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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易經(jīng)》是嚴(yán)重傷害中國人大腦的“害經(jīng)”

為什么說《易經(jīng)》是嚴(yán)重傷害中國人大腦的“害經(jīng)” 黎 鳴

何黨生 轉(zhuǎn)載自 黎 鳴 | 2008-02-05 11:31 
 

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維傳統(tǒng)是造成中國人愚昧、貧窮、落后兩千多年的總的思想根源,這是我四十多年來進行哲學(xué)、思想史研究和思考所獲得的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如果不拔除這個具有深厚歷史基礎(chǔ)的禍根,中國人勢必將永遠(yuǎn)都只能是人類文明中的尾巴,因此也永遠(yuǎn)都不可能真正獲得其他人類的平等的尊重。一個其中每個人的大腦都受到了“緊箍咒”之“害”的民族,一個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確思維的民族,將怎么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呢?

現(xiàn)在看來,孔子還不是儒家思維傳統(tǒng)最初的“毒”源,最初的“毒”源應(yīng)該首先屬于留下了《周易》文本的周文王、周公,而且《易傳》的作者,也未必就是孔子。但有一點是很顯然的,孔子是提倡該“毒”源的第一人,他對于《周易》的確是奉若天書,亦步亦趨;他的人生“六段”,以及“六藝”、“六經(jīng)”、“六緯”等等之論,實際上全都是按照《周易》的“六爻”來精心加以安排的??鬃臃钪芪耐?、周公為“圣人”,更奉《易經(jīng)》(《周易》加《易傳》)為儒家經(jīng)典的“首經(jīng)”,用今天的話來說,《易經(jīng)》即是全部儒家經(jīng)典的最終的思想或思維的理論基礎(chǔ)。而恰恰正是這個“首經(jīng)”、“最終的理論基礎(chǔ)”,從一開始就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大腦正常思維的幾乎一切可能。事實上,中國歷史中留傳下來的大量文獻也可以充分證明,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歷代文人,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正確思維能力。不要說一般人,即使最著名的文人,他們的思維水平之低也是顯而易見的。今后我會對此專門進行一些討論。我可以預(yù)先告訴大家,《易經(jīng)》不僅嚴(yán)重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也嚴(yán)重影響了中國人的語言、文風(fēng)、教育和社會行為的體制等等,它們共同對中國漫長的歷史施加了極其負(fù)面而有害的作用。這可以作為后面其他文章重要的話題再論。

很多古代文人的表現(xiàn),在今天看來,其實就如同不會正常思維的“精神大傻瓜”。要看這些“精神大傻瓜”們的表演,最集中地莫過于去看歷代儒家文人們的著述,看看他們究竟想了一些什么,說了一些什么,以及最后寫了一些什么?說得難堪一點,中國儒家文人們的文字記錄史,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實就是“精神大傻瓜”們的思想“表演史”。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同胞,在中國歷史上,為歷代制造了大量“精神大傻瓜”的最重要的“思想”之源的“文本”,即是孔子最早為中國人推薦和提倡的“圣人”周文王、周公所編撰的《周易》,以及孔子本人或其后學(xué)所著的《易傳》(又稱“十翼”),這二者合起來即共稱(歷史中一直流傳的)《易經(jīng)》。
 

不要只說過去,《易經(jīng)》就是在今天,也同樣被許多中國文人學(xué)者簡直就視為中國人最高的“天書”、“圣經(jīng)”,無限地贊譽之、頌揚之,以之為“博大精深”,“神乎其神”,更被現(xiàn)代第三期新儒家的“學(xué)者”們視為偉大的“天人合一”思想神圣的“范本”,這樣的“天人合一”“思想”,實可大大懷疑其真正的價值。我就非常納悶,這么多自視甚高的“思想家”、“哲學(xué)家”、“哲學(xué)大師”、“思想史專家”、“歷史學(xué)專家”、“著名學(xué)者”,等等等等,有的甚至一輩子留學(xué)西方,飽讀西哲,飽讀康德,他們居然就一點也沒看出(或者是因為,他們始終惑于“圣人”頭上的光環(huán),根本就缺乏學(xué)術(shù)的勇氣,敢于直面“圣人”的一切),《易經(jīng)》事實上徹頭徹尾地反哲學(xué)、反邏輯、反人類正常思維的最基本的自然規(guī)律?他們竟然還更無限地拔高,盲目地吹捧《易經(jīng)》,說它具有多么多么“偉大”的“哲理”。這究竟是因為什么?《易經(jīng)》之中真有那么了不起的“哲理”么?請問:什么是“哲理”?中國儒家文人何以如此無知,何以永遠(yuǎn)如此不停地自己哄(騙)自己?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徹底地揭示出這所有的一切。《易經(jīng)》并不具有什么“哲理”,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哲理”,不僅沒有“哲理”,還更徹頭徹尾地反“哲理”。說到頭來,它也就是那么一本完完全全用來占卜、算命的“巫書”,一本徹頭徹尾的“巫術(shù)之書”而已。它在中國歷史中的“文化價值”,基本上只能是“反文化價值”,它給中國人帶來的決不是什么文化的幸運,而絕對是永遠(yuǎn)的文化的不幸;因為自從孔子,進而歷代帝王把它確立為中國人必須學(xué)習(xí)的“首經(jīng)”之日起,兩千多年來的歷代中國文人,進而歷代中國人的大腦,就幾乎全都因此而大大地退化,乃至完全地喪失了正常思維的創(chuàng)造能力。我的這種說法有沒有夸大呢?請看我下面的分析。
 

人類的大腦是什么?是大自然(上帝)恩賜給人類,并賦予人類以思維(智慧)發(fā)現(xiàn)、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最重要的“硬件”。這個“硬件”的正常的工作,要求人類自己去為它提供不斷改進的合格的“軟件”。這就如同人類今天自己制造了“電腦”的“硬件”,同樣需要人類為它提供不斷改進的合格的“軟件”一樣。“軟件”如果不合格,或有了錯誤,電腦的“硬件”將會拒絕“工作”,或至少是拒絕“正常”的工作。其實,人類的大腦“硬件”也一樣,它也需要有合格的“軟件”。如果提供的“軟件”不合格,或有了錯誤,它同樣會拒絕工作,或至少是拒絕“正常”的工作。全部問題的關(guān)鍵就正發(fā)生在這里。

什么是人類的“經(jīng)典”?人類的“經(jīng)典”就是人類自認(rèn)為它確實反映了一定(自然、社會、人生、物理、生理、心理等等)真理(規(guī)律)的歷史文獻,實際上,它正就是人類為自己的大腦“硬件”所提供的自認(rèn)為合格的“軟件”。這個“軟件”究竟合格不合格呢?這完全需要在人類歷史的實踐之中去經(jīng)過檢驗。檢驗合格,它才能真正稱作合格。

迄今為止,西方人有《圣經(jīng)》、(古希臘哲學(xué)、近代西方哲學(xué)的)《哲經(jīng)》、(自然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心理科學(xué)等的)《科經(jīng)》等等;中國人則有(以《易經(jīng)》為首的大量)《儒經(jīng)》、(以被扭曲的《道德經(jīng)》為首的大量)《道經(jīng)》,還有(來自印度并被中國文人所改造的大量)《佛經(jīng)》等等。但在歷史中的中國,真正起主宰作用的還是《儒經(jīng)》,而《儒經(jīng)》,在中國不同的歷史階段,又分孔孟時期的“偽人學(xué)”的前偽經(jīng),漢代“偽神學(xué)”、宋、明代“偽哲學(xué)”,以及近現(xiàn)代“偽西哲”的所謂第一、第二、第三期“新儒家”們的后偽經(jīng)。關(guān)于為什么它們?nèi)际?#8220;偽”經(jīng),其實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jīng)有過解釋。最關(guān)鍵的一點,即它們?nèi)疾恢v自然邏輯,而且還更違背自然邏輯。
 

說白了,上述所有的中西方的“經(jīng)典”全都實際上起著為各自(中國、西方)人類大腦“硬件”服務(wù)的“軟件”的作用。這些“軟件”的合格程度究竟如何去衡量呢?靠人們自己的自吹自擂么(中國儒家文人就最擅長自吹自擂)?那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上面說了,真正重要的是,需要通過人類歷史的實踐去檢驗。而到了今天,對于中國和西方人類的各自“軟件”價值的歷史實踐的檢驗,事實上都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結(jié)果了。中國文明發(fā)展的停滯,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相對落后的狀態(tài)等等,實際上都已經(jīng)是顯然的歷史檢驗結(jié)果了。

歸根結(jié)底,人類的文化和文明的成就,全都應(yīng)是人類大腦“硬件”工作(當(dāng)然再加上身體力行)的產(chǎn)物。人類如果沒有了自己的大腦,實際上就將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動植物;正是因為人類具有自己的大腦,所以人類才有資格被稱為“萬物之靈”,才有可能獲得“上帝”、“大自然”的青睞。正是因為人類大腦“硬件”的如此重要,所以也突顯出了它的工作“軟件”的極端重要,也即種種文化“經(jīng)典”的極端重要。由此可以看到,堅持錯誤的“軟件”和“經(jīng)典”的人類,其實也就是堅持大腦“硬件”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愚昧的人類。而中國人“愚昧”問題的根也正就表現(xiàn)在這里。

先不去比較中西方歷史檢驗的結(jié)果,雖然那種結(jié)果也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且來看看中西方人類各自(經(jīng)典)“軟件”的“改進”歷程,也就可以非常明顯地得出,誰可能“合格”以及誰不可能“合格”的明確結(jié)論了。

很顯然,西方人的(經(jīng)典)“軟件”經(jīng)歷了從《圣經(jīng)》到《哲經(jīng)》,最后到《科經(jīng)》的不斷改進的歷程;或者說,他們的“傳統(tǒng)的軟件”(也即經(jīng)典)始終都處于不斷改革,乃至不斷革命的革新的過程之中。而中國人呢?兩千多年來,“傳統(tǒng)的軟件”(儒家經(jīng)典)始終不變,甚至不允許改變;一直都只“獨尊”傳統(tǒng)的“儒經(jīng)”,甚至直到今天,不少人還在為回歸傳統(tǒng)《儒經(jīng)》(軟件)的崇拜而糾纏不休,不少人依舊在頑固地堅持,死拉硬拽。在《儒經(jīng)》這個大腦“傳統(tǒng)軟件”的頑固堅持之下,兩千多年來,中國人的大腦“硬件”事實上早就已經(jīng)工作不正常了,中國人的大腦甚至從剛一生下來起就開始遭到“死機”的厄運了;如此一來,中國人哪里還能有任何變得“聰明”起來的希望可言呢?再說,中國歷史的(軟件)檢驗功能本身也早就失效了,中國的歷史本身就嚴(yán)重地缺乏思維的創(chuàng)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等等等等史,數(shù)字雖在不斷地增大,然而中國歷史卻永遠(yuǎn)都只能照葫蘆畫瓢地重復(fù)地往下寫,歷史內(nèi)容基本上就只有不斷的反復(fù),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創(chuàng)新的意義。這正是一個喪失了大腦正常思維能力的民族歷史的必然下場,這是否還將是中華民族今后歷史永遠(yuǎn)不變的必然下場呢?那中華民族就真是太可悲了!?。?/div>
 

為什么西方人的大腦“軟件”不僅頂用,而且還能不斷地進化,而中國人的大腦“軟件”不僅從很早以來就不頂用,而且還更頑固不化,死守傳統(tǒng)呢?我們中國人難道不應(yīng)該問一問自己,這究竟是“為什么”嗎?我來告訴我親愛的同胞“為什么”問題的答案。

為什么西方人的大腦“軟件”頂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件”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順應(yīng)自然”的啟動“軟件”——古希伯來《圣經(jīng)》和古希臘《哲經(jīng)》,從而一開始就啟動了西方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jīng)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運行規(guī)律)的功能。

為什么中國人的大腦“軟件”不頂用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大腦“硬件”從很早開始就選擇了孔子及其儒家的“逆反自然”的非啟動“軟件”——《易經(jīng)》(《周易》和《易傳》)和其他《儒經(jīng)》,從而一開始就毀棄了中國人大腦自身原本就已經(jīng)先驗地(自然地)具有的某些“邏輯”(大腦運行規(guī)律)的功能。

為什么西方人的大腦“軟件”還能夠不斷地進化呢?那是因為“順應(yīng)自然”本身就是“進化”的自身,所以西方人能夠自發(fā)地追求自身(大腦思維)的進步。

為什么中國人的大腦“軟件”卻不可能進化呢?那是因為“逆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能進化”的自身,所以中國人完全處于反自然的盲目之中,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身(大腦思維)應(yīng)有的進步。

現(xiàn)在要問,為什么說《易經(jīng)》“逆反自然”并“毀棄”自然的“邏輯”(大腦運行規(guī)律)呢?到了這里,我們可以說才是真正進入了本文的核心,而前面則是不能不做的鋪墊。

什么是“邏輯”呢?簡單的說,“邏輯”其實就是人類大腦最基本的思維的(自然)規(guī)律??梢哉f,西方人的“軟件”從《圣經(jīng)》到《哲經(jīng)》,再到《科經(jīng)》的發(fā)展過程,事實上始終都有一條不斷進化的“紅線”,或“核心線” 貫穿在其中,它就是不斷進化的自然“邏輯”?,F(xiàn)在完全可以得出結(jié)論,只有愈來愈符合自然“邏輯”的“軟件”(也即“經(jīng)典”),才是真正對于人類大腦“硬件”愈來愈合格的“軟件”,才是真正能夠愈來愈激發(fā)人類大腦偉大創(chuàng)造力的“軟件”。而中國人的大腦“軟件”,“儒經(jīng)”“逆反自然”,根本就沒有自然“邏輯”,不僅沒有自然“邏輯”,而且還更反自然“邏輯”。而“儒經(jīng)”的反自然“邏輯”,恰恰就從它們“首經(jīng)”的《易經(jīng)》開始。通過后面的分析,網(wǎng)友們可以看到,逆反自然與逆反自然“邏輯”,其實是一回事。
 

先介紹一些最基本的自然“邏輯”知識。最基本的自然邏輯就是形式邏輯,而形式邏輯首先必須服從如下的三條最基本的(自然)邏輯規(guī)律:

一,(演繹)概念命名的“同一律”;

二,經(jīng)驗(歸納)判斷的“相對律”,過去又稱“矛盾律”;

三,綜合推理的“充足理由律”,過去又稱“排中律”。

先談“同一律”。在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之間必須滿足一一對稱的先驗條件,或先決條件。說得具體一點,任何客觀對象在主觀觀念之中,只能有一個(供演繹運用而命名的)名稱、符號、數(shù)字或概念與之對應(yīng)。這實際上是人類運用語言、文字進行思考、交流的最重要的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是第一自然邏輯規(guī)律。沒有這個第一前提或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第一自然邏輯規(guī)律,人類將不僅不可能進行正常的思考,更不可能進行正常的語言、文字交流。

《周易》顯然破壞了這個規(guī)律。伏羲的八卦(畫)或六十四卦(畫)本身就是主觀觀念中的抽象(圖形)符號,而并不是自然客觀對象。當(dāng)周文王用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等名稱(同樣是符號)來命名八卦(畫)以及六十四卦(畫)(符號),而且還更又賦予天、地、雷、風(fēng)、水、火、山、澤等(客觀對象)具象名稱(仍是符號)之時,事實上他不僅在主觀觀念命名的符號上重重復(fù)復(fù),雜沓混亂,而且還更混淆了主觀觀念符號與自然客觀對象,例如天、地、雷、風(fēng)、水、火、山、澤等名稱原本相對于自然對象的客觀意義。這樣做的結(jié)果,實際上是誘使人們不再去關(guān)心思考客觀自然本身,或甚至還更隔絕于客觀自然本身,僅僅只糾纏于主觀觀念的符號之中而去自我導(dǎo)演著某種永遠(yuǎn)的觀念迷魂陣?!吨芤住肥聦嵣暇褪沁@樣一種永遠(yuǎn)(觀念)的“迷魂陣”。具體言之,周文王完全放棄了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的一一對稱,然而卻更“畫蛇添足”地構(gòu)造了一個主觀觀念內(nèi)部的某種符號與其他符號之間的一一偽對稱,從而完全拋開了人類認(rèn)識客觀世界的自然“邏輯”的第一前提、第一必要條件,也即破壞了第一規(guī)律的“同一律”。這恰恰就是《周易》為什么只能用來占卜、算命,而根本不可能用來進行任何哲學(xué)思考(首先是演繹),而且就是強調(diào)“不占”也依然不可能作為“哲理”來考慮的最根本的原因(今天的人們往往以強調(diào)“不占”來為孔子的醉心《周易》辯護)。
 

違背形式邏輯的“同一律”,事實上就是放棄自然的思考本身,甚至還更是放棄合格的語言功能本身。我認(rèn)為所有的中國文人和學(xué)者都應(yīng)該認(rèn)真地來思考這個問題。中國人的語言、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理論,可以說全都在這個看起來非常簡單的原理(規(guī)律)問題上,由于《周易》和儒家經(jīng)典的反邏輯的思維傳統(tǒng)而翻了大跟斗,甚至還更掉進了至今都難以完全爬出來的(漢語)語言陷阱。換言之,中國人的“漢語”,由于《周易》的反自然反邏輯(首先是反“同一律”)規(guī)律的思維傳統(tǒng),事實上早就已經(jīng)蛻變成了一種幾乎完全喪失了哲學(xué)思維功能的語言。正因為“漢語”是這樣一種存在著嚴(yán)重邏輯缺陷的語言,所以自先秦之后,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國人中都沒有可能,產(chǎn)生出哪怕一位,能夠真正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發(fā)明、有所創(chuàng)造的哲學(xué)思想家來。我這樣說完全符合中國歷史的真實。由此,人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為了長期地服從“儒家思維傳統(tǒng)”,事實上已經(jīng)付出了多么巨大的歷史代價,甚至還更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中國人生命的代價(它讓中國三、四十代人的大腦幾乎全都白活了?。?。

再談“相對律”。在客觀對象與主觀觀念之間必須始終滿足同步運行的相對律的經(jīng)驗條件或經(jīng)驗前提。用過去的說法又叫做必須滿足“矛盾律”的前提,即矛必須只能是矛,盾必須只能是盾,而且在思考或語言運動中,矛必須始終相對于盾,而決不能相互混淆(矛盾)。這條規(guī)律主要用來規(guī)范主觀認(rèn)識中的歸納判斷的進行。說得更具體一點,即人們在進行歸納判斷之時,應(yīng)該始終提醒自己,不要讓自己的判斷陷入完全主觀觀念符號的陷阱之中,而應(yīng)該讓主觀觀念符號盡可能地始終不離開客觀自然對象。更具體地說,即是應(yīng)該使歸納判斷永遠(yuǎn)不離開實踐的經(jīng)驗。說得更絕對一點,沒有實踐經(jīng)驗,就不可能會有真正有價值或有效的歸納判斷。

《周易》明顯又破壞了這條規(guī)律。《周易》中的歸納判斷是如何進行的呢?人們在占卜之后得到某種卦符和某種變爻,然后按照這種卦符和變爻去找到相應(yīng)的卦名、卦辭和變爻的爻辭,然后再根據(jù)占卜者的愿望,按照與卦名、卦辭、爻辭中的“易(變)”、“象”、“數(shù)”等的相關(guān)性,由此作出“歸納判斷”。這種“歸納判斷”的過程,可以說全都在主觀觀念的符號中打轉(zhuǎn),明顯與任何自然客觀的實踐經(jīng)驗均毫無關(guān)系。這基本上決定了上述“歸納判斷”的無效。如此無效的“歸納判斷”除了用來算命和自欺欺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任何哲學(xué)、科學(xué)思考的價值。
 

違背形式邏輯的“相對律”,事實上就是放棄與客觀自然直接相關(guān)的實踐經(jīng)驗,而這卻是惟一可能獲得有實際價值(效率)的歸納判斷的前提。而放棄了有效的歸納判斷,事實上也同樣是放棄了有效的思維。孔子及其后學(xué)所編撰的《易傳》(又稱“十翼”),事實上幾乎全都只是在《周易》(卦符、卦名、卦辭、爻辭等等)的符號陷阱之中折騰,僅僅出于臆想地進行著(與占卜者的實踐的自然經(jīng)驗毫無關(guān)系的)“歸納判斷”。很顯然,這樣的“歸納判斷”全都只能是毫無實踐意義的無效“判斷”,如此的“無效判斷”,怎么可能還會具有“哲理”呢?請問:什么是“哲理”?我認(rèn)為,“哲理”最起碼它應(yīng)該是不違背最基本的邏輯自然規(guī)律的論理。這樣的“論理”,《易傳》(十翼)中能有嗎?

再談“充足理由律”。正確的推論,必須具有充分完備的真的前提。在二元論邏輯的表述中,又可稱之“排中律”,即在正反的推論中,或正為真,或反為真,而不可能正反同為真。在關(guān)于推理的理論中,亞里斯多德曾提出著名的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推論。

《周易》的違背“充足理由律”是必然的。前面說的同一律、相對律和充足理由律,三者之間不僅相互獨立,而且彼此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尤其前環(huán)扣后環(huán)。即是說如果不能滿足“同一律”,則也必不能滿足“相對律”,因而也更不能滿足“充足理由律”。

對于《周易》來說,顯然如此?!吨芤住肥羌兇獾?#8220;巫術(shù)算命”之“書”,暫且不論。而《易傳》則被儒家文人們普遍認(rèn)為,是孔子或其后學(xué)用“哲理”來解釋《周易》之“書”。且讓我們來具體看看,它的“哲理”之中具有一些什么樣的推理。“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見《易傳》中的《說卦》)請問,這里的“推理”符合“充足理由律”嗎?顯然這里全都只有“牽強附會”,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真正符合邏輯規(guī)律的“哲理”的“推理”。先不說其他,把乾卦指認(rèn)為“天”,把坤卦指認(rèn)為“地”,這本身的命名就嚴(yán)重違背了“同一律”,從而其前提就不可能為“真”,更何談什么“天”、“父”和“坤”、“母”以及其他?可以說無論《周易》和《易傳》,其中的一切“推論”均不可能服從“充足理由律”。這兩本“書”,簡直就是完完全全“牽強附會”、完完全全“無理推論”、完完全全“臆想獨斷”的大本營。而“牽強附會”、“無理推論”、“臆想獨斷”,實際上也都成了后來歷代中國文人思維、言談、論文中最擅長的拿手戲和看家本領(lǐng),而除此之外,他們對于“邏輯”自然規(guī)律卻是絕對的無知。因為中國文人從來就不追求自然“真理”,所以他們也的確不需要自然“邏輯”,所以中國歷代文人也就永遠(yuǎn)都只認(rèn)孔子及其儒家的無自然“邏輯”傳統(tǒng)為其老“祖宗”,一旦喪失了這個“傳統(tǒng)”的老“祖宗”,那就等于讓他們喪失了自己的“靈魂”。正是因此,今天要求中國文人離開他們“傳統(tǒng)”的老“祖宗”,要求他們成為追求自然真理的人,而他們的本能之中卻又僅僅只有反自然邏輯的“牽強附會”、“無理推論”和“臆想獨斷”,而根本就不知道“邏輯”自然規(guī)律為何物。為此,他們能不拼老命反對嗎?如此看來,歷代的中國文人,差不多全都成了被牢牢架上了缺乏自然“邏輯”的“儒套”的“驢”,而且還極可能是越來越變得愚蠢、越來越變得頑固不化的“驢”。這真是歷代中國文人們的極大的不幸,更是中華民族的極大的不幸。

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大腦“硬件”,由于《易經(jīng)》以及其他《儒經(jīng)》“軟件”的壟斷,中國人的思維、言談、論文,簡直就成了反自然邏輯的“牽強附會”、“無理推論”、“臆想獨斷”的海洋。正是因此,歷史上的中國簡直就是謊言、戲言、謠言之國,而現(xiàn)實中的家鄉(xiāng)則簡直就是套話、夢話、蠢話之鄉(xiāng)。而這一切,都得拜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儒經(jīng)》,尤其是其中“首經(jīng)”的《易經(jīng)》的“軟件”所賜。這哪是中國人大腦“硬件”的工作“軟件”?。拷?jīng)過兩千多年的固化,它已經(jīng)都成了永遠(yuǎn)架在中國人大腦“硬件”上,使之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的最頑固不化的“固件”了?。。?/p>

讓那些還要繼續(xù)頑固堅守《儒經(jīng)》“軟件”(其實是“固件”)的蠢“驢”們繼續(xù)堅守去吧,我只能寄希望于我最親愛的所有年輕的同胞,你們的大腦可不要再被“驢”化?。。。?/p>

親愛的同胞,我們今天中國人的大腦“硬件”,還要繼續(xù)“安裝”上這早就該死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儒經(jīng)》,尤其其中的《易經(jīng)》的“軟件”嗎?這套“軟件”顯然早就已經(jīng)成了嚴(yán)重毒害和固化我們大腦的“固件”了,它讓我們中國人的大腦嚴(yán)重地喪失了正常的思維創(chuàng)造能力,從而整整讓我們中國人愚昧和無知了兩千多年,這是再明白不過的千真萬確的歷史真實。“愚昧”,就這樣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幾乎永不可變更的“宿命”。

難道只有“愚昧”才是中華民族永遠(yuǎn)的“宿命”嗎?我請我親愛的同胞,堅決起來反抗這早就該死的愚昧的“宿命”,解放您自己的大腦吧,中華民族的大腦解放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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