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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任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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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是知恥而后勇的晚清近代“洋務運動”，即將蓄足馬力加速的年頭。
以恭親王奕訢和名臣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親歷了兩次鴉片戰(zhàn)爭國難，更見識了世界之大，明白大清朝再也不能渾渾噩噩的活。于是引進近代工業(yè)創(chuàng)建近代軍隊等“洋務”藍圖，正有條不紊的付諸實施。還有一樁教育方面的“小事”——創(chuàng)建并增設京師同文館課程，為大清朝培養(yǎng)未來“洋務”方面的骨干人才。
可是，就在這些“洋務”精英們忙得熱火朝天時，這個看上去不起眼的同文館，卻好似一根導火線，在這年引發(fā)了一場轟然大地震，整個大清朝堂上口水紛飛，掐得亂七八糟。甚至以后世諸多學者的觀點：晚清洋務運動的歷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幾乎都因此確定坐標。
這場意義重大的事件，就是1867年晚清朝堂上一出啼笑皆非的活?。和酿^之爭。
這件“丑聞”的導火索是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館”，那么先了解一下京師同文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各國使節(jié)紛紛進駐京師，中外交涉事件激增，而泱泱大國卻沒幾個翻譯人才。在這種背景下，恭親王奕訢上折子，以“欲悉各國情形，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為由，建議創(chuàng)立京師同文館，意在培養(yǎng)外交和翻譯人才。
清政府批準后，1862年，清末第一所官辦外語學?！┏峭酿^成立。學校先后開設英、法、俄、德、日文等課程，還聘請洋人當老師，招收學生為15歲以下的聰穎兒童，以八旗子弟為主，每個語種館不超過24名學生。這種辦學形式與私塾里老先生帶著小孩們頌讀“人之初，性本善”雖有不同，但畢竟招收學生少，還只是學習語言，影響有限，所以，當時朝堂內外并沒有什么反對的聲音，學校創(chuàng)辦一帆風順。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fā)展，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清政府的腐朽落后形成鮮明對比，各項技術人才的匱乏更是愈加嚴重。李鴻章、曾國藩等人都認為目前的形勢已經遠不是培養(yǎng)語言人才這么簡單了，要想學會造洋槍洋炮，就必須學會制造原理，也即“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中國原有的以經史教育為主的傳統(tǒng)教育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當時甚至有人發(fā)聲：“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這話明白指出要想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就必須培養(yǎng)算學、理化等自然學科的知識分子。于是，1866年末，洋務派的領軍人物奕訢、李鴻章等人再次遞上奏折，請朝廷在同文館中設立天文算學館，得到朝廷認可后進入籌備階段，這如同平地一聲雷，瞬間引爆清政府高層的一場“互掐”大戲。
在奕訢等人的主張下，天文算學館仍以洋人為師，招收的學生不僅年齡放寬，生源范圍也擴大到“滿漢舉人恩、拔、歲、副、優(yōu)貢，并準令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愿意入館學習者......一體與考”。這觸動了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敏感的神經。
拉開“互掐”大戲序幕的是山東道監(jiān)察御史張盛藻，他在奏折里指出，科甲出身的人去學習這些奇技淫巧，朝廷還用升官、銀兩賞賜做誘惑，這是“重名利，輕氣節(jié)”，這樣就會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岐途。不過，張盛藻與奕訢等人明顯不是一個“段位”，存在感太低，輕而易舉就被打壓。
這時，一位重量級人物的登場將大戲引入高潮，他就是倭仁。倭仁不僅是三朝元老，著名理學家，還是同治皇帝的師傅，在士大夫中有很高的威望，盡管奕訢對會出現(xiàn)反對聲音有心理準備，但倭仁還是讓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倭仁一上場就把問題上升到國家高度，指出“立國之道，尚禮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科舉出身的士子師從“夷人”，就會動搖國本，甚至“變夏為夷”，乃是亡國之舉。清政府不能用對待張盛藻的態(tài)度來對待倭仁，兩宮太后立即召見了倭仁，又把他的折子遞給了奕訢的總理衙門。
奕訢不是等閑之輩，隨后就上呈一個奏折，對倭仁的“變夏為夷”避而不答，而是強調國家目前的危機，重申設立天文算學館的必要，暗中還“黑”了倭仁一把，認為他“空言無補，有礙洋務”，并將朝中重臣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的來往密函附上，最后不忘將上倭仁一軍：“大學士認為我等之舉不可行，想必已有強國良策，以抵御外國而使我國不受欺侮，那我愿意追隨大學士竭心效力?！?div style="height:15px;">
▲奕訢
沒想到倭仁也不是吃素的，繼續(xù)自己的反對意見，并把矛頭直指奕訢：“如果你們有把握，以夷人為師，就能精通算術學，必能制出精巧的機器，中國的讀書人一定不會被夷人所利用，夷人必能被中國殲滅，那就太好了！但若是做不到這些，那還是不開天文算學館為妙！”
要說姜還是老的辣，倭仁這一招果然厲害，當時中國積弊已深，誰敢提著自己的腦袋打包票說學習了算學就一定能富國強兵，滅了夷人？奕訢自然也不敢保證，他再次遞上奏折，說我只是盡心盡力辦事，但成敗，就算是諸葛亮也無法預料，何況我等？這時，互毆進入到白熱化階段。
不過，奕訢在倭仁的折子里找到一個漏洞，針鋒相對地指出，大學士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學，也不必師從夷人”，如此說來，大學士一定能保薦幾人，那就另設一算術館，你來負責，以觀成效。 朝廷順水推舟同意了奕訢的建議，讓倭仁“擇地另設一館”，還給他一個新職務：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一直態(tài)度強硬的倭仁這下可被難住了，我哪兒有精于算學之人呀？我一帝師，在總理衙門行走能干什么？接旨后的倭仁在朝堂上被擠兌得異常難堪，倍感羞辱，沒幾天就氣得病倒，竟至“上馬眩暈，顏色憔悴”，對于朝廷的任命推病不去。
這場同文館之爭引起的高層互撕，就這樣以洋務派的勝利而結束。但因為倭仁的巨大影響力，地方各級官僚還不停地上疏反對，甚至有人把“久旱不雨”等自然災害也歸罪于開辦天文算學館，震怒之下的奕訢進行強壓，才終于了結。
后來，同文館為國家培養(yǎng)了諸多人才，其中為使館提供大量譯員，后來還有人擔任外交要職；也有部分畢業(yè)生進入政壇，還有進入電報局，制造局，船政局等領域任重要職務。而天文算學館的興辦，更是開了學科學風氣，對社會無疑是起了積極的作用。
以這個角度說，不管這場“同文館之爭”里，那些守舊的官員們如何丑態(tài)百出，如何給后世的相聲小品電影等文藝作品增添了無數笑料。它最終的結果，卻到底為內外交困的晚清王朝，踢開了自強路上一堆討厭的絆腳石。也正是從這一年起，“洋務運動”的諸多大事業(yè)，開始轟轟烈烈的鋪開，好些曾備受非議 “洋務”骨干們，終于可以大展拳腳。近代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宛如新風一般吹入古老的中國。
雖然洋務運動，并未使中國走向富強，但對照下1867年前后，晚清工業(yè)科技涇渭分明的差別，對照下船政局馬尾船廠漢陽鐵廠北洋水師對于近代中國的意義，就可知這場“同文館之爭”，至少令近代中國，加速前進了五十年。那一代為中國自強而忍辱負重的“洋務運動”骨干們，無論成敗，依然當得起后世我輩，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