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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yīng)該說，自楚辭誕生以后，由于屈原本人的崇高人格和以身投江殉理想的偉大壯舉，以及其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的巨大藝術(shù)魅力，在當時和后代，形成了二股潮流：一股，是在漢代形成小高潮、后代也有延續(xù)的文人模擬楚辭體式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一般稱這些詩歌為擬騷詩，它們顯然具有楚辭風格體式，內(nèi)容有的懷念屈原、感嘆自我身世，有的借題發(fā)揮、抒發(fā)個人情感；另一股，則是從西漢開始，一直延續(xù)到清末（直至現(xiàn)代）的研究屈原與楚辭的潮流，這后一股，自然強勁、壯大得多，無論人數(shù)、著作、影響等，它們即歷來所謂的楚辭研究——楚辭學(xué)。
以下，筆者擬分四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楚辭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和每個階段的大致特點，以及其代表學(xué)者與著作，以此一窺楚辭學(xué)在歷代的大致概貌。
兩漢時期，是楚辭學(xué)的開端期。這個時期，隨著楚辭其名的定名和詩集的編定，楚辭代表人物屈原的傳記也隨之問世，其時還出現(xiàn)了早期的研究者，產(chǎn)生了褒貶不一的認識看法，最重要的，楚辭學(xué)史上第一部最具權(quán)威性的代表注本——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在這個時期問世了。
楚辭學(xué)史上第一位對楚辭發(fā)表見解的，或謂第一位楚辭研究者，是西漢淮南王劉安。據(jù)《漢書·淮南王傳》記載，劉安曾撰《離騷傳》（可惜已佚），留下評騷文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保ò喙獭峨x騷序》）而歷史上第一位為屈原作傳，并留下千古傳頌贊詞的（包括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是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其中寫道：屈原是“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薄扒人乐?，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薄坝嘧x《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彼抉R遷為屈原撰寫了歷史上第一篇最具歷史價值、最有權(quán)威性的人物傳記，并最早對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肯定評價，其影響波及后世百代。
楚辭之所以會以“楚辭”的名義流傳后世，其最早的編定者和定名者是西漢的劉向，在楚辭學(xué)史上，他可謂功不可沒——“逮至劉向，典校經(jīng)書，分為十六卷?！保ㄍ跻荨冻o章句》）“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襃《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為十六篇。是為總集之祖?！保ā端膸烊珪偰刻嵋罚﹦⑾虻倪@一編集和定名，使屈原等人的作品，從此成為能區(qū)別于詩和賦而獨立于文學(xué)史的一種文體——辭，《楚辭》也因此成為一部具有濃厚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詩歌總集，在文學(xué)史上留下了它特有的篇章。
兩漢的楚辭學(xué)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持前后矛盾態(tài)度的揚雄和褒貶相異的班固與王逸，其中王逸的《楚辭章句》一書，在整個楚辭學(xué)史上影響巨大，堪稱里程碑。揚雄對楚辭可謂毀譽參半，他先是稱道屈原作品，認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也即，在揚雄看來，屈原的辭（即賦——漢代辭賦混稱）“麗以則”，而宋玉等人的辭（賦）“麗以淫”，這是對屈原作品的推崇。同時，他還同情屈原的遭遇，“悲其志，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漢書·揚雄傳》）。他還因此專門創(chuàng)作了《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等作品，說明他把《離騷》看作如儒家經(jīng)典一般，特意仿效模擬之。但同時，楊雄對屈原作品的浪漫風格特色卻認識不足，在比較屈原與司馬相如兩家作品時，他說：“原也過于浮，如也過于虛。過浮者蹈云天，過虛者華無根?！保ā斗ㄑ浴罚┧^“過于浮”“蹈云天”，顯然是貶抑屈原作品了。
東漢時代的班固和王逸，成了該時代也是整個楚學(xué)史上特別針鋒相對、褒貶對立的兩家，這是一場很有意思和影響的學(xué)術(shù)爭論。班固雖然在《離騷序》和《漢書》中，對屈原作品有肯定之處，謂“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并說當世和后代很多文人“自謂不能及”，屈原本人“雖非明智之器”，可也是“妙才”，但總體上，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他否認劉向?qū)η脑u價，認為“斯論似過其真”，“謂之兼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他指責屈原：“且君子道窮，命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薄耙噘H絜狂狷景行之士。”對屈原作品的浪漫風格特色，班固也予以指責：“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保ā峨x騷序》）這顯然是站在儒家的“依經(jīng)立論”立場作評判。東漢的王逸公開反駁了班固的觀點，他認為，“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zhì)，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薄岸喙讨^之露才揚己……是夸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薄皬姺瞧淙耍ж手幸??！保ā冻o章句序》）對屈原作品，王逸作了高度評價：“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zhì)，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保ā冻o章句序》）王逸的這一高度評價，是對班固的嚴正駁斥。不僅如此，王逸對楚辭學(xué)的主要貢獻，在于《楚辭章句》一書，這是楚辭學(xué)史上問世時間最早、至今保存最完整的第一部注本，它不僅對楚辭的每一篇作品作注，且有闡明每篇作品旨意的序和全書的總序，其間貫穿了王逸個人對屈原和楚辭作品的系統(tǒng)觀點與看法。概括地說，該書體現(xiàn)了三個特點：一是駁斥班固的謬論，率直表白自己對屈原及其作品的正面高度評價；二是匯集前人諸說，保存了不少先秦兩漢時代多家研究成果，不發(fā)空言，不無據(jù)妄說，體現(xiàn)了廣采博取的特色；三是所撰各篇序雖未必均系確言，卻為后人提供了有價值的作者生平、作品背景、內(nèi)容概要和藝術(shù)特色等方面的有益材料。當然，書中也存在不少偏誤之處，故而南宋洪興祖專門撰寫《楚辭補注》，以彌補缺失。
這個階段的楚辭研究所呈現(xiàn)的狀況，與漢代不可同日而語，不僅沒有像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那樣的專門注本，連專論文章也僅有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其他就是散見于各類文章和詩作中的評述文字了，當然，從這些文字中，我們也能看到其時的研究概貌。這里，試先就這些評述文字做些闡釋，而后專談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及相關(guān)篇。
首先是高度肯定屈原的品格及其作品成就。魏曹丕將屈原與司馬相如作比較，有謂：“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yōu)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jù)托比喻，其意周旋，綽有余度。長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卷一百引《典論》）這顯然是褒揚屈原。晉人皇甫謐所說也類似，《三都賦序》道：“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論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蓖瑫r代的摯虞在《文章流別志》中，更以十分推崇的口氣，從文體角度評價了屈原與楚辭：“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蹦铣捍蚣s更把《詩經(jīng)》與楚辭并論，謂 “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并認為，楚辭是“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宋書·謝靈運傳論》）唐史學(xué)家劉知幾在《史通·自序》中將楚辭與《詩經(jīng)》并論，贊美楚辭是“不虛美不隱惡”。唐代兩位大詩人李白、杜甫，分別有贊美屈原的詩句，體現(xiàn)了對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贊譽：“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保ɡ畎住督弦鳌罚案`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保ǘ鸥Α稇驗榱^句》）詩人李賀則對楚辭作品有直接肯定評價：《離騷》——“感慨沉痛，讀之有不欷戱欲泣者，其為人臣可知矣?！薄毒鸥琛贰捌涔枪哦?，其色幽而艷。”《九章》——“其意凄愴，其辭瑰瑋，其氣激烈?！薄短靻枴贰罢Z甚奇崛，于楚辭中可推第一?！薄哆h游》——“鋪敘暢達，托志高遠，取意可也?！薄恫肪印贰盀轵}之變體，辭復(fù)宏放，而法甚奇崛，其宏放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保ㄊY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該時期當然也有貶抑屈原及其作品的，例如裴子野、顏之推，沿襲了班固批評屈原的“露才揚己”說，唐代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對屈辭浪漫風格表現(xiàn)了不滿，認為“義類不具” “六義缺焉”。但應(yīng)該承認，總體上還是肯定者居多。
這個時期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一書，專辟了《辨騷》篇章論及楚辭，且書中其他篇章也多處涉及了對屈原與楚辭的評論。重要的是，《辨騷》被列入了全書的總論部分，“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jīng)，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保ā缎蛑尽罚┛梢?，在劉勰心目中，楚辭非常特殊，不歸入“論文屬筆”類作為一般文體，而是劃歸了“文之樞紐”，說明他對楚辭的特別重視，而“辨騷”的目的，乃是“變乎騷”——要總結(jié)和吸取《詩經(jīng)》至楚辭間的文學(xué)變化經(jīng)驗，闡明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文學(xué)發(fā)展的原理。不僅《辨騷》篇，其他如《詮賦》《時序》《才略》《頌贊》等篇，也論及了楚辭，抓住楚辭的根本特征，高度評價其藝術(shù)特色與成就，指出楚辭在漢代至六朝間文學(xué)史上的重大影響，總結(jié)了漢代楚辭研究的經(jīng)驗與不足和由楚辭而引申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特別高度贊揚了屈原的人品。應(yīng)該說，劉勰的這一系列對楚辭的綜合論述，在整個楚辭學(xué)史上屬于一座高峰。當然，劉勰也有不足，《文心雕龍》全書雖然體大思精，但對楚辭的論述也還存在著偏頗，未能擺脫漢儒“依經(jīng)立論”的框架，對楚辭的浪漫風格持片面看法，對“楚艷”難免有偏激認識，還有其他一些疏漏不照之處。
這一時期，還應(yīng)提及屬于楚辭音義類的隋代釋智騫《楚辭音》，該書“善讀楚聲，音辭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保ā端鍟そ?jīng)籍志》）可惜此書早佚，現(xiàn)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有法人所盜中國敦煌石室的藏本。
說到宋元時期，就楚辭學(xué)而言，宋代在整個楚辭學(xué)史上，無疑是個高峰——主要是南宋，出現(xiàn)了朱熹、洪興祖等突出的楚辭學(xué)者及其代表注本，而元代，實事求是說，在楚辭學(xué)方面，基本是空白，這是由元代特殊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北宋晁補之有《重編楚辭十六卷》，該書在楚辭篇次的編定上，以及作品的作者歸屬上，與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有所不一，可以作為參考，以了解楚辭在歷代流傳過程中作者和篇次的變化。
重要的是，南宋時期出現(xiàn)了兩部特別有價值，影響特別大的注本，這就是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和朱熹的《楚辭集注》，這二部注本，可以說是整個楚辭學(xué)史上極有代表性也極有價值的。
先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這部注本，是洪興祖針對王逸《楚辭章句》的不足予以補充而成——《補注》乃補《章句》之未詳。全書重點是補義，在《章句》之后先引諸異本，以正文字，而后補王說之義，或引書以證其實際古義，或辯解以明其要，都是王注在前，洪補隨后，章明句顯，發(fā)王義之幽微，抒洪個人見解。此書被朱熹《楚辭集注》采納較多，為后代楚辭學(xué)界所推崇?，F(xiàn)代一般通行的楚辭權(quán)威本，就是《楚辭補注》本（《章句》附《補注》）。
其次是朱熹的《楚辭集注》（附《辨證》《后語》）。在朱熹看來，王逸的《章句》和洪興祖的《補注》都“詳于訓(xùn)詁，未得意旨”（《四庫全書提要》），于是，朱熹便自編《集注》一書，著重在義理方面作闡發(fā)。他在《序目》中說：“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贝嗽掽c出了屈原創(chuàng)作的宗旨。他同時又對王逸和洪興祖兩著的缺失，提出了自家看法，認為王著之所取舍“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王、洪兩家對楚辭大義，均不能“尋其文詞旨意之所出”，以至“或以迂滯而遠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義理”——這就是朱熹編注《集注》的根本原因，也是該書的特色所在。朱熹一生傾力于儒家經(jīng)典的解說，著述宏富，影響甚大，其所著《楚辭集注》一書，在闡釋義理方面確有獨樹一幟特色，故而該書在當時及后代，傳播很廣，尤其明代，版本甚多。
宋代還可以提及的兩本楚辭注本，一是黃伯思的《校定楚辭》（附翼騷），該書已佚，但黃《自序》中的一段話，則是后代對楚辭為何姓“楚”的權(quán)威解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绷硗庖槐臼菞钊f里的《天問天對解》，對“辭義嚴密，最為難誦”的屈原《天問》和“深宏杰異，析理精博”的柳宗元《天對》作解，殊為難得（黃伯思《楚辭》序）。此外，宋代還有一部宋仁杰的《離騷草木疏》，屬于專對楚辭作品中的草木作注解，先引原文，次引王逸、洪興祖之說，而后是作注者本人的按語，并輔以《爾雅》《神農(nóng)書》詳釋之，不僅有名物考證，更詳于物類的特征與品質(zhì)之善惡，從而讓讀者明白楚辭借草木以喻賢愚善惡的用意，此乃屈原創(chuàng)作手法之巧妙處?！端膸焯嵋吩u此書謂：“是編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jīng)》，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jīng)》為斷?！云湔饕旮唬急娴浜?，實能補王逸訓(xùn)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愿之翼《爾雅》，可以方軌并駕，爭騖后先，故博物者恒資焉?！边@個評價還是比較高的。
明清兩代堪稱楚辭學(xué)的高峰，特別是清代，因時代社會條件和考據(jù)學(xué)繁榮的原因（考據(jù)學(xué)繁榮也是時代社會所致），楚辭研究出現(xiàn)了學(xué)者眾多、注本豐碩的現(xiàn)象，這是之前任何一個階段難以比擬的，據(jù)姜亮夫《楚辭數(shù)目五種》不完全統(tǒng)計，清代光輯注類注本就有70多本，還不包括音義、論評、考證、札記類。
先說明代。明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注本是汪瑗《楚辭集解》，該書由汪仲弘補編，汪文英撰跋，書中有“山海輿地全圖”等精致十圖，彌足珍貴。書中跋語謂，該書“考核精詳，疏解縝密，超出諸家之上”?？梢?，至少在明代，這是一部堪稱上乘的楚辭注本。明代還有幾部楚辭注評本也值得一說。其一，黃文煥《楚辭聽直》，借屈原以寓感，其“所抽繹，概屬屈子深旨，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埋沒未抉，特為劍拈焉?！保ā冻o聽直》“例言”）其二，李陳玉《楚辭箋注》，“其箋注屈、宋，涉憂患，寓哀感，別有會于屈子之意。故體驗實有過人之處，因亦有過量處?！睍行铝x異人、立義闡幽方面，在明代屬“多別解者”（姜亮夫《楚辭數(shù)目五種》引語）。其三，陳第《屈宋古音義》，這是繼《毛詩古音考》后作者又一部上古時代的古音類著作，焦竑“序”說：“得此編，不特與楚詞聲韻犁然當心，而與毛詩古韻相為印證。學(xué)者當益自信不疑矣！”其四，蔣之翹輯《七十二家評楚辭》，此書雖不是單純的楚辭注釋本，但卻對楚辭研究者了解參考歷代楚辭研究很有參考價值，它收錄了從漢代司馬遷、劉向、班固、王逸到明代蔣之翹（包括蔣本人）對屈原與楚辭的評論文字，可謂一冊在手，歷代可窺，從兩漢到明代的幾乎所有著名學(xué)者文人評論楚辭的文字，盡收書中，極有參考價值，故黃汝亨“序”中寫道：“上自漢魏，以及國朝，凡百名流，茍其一言一字之似，荒謬若予者，無不搜羅而備輯之。甚至注與評而載之未詳者，君必考諸他書，裁之獨見，為并詳之。”
生于明代，一生跨明、清兩朝的賀貽孫，有一本《騷筏》值得一說。該書與一般楚辭注本不同，它重點不在詩篇的注釋，而在詩篇旨意的闡發(fā)，“曲暢旁通，頗有會心。于芳草美人之喻，黨人險佞之狀，尤能鉤稽比戡，得全文全書旨意?？芍^善用心者。于文章脈絡(luò)，尤能明指而出之。如謂世敘數(shù)語，是《離騷》一篇本領(lǐng)。變與不變，是通篇柱子。此外如合《湘君》與《湘夫人》為一壇，《國殤》與《禮魂》為一壇，《九歌》十一合而為九。……皆能從字里行間，體會作者心情，發(fā)人所未發(fā)。”（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引語）自然，此書也有失誤之處，如認為《天問》無首無尾、無倫無次，不免貶低《天問》，說《九歌》是思君之歌，也失之牽強。
從楚辭學(xué)史看，清代的楚辭學(xué)者及其注本，無疑是整個古代楚辭學(xué)史的高峰，其時，名家輩出，注本豐碩，筆者擬擇其要者概述之。
先看王夫之《楚辭通論》。王夫之治學(xué)以漢學(xué)為門戶、宋學(xué)為堂奧，可謂漢宋兼顧、以宋為主，故其論楚辭，偏重義理闡釋，《自序》中他說：“今此所釋，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屬之際。”“《九歌》以娛神鬼，特其凄悱內(nèi)儲，含悲音于不覺耳?！薄芭硐讨荆l(fā)念于懷王，至頃襄而決。《遠游》之情，唯懷王時然，既遷江南，無復(fù)此心矣。必于此以知屈子之本末。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边@些見解，都有可圈可點之處。周拱辰《離騷草木史》雖非僅注《離騷》，實際兼及楚辭它篇，但對《離騷》篇的山川草木禽魚，確實花了注疏功夫——“竊覩《騷》中山川人物草木禽魚，一名一物，皆三閭之碧血枯淚，附物而著其靈。而漢王叔師（王逸）、宋洪慶善（洪興祖）、朱元晦（朱熹）三家，雖迭有注疏，未為詳確。”
清代比較公認的相對有特色的三部楚辭注本是：林云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它們基本上代表了清代楚辭學(xué)的水準，對后代頗有影響。應(yīng)該說，三部注本各有特點。林云銘《楚辭燈》求詩旨大致吻合，脈絡(luò)分明，所釋時有會心之處，然詞旨尚顯淺露，該書“自序”中說：“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nbsp;“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于文以自見?！彼郧兄性娭?。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對楚辭作品的排序“雖不無可商，而明快為舊說所無?！队嗾摗分蟹治隹颊摚m有駁談，亦時見精邃之言，終非明以來泛言可比?！鼻視袇⒖家鲋畷_六百四十多種，決非“率爾茍且”之作，蔣驥自己說：“獨于《離騷》，功力頗深。訂詁之外，益以《余論》《說韻》若干卷?！?nbsp;“蓋《離騷》二十五篇，所以發(fā)明己意，垂示后人者，至深切矣?！笨梢?，該書的《余論》也頗有值得參考之處。戴震《屈原賦注》“以大義貫文旨，以訓(xùn)詁明大義。不為空疏皮傅破碎逃難之說。” “指博而辭約，義勤而理確?！?nbsp;“過明清諸家遠矣。洪、朱而后，謹嚴篤實博雅精約無過此書者?！保ń练颉冻o數(shù)目五種》引語）——這是對戴震此書很高的評價，清代當世之諸多注本概無出其右者，戴震自己道出其中內(nèi)理：“予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xué)至純，其立言指要歸于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jīng)之亞?！保ā蹲孕颉罚┡e例來說，對楚辭作品的注釋，戴震確有道理，比如《離騷》中的“三后純粹”，此“三后”指誰？歷來諸說紛紜、莫衷一是，戴震認為指楚之先君；又比如，“夏康娛以自縱”，不少注本以為“夏康”指“夏太康”，戴震認為，應(yīng)“康娛”連文；《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有人認為屈辭未盡其善，戴震說“屈子辭無有不醇者”——所說所論均在在有理。
清代還有一部值得一說的有特色的楚辭注音本——江有誥的《楚辭韻讀》，其在楚辭韻讀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江有誥曾有《詩經(jīng)韻讀》問世，可見他對上古時代的古音韻很有研究，《楚辭韻讀》是古音韻讀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一，書中對楚辭原文分別予以注音，還同時附注了古音、葉韻、通韻、借韻等諸例，其體例與《詩經(jīng)韻讀》相通，此書對讀者了解楚辭古音韻讀不可或缺。
此外，清代有些著名學(xué)者，并不專治楚辭，但他們的學(xué)術(shù)類隨筆和札記中，也有涉及楚辭研究方面的文字，這些文字表述，大多能顯示出學(xué)術(shù)方面的內(nèi)容，也可資參考，因畢竟他們都是著名學(xué)者——如，王念孫《讀書雜志》“楚辭雜志目”、俞樾《湖樓筆談》《賓萌集》等楚辭札記、孫詒讓《札迻楚辭》、孫志祖《文選考異楚辭札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