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留學生涯
一、伊藤博文自學英語
據瑞典脫魯底克人回憶，18歲的伊藤博文已經開始自學英語，表現(xiàn)出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我來日本在1859年，距今恰好50年。我最現(xiàn)旅居于長崎，長崎僅住著8個外國人。有一天，我去拜訪好友英國人格魯博氏，看見一位青年（大約20歲，頭上留有挽髻）也來拜訪他。于是格魯博氏向我介紹：“這位是我的日本朋友，名叫伊藤春輔?！庇谑沁@個青年用著蹩腳的英語與我交談，毫不謙遜地想我談論著政治與外交?？伤挠⒄Z，我卻一點也聽不懂。那時我來日本已經一年了，但日本語我也聽不懂，所以彼此不能很好交流，就分別了。后來想這樣的青年只談論政治和外交，真是奇怪。于是問格魯博氏，他答道：“這個青年多少有點愛國狂，據說長在中國（日本地名）什么地方，因為長崎住有外國人，所以到此學習外語，學到現(xiàn)在不過四、五個月?！闭沾丝磥?，英語長進之迅速，讓我很驚訝。以后我經常能碰見那位青年，時常見他一邊在街上散步，一邊讀英文書，可見他對英語學習十分熱心。當時長崎也有攘夷論者，往往使外國人遭遇難堪所以與外國人交際的日本人，除商人外，實在很少。然而伊藤春輔去努力與外國人接近，故英語進步之迅速讓人吃驚。因此，當時長崎逗留的外國人常用稱贊不已的話說起春輔。
（摘自：[日]久米正雄著，林其模譯：《伊藤博文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年版）
二、短暫的游學英國時光
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野村彌吉和遠藤謹助五人先是脫離了藩屬關系，否則無法走出國門。1863年，他們東拼西湊，備足了4500兩銀子便踏上了前往英國的路途。五人先從日本前往上海，再從上海啟程前往英國。他們在上海時，得到了加定馬地森公司經理的幫助。（加定馬地森公司是與長州藩有密切商貿關系的公司）
這五人后來被稱為“長州五杰”。其中，井上馨歷任外務大臣、農商務大臣、、內務大臣和財政大臣等要職，稱為日本政界的元老級人物。山尾庸三后來任日本工部少輔，兼任法制局長官，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副部級。
在此看來，“長州五杰”根本算不上留學生，充其量只是些游學生。他們在英國逗留的時間很短，估計沒有學到什么知識性的東西。不過，這段經歷卻開闊了這些有志青年的視野，更加堅定了他們學習西方的決心。
三、伊藤博文跟隨巖倉使團出使歐美14國
——耗費當年日本政府收入的2%
1871年12月，日本新政權決定對外派遣“歐美使節(jié)團”。這次派遣使節(jié)團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試圖修改幕府末期以來對外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確立與列國并肩之基礎，奠定獨立不羈之體制”；二是考察、研究“歐美諸洲開化最盛之國體，諸種法律、規(guī)則等實務”。此外，還要研究各國陸海軍的法律、待遇和指揮方法，以及海關、軍械、城堡防衛(wèi)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可予我國有益之事，概當研究熟覽”。
同年
巖倉使團的此次出訪幾乎出動了當時日本新政權的主要成員，包括大藏、工部、外務、文部、司法和宮內省的官員51人。擔任使團大使、副使的人選在新政中舉足輕重，其中包括“維新三杰”中的兩杰?？芍^“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
1871年正是日本新政權通過“廢藩置縣”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之時，但在如何建設日本的問題上，卻沒有經驗。德川幕府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商業(yè)高利貸資本家依附于封建勢力，他們沒有政治設想。至于下級武士出身的新政領導者，除了見過西方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炮和通過書本了解一些西方情況外，大多數人都沒有深入觀察過西方社會的實況。恰如伊藤博文所說：“為使我帝國進入開明各國之社會，內政應如何改革，應有何種法律，政務應施何種方略，外交應以何為準則，以及應如何交際等等，都是需要咨詢研究的?！笨梢姡瑤r倉使節(jié)團的出訪正值日本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因此，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在送行時也說，各位乃是“國家柱石”，“內治外交，前途大業(yè)之成敗，在此一舉”云云，并且勉勵使節(jié)們“代君行事”、“各奉欽旨，同心協(xié)力”。
與美歐貿易談判受挫
使團搭乘美國郵船“亞美利加”號橫渡太平洋，于
對歐美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
使團歷訪歐美許多國家，拜見了各國首腦，考察了政府機關、議會、法院、港口要塞、兵營、農牧場、學校、報社和各種社會福利設施，參觀了名勝古跡、博覽會等。
使團對“文明中樞國”———英國印象特別深刻。自
在德國，使團成員參觀了克虜伯工廠和西門子電機制造廠以及兵營、大學、博物館等。
使團的木戶孝允在
巖倉使團從1873年5月至9月先后回國?；貒?，與使節(jié)團隨行擔任記錄的久米邦武將把這次歐美考察的實錄整理成書，標題為《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于1878年出版。該書中許多重要內容成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課程。
四、目標極其明確的德國憲政考察之旅
明治十五年（1883年）伊藤博文受命到德國考察憲政問題，為日本立憲做準備
明治十五年天皇敕令：
“朕履行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詔旨，創(chuàng)立立憲政體，其規(guī)模已經初具，但其經營實施，有斟酌各國政治以備借鑒必要，所以現(xiàn)在派你去歐洲立憲各國，與其政府或碩學之士相接洽，觀察其組織乃其關系，以完全了解立憲政體。茲以你擔當特派理事之任，期望你不辭辛苦，負擔此重任?！?span style="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TOP: 0px" lang="EN-US">
伊藤博文在德國的書信：
“抵歐以來，雖然只有兩個半月，但已在德國和著名的憲法學者格乃斯特每周做三次談話，此外更請一位法學家從德國憲法以至政府之組織地方自治之界限，依照法學上的順序，每周做三次演講，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后可供諸公瀏覽。格乃斯特、史太因兩人為當今之大學者，著述浩瀚，是各國學者所特別稱贊的人物。但考察兩人的主張，皆有守舊的傾向。昨日也曾與史太因會面，他的學說中摻和了英、法、德3國之國體及其國學者等所主張的學說，頗讓我覺得捍格不入?！?span style="PADDING-BOTTOM: 0px;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TOP: 0px" lang="EN-US">
至巖倉具視：
“國權研究已逐漸進行，在兩個半月之內，已覺領會其大要。若單就一部憲法進行研究很難有作用，而且也絕不能了解憲法，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組織，雖然不能闡精發(fā)微，但是大綱要領還應當調查，因此頗費周折。其他方面值得贊美和學習之處的確有很多。這不是像日本國內那些不了解外國的迂腐書生，只知道翻譯書中的字義，說此為何國之憲法，此為政府之組織，這只會誤導民眾。根據其國之沿革，熟知其事之實際情況，對各種相互矛盾的議論進行辨別，親自聽取他們的講說，也是非常快樂的事。”
五、小結：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比較
李鴻章自幼受嚴格的儒學熏陶，又是沿著傳統(tǒng)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所謂經、史、子、集。盡管他接受了鴉片戰(zhàn)爭后的“經世之風”和“經世之學”的影響，但“經世之學”一般是指傳統(tǒng)文化中相對于“義理”、“考據”和“辭章”的“經濟”之學和其他切于社會民生實用的“實學”，“經世之風”一般是指傳統(tǒng)文化中講求經國濟世、識時知變、重視實學、學以致用的一種士風和學風。它們本身不是“新學”，也不含有超越傳統(tǒng)文化的新內容。隨著西學的不斷傳播，光憑這種傳統(tǒng)文化而不直接廣泛吸取西學，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新學派。據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說，李在直隸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zhàn)爭后喜看《莊子》。再從李鴻章留存的眾多著述來看，他一生言事論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范圍內，對西學的了解和稱引始終停留在非常淺薄的水平上。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的開闊和新穎的多。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但得來的知識和見聞，比之留學之前所學已有霄壤之別。伊藤博文親眼看到英國的“統(tǒng)一”和“隆盛”，便決心回國后“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的讀書研究，以致做了總理大臣后，他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為政很忙時，也手不釋卷，“對于外國的新聞雜志等他亦極要看”，尤注意“關于遠東的紀事”“命左右翻譯給其他大官閱覽”。他很愛看《拿破侖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歷史傳記之類”的書籍，從此類的書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來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于《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⑸。
顯然，按近代文化標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1896年李鴻章訪俄時，俄國財政大臣維特評論對李的印象說：“從中國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從我們歐洲的觀點看，他是沒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⑹
在維特評價李鴻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聯(lián)系、國際交往的增多和國際競爭的強烈。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從國際關系來說，就是一種走向世界、參與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過程。因此，當政者具有時代意識和世界眼光對實現(xiàn)一個國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應該認為，李鴻章的近代意識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員們要高出一籌，但是，清末的對外關系是在先前的“朝貢體系”或謂“華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來的，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清政府仍未完全改變先前的“與西洋各國唯彼來而無我往”的被動局面。李鴻章雖以“善待外人”著稱，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負，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長期足不出國門。他只是在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繼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訪問時，德國內大臣歡迎時說：“唯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⑺親昵之中不無辛諷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時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留英歸國后的40多年間，他又四下西洋，四來中國，總計在歐美考察的時間共達5年半。這樣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
李鴻章向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見稱，政治才能也許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論者所說，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鴻章”⑻。然而李鴻章的世界識見和近代頭腦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國際關系包括國家主權原則、國際法原則和勢力均衡政策等內涵。巖倉使節(jié)團1873年訪德時，俾斯麥告誡說，方今世界各國實際上“是強弱相凌”。毛奇告誡說，萬國公法完全“系于國力強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國，則無不以其國力來實現(xiàn)其權力?！雹鸵撂賹@些說教心領神會，奉守唯謹。而李鴻章雖說過“洋人論勢不論理”的話，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鮮局勢破裂時，他仍沉湎于“萬國”“問日開釁之罪”和“俄人興兵逐倭”。顯然，與李鴻章相比，伊藤博文“對于國際關系的明察和識見，是特別高人一籌的”。近代國家思想包括主權、統(tǒng)一國家、官僚制度（政治、軍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內涵。別的方面內容不講，單就近代法制觀念而言，李鴻章也無法與伊藤博文相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稱為“以法治為主義”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時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鴻章基本上是中國的“有治人無治法”的傳統(tǒng)觀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強干的事務性官僚政治家，他對確立近代法制始終缺乏認識。1873年，當李鴻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時，作為巖倉使節(jié)團副使、從歐美考察歸來不久的伊藤，便負責“調查政體”，以期制定“建國大法”。盡管他不贊成自由民權運動，但他認識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響”有關，認定“立憲思想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⑽仍堅持他既定的“立憲”思想。伊藤博文對近代憲政知識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歐考察中可見一斑。他在德國，與著名憲政法學家格乃斯特（今譯古納依斯特）每周交談三次，此外更聆聽法學家斯泰因的法學課程，“從德國憲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組織，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學上之順序，每周作三次之講演考究”。他在給巖倉具視的信中說，“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后亦可供諸公之瀏覽也?！雹峡梢姡撂俨┪牡慕^腦和虛心“求知識于世界”的態(tài)度，是不脫中國封建官僚虛驕之氣的李鴻章所絕難比擬的。
摘自：劉學照：《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19世紀中日近代化軌跡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