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真相為何難以追尋？——評<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我的許多主人公讀了我的訪談后都震驚了，她們不承認自己說過這些話。這當然是因為‘我們勝利了’是所有這些她們講述的故事的共同背景。我們花了什么樣的代價取得了這場勝利，這對她們來說不重要。這些苦難沒有一絲一毫變成自由，用這些苦難什么都沒有換來，這對她們來說也不重要。您明白嗎？用生命的代價，卻什么都沒有換來?！?/p>
這段話論及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于1978年至1985年的早期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顯然，當作家在2015年的秋天談論這本書時，批評意識較之從前強烈許多。在她寫作此書過程中記下的創(chuàng)作筆記里，盡管也有幾處質(zhì)疑的地方，但對這些接受訪問的女兵，基本的情感是同情甚至是頌揚的：“女人的戰(zhàn)爭有自己的色彩，有自己的氣息，有自己的解讀，有自己的空間。她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說話。沒有英雄豪杰和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被迫干著非人力所及的人類事業(yè)?！?/p>
這種態(tài)度上的變化，一方面肯定是和阿列克謝耶維奇隨年齡增長而提升的見識有關(guān)，一方面也是令人窒息的當代俄羅斯的政局使然。
在訪談中，阿列克謝耶維奇對于俄羅斯的現(xiàn)狀可謂痛心疾首，在她看來，整個1990年代人們經(jīng)歷了沉重苦難的考驗，但這苦難卻沒有換來任何回報，人們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在我們這個時代，不義和好戰(zhàn)的愚昧在殘酷程度上已經(jīng)登峰造極?！焙?990年代人們所受的苦難相比，那些在二戰(zhàn)中出生入死的女兵所受的苦難顯然更為深重，俄羅斯獲得了空洞的“勝利”，但是對于民主和自由，人們依然只能望梅止渴而已。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訪談中的反思雖然刺耳，但卻顯然更有深度，而《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這本書對于苦難的揭示，由于缺少更犀利的批判視角而顯得有些單純了。盡管如此，考慮寫作時間，這本書仍然是對既有的刻板歷史秩序的有力反動，所以當戈爾巴喬夫在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他著名的“新思維”改革的時候，《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得以立即付梓，印數(shù)叫人瞠目結(jié)舌——兩百萬冊。
這本書的暢銷應該說首先有賴于過去幾十年，蘇聯(lián)的國家機器對于衛(wèi)國戰(zhàn)爭喋喋不休拙劣的宣傳，這種宣傳把復雜的戰(zhàn)爭和人性簡化為正義和邪惡的對壘——作為正義者的蘇聯(lián)戰(zhàn)斗英雄戰(zhàn)勝了邪惡的法西斯，這種宣傳聲調(diào)單一、粗糙，因為遠離真實而顯得生硬虛假。
阿列克謝耶維奇則顛覆了多年來從男性視角出發(fā)的戰(zhàn)爭敘述，她帶著一種使命感要去寫戰(zhàn)爭中的女兵，為她們立言，捍衛(wèi)屬于她們的歷史。她不忍看著這些女兵在做出重大犧牲、經(jīng)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之后，又被男人書寫的歷史（對于這種歷史，阿列克謝耶維奇輕蔑地總結(jié)為：無非是如何撤退、如何反攻，無非是前線哪支部隊……）輕輕地一筆勾銷。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嶄新的視角，同時也奠定了這本書暢銷的基石。人們不禁要問：女兵們在戰(zhàn)場上能做些什么？她們?nèi)绾蚊鎸埧岬膽?zhàn)爭？如何面對死亡？她們又會和男戰(zhàn)士們產(chǎn)生怎樣的情感？愛情如何在戰(zhàn)火中滋生?而性欲又是怎樣在極端的情形下被開啟？帶著所有這些疑問，人們翻開書，而《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則對所有這些問題給出了飽滿的答案。
整本書采用親歷者口述的形式，事實上這也是畢業(yè)于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的女作家最擅長的形式，她的幾乎全部作品都是采用口述的方式。口述的好處是能立刻將讀者帶入某種歷史情境之中，直接犀利，越過一切委婉的修飾，直抵事件的核心地帶。
因為常年進行這種口述筆錄，對于口述，阿列克謝耶維奇亦有自己的心得，她跋山涉水去尋找這些親歷過戰(zhàn)爭的女兵，潛臺詞自然是想從她們的口中聽到真相——沒有被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涂抹過的真相。但是對于真相的追尋又談何容易，在穿插在眾多口述故事間隙中的創(chuàng)作筆記里，她寫道：“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著兩種真實：一種是被強行隱藏于地下的個人的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的真實，散發(fā)著報紙的氣味?！蔽蚁腭R上補充的是，這所謂的第二種“真實”，更恰切的詞語應該是虛偽，至少是虛飾，它和真實一點關(guān)系也沒有。
阿列克謝耶維奇需要的顯然是前一種真實，但是她也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種真實很是脆弱，比如，只要講述者面對更多聽眾的時候，她的講述就不自覺地變成公共談話，變成一種陳詞濫調(diào)的演講，無法進入個人化的語調(diào)和私人的體會中。“聽者越多，故事越枯燥無味，越顧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現(xiàn)為偉大的事業(yè)，而人類內(nèi)心的隱晦陰暗一瞬間就變成了光明清澈?！?/p>
阿列克謝耶維奇發(fā)現(xiàn)，當受訪者只和她一人講述時，往往能從公共話語的陳詞濫調(diào)里掙脫出來，道出完全個人化的戰(zhàn)爭記憶，這時候內(nèi)心的聲音漸漸戰(zhàn)勝公共話語的聒噪，這時候往往是所謂“真相”悄悄現(xiàn)身的時刻。
她很清楚，自己需要的不是一次采訪，而是諸多機遇，某種靈感閃光的發(fā)現(xiàn)——這多像詩人在等待詞語被光照亮的那一刻。為了這樣的機遇，阿列克謝耶維奇有足夠的耐心，她在受訪者家中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和受訪者一起喝茶，拉家常，一起看兒孫子女們的照片，接下來自然而然地，那個期待已久的時刻突然就出現(xiàn)了，“當一個人遠離了那些好像紀念碑一樣，用石頭和水泥鑄就的清規(guī)戒律時，就回歸了自我，直面了自我。”女兵們往往從自己的青春講起，從這個人化的原點出發(fā)，曾經(jīng)作為龐然怪獸的戰(zhàn)爭露出它具體而微的另一面，它更個性化、更人性，也更打動人心。
然而，口述的方式也是一把雙刃劍，在口述者因靠近事件的中心而便利地帶來某種真實感的同時，口述的方式也有它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采訪中使出很大努力，試圖讓口述者更真實地講述，其實已經(jīng)將這種弊病顯露出來。
口述者確實是事件的親歷者，但是他或她所講的，就是真相本身嗎？當然不是，至少不是全部真相。首先，口述者的講述會受制于客觀環(huán)境、采訪者的親和力、聽眾的構(gòu)成，都會影響他的表述，一個人主動熱忱地講述和被動應付之間當然有天壤之別。而更容易影響口述者的是當時的時局和政治形勢，尤其是在較為敏感的問題上。
盡管阿列克謝耶維奇做出很多努力，可是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仍然能感到講述者某種程度的患得患失和避重就輕。在書籍出版后，阿列克謝耶維奇收到大量來信，有不少是受訪者寫來的，幾乎在所有這些信中，都有類似的表述：“我當時沒有把實情告訴您，是因為時間不同，那時我們習慣于對很多事保持沉默?！?/p>
和過去那些空洞的戰(zhàn)爭書籍比，《我是女兵，我也是女人》顯然將歷史真相推進了一步，推進到個人化的層面，但是從受訪者后來的表述中，我們知道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也就是說，所謂的“真相”依然是破碎的，我們通過此書看到的依然是部分真相，破碎的真相。那是一個事實的萬花筒，讀者只能通過想象，將這些碎片勉強拼貼成大致的圖形。在這里，想象力依然不可或缺。
再往前試想一下，就算受訪者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是不是就意味著真相唾手可得呢？當然也不是。因為每一個人，哪怕是事件的親歷者，最終仍然會受制于自身的個人化視角，對于一個巨大的社會性事件（遑論戰(zhàn)爭了），每個人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子，他只能提供他那一小部分的事實。人們的記憶有時也容易出錯，并不完全可靠，而情緒和觀念也會在潛意識中起作用，換言之，人們對自己有利的事情總是記得清楚一些，而不利的事情總是傾向于盡快忘記和擺脫。
簡單地說，如何核實講述者說的那些事實，就是一大難題了。所以哪怕是一般的新聞寫作，也是要強調(diào)均衡采訪事件各方當事人，避免讓一方聲音處于絕對優(yōu)勢，否則這種新聞寫作是會存在明顯短板的，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拿這些標尺來衡量《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就顯出它因過度依賴口述而帶來的先天不足。大部分女兵講述的故事，都缺乏相對明晰的背景資料，我們多半不知道故事是發(fā)生在哪一次戰(zhàn)役中，宏觀的戰(zhàn)爭局勢處于什么階段，很多故事都孤懸在時空中，只有一個共同的龐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背景。
當然，造成這種局面，也是和阿列克謝耶維奇對材料的取舍方式有關(guān)——她總是把最令她感動和震撼的故事挑選出來，而那些看起來不重要不震撼人的背景資料多半被舍棄了。也就是說，她只要故事的高潮部分，這固然使整本書變得異常飽滿（很可能是過于飽滿了），但她也使這些故事由于缺乏鋪墊，缺乏對氣氛的醞釀和營造而變得單薄了——走向了她初衷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