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麥加”的概念正是體現(xiàn)泉州伊斯蘭教圣墓的核心價值，證實了刺桐是伊斯蘭教通過海上貿(mào)易線路向遠東直接傳教到達最早、最東端的地區(qū)。
——戴泉明《天下之貨倉》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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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7369字 插圖30幅 視頻1'10'' 閱讀15min
【編者按】根據(jù)系列大綱安排，上期鄉(xiāng)音君邀請建議作者聊了泉州府文廟，作者細微的觀察使我們看到以往我們所沒有關(guān)注的歷史細節(jié)，比如大成殿宋代重檐吳殿頂九脊弧線之美、月臺后置螭首之內(nèi)斂、月臺須彌座圭角祥云浮雕之飄逸等等。還有作者通過大量的圖文互證和分析，使我們了解到泉州府文廟既是孔子的祭祀之所，又是泉州古代文化教育的最高學(xué)府“州學(xué)”之地；而且是東南亞和東亞以及臺灣儒學(xué)的傳播中心；甚至覆蓋了宋元時期刺桐僑民子弟特別是阿拉伯蕃商后代的儒學(xué)教育。因此，泉州府文廟所具有的“廟學(xué)合一”的特質(zhì)的確不同凡響。 根據(jù)微信昵稱“新星”父親的建議，為了方便看官預(yù)訂新書《天下之貨倉》。鄉(xiāng)音君將130期列入“精彩推薦”，不論看官看到哪一期，只要點擊標題下的藍字“鄉(xiāng)音文化”即跳轉(zhuǎn)到主頁面，再點擊“精彩推薦”便跳轉(zhuǎn)到130期，即可打賞預(yù)訂。 伴隨唐朝泉州與阿拉伯的海上貿(mào)易，泉州成為伊斯蘭教東傳的“橋頭堡”，那么，作者為何將伊斯蘭圣墓稱之為”東方麥加“？其論據(jù)又是如何？請諸位看官接著往下看——【向世界講好泉州故事】系列十七：
中世紀的“東方麥加”——
泉州伊斯蘭教圣墓
泉州是伊斯蘭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地區(qū)之一，也是”阿拉伯走廊“，迄今仍然生活著6萬多阿拉伯人后裔，保留著濃郁的伊斯蘭教文化和眾多史跡，圖為伊斯蘭教圣墓中景。（圖源：宋元郎/攝）
泉州伊斯蘭教圣墓，自古以來稱靈山圣墓，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蘭教圣跡，現(xiàn)存兩墓并列，墓蓋石為花崗巖雕刻，墓座為覆蓮石雕，墓后倚山的擋土墻如馬蹄形狀，極為罕見。伊斯蘭教圣墓的文物價值在于其始建年代，因為它出現(xiàn)在泉州年代的早晚關(guān)系到伊斯蘭教入華的最初歷史。自20世紀初以來，關(guān)于圣墓的始建年代學(xué)術(shù)界爭議不斷，主要有唐武德中（618年—626年）說、唐永徽說、唐中葉至北宋說、唐末宋初以后說、上限為9世紀說，宋代說，元代說等，至今尚無定讞。伊斯蘭教圣墓、石亭、回廊 （圖源：宋元郎/攝）
這些爭議緣起于明代何喬遠的“唐武德說”：“嗎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來朝，遂傳教中國，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沙謁儲）、四賢（我高士）傳教泉州，卒葬此山（靈山），然則二人唐時人也?！保?］?！度莞尽芬噍d：“圣墓在靈山，靈山有默德那國（今沙特阿拉伯王國麥地那）二人葬焉。相傳唐·武德中來朝，有三賢、四賢傳教泉州，卒葬于此，葬后是山夜光顯發(fā)，人異而靈之，名曰靈墓?！?/span>俯瞰靈山圣墓 來源：鄉(xiāng)音文化
而“唐永徽說”則源于20世紀20年代著名歷史學(xué)家陳垣在北大演講所提的伊斯蘭教入華的“唐永徽二年說”。陳垣認為，《舊唐書·大食傳》記載：“永徽二年始埠倬來貢”即是奉穆罕默德第三任哈里發(fā)歐斯曼之命，前來中國的第一位阿拉伯使者到達長安，朝見唐高宗，介紹了大食帝國的情況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因此，史學(xué)界一般把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遣使作為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的標志。于是后來便有附會圣墓始建于唐永徽的說法。伊斯蘭世界的四大正統(tǒng)哈里發(fā)（圖源：網(wǎng)絡(luò)） 1965年，考古學(xué)家在泉州發(fā)現(xiàn)一塊唐·永徽元年（650年）的伊斯蘭墓碑，上面寫著：“此乃侯賽因·本·穆罕默德·薩拉達之墓，真主降福于他，亡于回歷二十九年三月?！币簿褪钦f，在唐與大食通使之前，泉州已有伊斯蘭教的蹤跡。因此，圣墓建于“唐武德中”并非妄說。 不論“唐武德中說”還是“唐永徽說”都說明圣墓的文物價值非同凡響：“如果認為它確實是唐武德中就已存在的史跡，那么這一史跡的存在就不僅會改寫中國伊斯蘭教最初的歷史，而且也會改寫整個伊斯蘭教早期的傳播史，文物價值將會是顛覆性的。如果認為它確實是唐中期物，那么這一史跡的文物價值亦當比史載的唐永徽二年大食唐正式通使要高。因為它畢竟是標明伊斯蘭教也有通過傳教士直接將宗教傳至中國這樣一種方式”［2］。 著名建筑史學(xué)家楊鴻勛關(guān)于圣墓斷代的關(guān)鍵論據(jù)：圣墓墓廊檐柱“上下卷殺形制”的“梭柱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大約自盛唐以后漸少使用……因此可以判斷，泉州'圣墓’石廊應(yīng)為初唐時期所創(chuàng)建……'圣墓’石廊的其他構(gòu)件也都古樸，紋飾、做法也都可與這一斷代相符”。楊鴻勛根據(jù)建筑考古學(xué)斷代考察后推論結(jié)果是：“泉州靈山'圣墓’應(yīng)即穆罕默德當年的門徒、被中國尊稱'三賢’、'四賢’的陵墓” ［3］。20世紀初的靈山圣墓 請注意，圣墓墓廊檐柱為“上下卷殺形制”的梭柱，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圖源：鄉(xiāng)音文化）
1958年的圣墓，圣墓前的四根柱子十分破舊，回廊已接近坍塌。資料記載，1962年重修石墓亭，為仿木四柱歇山頂，并維修迴廊、整治周圍環(huán)境。如今的圣墓便是當年修繕過的模樣，而老照片展示的正是修繕前的圣墓。（圖源：鄉(xiāng)音文化）
但質(zhì)疑“唐武德中說”學(xué)者幾乎都是以唐武德年間正是穆罕默德初創(chuàng)伊斯蘭教，遭受迫害、自顧不暇的艱難時期，不可能派人向外傳教為理由。穆罕默德參照基督教和猶太教的經(jīng)典，將其中他認為阿拉伯人能夠接受的教義和阿拉伯原始宗教中的一些教義設(shè)法結(jié)合起來，于610年創(chuàng)建了伊斯蘭教?！耙了固m”一詞在阿拉伯語中原意為“順從”。穆罕默德宣稱，世界上只有一個神—— 安拉，他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和人的創(chuàng)造者，世界萬物，都是按照安拉的意志安排的。（來源：網(wǎng)絡(luò)） 商人出身的穆罕默德于610年在麥加創(chuàng)立伊斯蘭教，612年開始傳教，622年（唐武德五年）遭迫害遷徙麥地那，這是伊斯蘭教發(fā)展史的重大轉(zhuǎn)折，故伊斯蘭教歷將這一年作為紀元年。而此前麥加創(chuàng)教時，就有不少穆斯林遭迫害逃亡異鄉(xiāng)?！跋戎潞蹦略邴溂觽鹘痰谄吣辏?16年）的時候，有一百零一位回教男女因受迫害逃到非洲阿比西尼亞避難”。［4］不難想象，在穆罕默德從麥加大撤退前后，亦有其教徒搭乘商船逃到中國，“大賢四人”入華傳教實際上就是這種逃亡性質(zhì)。大凡新教的創(chuàng)立在其發(fā)源地并非一帆風(fēng)順，或磨難，或逃亡，或遷徙，或異國流播，概莫能外。這一時期伊斯蘭教的向外傳播可以看作是逃亡式的傳播。麥地那先知寺，始建于622年，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親自參與建造。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根據(jù)他的遺囑，葬于該寺其住所。哈里發(fā)瓦利德一世時期重建，將穆圣與伊斯蘭教前兩任哈里發(fā)阿布和歐麥爾的陵墓合并于先知寺。后經(jīng)多次擴建，先知寺已成為一座可容納100萬人的龐大的建筑群，占地面積1萬6千多平方米，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先知寺處于麥地那市中心，每年都有穆斯林在朝覲期間祈禱、禮拜和瞻仰先圣遺跡。（圖源：網(wǎng)絡(luò)）
622年底，穆罕默德以伊斯蘭教的共同信仰為紐帶，以遷士和輔士為中堅，創(chuàng)建伊斯蘭宗教公社——“烏瑪”(即民族、國家)。穆罕默德集政、教大權(quán)于一身，成為最高的宗教領(lǐng)袖和行政兼軍事長官；最高的立法者和最高的裁判官。這一年后定為伊斯蘭歷元年。在麥地那，穆罕默德完成了伊斯蘭教教義、制度體系的創(chuàng)建。他又以麥地那為中心，通過宣教和征戰(zhàn)，不到10年的時間，統(tǒng)一了阿拉伯半島，創(chuàng)建了世界上第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教國家政權(quán)。到了麥地那時期，伊斯蘭教開始進入迅速向外傳播的階段，海上“香料之路”是其進入中國的傳教之路。麥加城因為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誕生地而名震寰宇。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創(chuàng)立和傳播伊斯蘭教。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兵攻占麥加，把圣殿改為伊斯蘭教清真寺。麥加大清真寺是世界著名的清真大寺，占地35萬平方米，位于沙特阿拉伯麥加城中心，是伊斯蘭教第一大圣寺，世界各國穆斯林向往的地方和去麥加朝覲禮拜的圣地。據(jù)《古蘭經(jīng)》經(jīng)文啟示，在此禁止兇殺、搶劫、械斗，故又稱禁寺。每年7月為伊斯蘭教的齋戒月，數(shù)以百萬計的穆斯林信徒日前赴圣城麥加朝圣。 （圖源：網(wǎng)絡(luò)）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大賢四人”是從陸路還是海路入華？顯然，海路最為便利。廣州早在秦漢時期便有海外貿(mào)易，《漢書·地理志》就記載徐聞、合浦至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而“舟舶繼路，商使交屬”［5］則是記載三國至南北朝時，中國東南沿海港口與印度洋西部港口貿(mào)易往來的盛況。六朝時，天竺高僧拘那羅陀（真諦）應(yīng)梁武帝之請，從扶南泛海到中國，“陳永定二年（558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安、晉安（泉州）諸郡?！保?］在豐州九日山下延福寺掛錫、翻經(jīng)?！肮拧督饎偨?jīng)》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羅陀，梁普通中（520—526年），泛海來中國，途經(jīng)茲寺，因取梵文，譯證了義，傳授至今，后學(xué)賴焉?！保?］位于南安九日山的翻經(jīng)石。天嘉三年，拘那羅陀（真諦）在此翻譯《金剛經(jīng)》。北宋端拱年間(988-989年)曾會《重修延福寺碑銘》載：“古金剛經(jīng)者，天竺三藏拘那羅陀（真諦），梁普通中，泛大海來中國途經(jīng)茲寺，因取梵文，譯正了義，傳授及今，后學(xué)賴也?！鼻迩「揪湃丈椒?jīng)石條記載：“《名山記》梁普通中，僧拘那羅陀，賞翻《金剛經(jīng)》于此?！?（ 圖源：網(wǎng)絡(luò)）
這是泉州海外交通見諸文獻的最早記載，說明唐之前，泉州已辟有南海航線。足見“大賢四人”是經(jīng)海路入華。而廣州懷圣寺光塔、揚州唐墓出土的阿拉伯文背水壺、［8］泉州靈山圣墓亦能為一賢、二賢和三賢、四賢提供實物佐證。廣州懷圣寺光塔（圖源：網(wǎng)絡(luò)）1980年揚州唐墓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壺”的阿拉伯文字，瓶身文字寫的是“真主最偉大”之意。文物專家們發(fā)現(xiàn)，原來這件陶瓷水壺，是長沙窯出品專門賣往西域的陶瓷制品。（圖源：網(wǎng)絡(luò)）
值得注意的是，置于圣墓之后的元代碑刻。其阿拉伯文的譯文為：“穆斯林集體重修了這座吉祥的墳?zāi)梗伺e為贏得尊貴的真主的喜悅和豐盛的報酬，并祈求真主的憐憫和祝福，愿真主護佑他們。此二亡者在法厄福爾時代來到這個國度，據(jù)傳為有大德行者，因而死后由塵世抵達永世。人們因虔信他倆能賜福，一旦遭遇艱難，進退維谷，即前來瞻禮，默禱二者的庇佑，俱獲益平安回返。此紀念碑寫于（伊斯蘭歷）722年齋月（1322年9月）。” ［9］伊斯蘭教圣墓后面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穆斯林集體重修圣墓碑刻。（圖源：宋元郎/攝） 楊鴻勛先生認為，這些重修圣墓者并非已定居泉州的穆斯林，而是初來乍到的阿拉伯商旅，他們聽說了圣墓的故事而來瞻仰并捐資重修。碑文中的“法厄福爾”是阿拉伯語“天子”的意譯，這表明是更古老的時代，因為西方稱當時元帝為“汗”，而“大德行者”應(yīng)為漢文之“賢人”。 有學(xué)者認為，“靈山圣墓的主人，不是傳教士而是兩位唐末至宋初來泉經(jīng)商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商人”。［10］此言差矣，他們?nèi)f里迢迢、跨洋過海經(jīng)商來到泉州重修圣墓，為的是能得到“庇佑平安回返”。在穆斯林眼里，只有和先知穆罕默德同時的大賢方能“賜?！焙汀氨佑印?，同為商人的穆斯林豈有此等法力？ 圣墓的文物價值除了以上所闡述的始建于唐武德年間，還在于它開創(chuàng)了穆斯林墓蓋石的形制。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從來沒有人關(guān)注過和闡述過的歷史細節(jié)。而恰恰是這一歷史細節(jié)有力支持“唐武德中說”。 縱觀泉州已發(fā)現(xiàn)的數(shù)百方古代的伊斯蘭教墓蓋石和數(shù)百座歷代穆斯林石墓，沒有任何一方墓蓋石造型與圣墓墓蓋石那樣樸素?zé)o華，即使是年代相近的宋元時期的穆斯林墓蓋石，不論是須彌座式還是祭壇式，其裝飾華麗精美，兩者裝飾風(fēng)格迴然不同。左右兩圣墓造型古樸，除底座蓮飾外，上兩層皆無任何圖案裝飾，樸素?zé)o華。（圖源：宋元郎/攝）
宋元時期的泉州穆斯林三層須彌座式墓蓋石，與圣墓相比顯然裝飾上華麗許多。 泉州海交館藏宋元時期的泉州穆斯林六層須彌座式墓蓋石，其裝飾可謂福麗堂皇，墓主人非富即貴。 泉州海交館藏
圣墓坐北朝南，墓地中央為兩座并列的花崗巖墓蓋石。墓蓋為三層，呈階梯狀，通高60厘米。墓蓋石底下為覆蓋墓坑的石板。墓蓋頂層為券形，長1.55米。中層素面；底層長方形，長2.15米、寬1.10米，四面浮雕覆蓮瓣，左右兩邊呈半月牙形弧線，象征初創(chuàng)的伊斯蘭教如初月一般純潔。這種兩側(cè)弧線高浮雕覆蓮底座在后來穆斯林墓蓋石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圣墓的文物價值在于它開創(chuàng)了穆斯林墓蓋石的形制，其古樸獨特的覆蓮底座左右為內(nèi)弧形蘊含《古蘭經(jīng)》“以月為亮”的涵義。而崇尚蓮飾則是來自“埃及之花”的影響，也是刺桐外來宗教墓葬文化符號的共同特征。（圖源：宋元郎/攝）
盡管宋元時期的穆斯林墓蓋石出現(xiàn)多種樣式，但其基本結(jié)構(gòu)造型源自圣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穆斯林墓蓋石形制在伊斯蘭教盛行的阿拉伯國家?guī)缀跽也坏皆?，即使是世界最大的墓地、埋?00多萬人的伊拉克“和平谷”也難以找到與泉州穆斯林石墓墓葬相似的形制。就像聞名于世的“刺桐十字架”一樣，在天主教盛行的歐洲也無法找到它的原型。這正是“包含對一種文化傳統(tǒng)，或一種依然存在或已消逝的文明的獨一無二或至少是與眾不同的證明”。［11］ 在伊拉克境內(nèi)有座堪稱目前全球最大的墓地“和平谷”，一眼望不到邊際，里面長眠著500多萬名逝者。 （圖源：網(wǎng)絡(luò)）
圣墓還有另一處從未有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其墓葬擇地選址。靈山圣墓的擇地選址充滿中國早期堪輿形法派的元素。( 圖源：宋元郎/攝)
盡管歷經(jīng)千年滄桑，我們依舊可以從圣墓的坐向及其周邊環(huán)境感受到這是是中國早期堪輿形法派“藏風(fēng)得水”大布局的杰作。 今年六七月間，作者曾多次上靈山圣墓拍照勘測，后來又邀請北師大易學(xué)博士、泉州市人居環(huán)境研究會會長吳弘祿先生上靈山踏勘。據(jù)羅盤測定數(shù)據(jù)，圣墓坐向丑未兼艮坤（坐北朝南），所葬之山為獅子山，因山形類獅而得名，后因圣墓異象易名“靈山”，其東南向前方有天然風(fēng)動石“碧玉毬”，構(gòu)成“獅子戲球”的風(fēng)水格局（見圖115），即有近溪又有遠江，水流由西向東自然而圍“雙玉帶環(huán)腰”，極目遠眺，層巒疊嶂，風(fēng)光無限，堪稱“天然機妙”矣。明代泉州知府周道光《碧玉毬記》有詳盡描述。［12］清·光緒年間的靈山圣墓風(fēng)動石，極目遠眺可見古城墻墻垛、晉江及對岸遠山。與圣墓構(gòu)成極佳風(fēng)水布局。（圖源：鄉(xiāng)音文化）
圣墓前方的奇景——風(fēng)動石“碧玉毬”。（圖源：宋元郎/攝）北師大易學(xué)博士吳弘祿先生現(xiàn)場羅盤測圣墓坐向。（圖源：宋元郎/攝） 泉州喪葬堪輿習(xí)俗可追溯到西晉。著名的郭璞《葬經(jīng)》，凡葬種種，無不論及，其葬說深刻影響衣冠南渡定居泉州的中原漢人。2006年南安豐州皇冠山發(fā)掘近50座兩晉南朝墓葬，坐北朝南，皇冠山”四勢“滿足，可見先民擇地選址無不體現(xiàn)出郭璞《葬經(jīng)》所倡導(dǎo)的“山環(huán)水抱必有氣”的堪輿思想。其后隋朝移民中最著名的一支就是隋·開皇九年(589)二月隋滅陳后，陳后主陳叔寶的兒子陳鏡臺率親族和部屬南奔，在桃林場（今永春）定居，其時，中原文化在與閩越文化的融合中已經(jīng)成為主流文化，喪葬堪輿深入人心，堪輿名家輩出。南安豐州皇冠山出土的西晉太康五年（284年）墓磚，有佛像、龍紋、魚紋、鳥紋等圖案。
從靈山圣墓的堪輿布局來看，必有堪輿高人操盤點撥。圣墓后的馬蹄形擋土墻回廊亦是十分講究的做法，其風(fēng)格深刻地影響到后來的穆斯林和漢人的墓葬格局。尤為獨特的是其墓碑置于墓后的做法，據(jù)后代穆斯林的說法是“進前三宰相，退后萬人丁”。目前泉州迄今所見的古代穆斯林墓葬皆為墓碑在墓后。這一文化現(xiàn)象在中國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墓葬中沒有之一。果不其然，到了南宋，泉州已是“回半城”，進入元代，泉州更是色目人的天下。丁氏是元代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此元代墓葬為丁氏一、二、三世合葬墓。墓葬周圍為典型的馬蹄形。（圖源：宋元郎/攝）“進前三宰相，退后萬人丁“，歷代泉州穆斯林的墓葬一直沿襲自圣墓以來墓碑立于墓后的習(xí)俗。圖為圣墓東面的歷代穆斯林公墓區(qū)。（圖源：宋元郎/攝） 泉州靈山圣墓是“東方麥加”，這是作者在本世紀初所撰寫的《刺桐，一個被遺忘的夢》率先提出。泉州伊斯蘭教圣墓自古以來就是是許多東南亞國家穆斯林朝圣之地。（圖源：攝影大視界 陳起拓/ 攝)
其實，“東方麥加”的概念正是體現(xiàn)伊斯蘭教圣墓的核心價值?！皷|方麥加”證實了刺桐是伊斯蘭教通過海上貿(mào)易線路向遠東直接傳教到達最早、最東端的地區(qū)。正如泉州伊斯蘭教教內(nèi)學(xué)者黃秋潤所言：“早在公元7世紀的隋末唐初，大食、波斯等國家的商賈就航海東來泉州通商貿(mào)易”，“故泉州就被我國穆斯林公認為伊斯蘭教最早由沙特阿拉伯南部麥地那從海上東入中國傳播的發(fā)祥地之一”［14］。1991年春節(jié)，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圖考察泉州靈山圣墓。（圖源：網(wǎng)絡(luò)）
1983年伊朗專家阿里 · 薩哈瓦特在《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明史在中國》贊曰：“（泉州靈山圣墓）除了在沙特阿拉伯的麥地那城里的穆罕默德圣墓以及在伊拉克的納杰夫城里的阿里圣墓之外，要算是伊斯蘭教世界中歷史最悠久，具有最高價值的古跡了?！?/span>【編后語】本期是建議作者9組文化遺產(chǎn)中的最后一組“伊斯蘭教圣墓與清凈寺”，由于篇幅過長，鄉(xiāng)音君征得作者同意，將清凈寺安排到下期。敬請諸位看官繼續(xù)關(guān)注。以上部分段落和圖片源于戴泉明新著《天下之貨倉》，若有轉(zhuǎn)載和引用，請與鄉(xiāng)音君聯(lián)系。謝謝。
［1］明·何喬遠：〈方域志〉《閩書》卷7，第21頁。
［2］李興華：〈泉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教研究》，2010年。
［3］［9］楊鴻勛：〈試論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傳說的真實性問題〉《文物》，1986年第3期。
［4］馬天英：〈回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星島日報》（馬來西亞），1962年6月15日版。
［5］《宋書·夷蠻傳》
［6］唐代《續(xù)高僧傳·拘那羅陀傳》
［7］宋·曾會：《重修延福寺碑銘》
［8］朱江：〈伊斯蘭教東漸揚州始末〉《伊斯蘭教在中國》。
［10］楊麗蓉 莊景輝：〈泉州伊斯蘭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的考證〉《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11］《世界文化遺產(chǎn)評定標準》，世界文化遺產(chǎn)官網(wǎng)。
［12］清·道光：〈山川志·靈山〉《晉江縣志》卷4。［13］戴泉明：〈刺桐，一個被以往的夢〉《天下之貨倉》，九州出版社。（原載于2002年3月14日《泉州晚報》海外版）［14］黃秋潤：〈泉州伊斯蘭教歷史概述〉《泉州伊斯蘭教清凈寺》寺刊，2004年11月。
