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夏、秋之際，二戰(zhàn)方殷，商務(wù)印書館仍以“上海涵芬樓”之名，印行《孤本元明雜劇》。這部《孤本元明雜劇》，是時稱“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的選刊，初版發(fā)售350部線裝機制連史紙本，于旬月之間即告售罄，成為戰(zhàn)時出版業(yè)內(nèi)的奇跡。
所謂“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源于明代藏書家趙琦美（脈望館）的藏品，后經(jīng)錢謙益（絳云樓）、錢曾（也是園）、季振宜、何煌、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鐘、趙宗建（舊山樓）至丁祖蔭等各家，民國間淪落于書肆，終為學者鄭振鐸發(fā)現(xiàn)，并代教育部購藏，雖歷三百余年的轉(zhuǎn)移，稍有亡逸，尚存242種，多屬稀世珍品，“為研究兩代草野風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是中國文學和戲曲藝術(shù)等領(lǐng)域中的瑰寶。
商務(wù)印書館遂與教育部商定，為藉流通以保存古籍，借印“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由張元濟主持，曲學專家王季烈及學者姜殿揚等校理，“除已見之《元曲選》及近日印本者九十四種，重復(fù)之本四種”，“擇其久未行世者刻本六種、鈔本一百三十八種”，“計得往昔未見之本百四十四種”，整理校訂，期間“函牘往返，推敲入細”，前后數(shù)年始成，“以聚珍鉛字排印”，“名曰《孤本元明雜劇》”。此書的印行，實是中國出版史上的大事，于相關(guān)的學術(shù)研究大有裨益。
上海圖書館所藏《校訂元明雜劇事往來信札》（后簡稱《校劇信札》），即當時張元濟或商務(wù)印書館與鄭振鐸、王季烈、姜殿揚等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雜劇》之事的往來信札專集，涉及商借立約、整理校訂、編次提要至出版印行等各方面，頗有前所未見或未知者，反映出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時局世態(tài)，是中國出版史、文學史和社會史等專題研究的寶貴的原始資料。
在商借立約方面，《校劇信札》所存，如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二十二日鄭振鐸致張元濟函，代教育部提出商借條件：
先生攝印一份事，已作函“教部”，諒必可得允許。千元之款，將來擬即作為鈔錄一份之費用。惟將來商務(wù)出版此書時，須用“教育部”或“國立編譯館”或其他國家機關(guān)名義；又出版時，盼能贈送“教部”五十部以便分送各國。此事想均不難辦到也。六月二十四日鄭振鐸致張元濟函：
也是園曲攝照一份事，當不成問題。商務(wù)所付之一千元，即作為鈔寫一份之費用。何種應(yīng)印，何種不必印，當列詳目奉上。惟將來出版時，（一）須用國家機關(guān)名義；（二）須贈送教部若干部。此二事乞便中見覆為感！
七月一日鄭振鐸又致張元濟函：
也是園舊藏曲，在十余日內(nèi)即將送港轉(zhuǎn)滇保存。先生如欲攝照一份保留在滬，乞即示知，以便將全書奉上；并盼能在三、五日內(nèi)盡快攝畢交還。至于出版及贈書等條件，可作為第二步待后再商也。我們很盼望能有一份存在上海。
而張元濟回應(yīng)，只能用商務(wù)印書館名義出版、送書十部?；蛞驐l件分歧，教育部不久電示，不愿出版，而數(shù)月以后，卻又來函同意。十一月三日鄭振鐸致張元濟函：
久未奉候，至以為念！關(guān)于也是園元曲事，前曾將先生來函附寄重慶。頃得教部來函，對于先生所擬辦法，表示同意。教部甚欲商務(wù)承印，且盼能早日出版，一切條件，均可不計，僅須于印出后贈書若干部而已。如荷同意，當即設(shè)法將全書奉上（與元曲選及其他易得之曲選重出者，當刪去不?。?。
以及同年底至次年初的商務(wù)印書館與教育部立出版權(quán)授與契約各稿、往來書札等，皆為雙方洽談“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借印立約之事的新史料，若與已刊行的文獻比照參觀，當可考見其事之原委和曲折。
整理校訂、編次提要等方面，為《校劇信札》的主題，所存信札300余件，約占總數(shù)的90%，其中未刊者尤多，研究價值甚高。如延請整理者及確定印行方針，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二十四日張元濟致王季烈函：
“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數(shù)百種，為虞山丁氏所有，去歲由蘇垣散出，展轉(zhuǎn)為北平圖書館購得，商務(wù)印書館商準景印，凡二百四十二種，經(jīng)友人詳細檢閱，為外間久未見者一百四十余種，有傳本而頗有異同者六十余種（有無印行價值，尚待研究），余則為通行之本（撤出不?。?，趙清常、何小山先后校過（亦有未曾下筆者），其中有刊本、有抄本，各本行款又各不同。弟略加翻閱，必須整理一番，方可出版。吾兄為曲學專家，敢以奉懇，不知能邀俯允否？鄙意擬改用排印，即用《奢摩他室曲叢》款式，其以別本參校者，或附札記，或即注于眉端。此層頗費斟酌，擬于今年分期出書，竣事之期，擬以年底為度。
二十九日王季烈覆函，欣然應(yīng)允：
也是園雜劇數(shù)百種，流至北方，伯恒竟未提及，久未見者有百四十余種，可稱瓌寶。委以整理校讎，弟所樂于從事，酬報決不計較。乞先將目錄抄示（分未見及見而有異同者兩類，至通行習見之本當然無須再?。檫怠１梢?，其中原本清楚，可照相石印者，當然以石印為宜（省校對，且存原本面目），至不能石印者，則用排印。此則曲白之分別、正襯之斷定，卻須細心考核。前者，印《誠齋樂府》，先以紙照者寄下，由弟將正襯、曲白在底子上作記號，然后付手民，亦是一法。
擬定校例、須知，有同年五月二十九
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照《誠齋樂府》之例，擬定五條校例；七月三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并附呈所擬<也是園曲初校須知>，有云：
謹將私擬自守<初校須知>，略為順次，錄呈鈞鑒，可否加核，連同鈞訂補例賜予，附寄君翁削正，俾知初校實地上所守標準，且于覆校頭緒亦較明晰。
再如文字的校訂，有同年八月七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
省筆字、俗字，鄙意以改正為妥。加注一節(jié)，如系文義兩可通，或所改不能無疑者，自當注明；若顯然之誤字，所改毫無疑義者，似可無須再注。
八月十六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晚處尚余十七本，已改多遍，大概不問曲劇通用與否，悉作訛字，用朱筆記于下闌。今依批定君翁來單各條，先呈五本，將必要字校改上闌簽內(nèi)。
曲本的整理，有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七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各本（云）、（唱）改正及加○采取各條，以前即徑用墨筆鉤改，今能否照此鉤改？
張元濟批注：
請即用墨筆鉤改。
十月十七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鎖魔鏡》第五折后新編穿關(guān)已裁下，另粘一說帖，仍夾存天字本末后。
《鎖魔鏡》地字本穿關(guān)，擬遵批照排，不再另錄，而于此穿關(guān)之首粘一說帖，遵指授意思撰擬。
之前，則撰<穿關(guān)研究及推想>，重點闡發(fā)“穿關(guān)”的藝術(shù)形式。
又如選目編次，有民國二十八年九月間王季烈所擬<校印也是園總目>，選目一百五十種，附注：
印此一百五十種，其中惟《單刀會》《遇上皇》《博望屯》《不伏老》《緋衣夢》《僧尼共犯》《題橋記》《苦海回頭》八本，世有傳本，而或缺賓白，或罕印本，故復(fù)印之。此外一百四十二本，皆前人所未□之孤本也。
《總目》首頁張元濟批注：
自《不伏老》起，次序與前六月廿五日寄來、七月廿二日寄來之目不同。
次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
雜劇前選一百五十種付印，并編一目次。當時未見原書，未免有望文生義之病。茲知《鞭盜跖》即《臨潼斗寶》之不全本，則此本自不必印。但印一百四十九種，未免有畸零之嫌。將來全書校畢時，或更發(fā)現(xiàn)可刪之本，則再刪一、二本，否則，就地字中再選一本以補足之。此事宜校畢再定為妥，惟大致依此目次序作為暫定可也。
撰寫提要，有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
茲將《洞天玄記》《太平仙記》兩本互勘，各撰提要一通，乞賜教正。依管見揣度，竟似楊升庵襲舊，然未敢輕詆前人，祗好作曲筆，以俟后人之斷定，但不覺其辭之費耳。
“另封掛號寄上”《洞天玄記》《太平仙記》兩種的提要。十二月十二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
今日已將十三批共七十八種之排樣悉行看完。此后隨到隨看，隨作提要，可免積壓之弊矣。
至于如規(guī)畫版式，有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內(nèi)云：
四月十一日王季烈覆張元濟函：
板式甲、乙、丙、丁四種，甲不經(jīng)濟，丁太費目力，皆可不必討論，惟乙、?。ㄔ娜绱??！岸 睘楣P誤，當作“丙”?！髡咦ⅲ┒N宜斟酌選用。茲與此間研究藏曲之傅惜華談及，渠深以丙式為善，謂其字之大、小與開明書局排印之《六十種曲》相同，而僅用邊線，不用行線，中縫用中式，不用西式，則比之開明印本尤為古雅悅目，似可即行定奪。
斟酌書名，有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商務(wù)印書館致王季烈函：
版式清單增入第七項（校注用六號雙行夾注），此單指曲文大字夾注，如科白夾注，能否亦用六號字，將來排時當注意合式否也。
再書名“孤本”兩字，擬依鄭振鐸君所見，易為“脈望館”三字。
八月十二日張元濟致王季烈函，亦云：
前屬館中函陳，擬用“脈望館”三字代擬定“孤本”二字，緣此時不欲發(fā)售預(yù)約，不能將全部書名發(fā)表在此，數(shù)月之中或有人將我所選印者忽然印出數(shù)種，則于“孤本”二字于出書之時不免有所抵觸。未知卓見以為可行否？
八月十四日丁英桂錄王季烈于《破窯記》校樣上的附注，以為書名用“脈望館”有三不妥：
標題“孤本”二字改“脈望館”一節(jié)，鄙意覺未盡善。此雜劇為脈望館、絳云樓、也是園諸家所遞藏，而非脈望館之刊本，僅舉“脈望館”，不足以賅諸藏家，一不妥也。脈望館所藏雜劇不止此數(shù)，今僅選印百余種，而冠以“脈望館”之名，二不妥也。書名當使人人易知，方可暢于營銷，脈望館去今已四百年，惟藏家及研究板本者熟知其名稱，普通喜雜劇傳奇之人未必知也，不如“孤本”二字之足以使人注意，三不妥也。請諸君再細酌之。
茲所舉各例，均為未刊信札，可略見整理者工作的邃密，亦可印證王季烈于《孤本元明雜劇》的<序>中所言的“此本初校者為我吳姜佐禹君殿揚，復(fù)核者為海鹽張菊生君元濟，函牘往返，推敲入細，皆有功此書之流播者也”。元曲研究專家隋樹森就曾撰文指出，《孤本元明雜劇》“也還時有紕繆”，但較之先前世界書局出版的《元曲選》、上海雜志公司出版的盧冀野的《元人雜劇全集》，“三種之中，以《孤本元明雜劇》斷句錯誤最少，校對亦精，可以說是現(xiàn)行斷句本元劇總集之最佳者”。事實上，戲曲研究專家苗懷明在《二十世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發(fā)現(xiàn)整理與研究》一文中也評價說，這次整理校訂“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無論在規(guī)模上還是質(zhì)量上，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了建國前戲曲整理工作的最高水平”，“對后來戲曲作品的校訂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參考價值”。
《校劇信札》尚有不少反映社會生活與時局世態(tài)的書簡。如反映社會生活的，有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十日王季烈致張元濟函：
承寄郵費二十元，現(xiàn)在上海與此間匯兌不通，此事如系吾兄所賜，則請無須客氣，若是由館中支公款，則亦不必急急。弟連居已于上星期售去，約二個月交屋。弟擬陰歷中秋后移居北京，陰歷六、七月間先將書籍長物交轉(zhuǎn)運公司送至北京，弟于七月中旬在此左近租屋暫住，俟長物到京（行李自連至京須一月），弟再動身，陰歷六月以內(nèi)弟不移動也。
八月十九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代音字表>打成清本及挍史余朱，均承任心翁同日先后送到。此等朱錠大概舊制者，方法、工料均精。現(xiàn)購于市者，年不如年，以料惡工粗、膠重性暴，損筆易禿，半由不善調(diào)朱，膠固于筆，半由洋帋損鋒，一掃即成退筆。
反映時局世態(tài)的，有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本月同人薪水已普遍恢復(fù)，在此租界食用暗封鎖難關(guān)中，雖幸得有救助，然公司向居商業(yè)領(lǐng)袖地位，此次復(fù)薪，在同人生活、公司牌面均不可已，而在公司實力如何，向不聞可以慶幸圖全消息，實為公私交慮。日來又聞不幸狂潮，竊恐今后不是公司同人問題，將趨于全上海改呼“吃白飯”口號尚不可得地位。此則人人所當省悟者也。
九月二十五日姜殿揚致張元濟函：
閱報：教部對滬出版界暫緩審查，對內(nèi)陸教本自負印行名義，于立場困難，似亦深鑒而欲為之解者，于此可覘時局先聲之微矣。無如出版業(yè)工場并無可為趨避、負擔稍輕之地，工料、運輸□□上漲，最低生活立待趨高，斯為大困耳。
敘述真切直觀，可供經(jīng)濟史、藝術(shù)史、社會史等專題的研究者取資。
《校劇信札》原書，線裝7冊，竹紙裝裱，存手跡348件、錄副122件（含重復(fù)者），起于1938年6月22日，訖于1941年12月10日，分為函、契約、校例、須知、箋、表、條議、清單、書目、提要、樣張、說帖、說明等。
2017年，為紀念商務(wù)印書館創(chuàng)建120周年暨張元濟誕辰150周年，上海圖書館與商務(wù)印書館合作，影印出版《校劇信札》，由筆者整理，主要是考辨信札的寫寄時間、寫寄者或收受者，以寫寄時間先后為序編列信札，分析與合并手跡或錄副、正件或附件，依信札內(nèi)容撮要擬寫事由項，編制相應(yīng)的信札目錄，附錄<信札往來者人物簡介>和《孤本元明雜劇》的<序><校例><目錄>等。由于主觀、客觀各因，其未能考知及錯謬之處，仍存疑俟考，或以待博通高明之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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