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一级a片免费看高清,亚洲熟女中文字幕在线视频,黄三级高清在线播放,免费黄色视频在线看

1912 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為止。1929年7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各省市政府使用“國歷”：“舊歷廢止以前，各地書局所印歷書，均系陰陽合歷，現(xiàn)在普用國歷，廢止舊歷，早由政府明令遵行，以后歷書，自不應(yīng)再附舊歷，致礙國歷之推行”。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當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世界公元”。

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現(xiàn)了以公元紀年為主要形式的陽歷在近代中國的蛻變，也從廣闊的層面上展現(xiàn)了近代中國思想觀念及社會心態(tài)某些方面的重要變革。因為紀年問題不僅僅關(guān)涉近代中國現(xiàn)代性追求中的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涉及政府政治權(quán)威的建構(gòu)與民眾傳統(tǒng)習(xí)俗的改造，同時也包含了計量時間工具的實用性等問題。就現(xiàn)有對近代中國紀年問題的研究而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研究的空間。

“世界”取向：紀年論爭的意蘊指向

紀年作為一種計量時間的工具，對人們的社會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發(fā)展中，有確切的歷史記載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始用年號紀年，此后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通行使用皇帝年號紀年，每當新政權(quán)建立或新君即位，都要改用新的年號，年號紀年也被賦予了獨特的、濃厚的政治意義。清末，隨著中國社會危機的日益加深和世界潮流的發(fā)展，很多知識分子提出了革新紀年方式的主張，對象征皇權(quán)的年號紀年方式發(fā)起了挑戰(zhàn)，并圍繞著采用何種紀年方式展開了論爭。

康有為首先提出了“孔子紀年”的主張。1895年公車上書之后，康有為在北京、上海組織強學(xué)會。在上海強學(xué)會的機關(guān)報《強學(xué)報》第一期上，康有為署上“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這期報紙上還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孔子紀年說》的文章。戊戌變法半年前，康有為醞釀已久的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刊行。在該書的序當中，康有為開篇就說“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后”中國社會墮入悲慘境地的狀況，為此而悲嘆凄然，進而提出自己的思考，在這篇序文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康有為再次強調(diào)了時間概念：“《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隨著“戊戌變法”的逐步展開，康有為還將《孔子改制考》呈送光緒帝，使“孔子紀年”得以進一步播揚，改立“孔子紀年”也成為康有為變法主張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梁啟超極力宣傳其師“孔子紀年”時，也有所創(chuàng)見。

1898年，梁啟超就寫下了《紀年公理》，在這篇宣揚“孔子紀年”的文章中，他提及了紀年的基本功用，突出了紀年改革主要針對中國傳統(tǒng)皇帝年號紀年的冗繁所起的刪繁就簡作用。錢玄同稱之為“中國紀年革命的宣言書”。隨后梁啟超又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xué)》中專論紀年，較為系統(tǒng)地說明了采用“孔子紀年”的四大好處：“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分正閏，二也；孔子為我國至圣，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則用西歷紀元前之例，逆而數(shù)之，其事不多，不足為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之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盡管梁氏特別強調(diào)了“孔子紀年”的政治意義，但也從學(xué)理層面論述了變革紀年應(yīng)當遵循“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的基本原則。然而就在康梁等人大力宣揚“孔子紀年”時，劉師培與高夢旦等人則針對“孔子紀年”的弊病，分別提出了“黃帝紀年”說和使用西方通用之“耶穌紀年”的主張。

劉師培的“黃帝紀年”最主要就是為了對抗康梁等人宣揚的“孔子紀年”，以適應(yīng)革命潮流發(fā)展的需要。1903年，劉師培發(fā)表了《黃帝紀年說》一文，特別強調(diào)了“黃帝紀年”對于漢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質(zhì)”的重要作用，“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fā)漢民族之感覺?！辈⒃谠撐哪┪彩鹕稀包S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他還認為，以“黃帝紀年”，其善有三：“黃帝之前事實上少，孔子以前事實上多。故以黃帝紀年，則紀事一歸于簡便，而無由后溯前之難。其善一。日本立國，以神武天皇紀年，所以溯立國之始也。中國帝王雖屢易姓，與日本萬世不易之君統(tǒng)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漢族之主中國者，孰非黃帝之苗裔乎？故中國之有黃帝，猶日本之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擇善而從。其善二。中國政體達于專制極點，皆由于以天下為君主私有也。今紀年用黃帝，則君主年號徒屬空文，當王者貴之說，將不攻自破矣。其善三?！眲熍嗵岢龅姆磳η逋Ｖ平y(tǒng)治的紀年主張，適應(yīng)了革命運動的發(fā)展需要，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在革命黨人創(chuàng)辦的雜志報刊當中，如《江蘇》、《黃帝魂》、《漢幟》等都用“黃帝紀年”，一時蔚然成風。

高夢旦則針對世界發(fā)展的趨勢提出，中國應(yīng)該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穌紀年”。其主張集中體現(xiàn)在《新民叢報》第二十六號上的《論紀年書后》及后面所附錄的《改歷私意》之中。高夢旦從紀年的基本功用和梁啟超紀年論的邏輯矛盾進行了分析，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在這篇文章當中，他分析了梁啟超“孔子紀年”論的現(xiàn)實困境：梁氏無法在中國統(tǒng)一使用“孔子紀年”，因為尊孔者，尊“孔子紀年”，而回教、耶穌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則可以遵從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紀年，如此一來，則又陷入混亂和紛雜之中，改革紀年的意義則會完全喪失；另一方面，紀年僅僅只是符號而已，作為符號就應(yīng)該使用簡便而又通行之例，從西方歷史的演化和整個世界紀年使用現(xiàn)狀來看，“耶穌紀年”無疑代表了這一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使用耶穌紀年，已是一種必然趨勢，“非一二國一二學(xué)者之力足以奪之，則不得不舍己而從人者，勢耳！”

各種歧異的紀年主張，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證作為自己合理性的依據(jù)?？涤袨樵凇墩堊鹂资閲塘⒔滩拷虝钥鬃蛹o年而非淫祀折》中，述論“孔子紀年”的主張時認為：“大地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于考據(jù)，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遵行。日本無教主，亦以開國二千五百年紀元，與其時王明治年號并行?！眲熍嘣谛麚P黃帝紀年時便說：“吾觀泰西各國，莫不用耶穌降世紀年；回教各國，亦以摩哈萊特紀年”。因此對中國而言，要遵循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趨勢，則不能不取法日本、“泰西”甚至回教諸國的“普遍”做法。盡管這些所謂“普遍”做法無不帶有強烈的宗教性色彩，但不管是康有為，還是劉師培，都未對這些“普遍性”的內(nèi)容做出進一步的區(qū)別或者引申。而力倡“耶穌紀年”的高夢旦也認為：“西歷紀年，讬始耶穌私也。行之既久，但稱幾千幾百幾十幾年，固已共忘為耶穌所為矣！今環(huán)球列國，無論何教何種，無不相沿用?！睂Ω邏舻┒?，他不可能不了解耶穌紀年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他在立論時，并未對“耶穌紀年”所包含的“普遍原則”與外在形式所具有的“宗教”特色加以區(qū)別。盡管高夢旦所要采用的“耶穌紀年”與康有為、劉師培等人的紀年主張有很大差異，但從其紀年主張立論的例證及取向來看，與其他人沒什么區(qū)別：都是要采用世界“通用”的方式來改造中國傳統(tǒng)紀年。

從這些情況來看，清末知識分子對紀年問題的認識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取向：就是紀年變革要遵從世界發(fā)展之大勢，如康有為所表達的，合回教、耶穌之例，劉師培所說的“合日本之例”、“合泰西諸國之例”，高夢旦所說的“今環(huán)球列國，無論何教何種，”通用之習(xí)慣等。雖然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為自己的主張尋求根據(jù)，但從紛雜的理論依據(jù)背后的一致性卻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在面對著一個已經(jīng)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極大影響的“西方世界”，所以往往會以西方“通行”之例為標準，為自己的主張增加說服力，在這背后所隱藏的“符合西方的即是合理的”價值預(yù)設(shè)不言自明。在他們看來，這些“宗教性”色彩極強的例證來自于西方，具有“普遍性”。這表明了近代中國走向現(xiàn)代的一種需求，即急切地要用西方的一切改造中國固有傳統(tǒng)的愿望，包含了清末知識分子求富圖強、走向現(xiàn)代與世界接軌的心態(tài)。 “耶穌紀年”無疑更符合此種心態(tài)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盡管“耶穌紀年”宣傳者的影響比孔子紀年和黃帝紀年宣傳者的影響小得多，然而其使用者卻越來越多。

 政治與公理：紀年變革的思想內(nèi)核

中華民國建立之后，陽歷取代陰歷成為官方主導(dǎo)的計時方式，而“耶穌紀年”則成為陽歷的主要形式，并成為中華民國通行之例。不過陽歷在民國初期推行的并不順利，也促使知識分子和政府從多方面努力，以期推廣“新歷”，張揚新歷的意義。政府主要通過強制性的命令改換正朔，推廣新歷；而力倡新歷的知識分子，主要著眼于消解“耶穌紀年”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以期使新紀年符合社會心態(tài)之需求。這些舉措共同促使“耶穌紀年”變?yōu)椤笆澜绻珰v紀年”，陽歷變?yōu)椤皣鴼v”。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通電全國使用陽歷。紀年變革是政權(quán)鼎革的重要象征之一，陳旭麓就說：“紀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結(jié)果，但對中華大地上遠離革命風暴中心的人們來說，正是紀年的改革才使他們相信皇帝已經(jīng)倒了?！备锩h人也深諳紀年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也極力推廣新紀年。

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在議決使用陽歷的問題時，便是遵從“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則，并提出了編訂歷書的四條規(guī)定：“一、由政府于陰歷十二月前制定歷書，頒發(fā)各省。二、新舊二歷并存。三、新歷下附星期，舊歷下附節(jié)氣。四、舊時習(xí)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兇神宿一律刪除。”云南都督府軍政部在使用陽歷的問題上也認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事關(guān)正朔制度，自應(yīng)查照辦理。自奉文之日起，即行一律遵用中華民國元年月日，即以舊歷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為元年正月一日。”“奉文以后，新訂一切契約、合同及關(guān)于日期計算之事件，均以新歷為準?！鄙踔廉敃r有人以對新紀年的態(tài)度來劃分人們的政治態(tài)度：“論者謂改用陽歷，商人漠不關(guān)意，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斯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矣。”在這樣的情況下，陽歷變?yōu)楣俜绞褂玫募o年方式，同時用“民國紀元”代替了以往的皇帝年號紀年。這些舉措無疑都要表明民國建立所呈現(xiàn)的新氣象，也是希圖通過這些舉措，從而凸顯“正朔”改換這一重要問題。時代鼎革，紀年符號易改，然而民眾的習(xí)俗卻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校正”，舊有的紀年體系仍舊被廣泛使用。

1913年，《上海公報》這樣描述：“吾國頒行陽歷于今一周（年），其果能實行與否？無論窮鄉(xiāng)僻壤，即號稱最開通之上海，猶未能占多數(shù)。其大原因有二：商業(yè)結(jié)賬之習(xí)慣未易驟更；家庭俗尚之拘率不容破壞。其在不識不知，隨波逐流者自不待言，即中等以上之社會，往往委之于無可如何或不屑計較。”《大公報》還記載了陰歷新年與陽歷新年的不同景象：“官廳賀喜，街市懸旗，此新新年之氣象。千家爆竹，萬戶桃符，此舊新年之景色也?！薄吧w此前之新年，民國之新年也，可謂之新民國，今此之新年，國民之新年也，可謂之新國民。民國之新年，乃前總統(tǒng)紀元受命之新年，今總統(tǒng)承祧繼統(tǒng)之新年也，故凡享民國權(quán)利者，均得而慶之。國民之新年，乃四千余年祖?zhèn)髦履?，四百兆人普通之新年也。故凡負國民義務(wù)者，不得而忘之?！泵耖g和官方對慶祝陰歷新年和陽歷新年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甚至將之視為“權(quán)利”和“義務(wù)”對立的局面，正反映了民間對改換陽歷的抵制。民間對改用陽歷的抵制與政府力圖改用陽歷以圖刷新政治的舉措之間產(chǎn)生了矛盾，成為政府刷新政治的重要障礙。有人就說：“民間習(xí)慣雖然不能一時改革，要當逐漸轉(zhuǎn)移，新者既行，舊者自廢，此天然之定理，況在國家正朔之大端乎？”然而紀年作為一種與日常生活關(guān)系密切的生活方式，其轉(zhuǎn)化必然受到社會生活及思想觀念變動的影響。直至20世紀30年代，有人仍感嘆：“陰歷廢除了，但是陰歷的習(xí)慣，依然和我們同在。過節(jié)、過年，種種習(xí)慣，和陰歷廢除以前，真是一般無二，在推行陽歷不力的北方，固然如此，在政令所出的南方也未嘗不如此?！北毁x予強烈政治意義的新紀年，由于與廣大民眾現(xiàn)實生活的關(guān)系不甚緊密，不被人們所用實屬正常，但這種狀況卻阻礙了官方對新紀年的推廣。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又重申“廢除舊歷，普用國歷”，將陽歷改稱“國歷”，改歷運動再度高漲。此次改歷運動比之于民國之初廢除陰歷運動，規(guī)模更為宏大。專門負責改定歷法的中國天文學(xué)會就說：“改歷運動，在歐美倡議甚早，在吾國著文介紹者亦早已有人。普行國歷運動，十余年來，大聲疾呼者亦甚多。惟此兩種運動至去年—民國十七年—則形勢激進，突呈澎湃之勢。”鑒于以往陽歷推行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行政院議決“廢除舊歷普用新歷辦法八條”，包含了歷法的制定，歷法的宣傳等等問題，針對以往陰陽合歷阻礙了陽歷的推行，改歷就特別強調(diào)：新歷法中必須刪除舊歷，對于陰陽合歷的歷書要堅決查處。而對于民眾的習(xí)慣也從日常生活的多個方面進行改良，如年終結(jié)賬、房屋出租、集市及廟會，對農(nóng)民耕作時間都要求使用國歷，甚至是學(xué)生的年齡也必須按照國歷推算。國民黨中央黨部還擬定了較為詳細的“國歷宣傳大綱”就“國歷是什么”、“為什么要實行國歷”作了簡要說明：“國歷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歷法；國歷是當今最進步的立法?！敝砸獙嵭袊鴼v，就在于“實行國歷是遵行總理的遺志；實行國歷對國際、民生、預(yù)算、農(nóng)事都有利便；實行國歷能絕滅帝王專制思想、破除迷信惡習(xí)、促進革新事業(yè)”。

由于政府仍著眼于政治權(quán)威的建構(gòu)，也使這次改歷運動與民國之初的改歷情況有所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為了表明南京國民政府繼承了孫中山的“正統(tǒng)”，因而在歷法意義的宣傳上增加了繼承孫中山遺志的政治內(nèi)容，這在官方的述論中多有提及，如“實行國歷，為建國授時之要圖，是以總理于開國之初即首頒明令以陽歷為正朔。鈞府于去歲，締造伊始，復(fù)特制國民歷頒行各省，凡屬國民，均應(yīng)遵守?！倍菍ⅰ瓣枤v”、“西歷”替換為“國歷”或“國民歷”。盡管大家都知道，“國歷就是陽歷。陽歷在天文歷法上講來，叫做格里高良歷，是羅馬國創(chuàng)始的?！币浴皣鴼v”之稱替代“陽歷”和“西歷”，主要是為了凸顯此種歷法為國家現(xiàn)行之歷法的重要地位。但“國歷”名稱的使用并非經(jīng)過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時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主任的高魯，就“國歷”的稱謂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國歷之名稱不甚恰當。國歷系本國獨有之歷法，不如用國民歷，則可以國民政府采用之解釋之?！睆倪@些舉措和述論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期望改變以往陽歷推行不力的狀況，甚至將陽歷改稱“國歷”。但是不管是“國歷”，還是“國民歷”，時人都希望通過改換名稱，凸顯新紀年在國家計時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而樹立現(xiàn)政權(quán)的政治權(quán)威。

在政府強力推行新紀年以及宣揚改換陽歷的意義時，一些提倡使用新歷的知識分子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推進了人們對來自于西方“耶穌紀年”的認識。民國建立之后，使用陽歷，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有些人看來，正是“耶穌紀年”所包含的宗教性因素影響了“耶穌紀年”的推行，因而消解其宗教性因素則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考慮。1919年11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題為《論中國當用世界公歷紀年》的文章，再次提及了中國要使用“世界通用之公歷紀年”。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就是：中國當采用世界通用之公歷紀年，公歷紀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在錢玄同看來，“耶穌紀年”僅僅是一種符號，這種符號本身并沒有包含什么“深意”，也不包含什么“政治”色彩、“宗教”意義，只要能夠簡便易行，為世界普遍使用并為人們所共識就可。錢玄同也解釋了取法此說的原因：我雖然主張中國當用基督紀年，我也嫌“救主降生”這類字樣教氣太重，所以我稱他為“世界”公歷。這種想法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同，有人就特別強調(diào)：“紀元不過計時之一種工具，期間殊無深情妙理，足以影響人者，信其教不在用其紀元，猶之用其紀元并不必信其宗教也。”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主任高魯也說：“民國元年，采用此歷（耶穌紀年），謂之為公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改名為國民歷，絕無宗教觀念?！?/p>

在清末，作為各派知識分子論證自己紀年主張合理性的宗教例證，在民國時期則成為國人追求公理的障礙，這是因為宗教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觀念中的地位已被重構(gòu)，正如列文森所說：“到了20世紀，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非現(xiàn)代性，”“基督教因為不是科學(xué)而遭到抨擊，這種抨擊來自于西方文明?！弊郧迥└邏舻┨岢耙d紀年”以來，知識分子將宗教性因素從“耶穌紀年”當中剝離就成為了一種趨勢，這既是社會心態(tài)變化的結(jié)果，也是紀年變革的內(nèi)在要求。

經(jīng)過南京國民政府和知識分子對“耶穌紀年”當中思想因素不斷重構(gòu)，從而使“耶穌紀年”蛻變?yōu)椤笆澜绻珰v紀年”，陽歷的“洋歷”色彩消退，并變?yōu)閲裥枰袷氐耐ㄐ袣v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公元紀年在中國紀年體系中的主導(dǎo)地位再次得到確認。從“耶穌紀年”到“公元紀年”名稱的變化，折射出近代國人現(xiàn)代性追求中文化心態(tài)和思想觀念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