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小時前
（一）從《史記》說起
以前看《史記》里頭關(guān)于夏商周三代的記載，差不多當神話傳說看。
后來了解了一些三代考古方面的觀點、結(jié)論以后，覺得這個認識很成問題。
司馬遷寫的三代東西，貌似神神叨叨，其實是有歷史線索隱含其中。
比如三代的起源。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yǎng)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三代對比看，會有一個明顯的結(jié)論，夏是知其父，而殷周是只知其母，換句話說，夏是父系社會，而殷周仍處于母系社會。
問題來了，按人類社會正常演化順序，父系社會當在母系社會之后，為什么夏反而跑到了殷周的前面，是司馬遷在胡編亂造嗎？
也許并不是，也許這就是司馬遷留下歷史線索。
司馬遷盡管不知道母系、父系的具體概念，但他一定認識到了二者的差異，因此才分別記之。
也許，司馬遷寫出這種差異，就是想告訴后人，夏的與眾不同。
再看《五帝本紀》。
《五帝本紀》是夏的前傳，《在五帝本紀》中，司馬遷將夏的祖先講的清清楚楚，近似于家譜。
夏的始祖軒轅黃帝代神農(nóng)氏為天子，黃帝有兩子，一個叫玄囂，一個叫昌意。玄囂這一支比較簡單，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嚳，嚳生堯，五帝中按時間順序，2號帝嚳和3號帝堯?qū)儆谶@一支；昌意的一支則比較復(fù)雜，昌意生顓頊，顓頊又生窮蟬和鯀兩支，其中窮蟬一支是，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另外一支鯀講的簡單，鯀生禹。五帝中按順序，1號帝顓頊、4號帝舜和5號帝禹屬于昌意一支。
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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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玄囂 昌意
∣ ∣
蟜極 顓頊 ①
∣ ∣
嚳 ② ∣-------------∣
∣ 窮蟬 鯀
堯 ③ ∣ ∣
敬康 禹 ⑤
∣
句望
∣
橋牛
∣
瞽叟
∣
舜 ④
司馬遷極為認真地給夏修了家譜，表明他認為夏為正宗的原住民，并且這個原住民從夏禹“家天下”開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他為殷周編段子，只說其母，1號帝顓頊只掛名，無血脈關(guān)系，是在說殷周為外來戶，并且這個外來戶原本很落后。
那么，司馬遷留下的這條歷史線索，究竟有沒有價值？
（二）至暗時刻的二里頭
王國維先生提出紙上材料要和地下材料結(jié)合著看的“二重證據(jù)法”，被實踐證明確實很偉大，比如人們順著文獻留下的歷史線索，找到了殷墟，找到了二里頭，然后研究考古遺存，發(fā)現(xiàn)以前認為不靠譜的文獻記載，還真就是那么回事。
說一下王國維先生的死。
王國維先生的自殺有很多說法，大都不可信，其實真正原因就是他遺書里面的“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而這“辱”，很大程度上，應(yīng)該是來自胡適、顧頡剛之流的疑古派。
一個人將學問視為生命，又憑借學問得到世人尊崇，可是忽然之間，其畢生研究的學問被一幫人譏貶為壓根不存在的偽學，比如，疑古派考證出大禹只是條蟲子，并且當時這種譏貶成為學術(shù)的新潮流，可以想見，其面臨的羞辱與打擊。
1926年疑古派的代表作《古史辨》第一冊問世，1927年，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
說到疑古派，便要提顧頡剛的中國古史層累說，顧氏以層累說來說明文獻中的上古史不可信，所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zhàn)國時有黃帝、神農(nóng)，到秦朝有三皇，到漢朝以后有盤古”，顧氏以為很荒謬，到處講。
其實，玩過游戲的人都知道，這種現(xiàn)象很自然，游戲剛玩的時候，玩家基本兩眼一抹黑，然后隨著探索，地圖逐漸打開，知道的東西才越來越多，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倒是反過來，一開始啥都知道，就有上帝視角，只能開掛才可以。
言歸正傳。
前面說了，司馬遷留下的歷史線索之一，夏作為原住民，傳承了黃帝始祖血脈。
這是王國維先生說的紙上材料，地下材料又怎樣呢？
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洛陽偃師附近的二里頭，目前被國內(nèi)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夏的遺址。
為什么偏偏是二里頭，二里頭又是如何找到的？還得多虧司馬遷為后人留下的線索。
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司馬遷順口有那么一說，即“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于是人們順著這條線索，找來找去，找到了洛陽盆地。
二里頭就位于洛陽盆地東部的一塊高地之上，這塊高地又位于兩條河，伊河與洛河交匯形成的三角區(qū)域，北邊背靠邙山，是妥妥的風水寶地。
更為獨特的是，它還是中國兩大水系的臨界區(qū)以及兩大農(nóng)耕區(qū)的交匯區(qū)。
可是，盡管二里頭考古有很多驚人的發(fā)現(xiàn)，這些發(fā)現(xiàn)又與文獻記載極為相符，但還是有很多人不承認二里頭是夏，甚至不承認有夏。
因為二里頭不像殷墟那樣有文字的實錘。
沒發(fā)現(xiàn)文字，也就是說夏在二里頭沒有身份證，怎么能斷定二里頭就是夏呢？證明“我是我”太難了。
還有一個途徑，就是看傳承。
所謂傳承，總有點獨一份的意思，或者說以前很多份，到他這，就剩他一獨苗。
二里頭時期橫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如果能夠確認二里頭時期之前的新石器時代，中國有很多文化區(qū)域如群星閃耀，但到了二里頭時期，這許多文化區(qū)域逐漸消失或者衰落了，只剩二里頭一枝獨秀，那么，它不是夏也必須是，因為找不出別人了。
是不是這樣呢？還真是的。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也可以說是兩河文化，黃河與長江。
在二里頭時期之前，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地區(qū)分布著很多牛叉文化，比如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等（參見下圖）。
然而，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在接近二里頭時期的時候，這些新石器時代發(fā)出璀璨光芒的區(qū)域文化，從長江中下游開始，自南向北，持續(xù)衰落。
何以得出此結(jié)論？
考古學家的方法是調(diào)查比較同一區(qū)域，不同時期的遺址數(shù)量，比如良渚文化最繁榮時，有遺址點200多處，可到二里頭時期，則僅有8處，幾近消失。
且不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洛陽盆地的二里頭是個例外，表現(xiàn)很堅挺：
至二里頭文化時期 (二期至四期 )，傳統(tǒng)新石器時代核心區(qū)域中僅剩下洛陽盆地一塊唯一持續(xù)發(fā)展的地方，更像是一處文化孤島，外圍聚落則漸次減少，臨近地區(qū)鄭州、晉南乃至嵩山東南側(cè)尚好。再往四周的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關(guān)中地區(qū)則人煙稀少，無一不是衰敗的景象。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tǒng)文化核心區(qū)史上最黑暗的時段。
------ 摘自《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作者北大張弛）
這就是二里頭被公認為夏遺址的原因所在，因為沒有別的地方了。如果司馬遷講的夏存在的話，那么這個夏只能是二里頭，反過來說，如果司馬遷講的夏不存在，那么就不應(yīng)該有二里頭遺址存在。
結(jié)合考古，進一步看《五帝本紀》，如果將黃河、長江對應(yīng)為黃帝的兩個兒子，司馬遷原話為， “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玄囂則可理解成代表新石器時代的長江中下游文化，昌意代表黃河中下游文化，按時間軸對應(yīng)五帝家譜，1號帝顓頊可代表距今5300年的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2號帝嚳和3號帝堯代表距今4300年的長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4號帝舜代表距今3800年的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5號帝禹則代表最后的黃河中游的二里頭文化，這種對應(yīng)可以說順理成章，更神奇的是，五帝中著名的堯舜禹，其各自代表的文化區(qū)域，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最為亮眼。
我們不知道司馬遷是如何做到的，他對距自己有2000多年的上古史，在脈絡(luò)的總體把握上與后世考古發(fā)現(xiàn)基本一致，令人吃驚。
（三）吃貨的傳承
通過文獻線索，結(jié)合考古發(fā)現(xiàn)，初步可以確定二里頭的夏文化為中國原住民文化的唯一傳承。
但是還要解決一個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原住民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是多元的，那么，夏是傳承了其中的一元？還是多元當中有共性，夏傳承了這個共性？
完美的答案當然是后者。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探究新石器時代，中國不同區(qū)域的文化是否存在共性，這個共性是什么？
新石器時代的標志之一是陶器，也許可以從陶器當中尋找答案。
原來人們有個錯覺，以為人類是在農(nóng)業(yè)革命之后，進入農(nóng)業(yè)社會才學會燒制陶器的，比如世界上最早的，距今1.1萬就開始馴化山羊、小麥等動植物的西亞地區(qū)，學會制陶是在2000年以后。
但中國是個例外。
在江西仙人洞，考古學家們發(fā)現(xiàn)了距今2萬年的燒制陶片，而且陶片上有火燒痕跡，表明這些陶器是做飯燒水用的。這個發(fā)現(xiàn)簡直太神奇了，意味著我們的祖先還沒學會馴化動植物之前，在采集狩獵時代就學會了吃火鍋（參見《江西仙人洞遺址兩萬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3》）。
這大概是中西文化的最早分叉。當食物出現(xiàn)匱乏的時候，中國通過使用陶器炊煮擴大了食物來源，而西方則是在現(xiàn)有食物當中，通過栽培和馴養(yǎng)，擴大和穩(wěn)定供給量。這種分叉導(dǎo)致世界上出現(xiàn)了兩大文化圈，即筷子文化圈和刀叉（手）文化圈。
印度人不理解中國人吃東西要用筷子，明明可以用手好不好，直到他們看到了火鍋。這個段子告訴我們，人類當初為了生存形成的一些習慣，如同基因遺傳一樣，也會長期的保留下來。
有了原始炊具，中國人開啟了吃貨之旅，體現(xiàn)在對炊具的改進方面，最早發(fā)現(xiàn)是一些煙熏的石塊，支在陶罐下面形成一定空間，以便于燒火，后來又發(fā)現(xiàn)很多專門燒制的陶土支架，又稱陶支腳，陶支腳底面大，比較穩(wěn)定，上身細高，上端歪頭造型，便于安放陶罐，再后來，干脆支架和陶罐合為一體，直接燒制陶鼎（三足兩耳）、鬲（音立，三足皆空）、甑（音憎，可蒸食物）、鬶（音規(guī)，上部有流口，便于燒水煮湯煮酒后直接倒出）等等，進入青銅時代以后，別的民族一般都用青銅做武器和切割用具，唯獨中國人喜歡拿青銅做炊具，如大名鼎鼎的司母戊大方鼎（后母戊鼎）。
關(guān)于新石器時代陶支腳和陶鼎的考古分布，大體范圍是蒙古高原以南，黃土高原和云貴高原以東的平原和丘陵地帶，覆蓋了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的各種文化。
因此可以說，使用陶器做炊具是中國原住民文化不同區(qū)域的共性，也是有別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獨一無二的技能，而代表著夏的二里頭，通過大量出土文物，證明其繼承了這個共性。
（四）青銅王者
本以為是青銅，沒想到是王者。
用這句話的表面意思來看二里頭的夏，其實很貼切。
根據(jù)迄今為止的考古發(fā)現(xiàn)，在中原地區(qū)，真正掌握青銅技術(shù)最早的是二里頭，而按照司馬遷的理解，夏在中國又是第一個進入王朝時代的。
這當然不是巧合。
相同的例子是春秋末期，中國人掌握了鐵器冶煉技術(shù)，更直觀的例子是清代末期，中國人搞起了工業(yè)。
為什么都是在末期出現(xiàn)劃時代的新技術(shù)？
其實這是因果倒置的歷史敘述讓人產(chǎn)生的錯覺。
真正的因果關(guān)系是劃時代的新技術(shù)來了，于是舊時代進入末期并終結(jié)。
近代中國如此，春秋戰(zhàn)國如此，橫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的二里頭也是如此。
《越絕書》中記載春秋時，有個叫風胡子的人對楚王有言，“軒轅、神農(nóng)、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江導(dǎo)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圣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
風胡子講的石、玉、銅、鐵時期，對應(yīng)今天的考古學劃分，就是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
從黃帝到禹，也就是司馬遷說的五帝時期，是“以玉為兵”，但玉還是石頭，按現(xiàn)在舊石器與新石器的區(qū)分，前者主要采用打制石器，而后者為磨制石器，因此，玉只是比一般石頭更高級一點的石頭而已。
因此，無論是“以石為兵”，還是“以玉為兵”，對于原始部落而言，大家手中比劃都是石頭，而石頭遍地皆是，沒法壟斷，于是部落武力值相對均等，導(dǎo)致的結(jié)果就是誰也滅不了誰，部落林立，相互之間很民主，部落聯(lián)盟首腦搞禪讓制。
但是進入“以銅為兵”時期，形勢逆轉(zhuǎn)，原因就在于青銅不是唾手可得，而是稀缺的、可搶奪可生產(chǎn)可壟斷的，加上金屬武器對于石頭武器的碾壓效應(yīng)，誰擁有的青銅多，誰就可以拉開武力值的差距，誰就可以成為真正的王者。
于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誕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