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風云變幻，檢察之路始終曲折向前，尤其是近十年來不斷走入改革深水區(qū)，分分合合、兜兜轉轉，未來圖景漸趨清晰。
檢察向何處去？應該有一個答案了。
張軍檢察長提出檢察工作的產品觀，不僅是一個比喻，更是用一種經濟學的思維方式重新審視檢察工作。
話語體系的調整是為了跳出慣性思維，用更加理性的視角來探尋司法的內在規(guī)律和底層邏輯。
1.不僅是產品觀，更是用戶觀
從供給側提供更加優(yōu)質的法治產品和檢察產品，首先是從需求側出發(fā)考量供給。
說是產品觀，首先是用戶觀，是一個用戶至上的觀念。
需要提高的不僅是服務意識，需要提供的也不僅是更加質優(yōu)價廉的產品和全方位的服務。
更是有針對性的、精準的檢察服務。
因此，要更加了解用戶的需求，更接底氣，更加務實高效。
公開透明、人權保障、精準打擊、民生民利，以此調整檢察工作的戰(zhàn)略和方向，以及檢察工作的動作和姿態(tài)。
所謂了解用戶需求，又不是簡單的市場調研、檢務公開，而是要從用戶的深層需求出發(fā)。
亨利·福特曾說過：“如果我最初問消費者他們想要什么，他們會告訴我‘要一匹更快的馬’”。
我們需要結合時代的精神去把握刑事政策，比如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邊界，刑事犯罪和民事糾紛的邊界。不僅是對個體的回應，更是對國家和人民長遠發(fā)展需求的回應。
這種深邃和長遠的思慮，并據此作出的決定就是我們創(chuàng)造的價值。
我們的檢察產品就是要為用戶創(chuàng)造長遠的法治價值。
說到產品，它一定是一個具象的概念。
是一份擲地有聲的法律文書，也是一席慷慨激昂的公訴意見，
不一定看得見、摸得著，但一定能感受得到。
它可以有硬件、軟件之分，但絕不虛無縹緲。
產品的概念，就意味著它有邊界、有功能、有分類，
它是具體而微的檢察行為，是完整有型的存在，是檢察與公眾接觸的觸角，
是一個個可以娓娓道來的檢察案例。
既然是產品，就要有自己的產品策略，就是要結合自身特色打造拳頭產品。
不是四面出擊，不是包打天下，要做爆款。
喬布斯重出江湖給管理層上了一堂課，他在黑板畫了一個十字，四個方格、四個領域，一個領域一個產品，做到極致，四個產品也足以改變世界。
追求極致，利用有限的資源做到最好，也是小米、華為等優(yōu)秀企業(yè)的產品觀。
重需求、做減法、求品質，就是新時代的法治產品理念。
2.根據司法規(guī)律配置檢察資源
資源永遠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生產更多、更好的檢察產品，首先需要明確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資源分配在經濟學上的最優(yōu)選擇就是讓市場發(fā)揮調節(jié)的決定性作用，政府可以進行宏觀指導。
對于檢察工作來說就是根據司法規(guī)律配置檢察資源。
符合司法規(guī)律就是優(yōu)化配置，背離司法規(guī)律就要降低產量、降低質量，甚至生產出負面產品，從而產生關停并轉的風險。
司法規(guī)律的第一條就是資源要與效益相匹配，向核心職能傾斜，否則怎么打造爆款。要明確核心職能，判斷的標準就是比較優(yōu)勢，獨有的、不可替代的、有剛性需求的產品才具有核心產品的潛質；要給核心產品賦能，增加附加值，提升核心產品的競爭力；要根據需求領域分化對產品進行細分，就像喬布斯的四個格子；要對非核心產品進行大刀闊斧的精簡。
司法規(guī)律的第二條就是競爭將無處不在。外部來說，不同的司法機關在公信力和滿意度上就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這個競爭關系比的是實力，對此檢察機關要重自強，怎么重，就是每個人都重自強，每個人都要爭自強，哪個檢察產品搞得好，哪個檢察官搞得好，就要給哪個資源，就像騰訊孵化出微信一樣。員額制雖然有非精英化的一面，但優(yōu)秀的員額，一定是最寶貴的資源，而且他們到哪里都是最寶貴的資源，在這個問題上檢察機關與其他行業(yè)也處于競爭之中。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內部公平、用人唯賢的問題，這是一個檢察機關自身如何自強的問題。為什么戰(zhàn)爭年代干部成長得快啊，有實踐鍛煉的問題，也有不得不打破論資排輩的問題，因為這涉及的不是公平問題，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司法規(guī)律的第三條就是重視人的創(chuàng)造性作用。一方面要進一步實現扁平化，要全面、徹底地將司法辦案責任制落到實處，要更加徹底的放權，發(fā)揮檢察官的能動性和主動性，因為司法是具體而微的，需要司法官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管理主要在宏觀層面；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去行政化，最大限度的削減行政管理的機構和職能，以自主的司法化管理代替人為的行政化管理，為司法官減壓松綁解套。
3.注重成本實現法治效益的最大化
司法工作要講成本，目的是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正義的最大化，這就是檢察工作的效益觀。
不能說不惜一切代價辦好一件案件或者說做好一項職能，那其他案件、其他職能怎么辦，效益是不是最大的，需要進行權衡。
案多人少一方面反映的是資源不夠用的問題，另一方面反映的是資源沒用好的問題，優(yōu)化配置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刑事執(zhí)行檢察工作從派駐轉變?yōu)檠不刂凭褪腔诔杀镜目紤]，通過節(jié)約成本做好同樣的工作，就意味著省出了一些資源來做核心檢察職能，同樣的檢察資源就能夠更好的發(fā)揮檢察效能，實現更大的法治效益。
節(jié)約成本也不是光是眼睛向內，要從整個法治供應鏈上著手。
檢察機關位居法治供應鏈的樞紐地位，既能控制質量，又能控制成本。
內部的銜接順暢必然會形成整體而明確的法治信號，引導上游產業(yè)鏈調整產業(yè)布局、提高質量標準，最終提升整體的是整個法治產品的質量。
質量可靠，其實是最大成本節(jié)約，因為可以避免返工召回。
而且最重要的是滿足了用戶的終極需求，也就是人民群眾的法治期待。
這種期待的滿足就是最大的法治效益。
中國的檢察之路與中國的很多改革一樣，都是一條實踐理性之路。經濟學話語體系的引入正是這種理性思維的體現，既要立足普遍的檢察規(guī)律，又要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法治本土資源，具體而微地體味中國的司法規(guī)律，這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藝術。
就讓我們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以人民的名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