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步入了生命的第75個年頭，幾乎沒一日離開過《楚辭》。屈指數來，已經先后出版了各種類型的《楚辭》著作達十多種（包括點校本），但是真正為自己看重的只有兩種：《楚辭章句疏證》和《楚辭文獻叢考》。
《疏證》200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十年后，以“增訂本”面貌，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年底可以見書?！秴部肌?017年底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這兩種書的形成，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系?！妒枳C》撰寫發(fā)軔于上世紀90年代初，那時整天泡在圖書館里，蒐集《楚辭章句》《楚辭補注》及《文選》中十一題《楚辭》的版本資料，即以卡片方式把《章句》《補注》《文選》各種不同版本的異文、異句抄錄下來，陸續(xù)積累了近萬張卡片，異文7400多條。
這個過程做得非常艱苦，很多重要的《章句》《補注》《文選》的刻本，需要一本本地對勘，而這些本子的善本，分藏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那時交通不甚方便，如跑一趟杭州也非常不易，更不用說上海、北京、湖北武漢了。無論時間或者經費開銷都受限制，壓力之大，恐怕現在的年輕博士無法想象，每天15元或20元的北京地下室，我也待過了40多天。坐在善本室對勘版本資料，無法做到從容不迫，都是比較匆忙的，以后也再無有逐一復核的機會。
《疏證》出版后，陸續(xù)發(fā)現了征引的版本資料有遺漏、訛誤，乃至個別異文弄錯了位置，張冠李戴，留下了許多遺憾。于是我暗下決心，要把已經校過的或者是后來新發(fā)現還沒有用上的《章句》和《補注》版本資料，全都收集起來，再從從容容地逐一覆核一遍。這也是后來編輯《楚辭文獻叢刊》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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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輯《章句》《補注》《文選》的版本資料，上世紀業(yè)已著手。如，《章句》的正德本、隆慶本、日本莊允益本，是從通過香港大學李家樹教授獲得的；《補注》寶翰樓本的復印件，是四川師大湯炳正先生提供的。這都是我當時撰寫《疏證》的基礎文獻。但是，真正大規(guī)模地匯輯《楚辭》文獻，則是在本世紀初。
饒宗頤《楚辭書錄》、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及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xù)編》，都為我提供了書源的線索。但是，按圖索驥，逐一搜尋時，遇到了許多麻煩、困難。我曾經說過，征輯在《楚辭文獻叢刊》中的每種書都有故事，有些可以公開，有些還不便公開說出其中的“奧秘”。如王國維批校的汲古閣《補注》本，當時去國圖善本部查閱，只能看縮微膠卷。后來千方萬計找到了“關系”，悄悄地復印了一部，這過程真是一言難盡。藏于天一閣馮紹祖《章句》本，有彭孫遹批校，十分重要，后來是通過編纂《重修金華叢書》索取資料時獲得了它。藏于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屈騷求志》五卷，是獨一無二的清代顏賜名的稿抄本，不光是托了“關系”，而且付出了昂貴的復制費。原先只知道有鄭武《寄夢堂屈子離騷論文》一書，卻不知藏于何處，后來轉輾搜尋，終于在江西吉安市圖書館找到了它。
2008年前后，征輯了晚清以前的《楚辭》古籍已達160余種，有不少是目錄著錄家很少提到、甚至未曾著錄的珍本。特別是收藏于日本大阪大學21種《楚辭》古籍，均屬珍貴文獻，其中有海內外的孤本、稿本、名家批注本?？梢哉f，現存于日本國的《楚辭》精品，都已如愿已償復制回來。我之所以能征輯到這些古籍，完全是日本著名漢學家、《楚辭》學專家、秋田大學教授石川三佐男先生的功勞，永遠不能忘記他。石川是中日邦交正?；院笞钤缭L問中國的學者之一，一生頻繁往返于中日兩國之間，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文化使者，在《楚辭》研究領域中作出了很大貢獻。2009年初，我特邀石川參與《楚辭》文獻編纂，給其任務是征輯、復制藏于日本國《楚辭》文獻。石川欣然接受了邀請，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征集資料工作，走遍了日本高校所有的圖書館及藏書室。次年11月，石川邀請我赴日本富山大學、東京大學講學之機，并帶我專訪大阪大學圖書館，日本著名的《楚辭》學家西村時彥先生生前珍藏的“讀騷廬”百種《楚辭》，均藏于此館。記得那天下午，我與石川先生一起拍攝了《楚辭》古籍。他脫了鞋子，站在桌子上，把相機固定在架子上，我蹲在地上翻頁。忙乎了五個多小時，直至關門才結束。沒復制的書或闕漏的部分，后來石川背著沉重的攝影設備，自己專程從埼玉縣乘車去大阪補拍。
誠然，我充分理解并尊重國內圖書館現行的古籍管理制度，確有他們的難處，許多事情強求不得。但是，我深深體會到，這世界上畢竟還是肯“解人之難”的好人多。如浙江省圖書館，是我使用資料最多的一家。原館長徐曉軍先生給予多方幫助和支持，為我一路開了綠燈。上海市圖書館古籍部主任黃顯功先生及陳先行先生、復旦大學古籍部主任吳格先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羅琳先生等也為復制相關《楚辭》文獻提供過方便。不然，能在如此簡短的時期內，征輯到如此豐富而珍貴的《楚辭》文獻資料，是不可想象的。我永遠銘記他們的恩德。2014年《楚辭文獻叢刊》發(fā)布式上，我反復為這部大型叢書征輯資料提供幫助的單位和相關人物，表示了無盡的謝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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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最終在國圖出版社支持下，至2011年，除個別幾種尚在交涉外，該征輯的《楚辭》文獻基本到位了，總共207種，在數量上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種《楚辭》類的叢書，頗為自信地說，有了這部全八十冊的《楚辭文獻叢刊》，已一步到位，相信百年之內再也不可能有人來重復編纂此類叢書了。
這207種書如何編次，令我頗費周折?！冻o》文獻的分類，饒宗頤《楚辭書錄》開了個先例，分為“知見《楚辭》書目”“元以前《楚辭》佚籍”“擬《騷》”“圖像”“譯本”“近人《楚辭》著述略”“《楚辭》論文要目”七類，看似比較粗雜、簡單，未曾深思熟慮。后來，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分為“楚辭書目”“楚辭圖譜”“紹騷隅錄”“楚辭札記”“楚辭論文”五類，“楚辭書目”又分“輯注”“音義”“論評”“考證”四小類，顯然比饒氏有條理，且多為后出的《楚辭》類的叢書所采納。
但是，這個分類并不合理，黃文煥《楚辭聽直》《楚辭合論》明明是一種書，卻被割裂為二書，一則編入“輯注”類，一則編入“論評”類。蔣驥《山帶閣楚辭》《楚辭說韻》《楚辭地理圖》明明一種書，而被拆分為三書：一則置于“輯注”類，一則置于“音義”類，一則置于“圖譜”類，毫無道理。其他如朱熹《楚辭集注》、陳第《屈宋古音義》、汪瑗《楚辭集解》、林云銘《楚辭燈》、汪仲弘《天問注補》、王夫之《楚辭通釋》、劉夢鵬《屈子章句》、戴震《屈原賦注》等皆被因類屬而遭到無端拆分。尤其吳平主編《楚辭文獻集成》（廣陵書局2008年版），按姜氏分類編次，強行分拆，使原本86種書竟拆分為158種，幾乎增加一倍，給讀者造成了很大誤解。
推究其原因，是對《楚辭》文獻的傳承情況，缺乏系統了解。所以，我在編次《楚辭》文獻時，首先考慮如何體現二千余年《楚辭》文獻傳承的基本面貌。
經過反復比勘、疏理，以為《楚辭》文獻的遞傳，大致分為前后兩大段：前段是以王逸《楚辭章句》為主軸，后段是以朱熹《楚辭集注》為主軸。就是說，在洪興祖《楚辭補注》以前，《楚辭》文獻，是以傳承《章句》為主。有了朱熹《楚辭集注》以后，基本上以傳承《集注》為主。于是分為“單行《章句》系列”“《補注》系列”“《文選》系列”“白文系列”及“《集注》系列”“宋元系列”“明清以后系列”等七大系列。這樣劃分的理由是，“《章句》系列”“《補注》系列”“《文選》系列”的底本，雖然都同屬于王逸《章句》，但是《章句》在流傳過程中，已經發(fā)生了變異，造成諸多異文。如單行《章句》和《補注》中的《章句》對勘，竟然有3700余條。《補注》中的《章句》，和收入《文選》中的十一題《楚辭》對勘，也有1170余條。到底哪種書比較接近王逸《章句》的舊貌？十分需要對于三大系列的異文加以仔細審辨、考證，以期努力恢復《章句》原貌。所以，“單行《章句》系列”“《補注》系列”“《文選》系列”三大系列，集中體現了前段《楚辭》文獻傳承的真實情況。最后附以“白文系列”，是指北宋以前抄錄《楚辭》的書法作品，如隋唐時期的歐陽詢《離騷》書寫本，北宋時期的蘇軾《九歌》書寫本及米芾《離騷》書寫本。他們抄寫的底本，不甚清楚，和《章句》在唐、宋時期流傳肯定有關系，何況洪興祖的《楚辭補注》，直接引用過蘇軾的手校本，再加上其抄寫時間都比現存的刻本要早，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可惜沒有引起《楚辭》學者注意。如，《離騷》有“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興祖說：“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毒耪隆吩唬骸艟c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c此語同?！焙榕d祖意思是說，這二句可能因《九章·抽思》而誤入《離騷》，當刪。《文選》本《離騷》確實無此二句，于是有人以為二句是宋代時期誤入的。但是，歐陽詢的《離騷》抄本有此二句，說明隋末、唐初已有此二句，和《文選》本的《離騷》不是同一祖本。要說是誤衍，則應定在在隋、唐時期，而非宋代。再如，明代黃文煥以為原本《九歌》只九篇，而傳世《九歌》十一篇中最末二篇，即《國殤》《禮魂》，是后人所增益的。這個說法多為后世學者詬病，以為憑虛臆解，不屑一談。令人不解的是，蘇軾、米芾《九歌》偏偏都沒抄《國殤》《禮魂》二篇，《文選》刻本也無此二篇，這不能說是巧合，需要引起我們重新思考，不可以臆解無據而輕易否決黃文煥的新解。就此而言，《楚辭》白文的文獻價值也不言而喻，完全可以結合“單行《章句》系列”“《補注》系列”“《文選》系列”三大系列，一起綜合考證。我的《楚辭章句疏證》的第一個內容，包含了對全部異文的具體逐條辨證，往往是能斷則斷，不能則存異備考。但是，《疏證》對異文的考辨，是散入各篇的句子之中，對于讀者來說，很難從整體上去判斷出哪個本子好、哪個本子差。當今《楚辭》版本著錄家，只泛浮在刻本的一般介紹上，如刻年、板式特點及前后序跋等，沒有深入到其內容，更談不上具體文字差異的考辨。
有鑒于此，面對207種《楚辭》古籍，決意撰寫一部既有舊式著錄家的內容，又深入于內部的文字考證、疏理傳承淵源，且真正能體現二千余年《楚辭》文獻傳承史的著作，因而這部《楚辭文獻叢考》，便順理成章地跳出了我著作的“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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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考》的撰寫，整整花費了十年精力。凡211篇，原本應放置于《楚辭文獻叢刊》輯集的每種書之前。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改變，只好改為另行單出。故而《叢考》和《叢刊》原是相配套的，使用《叢刊》的資料，最好先參考一下《叢考》。
《叢考》撰寫，必須做到兩條：一是不光著錄刊刻書年月、板式及序跋，更重要的是逐字逐句對勘、審辨，弄清其書來龍去脈，即在字里行間尋覓那種有相承關系的“蛛絲馬跡”。二是朱子《集注》以下，仔細比較、辨析各家著作的詞義訓釋，哪些是因襲前人，哪些屬于己創(chuàng)獲，哪些是茍且抄襲，宜給予一個公正的結論。經常發(fā)現當下學者對于《集注》以下某種《楚辭》注本的判斷或評價，時有偏差，甚至張冠李戴。如對待清代戴震《屈原賦注》，評價其創(chuàng)獲，莫不舉《離騷》“三后”“敗績”“康娛”三個詞義訓釋為例。而不知“三后”“康娛”，汪瑗《楚辭集解》已在其前，“敗績”釋為“車覆”，抄襲于趙一清《離騷札記》，連引的書證都完全一樣。究其根本原因是，孤立地看待某種書，沒有將它放入207種書中觀照，沒有弄清其來龍去脈，則很難避免片面性。雖說如此，真正操作起來，談何容易？好在后來修訂《疏證》時，充分利用“《章句》系列”的十一種刻本，已積累下了很好的基礎，疏理版本淵源，也不覺得特別困難，而且梳理了這十一種刻本的相承關系，在此以前所有《楚辭》版本著錄家都付之闕如。
《叢考》對每部注本的底本以及注釋相承因緣均有細致考辨，疏理出其間相承關系，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楚辭》文獻通史。這個工作，無論在其前，還是在其后，未曾見有人涉足過，是為《叢考》所獨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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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考》對于207種古籍所作論述、研究，突出了“深”與“新”。深，深入于文本的內容。新，是指發(fā)人所未發(fā)，有創(chuàng)獲。
在此以前，學者對歷代《楚辭》文獻的介紹、評述，如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崔富章《續(xù)楚辭書目五種》《楚辭書錄解題》等，基本是版本介紹、序跋抄錄而已，很少論及各種《楚辭》文獻的本體內容。而《叢考》對于“《章句》系列”“《補注》系列”“《文選》系列”“白文系列”及“《集注》系列”“宋元系列”“明清以后系列”等七大系列的注本，均作全面透徹比勘、分析和研究，且深入到了各個注本、版本的具體內容，列舉大量事例，然后加以歸述。評判各家得失，體現其研究深度、廣度，經常具體的一個句子、一個文字的異同的評判上，絕不膚淺地停留于對注家或版本的一般羅列、介紹。如《惜誦》“又眾兆之所讎”，王逸注：“交怨曰讎?！边@個“交”字，《補注》“系列”的汲古閣本作“父”，唯同治本作“交”。案作“父怨曰讎”，是正確的，“交”是錯別字。仇、讎是同義詞，但在程度上有區(qū)別。一般的怨仇稱“仇”，不共戴天的怨仇稱“讎”。在先秦之世，沒有比父母被殺的怨仇更為嚴重，所以說“父怨曰讎”。由此發(fā)掘、深挖下去，伍子胥借吳國的兵以復父讎，攻下了郢都，連讎家楚平王的墳墓也被挖開，且鞭尸三百。這個顛復楚國的舉動，楚人并沒有譴責，屈原也公開贊揚伍子胥，是符合其時“忠”與“孝”的倫理，不能用秦漢以后的倫理標準來看待，更不能因為贊揚了伍子胥而否定屈原對《涉江》《惜往日》《悲回風》三篇的著作權。于此一斑，可以見傳本的異文的文獻價值。《叢刊》所輯集的《補注》八個版本，經過反復核對，《叢考》指出，汲古閣本最精善，錯字也最少。這是在疏理大量的證據基礎上而所作的結論。又如《九辯》“憀慄兮”，王逸注：“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文選》本“暴”作“卷”。卷，是“曲”的意思。戾，也是“曲”的意思。卷戾，平列同義的復合詞，說“卷曲不舒展”。單行《章句》《補注》均作“暴戾”，則成語病。經過反復對勘，發(fā)現《文選》“系列”的《楚辭》注，雖有以李善注與五臣注合刻的六臣注本，而正文的底本是李善注本，所以五臣注文與正文時出現互相齟齬的情況，說明李注本、五臣本的《楚辭》底本是不同的。這個結論，不僅對《楚辭》文獻研究、對《文選》文獻研究也是大有啟示和幫助。
《叢考》對于朱子《集注》研討系統而全面，從十一個方面，疏理朱本的淵源，無論從字義訓詁，還是釋音辨韻或闡述各篇旨意，條陳縷析，均非常具體。且對朱子所依據的底本及參校本作深入研究，提出了全新解釋。對于宋刻慶元六年本、端平二年本的來歷及其優(yōu)劣，均作具體論述。經逐條對勘，《叢考》認為，慶元本比端平本更符合朱熹原書的舊貌，而明、清以下的刻本，多依據端平本翻刻而忽略了這個更早的慶元本，是《集注》傳播史上一大缺憾?！秴矔肥鞘状蜗驅W術界公布這個刻本，而《叢考》也是首次評價其學術價值，以期學術界給予充分關注。對于《集注》“系列”的源流疏理，是十分必要的。有人以為“朱熹反王逸”，“這是《楚辭集注》的宗旨”?？址菍賹??！秴部肌芬詾椤都ⅰ纷衷~訓釋，基本出于《章句》，朱子無甚發(fā)明。唯其以理學觀念審視屈原的“忠”，僅有“過于中庸”而已，不知“反”在何處？
《叢考》對明、清以后的167種《楚辭》注本，就其文獻價值所作全面、系統論述，無論從宏觀，抑或微觀，均具有學術深度。不乏真知灼見，絕不人云亦云，且對前人疏誤，多所駁正。經比較、研究，我們發(fā)現明、清以后的《楚辭》注本有以下四大特點。
第一、注者多是身處于蹇難之中，抑抑不得其志，而后借屈原之酒杯，以抒發(fā)己之塊壘，是有所寄寓的。因而在其注本中的“屈原”形象，各不相同，均不無有注解者自己的身影。如黃文煥、林云銘、陸時雍、周孟侯、劉獻廷、王夫之、錢澄之，以至晚清民國間的劉光第、馬其昶、郭焯瑩等，莫不如此。即是日本學者龜井昭陽、岡田正之也不例外。在閱讀這些書的時候，必須與其坎坷的人生際遇結合起來思考、研究。通過他們的注釋，可以了解到明、清學者對《楚辭》的再次解讀、闡述的學術面貌，認識到屈原的精神價值在明、清時期的嬗變。
第二、明、清以后的《楚辭》文獻多以朱子《集注》為藍本，雖然偶見和《集注》本有差異，但仔細對勘，發(fā)現這些差異是人為的，有意據《集注》所引或本的異文改易，刻意與藍本區(qū)別開來，給人印象似乎是所據別本，實際上和《集注》本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汪瑗的《楚辭集解》是明顯的例子。如《離騷》“與江蘺”，《集注》“蘺”作“離”。引或本作“蘺”。又，“此度也”“先路也”，《集注》無“也”字，引或本有“也”字。又，“猖披”，《集注》作“昌被”，引或本作“猖披”。又，“后悔遯”，《集注》“遯”作“遁”，引或本作“遯”。又，“蒥荑與?車”，《集注》作“留夷與揭車”，引或本作“蒥荑與?車”。又，“杜蘅”，《集注》“蘅”作“衡”，引或本作“蘅”。又，“俟時”，《集注》“俟”作“竢”，引或本作“俟”。由此可見一斑。明、清注本差不多都有類此情況，最終還是抹不掉承傳朱本痕跡，所以其文獻價值不大。
第三、明、清《楚辭》注本在字詞訓釋、篇章大旨的抉發(fā)及屈原生平研究等文獻研究方面，是有所獲弋的，哪怕只有一條，也應該予以肯定。如，對汪瑗《楚辭集解》的評價，充分肯定其超越前代的成績。訓釋《離騷》“敗績”為“車覆”，“康娛”是并列復合詞，而非太康之類，均屬汪氏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獲。指出后人將此類創(chuàng)新委屬于清代戴震《屈原賦注》，是不公正的。又如，清代黃恩彤人品低下，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充當給英夷引路的角色，喪失了民族氣節(jié)，是近代史上為人不齒的漢奸。而他所作的《離騷分段約說》，緊密結合史遷《屈原傳》，在區(qū)分《離騷》十七段中闡發(fā)屈原意旨，別具一格，饒有新意。尤其對“求帝”“求女”二節(jié)的解釋，一歸之于“國無人”，使一篇前后呼應，渾然成為一體，確實讓人耳目一新。則不可因其人而廢其說，故而破例收錄其書，并作實事求是的評議?！秴部肌穼τ谇鍡罱鹇暋缎驴坛o箋注》，幾乎與明李陳玉的《楚辭箋注》別無二致，只是改換了作者名氏、改動了幾處注釋、增益了幾則序跋而已，定為抄襲之作。據例本不應收錄。但是，現在的學人屢使用二書，已在學術界造成很壞影響。故而援例收錄此書，在《叢考》中予以澄清。類此援引他人之說而有意抹去他人名氏者，均予以一一指出，還學術與歷史的真面貌，為時下糾正不良學術風氣，也起到警示或者借鑒作用。
第四、對于明、清以后的名家或佚名作者留下大量批校、批注的開發(fā)和論述，約三十多種。其文獻價值之高，均出乎常人所想象。如，清袁廷梼批校正德《章句》，《離騷》“夕攬洲之宿莽”注云：“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痹！坝龆弊鳌斑^冬”。以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云云，似舊本作“過冬”。遇，“過”字之訛。又，《天問》“何獸能言”，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痹！靶伞弊鳌盃酢?。狌、猩古今字。戰(zhàn)國楚簡也作“狌”。又，《惜誦》“竭忠誠”，此本“竭”字無注，袁校據《補注》本補“竭，盡”之注。竭字于此首出，舊當有注。又如王國維手校汲古閣《補注》本，用正德《章句》逐字對校，以證明與《補注》所引或本多同，說明正德《章句》本的藍本，確是宋刻佳本。又如，近代王獻唐批注屈復《楚辭新注》的用韻，丹黃爛然，內容富贍精深。如果單列出來，簡直是一部《楚辭韻考》?！秴部肌芬彩鞘状卧u述王氏的韻學成就。
總之，《叢考》往往通過列舉大量事例，而后歸納結論，使之立于不跋之地。又以“史”的眼光，通過不同本子對勘、比較，然后疏理其彼此間的因緣關系，也是所謂“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秴部肌返淖珜懻?，既有國內學者，又有日本、香港學者；既有《楚辭》研究的專家，又有精于版本目錄學的學者。這是一次垮境學術組合、研究互動的嘗試，為當今學術界提供垮境學術研究有益經驗。由于《叢考》體量巨大，加之水平、學力局限，錯誤也在所不免，望同行不吝批評指正，賜以昌言，吾當稽顙拜而受之矣。
（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