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留學生涯
一、伊藤博文自學英語
據瑞典脫魯底克人回憶,18歲的伊藤博文已經開始自學英語,表現(xiàn)出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我來日本在1859年,距今恰好50年。我最現(xiàn)旅居于長崎,長崎僅住著8個外國人。有一天,我去拜訪好友英國人格魯博氏,看見一位青年(大約20歲,頭上留有挽髻)也來拜訪他。于是格魯博氏向我介紹:“這位是我的日本朋友,名叫伊藤春輔?!庇谑沁@個青年用著蹩腳的英語與我交談,毫不謙遜地想我談論著政治與外交??伤挠⒄Z,我卻一點也聽不懂。那時我來日本已經一年了,但日本語我也聽不懂,所以彼此不能很好交流,就分別了。后來想這樣的青年只談論政治和外交,真是奇怪。于是問格魯博氏,他答道:“這個青年多少有點愛國狂,據說長在中國(日本地名)什么地方,因為長崎住有外國人,所以到此學習外語,學到現(xiàn)在不過四、五個月?!闭沾丝磥?,英語長進之迅速,讓我很驚訝。以后我經常能碰見那位青年,時常見他一邊在街上散步,一邊讀英文書,可見他對英語學習十分熱心。當時長崎也有攘夷論者,往往使外國人遭遇難堪所以與外國人交際的日本人,除商人外,實在很少。然而伊藤春輔去努力與外國人接近,故英語進步之迅速讓人吃驚。因此,當時長崎逗留的外國人常用稱贊不已的話說起春輔。
(摘自:[日]久米正雄著,林其模譯:《伊藤博文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年版)
二、短暫的游學英國時光
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野村彌吉和遠藤謹助五人先是脫離了藩屬關系,否則無法走出國門。1863年,他們東拼西湊,備足了4500兩銀子便踏上了前往英國的路途。五人先從日本前往上海,再從上海啟程前往英國。他們在上海時,得到了加定馬地森公司經理的幫助。(加定馬地森公司是與長州藩有密切商貿關系的公司)
這五人后來被稱為“長州五杰”。其中,井上馨歷任外務大臣、農商務大臣、、內務大臣和財政大臣等要職,稱為日本政界的元老級人物。山尾庸三后來任日本工部少輔,兼任法制局長官,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副部級。
在此看來,“長州五杰”根本算不上留學生,充其量只是些游學生。他們在英國逗留的時間很短,估計沒有學到什么知識性的東西。不過,這段經歷卻開闊了這些有志青年的視野,更加堅定了他們學習西方的決心。
三、伊藤博文跟隨巖倉使團出使歐美14國
——耗費當年日本政府收入的2%
1871年12月,日本新政權決定對外派遣“歐美使節(jié)團”。這次派遣使節(jié)團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試圖修改幕府末期以來對外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確立與列國并肩之基礎,奠定獨立不羈之體制”;二是考察、研究“歐美諸洲開化最盛之國體,諸種法律、規(guī)則等實務”。此外,還要研究各國陸海軍的法律、待遇和指揮方法,以及海關、軍械、城堡防衛(wèi)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可予我國有益之事,概當研究熟覽”。
同年
巖倉使團的此次出訪幾乎出動了當時日本新政權的主要成員,包括大藏、工部、外務、文部、司法和宮內省的官員51人。擔任使團大使、副使的人選在新政中舉足輕重,其中包括“維新三杰”中的兩杰??芍^“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
1871年正是日本新政權通過“廢藩置縣”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之時,但在如何建設日本的問題上,卻沒有經驗。德川幕府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商業(yè)高利貸資本家依附于封建勢力,他們沒有政治設想。至于下級武士出身的新政領導者,除了見過西方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炮和通過書本了解一些西方情況外,大多數人都沒有深入觀察過西方社會的實況。恰如伊藤博文所說:“為使我帝國進入開明各國之社會,內政應如何改革,應有何種法律,政務應施何種方略,外交應以何為準則,以及應如何交際等等,都是需要咨詢研究的?!笨梢姡瑤r倉使節(jié)團的出訪正值日本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因此,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在送行時也說,各位乃是“國家柱石”,“內治外交,前途大業(yè)之成敗,在此一舉”云云,并且勉勵使節(jié)們“代君行事”、“各奉欽旨,同心協(xié)力”。
與美歐貿易談判受挫
使團搭乘美國郵船“亞美利加”號橫渡太平洋,于
對歐美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
使團歷訪歐美許多國家,拜見了各國首腦,考察了政府機關、議會、法院、港口要塞、兵營、農牧場、學校、報社和各種社會福利設施,參觀了名勝古跡、博覽會等。
使團對“文明中樞國”———英國印象特別深刻。自
在德國,使團成員參觀了克虜伯工廠和西門子電機制造廠以及兵營、大學、博物館等。
使團的木戶孝允在
巖倉使團從1873年5月至9月先后回國?;貒?,與使節(jié)團隨行擔任記錄的久米邦武將把這次歐美考察的實錄整理成書,標題為《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于1878年出版。該書中許多重要內容成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課程。
四、目標極其明確的德國憲政考察之旅
明治十五年(1883年)伊藤博文受命到德國考察憲政問題,為日本立憲做準備
明治十五年天皇敕令:
“朕履行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詔旨,創(chuàng)立立憲政體,其規(guī)模已經初具,但其經營實施,有斟酌各國政治以備借鑒必要,所以現(xiàn)在派你去歐洲立憲各國,與其政府或碩學之士相接洽,觀察其組織乃其關系,以完全了解立憲政體。茲以你擔當特派理事之任,期望你不辭辛苦,負擔此重任?!?span style="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TOP: 0px" lang="EN-US">
伊藤博文在德國的書信:
“抵歐以來,雖然只有兩個半月,但已在德國和著名的憲法學者格乃斯特每周做三次談話,此外更請一位法學家從德國憲法以至政府之組織地方自治之界限,依照法學上的順序,每周做三次演講,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后可供諸公瀏覽。格乃斯特、史太因兩人為當今之大學者,著述浩瀚,是各國學者所特別稱贊的人物。但考察兩人的主張,皆有守舊的傾向。昨日也曾與史太因會面,他的學說中摻和了英、法、德3國之國體及其國學者等所主張的學說,頗讓我覺得捍格不入?!?span style="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TOP: 0px" lang="EN-US">
至巖倉具視:
“國權研究已逐漸進行,在兩個半月之內,已覺領會其大要。若單就一部憲法進行研究很難有作用,而且也絕不能了解憲法,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組織,雖然不能闡精發(fā)微,但是大綱要領還應當調查,因此頗費周折。其他方面值得贊美和學習之處的確有很多。這不是像日本國內那些不了解外國的迂腐書生,只知道翻譯書中的字義,說此為何國之憲法,此為政府之組織,這只會誤導民眾。根據其國之沿革,熟知其事之實際情況,對各種相互矛盾的議論進行辨別,親自聽取他們的講說,也是非常快樂的事。”
五、小結: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比較
李鴻章自幼受嚴格的儒學熏陶,又是沿著傳統(tǒng)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所謂經、史、子、集。盡管他接受了鴉片戰(zhàn)爭后的“經世之風”和“經世之學”的影響,但“經世之學”一般是指傳統(tǒng)文化中相對于“義理”、“考據”和“辭章”的“經濟”之學和其他切于社會民生實用的“實學”,“經世之風”一般是指傳統(tǒng)文化中講求經國濟世、識時知變、重視實學、學以致用的一種士風和學風。它們本身不是“新學”,也不含有超越傳統(tǒng)文化的新內容。隨著西學的不斷傳播,光憑這種傳統(tǒng)文化而不直接廣泛吸取西學,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新學派。據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說,李在直隸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zhàn)爭后喜看《莊子》。再從李鴻章留存的眾多著述來看,他一生言事論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范圍內,對西學的了解和稱引始終停留在非常淺薄的水平上。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的開闊和新穎的多。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但得來的知識和見聞,比之留學之前所學已有霄壤之別。伊藤博文親眼看到英國的“統(tǒng)一”和“隆盛”,便決心回國后“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的讀書研究,以致做了總理大臣后,他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為政很忙時,也手不釋卷,“對于外國的新聞雜志等他亦極要看”,尤注意“關于遠東的紀事”“命左右翻譯給其他大官閱覽”。他很愛看《拿破侖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歷史傳記之類”的書籍,從此類的書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來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于《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⑸。
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⑹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聯(lián)系、國際交往的增多和國際競爭的強烈。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從國際關系來說,就是一種走向世界、參與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過程。因此,當政者具有時代意識和世界眼光對實現(xiàn)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認為,李鴻章的近代意識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員們要高出一籌,但是,清末的對外關系是在先前的“朝貢體系”或謂“華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來的,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清政府仍未完全改變先前的“與西洋各國唯彼來而無我往”的被動局面。李鴻章雖以“善待外人”著稱,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負,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長期足不出國門。他只是在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繼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訪問時,德國內大臣歡迎時說:“唯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⑺親昵之中不無辛諷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時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留英歸國后的40多年間,他又四下西洋,四來中國,總計在歐美考察的時間共達5年半。這樣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
李鴻章向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見稱,政治才能也許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論者所說,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鴻章”⑻。然而李鴻章的世界識見和近代頭腦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國際關系包括國家主權原則、國際法原則和勢力均衡政策等內涵。巖倉使節(jié)團1873年訪德時,俾斯麥告誡說,方今世界各國實際上“是強弱相凌”。毛奇告誡說,萬國公法完全“系于國力強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xiàn)其權力?!雹鸵撂賹@些說教心領神會,奉守唯謹。而李鴻章雖說過“洋人論勢不論理”的話,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鮮局勢破裂時,他仍沉湎于“萬國”“問日開釁之罪”和“俄人興兵逐倭”。顯然,與李鴻章相比,伊藤博文“對于國際關系的明察和識見,是特別高人一籌的”。近代國家思想包括主權、統(tǒng)一國家、官僚制度(政治、軍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內涵。別的方面內容不講,單就近代法制觀念而言,李鴻章也無法與伊藤博文相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稱為“以法治為主義”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時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鴻章基本上是中國的“有治人無治法”的傳統(tǒng)觀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強干的事務性官僚政治家,他對確立近代法制始終缺乏認識。1873年,當李鴻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時,作為巖倉使節(jié)團副使、從歐美考察歸來不久的伊藤,便負責“調查政體”,以期制定“建國大法”。盡管他不贊成自由民權運動,但他認識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響”有關,認定“立憲思想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⑽仍堅持他既定的“立憲”思想。伊藤博文對近代憲政知識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歐考察中可見一斑。他在德國,與著名憲政法學家格乃斯特(今譯古納依斯特)每周交談三次,此外更聆聽法學家斯泰因的法學課程,“從德國憲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組織,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學上之順序,每周作三次之講演考究”。他在給巖倉具視的信中說,“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后亦可供諸公之瀏覽也?!雹峡梢姡撂俨┪牡慕^腦和虛心“求知識于世界”的態(tài)度,是不脫中國封建官僚虛驕之氣的李鴻章所絕難比擬的。
摘自:劉學照:《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19世紀中日近代化軌跡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