(qū)文學。周作人對賈洛爾特書店書籍的搜集，其自述另見于《北平的好壞》、《匈加利文學》，現(xiàn)存藏書中賈洛爾特書店出品的統(tǒng)計與其形制說明，參見周運：《周作人現(xiàn)存部分外文舊藏目錄》，《中西文化交流學報》8卷1期，2017年6月。
[10] Lynda J. King,“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A German Success Story”, Die Unterrichtspraxis / Teaching German, Vol.28, No. 1, The Publisher as Teacher (Spring, 1995), pp. 1-6.
[11] Aldo Keel,“Reclam und der Norden:Autoren, titel, Auflagen 1869-1943”, in Dietrich Bode (ed.), Reclam, 125 JahreUniversal-Bibliothek.1867-1992,Stuttgart: Reclam, 1992,p.140.轉(zhuǎn)引自熊鷹：《魯迅德文藏書中的“世界文學”空間》，《文藝研究》2017年第5期。
[12]萬有文庫版裴多菲小說集《絞刑吏的繩索》作為魯迅的書籍藏品至今猶存，魯迅藏本書記錄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3》，1959年，第44頁。
[13]周作人：《魯迅的文學修養(yǎng)》，《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12卷，第644頁。
[14]賈洛爾特書店6先令本和“萊克朗氏萬有文庫”20芬尼本間單價倍率，以1906年各國貨幣匯率換算為標尺，英德兩國匯率參見王宏斌：《金銀比價與海關(guān)兩對各國貨幣匯率（1868-1911）》，《清代價值尺度 貨幣比價研究》，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546頁。
[15] Jarrolds and Sons，The House ofJarrolds,1823-1923(established 1770):a brief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Norwich :Empire Press，1924），pp.1-19.
[16]周作人：《黃薔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37頁。
[17]《波斯尼亞生活速寫》英文序言翻譯，轉(zhuǎn)引自高傳峰：《<域外小說集>中的神秘波黑女作家》,《文匯讀書周報》2020年5月15日。
[18]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第二冊，神田印刷所1909年版，第110頁。
[19]【日】實藤惠秀：《對中國出版界的貢獻》，《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第252-279頁。
[20]【日】布川角左衛(wèi)門主編：《簡明出版百科詞典》，申非等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1頁；《製本のひきだ ·アンカッ》，https://sei-hon.jp/glossary/words/%83A%83%93%83J%83b%83g.html，2020-08-09。
[21]【日】西野嘉章：《裝訂考》，王淑儀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6頁，第108頁。
[22]魯迅：《忽然想到 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15頁。
[23]周作人：《關(guān)于魯迅之二》，《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7卷，第451頁。魯迅同樣回憶在日時期最愛看的作者中“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周作人回憶自己對“夏目的小說，自《我是貓》，《漾虛集》，《鶉籠》以至《三四郎》和《門》，從前在赤羽橋邊的小樓上偷懶不去上課的時候，差不多都讀而且愛讀過”（周作人：《文學論·序》）。
[24]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fā)達》，《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2卷，第51頁。周氏兄弟合譯《現(xiàn)代日本小說集》附錄中介紹夏目漱石部分另以白話文翻譯了這一段。
[25]關(guān)于周氏兄弟翻譯與夏目漱石文學余裕論原文的對照，參見崔琦：《被“誤譯”的夏目漱石: 中日漢字圈內(nèi)的“余?！迸c“低徊趣味”》,《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第3期。
[26]【日】西野嘉章：《裝訂考》，第73頁。
[27]《消息》，《日本及日本人》第508期，1909年5月。中文翻譯轉(zhuǎn)引自趙龍江：《<域外小說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廣告》，《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作者簡介：何旻，北京大學文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