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古籍真?zhèn)?，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早在春秋末年，子貢就對書籍產(chǎn)生過懷疑，他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1]（《子張》）戰(zhàn)國時期的孟子更進一步指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2]（《盡心下》）到西漢時期，司馬遷著《史記》，“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3]（《太史公自序》），對大量古文獻作了系統(tǒng)地梳理和考辨。劉向、劉歆父子在校理群書時，把考辨書籍真?zhèn)巫鳛槠涔ぷ鞯闹匾獌?nèi)容之一。進入東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繼承、發(fā)揮了劉向、劉歆父子的辨?zhèn)蝹鹘y(tǒng)，用自注的形式指出古籍真?zhèn)渭白髡咭劳械那闆r。從三國到隋代，許多學者如傅玄、范寧、顏之推、王通等都對古籍辨?zhèn)巫髁艘欢ǖ墓ぷ?。高僧道安、曾祐、法經(jīng)等對佛經(jīng)的考辨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唐代的古籍辨?zhèn)紊铣袘?zhàn)國、秦漢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辨?zhèn)嗡枷?，下啟宋代的疑古辨?zhèn)嗡汲?，是中國辨?zhèn)螌W發(fā)展史上不可或闕的重要一環(huán)。本文擬將唐代的古籍辨?zhèn)巫饕幌到y(tǒng)綜述，以企揭示其在中國古籍辨?zhèn)螌W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妥之處，尚祈方家賜正。
一
學術(shù)界多認為，唐開國之初，學者篤守師法、因循守舊，不注重考辨書籍之真?zhèn)?，無辨?zhèn)纬煽兛裳?。實際上，這種觀點還有待進一步商榷。貞觀年間，孔穎達等奉敕編撰《五經(jīng)正義》，所搜集材料龐雜眾多且相互矛盾抵牾。為了統(tǒng)一經(jīng)學，孔穎達等人對其進行了嚴謹?shù)仄饰隹急?。《今文尚書》中的《泰誓篇》，馬融、鄭玄、王肅等學者都曾懷疑其為偽書，孔《疏》在他們的基礎(chǔ)上又作了進一步辨析，詳細敘述了《泰誓篇》造偽及流傳的經(jīng)過，認為“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盵4]（《尚書序》孔疏）關(guān)于《禮記》中的《月令篇》，鄭玄認為“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斷定其是禮家好事者抄合而題之周公的偽作?？住妒琛焚澩嵭挠^點，并具體指出了《月令篇》不合于周法之處：“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薄爸苡辛?，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并依時色，此時事不合周法?！盵5]（《月令》孔疏）進一步揭露了《月令篇》之偽。另外，孔《疏》還探討了張霸偽造二十四篇的問題，并指出《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辭頗增甚”，《大戴禮》“文多假托”，《穀梁傳》多“妄言”，皆是漢初人所作。
《五經(jīng)正義》對《國語》、《左傳》、《史記》、《竹書紀年》、《管子》、《孔子家語》等書中的一些可疑內(nèi)容也作了考辨，訂正了不少偽事、偽辭。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篇”，這一觀點為歷代學者深信不疑?？住妒琛穼Υ藨岩烧f：“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盵6]（《詩譜序》孔疏）通過考察歷代書籍引用《詩經(jīng)》的情況，斷定“《詩》三千篇”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吨芏Y?大司徒》記載：“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孔《疏》認為這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遺禮文，乃去其本經(jīng)，妄為說耳”[4]（《武成》孔疏）。由此可見，《五經(jīng)正義》在辨?zhèn)畏矫孢€是有所創(chuàng)獲的。
此后，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jīng)籍志》，承《七略》、《漢書?藝文志》之余緒，進一步把目錄學同古籍辨?zhèn)谓Y(jié)合起來?！端逯尽防^承了《漢志》在書名下加小注的做法，對一些書籍作了考辨，或存疑或直接指明是后人續(xù)作。例如，在孔安國傳《古文孝經(jīng)》下注：“今疑非古本?！盵7]（《孝經(jīng)類》）《廣成子》下注：“商洛公撰，張?zhí)庾?，疑近人作?！盵7]（《道家類》）《尸子》下注：“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xù)。”[7]（《雜家類》）《隋志》不僅繼承了《漢志》在書名下加小注的做法，而且還在若干類的小序里集中討論了偽書的情況，把辨?zhèn)蔚奈淖钟尚∽⒌囊粌删湓挃U展到幾句、十幾句的長文，詳細地闡述了偽書產(chǎn)生的緣由及偽托的情況，是一個較大的進步。例如，《孝經(jīng)類小序》敘述了《孝經(jīng)》孔安國傳和鄭玄注的流傳情況，并認為《孝經(jīng)》鄭玄注“立義與玄所注余書不同”[7]（《孝經(jīng)類》）。《緯書類小序》用了五百余字闡述了讖緯之書的造偽和流傳情況，并評論說：“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圣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后，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7]（《緯書類》）在《雜傳類小序》中，《隋志》又指出劉向的《列女傳》、《列士傳》、《列仙傳》以及嵇康的《高士傳》等書“雜以虛誕怪妄之說”[7]（《雜傳類》），記載是不真實的。
著名史學家顏師古曾參與編撰《五經(jīng)正義》，并著有《漢書注》，對古籍辨?zhèn)斡幸欢ǖ呢暙I。我們知道，顏師古乃南北朝時期著名學者顏之推之孫，顏之推曾著《顏世家訓?書證篇》，注重考辨?zhèn)螘?、偽事。所以，顏師古在考辨古籍方面自然有一定的家學淵源。他對《中庸說》、《孔子家語》、《讕言》、《鄧析子》、《西京雜記》等書均有考辨。他判斷《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非今所有《家語》”，《讕言》十篇“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盵8]（《藝文志》顏師古注）又考辨《西京雜記》說：“其書淺俗，出于里巷，亦不知為何人所作?！盵8]（《匡衡傳》顏師古注） 根據(jù)書的內(nèi)容淺俗而懷疑其為偽書，頗有新意。
唐初，在古籍辨?zhèn)畏矫?，有一位高僧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就是唐高宗時期的道世。他主要是對道家書籍進行了考辨，對歷代偽造道經(jīng)的現(xiàn)象作了揭露和抨擊。道世指出道書作偽的手段是：“增加卷目，舔足篇章。依傍佛經(jīng)，改頭換尾?！睆睦碚撋峡偨Y(jié)了考辨道經(jīng)之真?zhèn)蔚姆椒?。他說：“據(jù)此前數(shù)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薄昂文它S領(lǐng)獨知，英賢不睹，書史無聞，典籍不記？”這實際上是根據(jù)前人史志的著錄情況進行考辨。凡是前代英才賢哲沒有見過、典籍文獻不著錄的就是偽道經(jīng)。又指出假造的道經(jīng)往往來歷不明：“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盵9]（卷912，《辨道經(jīng)真?zhèn)伪怼罚└鶕?jù)這一點也可以斷定其真?zhèn)?。必須指出的是，道世在考辨道?jīng)時往往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偏袒佛教、壓抑道教，這影響了考辨的客觀性、準確性。
由上述可以看出，在唐代初期，學者并非一味崇經(jīng)泥古、株守舊說，他們對辨?zhèn)螌W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經(jīng)正義》、《隋書?經(jīng)籍志》均是官修書籍，代表官方正統(tǒng)思想，它們對古籍經(jīng)典尚持如此的懷疑態(tài)度，其對后來辨?zhèn)物L氣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二
至盛唐，學術(shù)領(lǐng)域的疑古辨?zhèn)沃L漸趨強烈。長安三年（公元703），博士王元感上所撰書《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因三部書對儒家經(jīng)典進行懷疑考辨，遭到了一些“專守先儒章句”的學者的強烈反對。但是，王元感也得到了魏知古、徐堅、劉知幾、張思敬以及武則天等人的支持。武則天下詔說：“王元感質(zhì)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志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謂儒宗。” [10]（《王元感傳》）武則天雖然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而支持王元感，但在客觀上卻推動了疑古辨?zhèn)物L氣的興盛。
此后，著名史學家劉知幾于景云二年（公元711）撰成《史通》一書，正式揭開了唐代古籍辨?zhèn)蔚男蚰??！妒吠ā芳仁俏覈糯谝徊肯到y(tǒng)的史學理論專著，也是辨?zhèn)螌W史上的名著，在古籍辨?zhèn)畏矫嫒〉昧素S碩成果。
首先，劉知幾對儒家經(jīng)典進行了考辨。在《疑古篇》中，他列舉《尚書》、《論語》中的可疑之事，并一一進行考辨。例如，《尚書?虞書》稱唐堯“克明俊德”，陸賈《新語》亦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劉知幾認為這是對史實的美化，是不真實的。他說：“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兇，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兇’。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不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11]（《疑古》）根據(jù)《春秋左氏傳》和《論語》的記載，否定了《尚書》和《新語》的說法。
又如，堯、舜之間的禪讓被傳為千古美談。《尚書?堯典》云：“（堯）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笨装矅蹲ⅰ吩唬骸皥蛑拥ぶ觳恍ぃ视卸U位之志?！眲⒅獛赘鶕?jù)《山海經(jīng)》和晉代的出土文獻《汲冢瑣語》的記載，對此作了嚴密地考證，認為故事的真相是：舜先廢掉堯，立堯子丹朱，然后又廢掉丹朱自立。劉知幾又根據(jù)后代篡權(quán)者往往先立一傀儡，而后取而代之的一貫做法，進行合乎邏輯的常理推測，進一步佐證自己的觀點。他說：“觀近古有奸雄奮發(fā)，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盵11]（《疑古》）
對可疑之事逐一剖析考辨后，劉知幾引用孟子的話作了總結(jié)。他說：“遠古之書……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段涑伞分?，吾取其二三簡?！拼硕?，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盵11]（《疑古》）指出了對古書進行辨?zhèn)蔚谋匾浴?
其次，對歷代史籍進行了考辨。劉知幾對歷代史籍的考辨主要集中在《暗惑篇》及《雜說》上、中、下四篇文章中。《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瞽叟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劉知幾說：“《史記》云重華入于井中，匿空而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11]（《暗惑》），認為舜從井中匿空而出一事同左慈能幻化隱身、劉根能招鬼隱身的傳說一樣荒謬，是不可信的。又如，他批評劉向“廣陳虛事，多構(gòu)偽辭”，對史料不進行精心選擇，把戰(zhàn)國時期游說之士為了設(shè)理說教而虛構(gòu)的故事當成史實錄入《列女傳》，這是“故為異說以惑后來”。[11]（《雜說下》）
真正能體現(xiàn)劉知幾在古籍辨?zhèn)畏矫娉删偷氖恰缎⒔?jīng)老子注易傳議》一文。在這篇辨?zhèn)螌Ｖ?，他對《孝?jīng)》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作了嚴密考證。他羅列十二條證據(jù)以揭露《孝經(jīng)》鄭玄注之偽。茲將十二條證據(jù)概括如下：（1）、鄭氏《自序》詳列所注之書，而未提及《孝經(jīng)》。（2）、鄭氏卒后，其弟子們所著《鄭志》無注《孝經(jīng)》之文。（3）、《鄭志目錄》詳載鄭氏著述，無《孝經(jīng)》之注。（4）、鄭氏弟子述師言，錄其語而編定的《鄭記》無《孝經(jīng)》注。（5）、趙商《鄭先生碑銘》具載其所注箋駁論，不及《孝經(jīng)》?！稌x中經(jīng)薄》詳記鄭氏注九種。至于《孝經(jīng)》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6）、《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jīng)》則有評論。”宋均《詩譜》：“序我先師北海鄭司農(nóng)”，則均是玄之傳業(yè)子弟也，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jīng)》唯有評論。（7）、宋均《孝經(jīng)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jīng)》云：“‘玄又為之注’，司農(nóng)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保?）、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jīng)》略說”，則非注之謂。（9）、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人的著作，俱為鄭玄傳，載其所注。皆無《孝經(jīng)》。（10）、王肅《孝經(jīng)傳》有司馬宣王之奏曰：“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jīng)》，以肅說為長。”若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11）、王肅著書，發(fā)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證》。若《孝經(jīng)》此注出自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12）、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jīng)》之注。[9]（卷274，《孝經(jīng)老子注易傳議》）劉知幾廣泛查閱各種文獻，探賾索隱，嚴謹考辨，《孝經(jīng)》鄭玄注之偽曉然大明。
辨《老子》河上公注，劉知幾說：“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jié)草庵于河曲，乃以為號。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jīng)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耶？”他根據(jù)內(nèi)容荒誕離奇且《漢志》不記載此書而斷定其為偽書，并主張廢黜《老子》河上公注，行王弼注。又考辨子夏《易傳》說：“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咸嬰作’?；蛟疲骸捵鳌Ｈ粨?jù)《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詩經(jīng)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后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9]（卷274，《孝經(jīng)老子注易傳議》）根據(jù)前人的文獻著錄詳細考辨，有理有據(jù)，頗具說服力。
眾所周知,古籍辨?zhèn)问且豁棌碗s的、系統(tǒng)的學術(shù)工程,它要求辨?zhèn)握呔哂袦Y博的知識，能做到具體分析,綜合歸納,從紛繁蕪雜的現(xiàn)象中找出其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去偽存真，而不可執(zhí)其一端,以偏概全。劉知幾在考辨古籍時綜合運用了多種方法，力求多方取證，反復剖析，以求準確無誤地辨明事件、書籍之真?zhèn)?。其考辨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根據(jù)歷代書目的著錄情況進行考辨。劉知幾少習經(jīng)史，具有豐富的歷史文獻知識，每辨一書，皆能廣泛查閱歷代史志的著錄情況。如上述他對《孝經(jīng)》鄭氏注的考辨，就充分地利用了歷代史志、各種官修及私家目錄，證據(jù)確鑿，論述詳明。清代學者阮元在《孝經(jīng)注疏?？庇浶颉分姓f：“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近人張心瀓在其著作《偽書通考》中指出鄭氏非鄭玄。當然，也有部分學者主張《孝經(jīng)》鄭玄注非偽。此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但劉知幾征引文獻之廣博著實令人嘆服。
第二，與其它古籍文獻進行比勘。以他對《尚書》“（堯）克明俊德”一條的考辨為例，他結(jié)合《左傳》文公十八年和《論語》的不同記載，指出堯之世并不是一個賢愚分明的理想社會，“克明俊德”是《尚書》對堯的虛構(gòu)和美化。值得一提的是，劉知幾在使用這一方法時，充分利用了晉代的出土文獻。西晉初年, 戰(zhàn)國后期魏襄王之墓在汲郡(今河南汲縣)被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十幾萬支竹簡,后由當時的著名學者荀勖、束皙等整理出十六部重要古籍。劉知幾認識到了這些古籍的重要價值，并把其作為考辨?zhèn)螘问碌目煽课墨I。他對《汲?，嵳Z》和《竹書紀年》作了這樣的評價：“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況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于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名和；鄭桓公，宣王之子。則與經(jīng)典所載，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蹲笫稀芬噍d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有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盵11]（《雜說上》）在劉知幾看來，出土文獻不但可以使人了解更多的歷史事實，而且可以用來糾正傳世文獻中的錯誤。我們知道，到二十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開始自覺地將“地下發(fā)現(xiàn)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相互印證，以考辨古史之真?zhèn)?。這一方法突破了傳統(tǒng)的“以經(jīng)證經(jīng)”的局限，推動了辨?zhèn)螌W的科學化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劉知幾重視出土文獻的觀念是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濫觴，兩者存在著一定的淵源繼承關(guān)系。
第三，根據(jù)事件是否符合邏輯常理進行考辨。劉知幾說：“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11]（《申左》）又說：“夫五經(jīng)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11]（《疑古》）這里的“理”，是指道理、情理、事物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劉知幾認為凡是有悖于人之常情、邏輯規(guī)律的記載都是虛假的?！稌x書?阮籍傳》記載：“（阮）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shù)升。及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后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shù)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眲⒅獛邹q駁說：“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中⒆又畣视H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于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nèi)寬；醉飽自得，則饑膚外博。況乎溺情豚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11]（《暗惑》）劉知幾認為這是后人為了顯示阮籍不同于常人的“志操”而作的虛構(gòu)，純屬無稽之談。在《雜說下》中，劉知幾說：“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于物理者矣?！盵11]（《雜說下》）可見，是否合乎“理”是劉知幾辨?zhèn)蔚闹匾獪蕜t。
第四，根據(jù)文體和語言特點進行考辨。文體和語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從這一角度辨?zhèn)?，效果甚佳。在考辨李陵《與蘇武書》時，劉知幾說：“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nbsp;[11]（《雜說下》）斷定其是后人偽造而假托于李陵。在考辨《孝經(jīng)》鄭玄注及《老子》河上公注時，劉知幾也把“言語鄙陋”作為斷定其是偽書的重要依據(jù)。
當然，劉知幾的辨?zhèn)畏椒ń^不僅限于以上幾種，在辨?zhèn)螌嵺`中，他熟練地交叉運用了多種考辨方法，表現(xiàn)出較大的靈活性，成績斐然，給后人以極大的啟發(fā)和有益的借鑒。在尊孔崇經(jīng)、對權(quán)威充滿迷信的時代，劉知幾能對包括儒家經(jīng)典在內(nèi)的各種典籍進行剖析考辨，勇氣可嘉。近人梁啟超評價說：“在那種辨?zhèn)螌W衰微已久的空氣中，首先引導學者做自由的研究，開后來的風氣的，劉知幾總是頭一個，不能不令我們佩服?！盵12]（P33）他的大膽懷疑的精神和敢于疑經(jīng)的非凡膽識極大地鼓舞了后人，對辨?zhèn)物L氣的盛行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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