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經(jīng)典名著的比較問題似乎是自古以來就有，對于這個問題他的評價標準除了一些硬性的指標之外，更多的還是個人化的傾向。畢竟有這么一句不成文的共識——'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對于文藝作品來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于是這就隨即涉及到文學經(jīng)典的評選的標準。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難以達成統(tǒng)一的標準。因此秉持著學科嚴謹?shù)膽B(tài)度，我將會從文學本質(zhì)屬性——審美性和文學史觀點來討論《圍城》和《邊城》誰的文學價值更大一些。
在每一本文學理論的開篇第一章一定會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文學'，在周憲主編的《文學理論導引》中是這么提及的——'文學是以精致的語言書寫的具有藝術(shù)價值的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化系統(tǒng)。'
而中國文學理論學界權(quán)威之一童慶炳在《童慶炳談文學觀念》中探討這個問題時候則采用了四個角度：第二章的文學從屬于文化的一部分；第三章從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這個角度，著重談了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審美活動的內(nèi)涵特征；第四章是從文學本體論中與作家的關(guān)系探討，將'體驗'在文學中的作用及特征給放大；第五章指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就這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
不難看出，在探討文學本質(zhì)的時候具有審美性與語言是非常重要的論點，而文學語言作為獨立的一種語言有著鮮明的特點，甚至每種文體的語言都不盡相同，但是一言以蔽之，莫過于審美性。
那么什么是文學的審美性呢？在朱光潛的美學體系中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一個空間內(nèi)，一個松樹與一個人，如果這個人沒有思維涉及到這個松樹，那么樹與人都是獨立的個體，而人主觀去思考欣賞這個松樹，但是松樹并沒有什么回返，在人的意識當中只能認識到這是生物意義上的松樹，也算不上審美，只有當松與人互相感染，思維中對松樹的形象有不同于生物意義上的'改造'或者'觸動'那么這才算得上一次精神上的審美活動。
所以，簡單來說，審美性是人主觀思維與客體互相觸動作用的結(jié)果。因此用這個觀點來看待《圍城》與《邊城》誰的文學價值更高一些，是很難討論出結(jié)果的。由于閱讀主體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對于兩個文本的審美是不同的，而不同的人面對同一文本，審美感受仍然不同。
那些深受'圍城困境'困擾的人自然更是傾向于《圍城》的文學性更高一些，而那些天性追求真善美或者對于田園牧歌有所神往的人自然更傾向于《邊城》的文學價值更高一些。
從文學本體本質(zhì)意義上來講，單純比較兩本'公認'的經(jīng)典，幾乎是得不到合理公正可以說服所有人的結(jié)論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正處于就業(yè)與學業(yè)不可調(diào)和的沖突當中，倍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子耳'所以我更傾向于《圍城》對于我個人的審美價值更高一些。
每一本文學作品從被除作者之外第二個人看到之后就實現(xiàn)了從文本到文學作品的轉(zhuǎn)變過程。一部文學作品可以窺見到前輩中有意無意的映射，同樣也可以在漫長的時間之中給與后輩有意或者無意的影響。如果這部作品引得更多的文學可能性，往往造就的影響不在一人一書，或如'魯迅風'的文學流派或者是成為'華威先生'這種文學符號，乃至文化原型。
因此衡量一本書的文學性僅僅從文學性上來討論是不嚴謹?shù)?，探討該作品的文學史意義是非常必要的。
《圍城》與《邊城》都是創(chuàng)作于所謂的現(xiàn)代文學史的階段。
《邊城》是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934年。這本小說算得上是'京派'小說的經(jīng)典之作。對于《邊城》的美學特質(zhì)和文學史意義，我可以這樣說——如果你想要了解三十年代'京派'小說的特質(zhì)，讀一讀《邊城》就足夠了。這本小說用田園牧歌式的意蘊營造出京派文人們所追尋的'鄉(xiāng)愁'與'純美'，里面一切的情感都是那么真摯，生離死別的痛苦都沒那么的濃烈。甚至在生活中愛情與親情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的困境中，不過是有些凄美但不凄厲。
追求真善美，追求古中國的美好，追求純真的文學就是三十年代'京派'小說的審美質(zhì)感。
同時《邊城》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湘西秘境'的這個文學世界，在《邊城》的地基之上，沈從文構(gòu)筑了令人神往，令人驚嘆的湘西世界。在政治意識成為主導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壇，開辟出關(guān)于人性關(guān)于美的一條獨一無二的文學之路。毫無以為《邊城》在文學史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對于文學史的意義也是無可替代，難以否認的。
《圍城》被譽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寫抗戰(zhàn)初期知識分子的群相。
《圍城》為錢鐘書先生帶來的聲譽絕非一時，而這本書被譽為'新儒林外史'更能檢出世人的評價。那么在文學史上這部小說有著和《邊城》相當?shù)煌挠绊憽?/p>
古人小說愛寫風花雪月狐鬼花仙，現(xiàn)代小說多得是拯救現(xiàn)實聚焦的是'舊中國的兒女們'和現(xiàn)實中幾乎不存在的'時代新人'。其中成就較高的那些作品往往是前者，而這些舊兒女們，農(nóng)民與知識分子又是兩大'頂流'。
縱觀現(xiàn)代白話小說中對于知識分子的描寫往往是充斥著愚昧無知的斥責與無可奈何的悲哀，并沒有積極向上的描寫，這是一大憾事其中背后的文化心理可以再談。而《圍城》堪稱建國前的現(xiàn)代文學中寫知識分子的集大成之作，并且青出于藍。
《圍城》中以主角方鴻漸這個'零余者'為核心知識分子的群像，生動又深刻，戲謔又辛辣。時至今日讀來人覺得在探刺身邊的某一個人，這種化私人化的思想感情轉(zhuǎn)為具有共性的人類普遍感情的創(chuàng)作無疑是傳世佳作永恒的標準。
時至今日，在中國文壇上寫知識分子群像的可以與《圍城》相比的至今未有，更不必提及永恒'方鴻漸們'和'圍城困境'。
可以說《圍城》和《邊城》在文學史上都開創(chuàng)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局面，他們的存在極大地豐富了那個'革命'壓倒'啟蒙'的文壇僵局。就這個意義來講兩者難分伯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