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博物館（Musée du Louvre）建于1792年，館藏最有名的兩河流域文物無疑要屬《漢謨拉比法典》石柱，也是盧浮宮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1901年，法國人雅克·德摩爾根（Jacques de Morgan）主持發(fā)掘蘇薩遺址（今伊朗胡澤斯坦），出土了一根閃長巖制成的石柱，上面刻寫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的保存比較完整的法典——《漢謨拉比法典》，由古巴比倫王國第六位國王漢謨拉比（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在位）制訂，古巴比倫王國滅亡后，該石柱于公元前12世紀被埃蘭國王作為戰(zhàn)利品帶到埃蘭首都蘇薩。除了漢謨拉比法典石柱之外，盧浮宮收藏的兩河流域文物來源主要集中于三個時間段：19世紀中葉、19世紀末及20世紀前期。
1843年，法國考古先驅(qū)保羅-埃米爾·博塔（Paul-émile Botta）與英國人在伊拉克北部亞述地區(qū)展開考古史上有名的發(fā)掘競賽，發(fā)掘了新亞述國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的新都薩爾貢堡（今伊拉克豪爾薩巴德）的王宮，出土了大量大型文物，如人面飛牛“拉瑪蘇”巨像，這些巨大的石像在當時被用船艱難地運到數(shù)千里遠的巴黎，其中不少石像在運輸過程中沉船，永遠地留在了它們的“故鄉(xiāng)”美索不達米亞。其他運到巴黎的文物目前被擺放在盧浮宮博物館近東部，供世界各地游客瞻仰回味。
如果說博塔與萊亞德的發(fā)掘為亞述學尤其是亞述帝國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那么1881-1891年間，法國考古學家歐內(nèi)斯特·德薩爾澤克（Ernest de Sarzec）在兩河流域南部吉爾蘇遺址（今伊拉克泰羅）的發(fā)掘，則是奠定了亞述學分支——蘇美爾學的基礎，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蘇美爾語楔形文字的破譯提供了關鍵的物質(zhì)材料。在吉爾蘇的發(fā)掘中，出土了麥西里姆權標頭、埃安那吞鷲碑、古地亞雕像和 2萬多塊蘇美爾語楔形文字泥板。后來，盧浮宮博物館用13萬法郎夠得了這批寶貴財產(chǎn)。
盧浮宮博物館的第三個主要藏品是“馬瑞王室檔案”。自1933年開始，法國將近東考古重心從伊拉克轉(zhuǎn)向敘利亞，在敘、伊邊境附近的馬瑞遺址（今敘利亞哈里里）建立了最新的考古前沿陣地，從那時起直到2015年敘利亞內(nèi)戰(zhàn)之前，馬瑞這個“富饒”的遺址伴隨著法國近東考古事業(yè)取得一系列輝煌，也成為法國亞述學最引以為傲的資本。馬瑞遺址在年代上從公元前2900-公元前1759年，見證了古巴比倫王國的興起與鼎盛。由于古巴比倫時期的巴比倫城遺址地層位于水位線以下，導致無法發(fā)掘，這使得古巴比倫的昔日“死敵”，馬瑞的歷史檔案成為我們研究古巴比倫王國尤其是漢謨拉比統(tǒng)治時期最重要的間接材料來源。這里共出土楔形文字泥板數(shù)萬件，除了藏在盧浮宮博物館之外，其余的藏在敘利亞的阿勒頗博物館（約20000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