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煒
兩漢時代因為天高皇帝遠難以完全管住的海貿(mào)，到了三國時代，在孫權被迫向海外尋求擴張的過程中得到有組織的推進，隨后的東晉南朝，隨著秦制的松動，海貿(mào)異常發(fā)達，據(jù)阿拉伯文史料記載中國海商在這前后已能抵達波斯、阿拉伯，這三百年堪稱中國的大航海時代。不過，隨著隋唐對海貿(mào)的嚴厲管控，這個黃金時代落幕了。
地處長江以東、以南的孫吳政權除與曹魏、蜀漢在中原鼎足而立外，還充分利用本國近海、造船等便利優(yōu)勢不斷向海外進行擴張。
海外擴張之路伴隨孫吳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孫權稱帝開始，向北抵達至今遼寧半島東部、朝鮮半島北部；向南則涉足過今臺灣島、海南島以及越南、泰國等異邦。
海外擴張之路提升了孫吳政權的海外影響力，促進了其與異域人士間的商貿(mào)、文化交流，但在具體擴張過程中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以損兵折將、得不償失而宣告結(jié)束，可以說是毀譽參半的一件事。
不得已的海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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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孫吳海外擴張的緣由，除了開篇提到的近海、造船等東南吳地政權所獨具的傳統(tǒng)優(yōu)勢外，總的來說還有兩方面：
第一，從擴張角度來說，吳人受戰(zhàn)力所限，向北方中原地帶的擴張較為困難。中國自古便有“北人善馬，南人善舟”之說，面對曹魏合肥、襄陽等堅城重鎮(zhèn)，無法發(fā)揮優(yōu)勢的吳人屢屢受挫。
孫權曾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與孫吳嘉禾三年（公元234年）的兩次大規(guī)模攻打合肥，吳軍均是興兵十萬，名將盡出。前一役被曹魏名將張遼、樂進等七千守軍所破，吳軍大將陳武戰(zhàn)死、猛將凌統(tǒng)渡水逃生。戰(zhàn)后，張遼審問吳降人，得知戰(zhàn)場上看到的一位騎馬善射的紫髯將軍正是孫權本人，為自己沒有急追抓獲而萬分嘆恨，可見孫權敗得極其狼狽；而后一次則是與蜀漢協(xié)同出兵，同時孫吳名將陸遜、諸葛瑾、朱然、全琮、孫韶等分路悉數(shù)盡出，最后依然是一無所獲，孫權侄孫泰還被魏人射殺。
張遼威震逍遙津，是東吳多年的噩夢
孫吳屢屢北進碰壁，曹魏荊州刺史王基也評價道：
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1
所以對孫吳來說，北伐實屬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二，孫權本人并非偏安一隅的庸主，仍有吞天下之志，其稱帝即是向天下表明正統(tǒng)的所在，必然要討伐叛逆彰顯武力。比起屢屢受挫于曹魏堅城之下，不如另辟蹊徑向海外擴大孫吳的影響力。
第三，孫吳受地域所限，其所處的荊楚、江南之地并非戰(zhàn)馬高產(chǎn)區(qū)。據(jù)《吳主傳》的記載，嘉禾四年（公元235年）曹魏使臣請求以馬匹交換吳地盛產(chǎn)的珠璣、翡翠、玳瑁等物，孫權欣然應允，所以求購戰(zhàn)馬、進行貿(mào)易也是向海外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
得不償失的東海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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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權于黃龍元年稱帝后，隨即打算派遣軍隊攻取朱崖、夷洲等地。
朱崖即今海南島，漢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剿滅南越后于海南島設立九個郡，朱崖在當時本是九郡之一，后來逐漸演變?yōu)檎麄€海南島的代稱，而夷洲就是今天的寶島臺灣。
孫吳末期左將軍沈瑩早先擔任丹陽郡太守時曾著有《臨海水土志》一書，此書雖已亡佚，但其中關于對臺灣的若干描述被收錄于宋代《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中。該卷記錄了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后人正是通過這段文字得以考證出夷洲即是今天的臺灣（大司馬按：亦有人主張為琉球）。通過遺留下來的部分沈瑩記錄文字又可得知，孫吳時代的臺灣原住民還處于“髡頭穿耳，生食魚肉”以及“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刃斧”的未開化時代。
在出征前，孫權就此事提前征詢大將軍陸遜的意見。陸遜反對進諫，理由是吳軍連年作戰(zhàn)已經(jīng)減員嚴重，夷洲、朱崖又遠隔大海，途中風波難測，加之士兵離開本土必定水土不服招致疫病，即使能虜獲那里的百姓，依然會得不償失，寬緩租稅才是現(xiàn)今要做的事情。除陸遜外，衛(wèi)將軍全琮同樣以“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2等理由表示反對。
孫權沒有聽從陸遜等人的意見，反而更進一步將目的地朱崖改換為亶洲。亶洲在茫茫大海之中，《吳主傳》中記載道：
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shù)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據(jù)此可知，這個名為“亶洲”的地方應該就是今天的日本島。
對于當時日本的認知及其聯(lián)系，孫吳是落后于曹魏的。與三國時代同期的日本歷史，在《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中記載了些許相關信息：彼時日本島有邪馬臺國、狗奴國等數(shù)十個小國，這些國家都被統(tǒng)稱為“倭國”，其中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曾多次遣使向曹魏進貢。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并賜予印綬、財物。而孫吳與日本并無官方層面的往來，只不過吳地會稽郡的人偶爾能遇到從亶洲來的人，會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難漂到亶洲的。
黃龍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即孫權稱帝后的第二年春，將軍衛(wèi)溫、諸葛直奉命率領士兵一萬人正式出海尋訪夷洲和亶洲。這次出師也是中國大陸的官方船隊首次出海尋訪臺灣。
不過，日本島與臺灣島根本不在一個方向上，路途又遠，實在難以找尋，五百余年后的唐代鑒真東渡尚且歷時十二年九死一生，何況孫吳時期。
最終，衛(wèi)溫等人歷時一年僅成功抵達夷洲并帶回了幾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萬名士兵卻“軍行經(jīng)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3，即如陸遜、全琮事前所預料，遠征軍遭遇疫病大幅減員。孫權本人因此也深深悔恨，但隨即找“替罪羊”為自己開脫：以衛(wèi)溫、諸葛直違背詔命辦事無功為名將二人下獄處死。
東吳在夷洲只會遇見比他們還要原始的人
或許是出于對出兵夷洲一事得不償失的深以為悔，原來進軍朱崖的計劃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吳主傳》載：
（孫吳赤烏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朱崖、儋耳。
校尉陸凱是陸遜之侄，因在作戰(zhàn)中斬獲有功被任命為儋耳（郡治今海南省儋州市三都鎮(zhèn)）郡郡守，海南島也于赤烏五年開始正式納入孫吳版圖。
黃海擴張：失之遼東，得之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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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向南進軍夷洲、攻取朱崖外，孫吳向北進行海外擴張的腳步一直到達了今遼寧半島東部及朝鮮半島北部。不過，在具體的擴張過程中，如果說孫權進軍夷洲劫掠當?shù)厝丝趦H僅是得不償失的話，那么于遼東受降公孫淵一事則純屬因好大喜功而最終血本無歸。
東漢時，朝廷在今遼寧半島上設有遼東郡，其轄境大致相當于今天遼寧大凌河以東的地區(qū)，郡治襄平是今遼寧省遼陽市，曹魏時期沿置無更改。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遼東地區(qū)名義歸屬中央政府，實則一直是遼東太守公孫度、公孫康父子的獨立王國。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官渡慘敗一蹶不振的袁紹抑郁而亡，曹操開始向北方進軍，袁紹的幾個兒子如喪家之犬落荒而逃，其中袁熙、袁尚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逃至遼東投奔公孫康，公孫康將二袁首級砍下送與曹操，因此被冊封為襄平侯，又官拜漢左將軍。
公孫康去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弟公孫恭執(zhí)掌遼東，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十二月，公孫康之子公孫淵奪回大權，魏明帝曹睿繼續(xù)以公孫淵執(zhí)掌遼東，任命其為遼東太守，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春又加封其為車騎將軍。而派遣使者聯(lián)絡孫權，獻上貂皮、駿馬請求做孫吳藩屬的就是這位公孫淵。
《三國志·魏書·公孫度傳》裴注引《魏略》中收錄有公孫淵向魏明帝所上的疏表。表中提及，早在公孫淵之父公孫康統(tǒng)治遼東時，孫權便遣使聯(lián)絡，但使者被公孫康所殺，雙方就此結(jié)怨。
公孫淵在執(zhí)掌遼東后又開始結(jié)交孫吳，孫權也不想對經(jīng)略遼東一事就此罷手，雙方一拍即合，相互遣使由海路展開了一系列的聯(lián)絡，孫吳商旅也沿海路北上遼東互市，《魏略·赦遼東吏民公文》中也提到：
比年以來，（孫權）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
孫吳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孫權與公孫淵開展了更深層次的交往。這一年的三月，孫吳將領周賀、校尉裴潛率浮舟百艘前往遼東聯(lián)絡公孫淵，并滯留港岸進行貿(mào)易長達半年，最后于九月返回，公孫淵向吳人贈送馬匹，同時遣使臣宿舒等人隨周賀返吳請求孫權予以冊封。
不過，吳人遠赴遼東的行動被曹魏方面獲悉，曹魏殄夷將軍田豫組織軍隊在吳軍歸途時必須要避風泊靠的成山（今山東膠州半島之成山角）進行設伏。或許是天助曹魏，吳軍于冬季十月抵達成山附近時遭遇風暴，船只撞山沉沒，人員遇險漂到岸邊，魏軍伏兵趁勢出擊一舉斬殺周賀，裴潛與宿舒僥幸逃回孫吳。
不過，成山遇襲并不能打消孫權吞并遼東的意愿，對于公孫淵的歸順，孫權本人大為喜悅，于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春正月下詔冊封公孫淵為燕王，并計劃于三月遣朝中重臣太常張彌、執(zhí)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率領一萬士兵護送使者宿舒等人回遼，并攜帶金銀珠寶珍奇異物及九錫之物進行封賞。
但這一做法遭致自丞相顧雍以下所有朝臣的極力反對，眾臣認為公孫淵不可輕信，且只需派遣低級官員與士兵數(shù)百人護送遼東使者即可。在進諫的眾臣中，輔吳將軍張昭依仗托孤老臣的身份與孫權反復爭辯，二人為此事在朝堂上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實在無法忍受的孫權還一度按住刀柄對張昭大發(fā)雷霆。
最終，公孫淵認為孫吳地處遙遠難以依靠，又貪圖吳人攜帶的錢財寶物，于是殺害吳使，吞并財寶，張彌等萬名吳軍士兵盡沒，魏人因此加封公孫淵為大司馬、樂浪公。這次遼東之行也是孫吳海外擴張中損失最慘的一次。
東北諸勢力均以殺孫權使者為樂
在這期間發(fā)生了一件值得載入史冊的事情，裴松之將其注引在《吳主傳》中，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也不忘收錄其事：
最初吳軍船隊抵達遼東后，跟隨張彌前往冊封的吳使、士兵共四百余人，公孫淵將四百多人分別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使臣秦旦、張群、杜德、黃疆等六十多人被安置在襄平以北二百里的玄菟郡（轄境相當今遼寧沈陽、撫順、鐵嶺等地）。玄菟郡只有兩百戶人家，秦旦等人住在百姓家中，飲食也全依仗百姓提供。
四十多天后，不愿茍活的吳人聚集一處密謀起事，眾人打算“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后伏死，足以無恨”，并商定于八月十九日晚間起事。不過，起事的當天中午因百姓告發(fā)，守城將領開始捕殺吳人，只有秦旦四人翻墻逃脫。四人中張群膝蓋生瘡，三人輪流幫扶，一直在崎嶇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來張群的傷愈發(fā)嚴重，他要求三人舍棄自己獨自逃生，杜德言道：
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
最后杜德留下采摘菜果照顧張群，秦旦、黃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幾日方才發(fā)覺，自己已身處高句麗境內(nèi)了。
據(jù)《烏丸鮮卑東夷傳》中的描述，高句麗在遼東以東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國土方圓約兩千里，戶口三萬，南臨朝鮮等國，北與游牧民族夫余接壤。嚴格的說，高句麗不能單純算作歷史上的朝鮮政權，而是一個定都在中國吉林境內(nèi)，橫跨今吉林省與部分今北韓北部領土的政權。
此時高句麗王名叫位宮，其與遼東公孫氏素有仇怨，后來曹魏征討遼東時位宮還遣數(shù)千人協(xié)助。秦旦、黃疆進入高句麗后隨機應變，稱自己是孫吳皇帝派來宣詔冊封高句麗的使臣，但被遼東公孫淵劫掠。位宮聽聞后十分高興，派士兵隨兩人到山中接回張群、杜德，最終將四人安全的送回孫吳，并奉表稱臣獻上貢品。四人九死一生重回故國，見到孫權后悲喜不能自勝。孫權極為震怒，決意率軍親征遼東，最后又是在眾臣的苦諫之下方才作罷。
一年后，為答謝位宮，孫吳使者謝宏、陳恂出使高句麗。不過，此時的位宮又已和曹魏交好，受魏人指使打算效仿公孫淵襲殺孫吳使者，謝宏等人十分警覺，在發(fā)現(xiàn)異常之后立刻抓獲了位宮的主簿等三十余人作為人質(zhì)，位宮表示謝罪并獻出馬匹數(shù)百匹，因?qū)O吳船小，謝宏只運載了八十匹馬返回。
高句麗與孫吳這種并不牢固的友好關系又持續(xù)了三年，至曹魏青龍四年（公元236年）秋七月，位宮“斬送孫權使胡衛(wèi)等首，詣幽州”4，最終還是轉(zhuǎn)而投靠曹魏。
公孫淵因殺害孫權使者而被曹魏冊封為大司馬、樂浪公，看似是大獲全勝風光無限，但其首鼠兩端的態(tài)度也引起了曹魏的猜忌。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春正月，曹魏正式向遼東用兵。時任太尉的司馬懿率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人自京師洛陽出發(fā)征討公孫淵。
面對曹魏大軍，公孫淵再次遣使向吳稱臣求援。孫權本想斬殺遼東來使以解心頭之恨，只是礙于從對抗曹魏的大局出發(fā)才不計前嫌，最終決定派兵前往，不過前往增援是假，乘機討些便宜是真。
吳人將領羊衜、鄭胄、孫怡率軍于三月從海路出發(fā)，期間并未與魏軍發(fā)生交手。當年八月，曹魏大軍攻破襄平城，公孫淵父子及相國以下等數(shù)千人被殺，遼東平定。而吳軍的船隊也將目標更換為駐守遼東的曹魏將領張持、高慮等人，并成功的俘獲了一批男女百姓后返回。至此，孫吳向北進行的海外擴張行動以首鼠兩端的公孫淵被剿滅、高句麗斷絕交往轉(zhuǎn)投曹魏而告終。
輻射所及：東南亞與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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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jīng)注》引《江水記》云：
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
另《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裴注引《晉陽秋》也提到，孫吳亡國時登記在冊的舟船有五千余艘。既然擁有龐大的舟船、眾多的規(guī)模，那么向更遠的海外異域進行擴張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與收復朱崖、劫掠夷洲有所不同，孫吳向更遠的異域擴張并非使用武力，而是利用本國的海外影響力讓異域番邦朝貢歸順，史書中對此多有記載：
（呂岱）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zhèn)南將軍。（《三國志·吳書·呂岱傳》）
（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吳主傳》）
《呂岱傳》中記載的堂明國是老撾歷史上的一個國家；林邑國在《后漢書·郡國志五》中可查閱到，其所在的象林縣在漢時隸屬日南郡，即秦時設立的象郡，相當于今越南中部；扶南國的信息則出自《梁書·諸夷列傳》，其在林邑國以西南三千余里，國土廣袤三千里，以此推之扶南國是一個相當于橫跨今柬埔寨、老撾、泰國和越南的東南亞大國。扶南國王范旃遣使向?qū)O權進貢，說明孫吳的影響力已經(jīng)遠涉今東南亞地區(qū)。
此外，《梁書·諸夷列傳》記錄了多條孫吳船隊遠涉海外的珍貴資料，如吳人康泰、朱應出使扶南國一事，其云：
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于尋國（按范尋，上文提及的范旃之后的扶南國王）。
康、朱二人從扶南國返回吳地后，康泰著《吳時外國傳》、朱應著《扶南異物志》，都是記錄異域風土人情的書籍。后二書均已亡佚，但在《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中曾收錄過部分《吳時外國傳》的內(nèi)容，其文曰：
從加那調(diào)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國也。
這里面提到的大秦國便是當時在歐洲稱雄的羅馬帝國，加那調(diào)州雖是異域，但康泰提到的“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余日，乃入秦”絕非未經(jīng)考證的虛言，這點《梁書·諸夷列傳》同樣可以佐證，該傳中又記載了孫權遣使臣劉咸將大秦國商人秦論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也可佐證出孫吳具備著強大到可遠涉海外抵達羅馬帝國的海運能力。
總而言之，孫吳的海外擴張之路范圍廣泛，北抵遼寧半島、朝鮮半島，南達臺灣與海南島，甚至于東南亞地區(qū)、歐洲羅馬帝國等異域都有涉足。
三百年后梁元帝蕭繹的《職貢圖》
記錄了中國版“大航海時代”的流風余韻
橫向來看，孫吳海外擴張大都得不償失，消耗了己方國力，遭致陸遜、全琮、張昭等重臣的一致反對；但縱向來看，海外擴張卻有著曹魏、蜀漢都不具備的時代創(chuàng)造性與意義，如衛(wèi)溫抵達臺灣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大陸官方船隊首次抵達臺灣的先河，吳人沈瑩著《臨海水土志》、康泰著《吳時外國傳》，都為后人了解彼時的臺灣、東南亞及歐洲等地的風土人情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參考資料，也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注釋：
1《三國志·魏書·王基傳》
2、3《三國志·吳書·全琮傳》
4《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