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28日23時許，被害人吳某在某縣某美容美發(fā)店內嫖娼時因嫖資問題與一賣淫女發(fā)生糾紛，之后該賣淫女的男朋友即被告人熊某伙同被告人張某以被害人吳某搶了賣淫女（熊某女朋友）的錢為由，將被害人吳某劫持至某縣上關大橋附近。被告人張某逼迫被害人吳某脫下衣鞋跪在地上，并將身上的錢拿出來放在地上，隨即搶走被害人身上的現(xiàn)金。后被告人張某、熊某采用毆打、威脅等方法逼迫吳某打電話給其妹妹，向其妹妹索要贖金3萬元人民幣，否則就將被害人吳某送交公安機關。被告人張某、熊某與吳某的妹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后商定交2000元贖金贖人。因怕吳某的妹妹報警暴露目標，被告人張某、熊某又將被害人吳某挾持至某縣某鄉(xiāng)某村附近的竹林中，先后約定在某橋上、某車場交贖金。凌晨3時許，被告人張某因擔心被抓先行離開現(xiàn)場，被告人熊某遂將被害人吳某帶至某賓館門口的夜宵攤處，并商定給800元了事，待吳某的妹妹吳正準備交錢時，被告人熊某被聞訊趕來的公安人員抓獲歸案。經法醫(yī)鑒定，被害人吳某的損傷程度為輕微傷。被告人張某于2011年8月5日被某縣公安局干警抓獲歸案。
二、分歧
該案在案件定性時檢察院和法院存在不同的分歧意見。
第一，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時認為被告人張某、熊某的行為構成了綁架罪。其理由是，被告人張某、熊某以被害人吳某搶了賣淫女（熊某女朋友）的錢為由，將被害人吳某劫持至某縣上關大橋附近。后被告人張某、熊某又采用毆打、威脅等方法逼迫吳某打電話給其妹妹吳海燕，向其妹妹吳海燕索要贖金3萬元人民幣，其行為均已構成綁架罪。
第二，法院審理認為，雖然被告人張某、熊某對被害人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限制，且口頭上偶有提及砍傷被害人的手相威脅，但結合被告人的主客觀行為以及以“向公安機關舉報被害人的搶錢行為”這一“把柄”對被害人進行勒索，并要求其打電話想辦法籌錢，這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特征。因此，被告人張某、熊某構成敲詐勒索罪。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對于被告人張某、熊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正確認定本案的性質，關鍵要注意區(qū)分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的界限。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劫持人質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本罪具有如下構成特征：第一，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第二，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的方法，綁架他人的行為。第三，主觀方面由直接故意構成，并且具有勒索財物或者扣押人質的目的。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具有如下構成特征：第一，本罪侵犯的各體是復雜客體，不僅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還危及他人的人身權利或者其他權益，本罪侵犯的對象為公私財物。第二，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行為人采用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的行為。第三，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凡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構成本罪。4、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必須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的目的。
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的主要區(qū)別
1、主觀方面不盡相同。 敲詐勒索中，行為人一般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實施的行為。綁架罪中，行為人既可能為勒索他人財物而實施綁架行為，也可能出于其他非經濟目的（有的還基于政治目的）的原因實施綁架行為。
2、勒索財物的對象不同。一般而言，敲詐勒索罪是對被勒索人本人實施威脅或要挾方法（通常利用自己掌握的對受害人不利的所謂“把柄”），迫使其給付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或財產性利益，其對象是特定。而綁架罪，則是通過劫持被綁架人，控制被綁架人的人身自由，然后以殺、傷被綁架人為內容或者以給付錢財方恢復被綁架人自由為條件，威脅被綁架人的親友或者相關第三人給付財物，其對象是不特定的。
3、綁架罪與敲詐勒索罪威脅的內容不同。綁架罪所采用的威脅手段，多是以殺傷、殺害被綁架人為內容，屬于暴力威脅范疇，因為人質已在手中控制，這種威脅隨時可能付諸實施，具有加害的現(xiàn)實性或緊迫性。而敲詐勒索罪通常利用自己掌握的對被害人不力的所謂“把柄”迫使其給付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敲詐勒索罪雖也有對受害人相威脅，但只是“詐”而已，其傷害受害人的現(xiàn)實性或緊迫感并不突出。
4、行為的公開性程度不同。綁架犯罪中，被告人實施綁架、勒索財物過程中為了避免身份暴露通常采用秘密的方法，被告人自己會想盡辦法掩蓋身份，也不會讓被綁架人與其親友或者相關第三人見面。敲詐勒索罪的行為人則是行為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對受害人不利的所謂“把柄”索取財物，行為人并不怕自己被暴露。
就本案而言，第一，被告人張某、熊某的一系列的行為，如先是將被害人吳某劫持至某縣上關大橋附近。后被告人張某、熊某采用毆打、威脅等方法逼迫吳某打電話給其吳某的妹妹，向其妹妹索要贖金3萬元人民幣。后又因怕吳某的妹妹報警暴露目標，又將被害人吳某挾持至某縣某鄉(xiāng)某村附近的竹林中，最后被告人熊某將被害人吳某帶至某賓館門口的夜宵攤處，從其主觀方面來看，其犯罪目的就是為了勒索財物。第二，從勒索的對象來看，被告人張某、熊某是抓住被害人吳某怕被送到公安機關這一心里，直接針對被害人吳某本人進行勒索，其要求被害人吳某的妹妹索要贖金3萬元人民幣，也是逼迫被害人吳某本人打電話，而不是被告人張某、熊某直接打電話威脅被害人吳某的妹妹吳海燕要交3萬元贖金，否則就要殺、傷被害人吳某。第三，從犯罪的手段來看，被告人張某、熊某是以“向公安機關舉報被害人的搶錢行為”這一“把柄”對被害人進行勒索，使被害人吳某產生害怕心理同意交錢。其實就是 “詐”而已。而不是象綁架罪那樣，開始沒有什么理由，綁架后才進行勒索。第四，本案中，被告人張某、熊某逼迫吳某打電話給其妹妹，向其妹妹索要贖金3萬元人民幣，以及后被告人張某、熊某與被害人吳某的妹妹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后商定交2000元贖金贖人都是公開的，被告人張某、熊某由于抓住了被害人的“把柄”，并不怕自己被暴露。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法院定性是正確的，被告人張某、熊某構成了敲詐勒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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