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徐渭和陳道復，即在藝術史上被稱為“青藤白陽”的兩位文人畫畫家，開創(chuàng)了大寫意花鳥畫的先河。
大寫意花鳥畫，從文人們怡情冶趣的自娛自樂開始，逐漸走入市場，并很快受到士大夫階層和市民階層的廣泛歡迎，到清朝的八大山人和揚州八怪，寫意花鳥畫在文人畫中已經(jīng)成熟為一個畫種，受歡迎程度不亞于山水畫和人物畫。
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寫意花鳥畫較人物畫和山水畫更容易上手，許多有一定書法基礎的文人畫家非常熱衷于此，一方面繪畫過程可以率性而為，給生活增添許多閑情雅趣；另一方面市場需求大，即畫即賣，畫的快，賣得快，使畫家獲得更多的經(jīng)濟利益。
清末、民國的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等等，以他們堅實的書法功力做底子，用筆精巧，設色明快，題材廣泛，將大寫意花鳥畫推向新的高峰。
齊白石《秋色佳》
齊白石，一代書畫大師，作為大寫意花鳥畫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最負盛名，至今市場熱值不減。在流傳下來的影像中，看他老人家大筆一揮，信筆沉沉，半個時辰不到，一幅水墨淋漓、鮮艷生動、充滿情趣或吉祥寓意的大寫意花鳥畫轉眼完成，讓觀者和賣家無不嘖嘖稱奇。
由上述幾位大咖開創(chuàng)的這波大寫意花鳥畫潮流，用筆率性、用色強烈、情趣盎然，無論較之明清的青藤白陽，還是八大山人與揚州八怪，不僅畫面氣氛歡快，趣味生動，題材廣泛，寓意吉祥，并且在畫藝上、在名氣上、在收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豐收。
可潮流漲的快，退的也快，齊白石逝世、張大千出走海外之后，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花鳥畫，都進入一個相對的低谷期，以致大半個多世紀過去，再沒出現(xiàn)像齊白石一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旗手型寫意花鳥畫家。
那這是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或是審美疲勞。
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之后，以海派畫家唐云、江寒汀和京派王雪濤為代表的的許多畫家在繼承前輩的大寫意畫法之后，為了適應市場需求的轉變，他們的畫風也開始轉向小寫意花鳥畫，這些畫同樣生動活潑、趣味盎然，并且用筆用墨精巧、細膩，色彩則更為溫婉柔和，深得都市市民階層的喜愛。
但宏觀地看，20世紀后半葉的寫意花鳥畫，這一代畫家相對華巖、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和張大千，在藝術語言和審美觀念上并沒有根本的突破，市場走勢也較低迷，甚至改革開放后頹勢依然，并沒有明顯起色。
時間，悄悄跨入2000年，市場上也悄悄出現(xiàn)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大寫意花鳥畫，它的繪畫語言與前代完全不同，非常現(xiàn)代，甚至可以說非常前衛(wèi)。
朱新建《或曰董源平淡天真不裝巧趣》
記得大約是2002年前后，我在南京某畫店第一次見到朱新建的花鳥小品畫，標價50元。當時非常詫異，“這什么花？這什么鳥？”全分辨不出；除了粗拙的線條，印象最深的就是題款的“丑書”了。“這種畫別說50塊，恐怕5塊錢也沒人買！”我本能地這么想。
周京新作品《壬午京新畫于金陵》
除了朱新建，還有幾位年輕畫家諸如董欣賓、周京新、張鐳、劉二剛也都是這類以拙筆入畫和丑書題款的風格，他們似乎并不具體描繪哪種花，或者哪種鳥，也不在乎花或鳥或大自然帶給人的奇情異趣；他們更在意筆墨本身，拙筆草草、水墨華滋，儼然憑借如此率性的、強烈的、充滿張力的筆墨，以及極富表現(xiàn)性的裝飾意味，就足以超越傳統(tǒng)程式、傳統(tǒng)法度，甚至傳統(tǒng)審美價值，僅以筆墨情趣本身，就已經(jīng)能成功地Hold住美術評論界和一些高端藏家的青眼相睞。
張鐳作品《秋至》
通過本文寥寥幾張插圖，我們或可看出，書法的筆墨，尤其是具有強烈裝飾性的丑書拙筆，首次在寫意花鳥畫中成為主角，而外物的形態(tài)則成了配角，正所謂朱新建題款中所說：“平淡天真不裝巧趣”。如此前衛(wèi)的藝術觀念與傳統(tǒng)觀念剛好相反，前者用花鳥趣味表達筆墨趣味，后者用筆墨趣味表達花鳥趣味。
劉二剛《歪瓜裂菠蘿最甜內行知之》
當然，在當今中國畫收藏市場上，客觀地講，這類“丑書拙筆”的大寫意花鳥畫還未成主流，但這些作品中所蘊含的現(xiàn)代性藝術觀念，已經(jīng)讓很多藏家眼睛一亮，且掏荷包購藏者也不在少數(shù)。尤其朱新建英年早逝之后，他的作品價格已經(jīng)一路上揚，2018年已漲到每平方尺5萬左右。
可以想見，對那些具有深厚傳統(tǒng)文化底蘊，又深諳當代藝術真諦的新一代“丑書拙筆”的書畫家來說，再出現(xiàn)梵高和黃賓虹當年“生前門庭車馬稀， 身后洛陽一紙貴”的怪相已經(jīng)不大可能。
回顧這十多年市場對大寫意花鳥畫從懷疑到認可再到追捧的過程，或許我們應該更多地聚焦這類大寫意花鳥畫作品和藝術家，通過作品仔細揣摩其現(xiàn)代的藝術理念和審美價值觀，來設計未來的收藏和投資策略。當然，前提是真正的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