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錢先生曾遠游紐約，恰碰上他的老朋友，另一位史學大師蔣夢麟先生。蔣從臺北赴美，兩位老朋友在斯坦福大學一圖書館相遇，聊了一陣。
蔣夢麟說，我已經(jīng)連讀您的《國史大綱》到第五遍了，似乎書中對中國歷史的敘述，優(yōu)點太多了，而不足之處又講得太少。錢穆反問他，里面所說的優(yōu)點可有不當之處？蔣說沒有。
錢穆先生說，既然沒有，那不妨多寫寫。并感慨道：“現(xiàn)在國人好批評中國舊傳統(tǒng)，卻絕不一道其優(yōu)處，拙著亦以矯國人之偏，君謂有未當否？”蔣夢麟再三點頭稱是。
今日大多數(shù)人知道錢穆二字，且對其人有稍深一點的了解，可能都是從《國史大綱》開始的。這部書的寫作，正值日寇侵華、國難方殷之時，它的學術(shù)分量于史學界如國之重鼎，自有定論，在此不必多說。
尤其值得珍重的是，錢穆先生以一種傳統(tǒng)讀書人——士人的自覺，在當時生活處境異常窘迫，國家前途命懸一線的情況下，自覺地以一腔熱忱，對民族命運進行了深刻的思考?！?/p>
困擾當時讀書人的是在面臨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傳統(tǒng)文化的所有優(yōu)點，能不能激勵國民向上，引導國家走上正軌。而其時某些學者亦拋出了自己的答案。
過分地疑古或者尊古，正由此分歧。如此學者要么對傳統(tǒng)文化只有表面的涉獵，人云亦云；要么缺乏足夠的天賦去探得此種文化的貴重處，喪失了作為本國人，對己身傳統(tǒng)的自知與自信，認為當下所有困厄的根源，都是祖先的基因不好。而由此作出的種種“學問”，竟恰迎合了世人多喜新異、惡古舊的心理，正好聲名鵲起。
不過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錢穆先生與此迥異。他在《國史大綱》所闡述的觀點、陳列的史實，給國人還原了本國歷史中被掩蓋或抹殺掉的真實。這些真實，恰恰也是蔣夢麟所說的“優(yōu)點太多”。
錢穆先生這樣的通才大師，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值得后進學者敬重。不獨因為錢先生在史學、乃至傳統(tǒng)文化的建樹，他的眼界、胸襟與品格，都足以為后世景仰。這樣的人，根本不需要特地強調(diào)“紀念”，但凡每一位自覺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個體生命，都不可能忽略之、陌生之、忘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