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我這一輩人當中啊，我是，他們都過去了，我還沒有過去，所以我可以說是漏網(wǎng)之魚。
周先生和沈從文是連襟，他們分別叫對方鄉(xiāng)下人和周百科
50歲之前，他是金融學家。50歲之后，轉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后來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在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沒。
那么這位老人有著怎樣傳奇的人生經(jīng)歷呢？
青果巷
周
碰得很巧，趙元任吶，他也是青果巷，而且他的家跟我們是近得很
周有光出生在江蘇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是常州一條著名的弄堂，因為這里走出了三個大才子，趙元任，瞿秋白和周有光。趙元任和瞿秋白很早就都致力于拼音方案的研究，他們各自的成果最后都為以周有光為主將的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打下了基礎。三位深刻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語文的大學者都成長于這個小弄堂里，不得不說是個驚人的巧合。
周
那個時候提倡白話，課堂上面不能講白話的，還有寫信給父母不能寫白話的，寫白話信給父母那就是糟糕了，那不行的，時代不一樣嘛。
圣約翰大學：
周家原來是常州的名門望族，后來家境衰敗下來，他17歲那年考上了上海的圣約翰大學，卻是家里最窮的光景。
圣約翰大學學費極貴，周有光借錢交上了學費，在這里周有光在一入學就大開了眼界，學校的拼音管理系統(tǒng)讓他耳目一新。
周：那么我就是碰到了一個新的東西，就是叫字母管理法。字母也是一門學問，這個學問在當時雖然很少人研究，但是這門學問大家都認為是重要的，我是作為一個興趣來弄的，我沒想到后來有用處
但翻開圣約翰大學的校史，一場發(fā)生在1925年的動蕩無法被忽略。當時有17名中國教員及553名學生脫離圣大，于當年8月另組光華大學，圣大的離校事件在整個世界上都是件大新聞。在這553名離校學生中，就有憤怒的19歲的周有光。
周：上海日本人辦的工廠里面把一個中國女工啊打死了，這樣子呢，是全上海的大家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反對厲害的就是商界，許多商店都關門了抗議，（教會）學校里面并不禁止學生抗議，可是不許學生到外面出去游行，學生就跟學校發(fā)生矛盾了，這個矛盾呢，就發(fā)展到后來學生就離開學校。
光華大學后來成為那個年代很多有識之士的聚集地，胡適、魯迅等都曾在光華大學講學。
張家二小姐
周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fā)展，不是像現(xiàn)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有兩個人，不！兩顆心從吳淞中國公學大鐵門走出來。一個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個纖小的女的。
他從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書，多么美麗的藍皮小書，是《羅米歐與朱麗葉》。小書簽夾在第某幕第某頁中，寫兩個戀人相見的一剎那。
她不理會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這深秋的海邊，坐在清涼的大石頭上，怎么會出汗？他笑了，從口袋里又取出一塊白的小手帕，塞在兩個手的中間。她想，“手帕真多！”
而在張允和的《最后的閨秀》中，這樣表達自己對這份愛情的態(tài)度：
當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時候， 她就把心交給了他。從此以后，將是歡歡樂樂在一起，風風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嶇的還是平坦的，他和她總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運，緊緊地握在他的手里。
……一切都化為烏有，只有兩顆心在顫動著
去美國——回中國
周
為什么要回來，這個問題在當時不成問題，什么道理呢，因為日本人侵略中國8年，中國受苦是很大的，所以中國我們那一代的人呢，是特別愛國。
回到上海后，周有光一邊任新華銀行秘書長，一邊在復旦大學經(jīng)濟所任教。這段時間，他寫完了新書《新中國的金融問題》，因為他有實踐經(jīng)驗，理論能和具體問題結合起來，這本書在當時很受關注。
從進入圣約翰大學到去美國求學，周先生沒有放下自己對拼音的愛好，一直在堅持學習。
拼音計劃
周
當時要建設一個新中國，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這個文化不提高，你新中國是建設不起來的……我業(yè)余啊是喜歡研究語言學、文字學……我說我搞語言學是業(yè)余搞的，我是外行，那么領導說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1955年，周總理親自點名要周有光先生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
1955年開完會，周有光就留在了北京，第二年，和語言學家王力、呂叔湘等人做起了同事和鄰居。
在周有光加入之前，文改會就對到底應該采用什么樣的字母為漢字注音，一直爭論不休。
周先生對最后的決定起了不小的作用，這其中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周老的一本小書有關：
蘇培成：新中國建立之初，他寫了一本小書叫《字母的故事》，通俗的小冊子，開始把字母學從國外引到國內。他說那個時候，說中央辦公廳有人到他家找他要《字母的故事》這本書，說毛主席要看，當然毛主席怎么看那我們不知道。所以后來主席同意改用拉丁字母，我覺得跟周先生他研究字母學，把西方的拉丁字母的情況介紹到國內，甚至于影響到高層的決策，恐怕是起了很主要的作用。
1957年10月1日，周有光和同事們捧出了三年辛苦的成果，漢語拼音方案草案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
從1958年開始，全中國小學生入學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漢語拼音。
周
人家講笑話 你們真笨 幾個字母搞了三年 不知道這里面 這要求啊 復雜得很
周
我還是那句話，要了解過去，要開創(chuàng)現(xiàn)代，中國的傳統(tǒng)當中有一個缺點，就是只講四海之內，沒有四海之外的觀念的，這是中國人的缺點，可是今天呢，整個要改變。
老年的周先生每天仍然繼續(xù)讀書，讀到有趣味的就寫些文章。滿滿的書架上，有那套4000多萬字的百科全書，它和所有的藏書一起給了老人一個最熟悉，最溫暖的歸宿。這里就是周老105歲的天空。
余英時先生曾驚嘆道，一百多高齡的周老仍然能筆耕不輟，已是人間一大奇跡。而從經(jīng)濟到語文，他一直在追求中國現(xiàn)代化的建設，他是真正從'傳統(tǒng)'成功過渡到'現(xiàn)代'的知識人。
周老的人生，其實是個“錯位”的人生。大學畢業(yè)，大可以和其他同學一樣去當外交官，但他卻選擇了國家最需要的經(jīng)濟；本來可以在海外享受優(yōu)越的生活，但他卻選擇了回國；本來研究經(jīng)濟已經(jīng)有了不小的成就，但他卻被指定去研究語言；這些轉變，究其原因，無非是“國家的需要”。對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的地步。面對這樣的“錯位”人生，周老曾經(jīng)說：“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一切都打亂了，人生，原來就是一朵浪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