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的思考（二）
汪 毅
鑒于上述認識，特作以下關(guān)于兩岸共襄盛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的思考，即七點理由。
理由之一：敦煌學是20世紀的顯學。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被陳寅恪稱為“敦煌學不朽之盛事”。“敦煌學”媲美殷墟“安陽學”，堪稱中國文化星空中的雙子座。“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1944年1月在成都舉辦時，被劉開渠稱為“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而成都因之有“中國文藝復興翡冷翠城”之說，即中國文藝復興發(fā)祥地之說。而中國文藝復興關(guān)系到華夏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話語權(quán)，這是兩岸文化界努力探索的重要命題，亦是兩岸同胞共同擔當?shù)呢熑巍?/span>因此，兩岸共襄盛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在世界文化新建構(gòu)中具有進一步確認中華文化身份與確立話語權(quán)的意義。
理由之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價值連城。2009年1月，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兩岸故宮》第四集《國寶遷臺之張大千來臺》有介紹：1949年12月9日，張大千離開成都時機票千金難求，飛機嚴重超載，但張大千不惜“過分”要求，堅持要帶走78幅敦煌壁畫臨摹本（據(jù)沈以正先生《敦煌壁畫和張大千摹本特載》一文介紹，應(yīng)是56幅敦煌壁畫臨摹本，其余為張大千收藏的古畫），竟使著名學者、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杭立武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其中包括他的積蓄20多兩黃金。當然，深知敦煌壁畫臨摹本價值和影響的杭立武先生亦有條件，即張大千將來一定要捐獻這些作品。因為這些敦煌壁畫摹本價值和影響在于：1944年1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在成都舉辦時，被譽為“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同年5月，教育部在重慶主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空前轟動。1968年，張大千兌現(xiàn)諾言將62幅敦煌壁畫臨摹本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
理由之三：張大千面壁敦煌兩年零七個月，是他藝術(shù)上的獨立大投資，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中國藝術(shù)家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其行為“媲美玄奘”，構(gòu)成了他藝術(shù)生命中最結(jié)實的一環(huán)。他所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品，濃縮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魏至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一千年的菁華（張大千是第一位去西千佛洞臨摹壁畫者），堪稱“移動的敦煌”，現(xiàn)主要分別存（展）于四川博物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其中，四川博物院183幅（張大千夫人曾正蓉1955年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62幅（包括張大千從大陸帶去的56幅作品和一幅莫高窟碣墨拓本及張大千在巴西僑居時所作的三幅作品和孫家勤、展師鄭所繪的《文殊菩薩赴法會圖》《普賢菩薩赴法會圖》）。此外，兩岸寺廟和民間有少量收藏。
理由之四：“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作為專題畫展，在海內(nèi)外具有影響大、內(nèi)容豐富、時間跨度長的特點，非一般展覽所能及。這對于兩岸共襄盛舉推出“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展示其完整面貌是一個重要而難得的基礎(chǔ)。
這個廣泛的影響，一是源于張大千20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海內(nèi)外的強勁推動，二是1969年以后源于兩岸文博單位的積極推動。
張大千在國內(nèi)的推動，包括1943年8月在蘭州舉辦的展覽、1944年1月和5月分別在成都（四川美術(shù)協(xié)會主辦）和重慶（教育部主辦）的展覽、1946年11月和1947年5月在上海舉辦的展覽（因運輸問題，只展有部分臨摹敦煌壁畫作品）；張大千在海外的推動，包括1956年4月和6月分別在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主辦）、法國巴黎（東方博物館主辦）舉辦的展覽。這些展覽，被海內(nèi)外媒體競相傳播，具有相當和持續(xù)的影響。張大千對所臨摹敦煌壁畫的傳播，還包括他撰寫的著述《莫高窟記》、有關(guān)序言和出版的《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第一集）》《大風堂臨撫敦煌壁畫（上下集）》等，以及發(fā)表在若干書報的作品和在亞太地區(qū)博物館研討會上發(fā)表的《我與敦煌壁畫》專題演講。
兩岸文博單位的推動，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分別有臺北故宮博物院在臺灣舉辦的“張大千先生贈敦煌壁畫自摹本特展”“張大千先生遺作敦煌壁畫摹本展”，四川博物院在成都（不包括現(xiàn)在的長期陳列展）、北京、廣州、南昌、長沙、深圳、合肥、澳門、臺灣、上海、昆明等地舉辦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以及敦煌研究院曾復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在日本、北京等地的展出。
至于有關(guān)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出版發(fā)行物，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兩岸竟達20余種，具有種類多、時間跨度長、影響大的特點。這些出版發(fā)行物有：《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特輯》（成都西南印書局，1944年）、《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目次》（成都西南印書局，1944年）、《大風堂臨撫敦煌壁畫（第一集）》（成都西南印書局，1944年）、《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第一集）》（彩印，上海中華書局，1947年）、《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1956年）、《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及大千收藏古畫展》（法國Cernuschi美術(shù)館，1956年）、《張大千畫展》（部分臨摹敦煌壁畫作品，法國巴黎現(xiàn)代美術(shù)館，1956年）、《張大千先生贈敦煌壁畫自摹本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雙月刊·第3卷6期，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年）、《大風堂臨撫敦煌壁畫（上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明信片（臺北故宮博物院，1979年）、《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第一集）》（臺北大風堂，1982年）、《張大千先生遺作敦煌壁畫摹本》（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年）、《張大千先生遺著漠高窟記》（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年）、《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四川美術(shù)出版社，1985年）、《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白描圖（1—4集）》（四川省博物館，1985年）、《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1—2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張大千先生紀念展圖錄》（23幅臨摹敦煌壁畫作品，臺北故宮博物院，1988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和平圖書有限公司、四川美術(shù)出版社，1997年）、《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與大風堂用印》（澳門特區(qū)政府文化局，2001年）、《往來成古今——張大千早期風華與大風堂用印》（臺北歷史博物館，2002年）、《往來成古今——張大千早期風華與大風堂用印》（高雄市立美術(shù)館，2002年）、《大千世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作品展》（云南省博物館，2009年）、《張大千敦煌傳奇》（20集電視連續(xù)劇，廣東音像出版社，2005年）等。這些出版物，無疑是研究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及其意義的重要資料，對于兩岸共襄盛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lián)展”和編輯出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全集》等，具有很好的基礎(chǔ)和特殊的意義。（遺憾的是，兩岸文博單位目前均未做到最佳狀態(tài)，無論是陳列展覽還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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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MASTERS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